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商扶貧在2015年剛剛拉開大幕，但這依然不妨礙其與縣域電商、農村電商、農資電商等一道成為當前電商領域最熱的詞匯之一。回想起2014年底還在討論電商扶貧是否可行，而一年后已經開始梳理電商扶貧的模式，不得不讓人有“輕舟已過萬重山”之感！但也應當看到，今天對于電商扶貧的概念與內涵理解還比較狹窄，有的甚至簡單理解為網上賣貨，理論的邊界也不清晰。就像關于當前縣域電商發展中的問題，我曾概括為“看小了，沒生態”，今天電商扶貧也面臨同樣的問題。歷史學家黃仁宇曾反復呼吁，放寬歷史的視界；而我也想呼吁，放寬電商扶貧的視野。基于當前各地電商扶貧的探索，我在思考，電商扶貧能否進一步演進到“六個成為”，在六大方面擴大探索，開啟大電商扶貧模式。
一、電商能否成為農村金融的新突破？
2015年1月20日，汪洋副總理在浙江調研農村電商，專門考察了螞蟻金服，關注到螞蟻金服在農村金融服務中所表現出的低成本與高效率，最快一筆信用貸款只需要4分鐘，而且全部在網上辦理。汪洋副總理選擇調研螞蟻金服，可以說切中了當前農村發展的一個重要痛點。2008年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作出的《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就指出，“農村金融是現代農村經濟的核心”。無論是農業的現代化還是新農村建設，目前金融依然是瓶頸，如果電商扶貧能夠從電商擴展至普遍的農村金融服務，則善莫大焉！
可以回想一下農村金融改革的歷程，讓農民享受普惠的、便捷的金融服務依然任重道遠！自金融機構商業化改革以來，各大商業銀行因為效益原因普遍撤離了農村，一般的縣城以下已經很少再看見中、工、建、交等銀行的影子了，目前縣以下主要的金融機構是農業銀行、信用社和新興的郵儲銀行。然而，以“世界最大的農民銀行”名義上市的中國農業銀行，其三農金融服務比重并不高；而目前的主力軍——農村信用社正在加速商業化股份制改造，一大批信用社正紛紛改名為農村商業銀行；郵儲銀行成立較晚，實力有限，擔當農村金融主力軍尚需時日；真正的農民金融在農村合作基金會關閉之后基本消失，各地試點的新型合作金融、社區金融等遲遲推不開。我也到基層去看一些農村合作金融的試點，聽到的情況是，一年就開兩次門，一次是放貸的時候，政府的注資和配套的入股，一開門就被農民貸完，然后就關門了；再一次是收貸的時候，這個門可能要開很多天，因為過程慢，還得好好算賬。而且，在農民缺少金融人才和管理能力的情況下，一些出發點良好、制度設計看似完美的農村合作金融最后變成了高息攬儲再放高利貸的“異形”錢莊，一遇風險，跑路頻頻。2015的以來，江浙一帶農村合作金融負責人跑路的新聞再次出現。在這樣一種情況下，農村金融的破題，顯然還需要進一步拓寬視野，由電商帶來的互聯網金融可謂恰逢其時！
從實踐看，各大電商巨頭在農村的競爭，也都不約而同地祭出了金融這一法寶，而且金融產品種類不少。比如，阿里巴巴支付寶旗下的“花唄”已經為農村淘寶合伙人開放，可以用于申請農村淘寶服務站為群眾代購的周轉金貸款，一般額度從一兩萬起步，會逐步提升到一二十萬；還有針對農民的生產與消費信用貸款業務。京東則為京東鄉村推廣員賦予了“京東白條”的貸款權力，為農民開發了“京農貸”，滿足農資購買時的信貸需求，而且與格萊珉中國在多個領域達成戰略合作意向，攜手開拓中國農村金融市場。另據報道，蘇寧也在針對農村開發金融產品；趕街、樂村淘等地方農村電商平臺也都涉足農村金融領域。
