在“十三五”時期，城鎮化應實現以下六個方面的轉型。
第一，從以土地為核心的城鎮化轉向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城鎮化速度最快的是土地，土地城鎮化的速度遠快于人的城鎮化。在土地城鎮化高速發展的過程中，忽視了對人的服務與保障。我國卻面臨著半市民化、半城鎮化的問題。許多人的就業在城市，而戶籍在農村，這是一種不完全的遷移。根據世界銀行的調查，我國只有20%的流動人口是家庭式遷移，剩下80%的流動人口是勞動力的遷移，這直接造成6000多萬留守兒童，5000多萬留守老人，5000多萬留守婦女，在家庭與社會層面付出巨大代價。
以后要向重視人的城鎮化轉變。新型城鎮化最重要的特點是以人為核心。對于非常嚴重的半城鎮化現象，我主張采取兩種路徑：一部分人可以通過改變戶籍實現市民化，另一部分人通過居住證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務。
我國“十三五”規劃提出了三個“一億人”目標：促進約1億農業人口落戶城鎮，改造約1億人居住的城鎮棚戶區和城中村，引導約1億人在中西部地區就近城鎮化。在這三個目標中，我覺得第三個目標非常好，是農民最歡迎的。但讓一億農業人口落戶城鎮的目標十分艱巨，因為許多農民不愿意放棄戶籍。如何使這一億人有意愿改變戶籍，如何把城市戶籍的含金量落地，這些都是在人的城鎮化過程中亟待解決的難題。
我曾經到北京做過很多調研，發現北京的農民工很糾結，即使北京放開戶籍之后他們也不能融入到北京。有很多農民工在北京工作過一段時間以后回到老家，拿出20萬元就可以買到很好的房子，然而這筆錢在北京連廁所都買不到。我們不能靠戶籍改革來把這些農民工固化在一個地方。根據我們的調查，80%的新生代的農民工只需要所在地解決基本公共服務，提供穩定的就業，并不希望改變戶籍。這種狀況下如果我們盲目進行戶改和土改，可能會導致大量的問題。一個很重要的結論是，在新型城鎮化的過程當中，要讓農民自主地選擇，根據農民的意愿推進城鎮化的制度改革。
第二，城鎮化的要素使用從低效轉向高效。城鎮化使用了五大要素：人、業、錢、地、房。其中，人、地、錢這幾種要素的使用效率非常低下。中國過去輝煌的發展成就得益于廉價勞動力和土地，但這種要素驅動的發展模式難以為繼，還有很多后遺癥。面對土地紅利和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城鎮化的要素使用必須向更高效的目標轉變。
第三，從粗放式污染型的城鎮化轉向綠色城鎮化。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了五大發展理念：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對于城鎮化而言，最為重要的就是綠色發展。中國應以綠色加特色引領新型城鎮化發展。
第四，從政府主導的城鎮化轉向市場驅動型的城鎮化。在1958年的大躍進運動中，大量的農民進城之后沒房住，也沒有辦法解決他們的就業問題，最后政府只能動員他們回到農村去。后來在文革期間，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背后的原因就是這個時期的城鎮化速度太快，沒有辦法維持。現在仍有很多違背市場規律的盲目城鎮化。我認為在城鎮化的問題上應該是應該以市場為主體。政府當然應該有所作為，起到引導作用，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要做好規劃，提供公共服務、環境保護、市場監管、社會管理等。
第五，城市集群應從分散外延型轉向集中集約型。我認為應該堅持兩條腿走路的模式：一方面發展城市群，另一方面要在城市群中間發展中小城市。我國城市體系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小城市太少，導致了嚴重的大城市病。我國20萬人口以下的城市只有4個，20萬到50萬人口的只有47個。本來城市分布應該是正金字塔，但我們國家卻不是這樣的。背后的原因是，1997年以后我國停止了縣改市。這導致從2000年到2010年，小城市從350個減少到250個，不僅沒有發展，而且還在絕對的減少。最近，發改委在溫州龍崗展開特大鎮改市的會議，會上我提出應該把特大鎮有序地改為小城市，配備城市的管理者，并對其進行正名，使得小城市重新發展起來。
最后，從滯后型的城鎮化轉向城鎮化與工業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的同步發展。同時要大力發展智慧城市，推動信息化、工業化、城鎮化的深度融合，以智慧城市來治愈大城市病。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 公眾微信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