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村落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文化，具備了民族文化的本源性和傳承性。村落文化至少包括以下七個方面的內容：1.建筑營造與堪輿規劃；2.生產生活與經濟模式；3.文化教育與道德教化；4.宗法禮制與村落治理；5.民族民俗與宗教信仰；6.民間藝術與手工技能；7.生存空間與資源環境。目前村落文化研究主要集中于村落經濟，且多為個案研究。我們認為，需要從宏觀的角度、有計劃有目的、分區域和民族，對村落文化進行整體性地考量，并著重于村落中的活態文化研究。
一、村落的存在形式，自人類的農業文明產生以來就出現了。費孝通從社會群體及社會關系入手來看待村落，他指出，村落是一個由各種形式的社會活動組成的群體，而且是一個為人們所公認的事實上的社會單位。韓明漠從地理生態環境方面對村落進行定義，認為村落指的是農民具體聚居的地方，包括了與農民生產、生活相關聯的大面積的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這些以學科學術視野所界定的“村落”定義，當然有其合理性，但是我們更需要從文化的角度來看待它。實際上，“村落是由古代先民在農耕文明進程中，在族群部落的基礎模式上，進而因聚族而居的生產生活所需而建造的、具有相當規模、相對穩定的基本社會單元”。中國村落是中華民族先民由采集與漁獵的游弋生存生活方式，進化到農耕文明定居生存生活方式的重要標志；是各民族在歷史演變中，由“聚族而居”這一基本族群聚居模式發展起來的相對穩定的社會單元；是中國農村廣闊地域上和歷史漸變中一種實際存在的、歷史最為悠久的時空坐落。
對于中國村落進行研究的序幕，由一位美國傳教士明恩溥開啟。19世紀末，明恩溥根據自己在中國的生活經歷，寫成了《中國鄉村生活》一書。明恩溥的目光既有一種審視，也帶有一種感情。不過，這部著作中一些對于農村生活的誤解和歪曲也遭受了一些詬病。最重要的是，書中的取材來自于山東部分地區，因此，盡管書名為《中國鄉村生活》，但實際上只是中國北方部分地區的鄉村生活。而且，明恩溥的關于中國鄉村生活的描述，只是一種個人的體驗，并未上升到理論研究的高度。但是不管怎么說，自此開始，中國村落文化開始進入了西方人類學、社會學學者的研究視野。凱恩、狄特摩爾、白克令、卜凱、甘布爾、蘭姆森、布朗等一系列的西方學者，都以社會學的調查方法和歐美社會研究的范式，對中國村落展開了不同程度的研究。
其中，美國學者葛學溥的研究在近些年來在中國得到了關注。葛學溥首次提出了對中國各地鄉村社區分別進行調查研究的計劃。他認為，應當在幾個大的文化區域內，按照器物、職業、社會組織以及態度和理想標準，選擇有代表性的村、鎮或市作為精密的考察單位，從而認清中國社會的現狀和發展走向。在具體研究上，可以將村落社區研究分靜態和動態兩類，靜態研究用于描述村落組織的結構與功能，動態研究則用于分析村落的變遷趨勢。1925年，葛學溥在美國出版了英文專著《華南的鄉村生活：廣東鳳凰村的家族主義社會學研究》。在書中，華南地區鳳凰村的族群關系、經濟生活、村落政治、婚姻家庭、教育、藝術、娛樂、宗教信仰等，都得到了較為全面的展示。
這些西方學者的研究，直接催生了中國本土學者對于中國村落研究的熱情，包括梁漱溟、吳文藻、林耀華、費孝通、楊懋春、楊慶堃、許烺光等。其中，影響深遠的著作當屬費孝通的《江村經濟》。這本重要的著作通過對江蘇一個叫開弦弓村的農村社區的社會結構及其運作的描述，勾畫出了一個由各相關的要素系統有機配合起來的村落整體，一直被認為視為小型社區窺視中國社會的實驗性范例。在英國留學的時候，費孝通受教于馬林諾夫斯基門下，《江村經濟》一書所展示的基本研究方法也來源于馬林諾夫斯基。馬林諾夫斯基將社會系統理解為一個包括了生物、社會以及符號三個層次的文化系統，這一系統通過各種社會文化功能的整合形成為一個整體。他說：“文化是一個組織嚴密的體系，同時可以分成基本的兩方面，器物和風俗，由此可進而再分成較細的部分或單位?！辟M孝通把物質文化、人類行為及信仰理念放在“文化事實”中作整體考察，并展示了它們之間的互動關系。但是，除此之外，費孝通也在不斷地修正著馬林諾夫斯基的理論。1981年以后，費孝通又重新到江村連續作了幾次調查，江村研究窮盡了他一生的心血。正如馬林諾夫斯基所指出的那樣，對于江村的研究，“讓我們注意的并不是一個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個最偉大的國家”。費孝通的這種對于中國農村進行個案考察的研究方法，被后來的許多學者奉為中國村落文化研究的圭臬。