當然，從目前的總體實踐來看，各大電商巨頭的農村金融也才剛剛起步。比如，阿里在2014年為貧困地區2.02萬名經營者提供了29.73億元的小額信貸，京東、蘇寧等電商平臺的農村金融服務業務也有一定進展，但總體規模還很小，這應當作為將來電商扶貧的一個重要領域。
二、電商能否成為精準扶貧的新平臺？
精準扶貧要求到人到戶，其基礎性工作可謂量大面廣，任務十分煩雜，更重要的是還處在不斷變化之中，如果還依靠傳統的統計填報系統，那將是一個十分要命的事情，費人費工不說，其中的疏漏甚至造假將很難避免。互聯網已經發展到今天這個時代，云計算、大數據已經成熟到這個地步，如何把互聯網的終端與貧困戶接通，將其納入大數據的體系，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對于扶貧工作方式方法的根本性改變有重要意義。國務院辦公廳《關于促進農村電子商務加快發展的指導意見》就指出，“農村電子商務是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重要手段，是精準扶貧的重要載體”。如何讓這一提法變為現實，還需要進一步探索。
首先，思維上要有一個轉變。電商的業內人士都知道，大數據目前已經成為競爭的重要法寶，基于電商平臺的大數據分析可以得到許多重要的研究發現，對更為全面地分析市場現狀、客戶需求、產品結構等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一般的電商企業也都知道要舍得在這方面花錢花精力，否則可能就是閉著眼睛做生意。對扶貧工作而言，長期以來也建立了一整套的工作統計分析體系，定期進行數據分析，研判工作。那么，電商扶貧的推進，應該推進兩大數據系統的融合，具體包括，一是互相開放，可以有一個保密的約定，旨在深化研究分析；二是互相對比，把現有的數據互相結合起來，更有利于數據準確、清晰。比如，農村假貧困戶的問題，靠人工填報的扶貧數據是不好檢驗的，只能指望于實地察看、村民舉報；但是如果與電商的數據結合起來，可能會簡便些，若一個貧困戶的家庭成員竟然還在網上大量消費，其貧困的真實度就值得懷疑；如果進一步與人民銀行的信用數據比對，基本上就原形畢露了；而且電商的數據，還可以進一步健全貧困戶個人信用體系。
其次，就是培訓與投入。目前對于電商的認識普遍還比較初級，特別是在貧困地區，電商理念普及不足。迫切需要通過培訓，加強對扶貧系統的電商理念普及，學會用好互聯網工具和電商載體，把創新、開放、共享的理念落到實處，通過電商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當然，為了實現電商與扶貧的融合，一些基礎的投入還是需要的，比如要依托電商平臺加強扶貧數據的征集分析，是需要一些硬件和軟件投入的，這也需要配套調整扶貧資金的投資方向。
最后還有操作層面上的具體落實。這個問題不妨循序漸進，建議從扶貧與電商兩大數據的開放對比做起，讓扶貧工作能嘗到電商帶來的“甜頭”，讓基層的扶貧工作者愿意用起來；然后再考慮如何依托電商建立精準扶貧網上工作體系的問題，比如，農村淘寶站點能不能也做一點扶貧方面的基礎工作等。
三、電站能否成為民生工程的新載體？
在國務院《關于大力發展電子商務加快培育經濟新動力的意見》中明確指出，電子商務要成為“促進創業、穩定就業、改善民生服務的重要平臺”，目前各地對電商在創業就業方面的意義關注得多，如通過電商實現了多少青年創業、帶動了多少貧困戶就業、銷售了多少本地農產品等，而在改善民生服務方面還關注比較少，這是比較片面的，應該更全面一些。