不僅如此，許多學者的名字也與他們所研究的村落聯系在一起。除了費孝通的江村以外，還有楊慶堃的鷺江村，林耀華的黃村，黃樹民的林村，楊懋春的臺頭村，周大鳴的鳳凰村（盡管鳳凰村的研究由葛學溥開創，但真正使其在中國學術界揚名的是周大鳴，他不僅翻譯了葛學溥的著作，也出版了自己的研究成果《鳳凰村的變遷：<華南的鄉村生活>追蹤研究》），等等。直到今天，這種對村落進行個案研究的方法，仍然具有比較強大的學術市場。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閻云翔的兩本專著《禮物的流動——一個中國村莊的互惠則與社會網絡》和《私人生活的變革：一個中國村莊里的愛情、家庭與親密關》，就是對東北的下岬村進行研究的成果。不過，他的研究視野從費孝通等學者關注的公共領域如社會關系、家庭財產等方面，轉向至村落中個體的私人世界。就村落的個案研究而言，研究者的視角已經從宏觀轉向微觀。
近些年村落研究的另一個顯著變化就是，學者已經開始從單個的村落研究轉變為若干個或者某一區域村落群的研究。黃宗智習慣于對不同地區的村落群進行考察，包括華北地區和長江三角洲地區，分別有《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和《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兩書問世。前者以日本侵華時期“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在華北平原33個自然村實地調查所獲得的資料為研究對象進行分析，探討了基層村落與國家之間的關系。黃宗智“試圖把滿鐵資料所顯示的一些本世紀的社會經濟變化趨勢追溯到清代前期，而對近數百年來華北農村的演變型式提出一些初步看法”。在后一本書中，黃宗智“旨在探討長江三角洲農民糊口農業長期延續的過程和原因，及其變化的過程和原因”。另外一個對村落群體的研究卓有成效的美國學者是李懷印。在《華北村治》一書中，李懷印利用河北省獲鹿縣的歷史檔案，探討了19世紀晚期以及20世紀早期中國的鄉村治理，細致地描述了村民們在治理村社及與國家打交道時的日常實踐。而另一本著作《鄉村中國紀事：集體化和改革的微觀歷史》，則重點考察了位于長江下游江蘇中部里下河地區“秦村”的歷史變遷，意圖從微觀史的角度探究在集體化和改革時期中國鄉村的社會經濟變化，尤其是從中所折射的中國農民在不同制度設置下的動機和行為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其他類似的著作近年來也出現不少。
不過，對于一個地區的村落群的研究，與對單個的村落進行研究一樣，實際上仍然屬于碎片化的個案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個案研究能夠將一個小范圍的村落考察得非常全面而深入，不過，在村落的選擇上，則需要有一定的典型性。如何選擇一個村落進行研究？從以往的這些經典研究來看，實際上都帶有很大的偶然性。在對江村進行研究前，費孝通的研究計劃本來是“花籃瑤社會組織”，為此他在進行廣西大瑤山進行了考察，并在那里失去了自己的妻子。養傷期間接受了姐姐的建議，在吳江縣廟港鄉開弦弓村調查了一個月。正如他所說，本書是“由一聯串的客觀的偶然因素促成的”。其他的幾位寫出了經典研究專著的學者，都以自己出生的村落為研究個案。楊懋春之所以選擇臺頭村作為研究對象，是因為他“在那里出生并在那里長大，高中以前一直生活在那里”。林耀華研究黃村，是因為這正是他“青少年時期耳濡目染的一切”，是他“生于斯長于斯的地方”。許烺光對于云南村落西鎮的研究，也與他當時在云南任教時的經歷不無關系。諸如此類的調查研究成果，都差不多有類似的“偶然”寓于研究者個人生活閱歷與文化記憶之“必然”的情況，似乎并非是出于對于某些村落有計劃進行系統研究的結果。葛學溥所的那種對各地村落社區分別進行調查研究的設想，并未在學人中實行。上述這種偶然性的個案研究的缺陷就在于，盡管其出發點都在于以小見大，力圖通過對一個村落的描述來展示出整個中國農村的情況，但實際上就中國村落的復雜性多樣性而言，往往很難達到預期的效果。雖然有的個案具有某一學術視角的典型性，但從文化多樣性、多層次、多方面性而言，單方面研究的個案是無法滿足或代表作為文化類型或整體的中國村落文化研究的。照搬西方人類學社會學的模式來研究一個具有7000年以上農耕文明歷史的中國的傳統村落文化，顯然是并不適宜的。所以，江村中所反映的社會狀況，就只能在江蘇一帶的村落中存在；黃村中所反映的情況，也大多數只能從福建等地的村落中找到相類似的實例。正如馬若孟展開對河北省順義鄉沙井村、欒縣寺北柴村、山東省歷城縣冷水溝村和恩縣后夏寨村等四個村莊的研究時所指出的那樣：“對中國農業的整體研究將會是復雜棘手的。中國遼闊的面積和多樣性使我們在使這個國家其他地區的農業理論化時必須小心謹慎?！?/span>
少數的學者希望能夠更深入地進行研究，將其從某一個或少數村落中所發現的規律推廣到更為廣闊的中國農村。主張在集市的范圍內研究中國的村莊的美國學者施堅雅就是如此。通過對傳統中國村落社會的考察，施堅雅以農村集市為中心，認為理想的市場區域為圓形，但是由于受到周邊市場區域被擠壓并且無重疊和空隙，“大量的集鎮都正好有6個相鄰的集鎮，因而有一個六邊形的市場區域，盡管這個市場區域受到地形地貌的扭曲?！彼麑τ谥袊鴤鹘y村落社會中的市場和社會結構的這一描述，被稱為“施堅雅模式”。在施堅雅看來，把注意力集中于自然村落對中國鄉村社會的研究的方法，實際上歪曲了農村社會結構的實際。這一理論直接啟發了楊懋春。在《一個中國村莊：山東臺頭》中，楊懋春指出：“研究鄉村社會生活的一個有效途徑是以初級群體中個體之間的相互關系為起點，然后擴展到次級群體中初級群體之間的相互關系，最后擴展到一個大地區中次級群體之間的相互關系。選擇這一途徑主要考慮到，每個地區的生活必須以整體方式而不是以分散的片段的方式來敘述?！币约彝ブ袀€體之間的相互關系為起點，楊懋春描繪出一個村落社區的整體的畫面，由此認為農民日常生活的空間是超越村莊的集市。這一結論符合施堅雅的研究。但是，另外一些學者則站在不同的角度對施堅雅的這一理論進行了重新審視。毛丹指出，既然家庭是社會的基本單元，那么村落就是鄉村社會成員的基本聚落單元；換而言之，村落應該是農民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基本活動范圍，具有自然的生態組織和社區組織的雙重性質。在施堅雅所謂位于遠離網絡中心點的那些偏遠村落所承擔的任務主要在于在于保障村落成員的利益，并不一定總是具有集市的功能。
二、當代一些學者試圖從村落的人群的信息共享的角度來給村落文化進行學術界定。例如，李銀河指出：“所謂村落文化是相對于都市文化而言的，它指的是以信息共有為其主要特征的一小群人所擁有的文化?！睋碛泄餐男畔①Y源，實際上是從人際關系的角度來看的。我們認為：“村落文化具有聚族群體性、血緣延續性的特質;承載了中國久遠悠長的文明歷史，因而極具民族文化的本源性和傳承性；村落成員的生產生活以及與之相關的有形或無形的文化形態，從表面化一般形式的呈現，到隱性化深層次的內在文化結構與內涵，代表著中國歷史的文化傳統，體現著“社會人”由單一個體到家庭家族，進而到氏族，最后歸屬于民族范疇，再直接引申到“國家”概念的文化層面的全部涵義。”村落中最為濃厚的家族觀念、宗族觀念，使得村落文化具有一個極為牢固的內在結構與外在形態。林耀華在其所著的宗族村落調查的成果《義序的宗族研究》中，以鄉村社區的宗族為基礎，探討了宗族社會的組織及其社會功能、宗族與家庭的結構、以及親屬關系的系統與作用。
早期的其他村落研究者顯然都注意到了這一問題，包括胡先縉、陳翰笙、魏特夫、德·格魯特、奧爾加·蘭、劉興唐等。杜贊奇在《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中，談到傳統村落中維系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兩個重要的精神性的存在，其中的一個就是宗族，指出宗族成為“權力的文化網絡”中的一種典型制度。在一些學者的眼中，宗族制度是一個落后的制度，持有此種觀點的還包括馬克斯·韋伯。村松裕次認為，導致中國的社會落后的根本性原因就藏在宗族、村落這些“習慣性和自律性的秩序”之中。同樣的一些偏見也存在于其他學者的研究中，例如，福武直通過在華中農村的調查認為，宗祠、族譜、家譜、族產等在農村中“非常稀少，與農民幾乎無關”；祠堂、宗祠是城鎮中的富人的所有物，而義莊也都位于城鎮。即使不考慮到民族情感因素，這些研究成果也非常地不能讓人信服。相對而言，井上徹的著作顯示了一位學者對于中國社會中的宗族形式的公正看法。在《中國的宗族與國家禮制》中，井上徹在繼承了前輩學者的方法及結論的基礎上，對中國宗族與國家禮制的關系作了“由宋至清”的長時段論述，對于后來者的繼續探索提供了一個合理的方向，“能為構建一個完整的中國宗族制度史的研究框架提供有益經驗”。