比如，阿里巴巴提出了一個節支減貧的概念。目前農村消費市場的痛點在于，不僅假冒偽劣橫行，而且商品價格指數還高于城市，特別是在工業品方面。那么通過電商下鄉，農民不僅可以買到真東西，而且價格還便宜了，在大家電、大宗農資產品等方面表現更明顯，這種節支對減輕農民的貧困問題也是有意義的。像《電商賦能 弱鳥高飛——電商消貧報告（2015）》有一個測算，阿里平臺2014年就幫助貧困地區節支近200億元。顯然，貧困地區的企業、農戶、合作組織把電商平臺作為一個生活品、農資產品的集體采購平臺，有現實的經濟意義。如果再延伸一步，貧困地區的政府采購可不可以放到電商平臺上？節支的效果應該也很明顯。
再如，電商進村確實可以解決一些農民現實的民生問題。比如交電話費這個事情，城里人早就習慣了支付寶、微信交話費，即使不會，出門到處有營業廳、服務點，可對農村人來說還是有一定困難，如果沒有城里的親戚代繳，那就得出村進城跑一趟，時間成本尚且不論，交通成本就不低。有了電商在農村的點，家門口繳話費肯定不成問題，方便多了，這就是電商帶給農民切切實實的信息化紅利。目前電商在農村的代繳費業務已經擴展到通信、水電、購票、掛號等方面，還有進一步拓展的空間。
除此之外，農村的一些惠農補貼、社保服務也可以通過電商渠道來實現，不僅方便群眾，而且成本比較低。可以根據群眾的意愿，選擇發放到銀行的一卡通，也可以發到支付寶甚至微信里，減少不必要的現金往來。
四、電商能否成為城鄉統籌的新通路？
過去的城鄉統籌多關注于經濟社會層面，其實新的互聯網鴻溝正在演化為新的城鄉差距，用好了互聯網，可能實現農村發展的拐彎超車；反之，農村將又一次落后。第36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5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達6.68億，互聯網普及率為48.8%；其中農村網民規模1.86億，城鎮地區與農村地區的互聯網普及率分別為64.2%和30.1%，相差34.1個百分點。不僅如此，城鄉的互聯網基礎設施水平差距還很大，春節里好多人在朋友圈報怨，因為回老家信號不好，紅包都錯過了幾個億，側面就顯示了這一城鄉差距，城里開始普及4G，而一些農村還是2G，甚至沒有網。
如果能以電商為切入點，推動互聯網+三農，實現城鄉資源、人才、信息的有效對接和流通，對于未來的鄉村發展意義更為重大，可以讓農村更快地追趕城市的發展腳步，促進城鄉實現新的均等化。在這個意義上，也應該把電商扶貧作為新的基礎性工程去推進，加快城鄉互聯網發展水平的一體化。
由電商出發，還可以有效促進城鄉產業統籌。比如說，現在的產業扶貧，生產能力不成問題，而市場卻很成問題，經常遭遇“賣難”問題，迫切需要城鄉的新對接。電商就是一個便捷的工具，可以讓生產者和消費者直接見面，而由電商演化出來的農產品眾籌、生鮮產品預售等，進一步解決了信息不對稱的問題，方興未艾。比如，2014年發起的“聚土地”項目，先對農民土地進行流轉，然后通過電商平臺向市民發起預售，認購一定的份額就可以獲得一定面積土地上的所有產出，而且完全按照市民的要求去訂制農產品，再用快遞送到家；還配套開發了鄉村旅游項目，市民可以體驗當“地主”的感覺。這一項目融合了社區支持農業、電商、QQ農場游戲、鄉村旅游等多種模式，農民可以收到土地流轉、本地就業、鄉村旅游等多項收入，一推出就受到各方的關注，也給電商扶貧帶給很多啟發。
同時，電商的發展趨勢也在預示著，電商可以倒推貧困地區的產業轉型，最終轉變到“C2B”（客戶訂制）模式的理想狀態，依據客戶需要，按需生產，從根本上消除產銷不對接的問題，實現新時期的城鄉互助。
五、電商能否成為社會扶貧的新接口？
“郭美美”事件后，國家公益事業的公信力受到挑戰，與之對應的是民間公益組織迅速發展，但其中的亂象同樣觸目驚心。如何讓更多的社會力量可以更方便地參與到社會扶貧事業中來，如何讓更多的扶貧信息在新的平臺上實現資助方與被資助方的充分溝通與信任，互聯網提供了這一可能。從目前的電商主體參與扶貧，到電商為扶貧搭建新的多向接口，值得期待。
比如，現在淘寶店鋪有公益活動，愿意參與的店鋪每賣出一件寶貝就會向公益活動捐獻一定比例的善款，然后聚沙成塔，集中微小的力量去做一些公益活動；再像京東旗下的公益頻道，可以對經過認證的公益活動進行認領，發動大家捐助，內容公開，捐資去向明確；如果進一步把公益的需求和捐助意向打包成公益產品，在充分進行信息認證的情況下，讓公益項目像淘寶集市一樣可供大家選擇，愛心購買，再交由專業的公益組織去實施，最后在網上公布實施情況的相關資料，達到有圖有真相的效果，能以最低的成本增進公益的可信任度與參與度。
而作為廣義的電商，公益眾籌也值得探索。我們會經常感嘆，好山好水好東西，一方面在貧困地區就是賣不上價；另一方面，城市人想吃吃不上。如何讓貧困地區那些區域性的特色農產品與城市的消費者對接上，除過電商這個載體之外，還需要好的活動形式，眾籌就是一個便捷的辦法。通過對貧困地區某一農產品的打包上線，然后讓眾多消費者通過眾籌的方式購買，無論對消費者還是生產者都能降低成本。像淘寶平臺上發起過的“掌上名豬”網上預售活動就很有示范意義。
六、電商能否成為供給側改革的新動力？
什么是供給側改革?一言以蔽之，就是政府不能再像過去，一味在刺激需求上下功夫，而是要反思有效供給不足的問題，以新供給催生新需求，既不做大包大攬的“凱恩斯”主義者，也不做任由市場競爭的自由主義者，重點在制度創新、降低成本、完善基礎設施、推動生產要素價格合理化、釋放人才活力等方面下功夫。那么當前的電商扶貧探索，恰恰也印證了供給側改革的理念。通過政府的“營造漁場”，釋放貧困地區的“新供給”，讓平臺、人才、企業等各方力量在農村電商的廣袤空間里“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對于推動整個貧困地區的改革發展也具有重要意義。當前電商扶貧需要政府在以下方面重點推進供給側改革：
首先，要加大農村電商政策的有效供給，在出臺電商發展整體意見的基礎上，根據試點情況，及時出臺電商扶貧發展規劃和相關配套政策，形成完善政策體系。
其次，加大電商服務的有效供給，高度重視電商服務業發展，重點解決人才培訓、網店裝修、專業美工、客服運營、市場推廣、數據分析等電商服務的供給不足問題。
第三，高度重視解決電商發展的短板制約問題，把目前表現突出的寬帶未普及，網速不快而收費不低；物流還不發達，運不了，送不到，收費高，時效差；缺乏電商要素集中承載地，電商孵化中心建設滯后，配套的加工、包裝、倉儲設施不到位等問題，集中精力加以解決。
第四，切實加快農業轉型升級，加速推進農業物聯網、大數據發展，大力發展智慧農業、精準農業，實現農產品質量可追溯，數據可共享，滿足消費者對質量與安全的要求，適應電商對農產品加速標準化、品牌化的要求。
（本文為《電商消貧》一書的約稿，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七日修訂成稿，題目有變動）
作者簡介：魏延安，共青團陜西省委農村青年工作部部長，《電商參考》專欄作家，三農學者，農村電商專家，著有《農村電商——互聯網+三農案例與模式》等書。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電商參考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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