以中國宗族研究而著名英國學者弗里德曼，提出了很多重要學術觀點，如南方的稻作農業、水利工程、地方自保、“邊陲說”等。在《中國東南的宗族組織》一書中，弗里德曼以一種整體構想的形式，試圖構建起一個東南村落中的宗族模式。弗里德曼指出，一個宗族中哪怕只有少數讀書人和官員，也能為整個宗族帶來聲望和權力，該宗族中地位低下的成員也一樣可以享受這種無形資產帶來的好處，“大池中的小魚其處境肯定比小池中的小魚的處境要好得多?！边@是傳統宗族社會能夠維系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隨著宗族成員數量的增加，宗族內部總是在不斷分化。弗里德曼的學術雄心不僅僅停留于揭示出更多的令人感興趣的事實，“更在于得出一些關于福建和廣東形成形成社會性質的普遍性結論”。在后來的《中國的宗族與社會》中，弗里德曼遵循著《中國東南的宗族組織》一書所提出的框架，展示了一個更為廣闊的中國漢人社會的宗族制度。如果說，在對于東南地區的宗族研究還局限于海外華人和文獻檔案的話，而在《中國的宗族與社會》一書中，則將視野轉向了田野觀察。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速，中國村落文化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村落文化之間的比較研究也進入到了學術視野。在這方面，許烺光已經提供了一些研究的范例。許烺光將中國、美國和印度之間關于宗族、種姓與社團方面的差異進行了比較。之所以這三者能夠進行比較，是因為它們都處于家庭與國家之間廣闊的中間地帶。中國村落文化中獨特的宗族觀念，首次被置于一個世界文明的視野之中來考察。
作為凝結村落宗族成員之間血緣關系的重要物質載體的族譜，也得到了學者們的重視。但是，通過考察，弗里德德曼注意到，一般族人最關心的是有沒有族譜和自己上沒上族譜，而不是族譜上寫了什么或者怎么寫的。族譜充其量只是宗族的“憲章”。這一見解無疑是有深度的。此外，羅香林、柳詒征、袁貽瑾、劉翠溶、常建華、武新立等學者對于族譜的研究，也產生了許多重要成果，——這一研究人員的名單還可以不斷地加以補充。一些學者指出，族譜不僅僅是村落社區歷史文化的重要載體，更是村落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族譜在村落文化中的影響由此可見。當然，宗族日常生活的組織和運轉，并不需要經常用到族譜，而更倚重既定的世系規則與共同的經濟利益。倒是那些幾十年舉辦一次的族譜編撰活動，倒更能體現出族譜在宗族生活中的意義。
族譜的編撰總是以男性為中心的，但是，在村落社會關系網絡中，這種以男性血緣為中心的族親關系，是不是比以女性血緣為中心的姻親關系更為牢固？閻云翔的研究顯示了不同的看法。通過分析記載禮物交換的禮單所記錄的人際關系模式，閻云翔發現，在村落內部，姻親比族親更為緊密。雷潔瓊認為，直到20世紀90年代，家庭的血統關系才開始從以往父親對子女的單向控制變成父母對子女的雙向控制。這些研究實際上涉及到了性別在村落文化中的作用及其地位。任青云等通過對中原農村“男工女耕”的現象的考察認為，農村婦女在性別角色模式下，自主意識得到強化，獲得了獨立生存能力和形成獨立的人格。朱愛嵐在1986-1990年對山東省三個村落的田野調查的基礎上，關注了社會性別在農村社會生活中的位置及其在當代的轉變過程，同時也考察了中國農村的權力關系。朱愛嵐系統分析了各個社區對改革作出的迥然不同反應，指出：“盡管戶與戶之間的日常關系一般由婦女來管理，但戶與戶之間的關系本質上卻是根據親屬關系和相關男性的相對輩分來定格的，在單一家族的社區尤其如此?！?/span>
由此可見，村落文化中維系人際關系的錯綜復雜性，任何一種觀點、任何一種簡要模式都不能完全涵蓋中國村落中的所有關系網。杜贊奇認為，20世紀國家政權的滲透也極大地改變了宗族在文化網絡中的作用，諸如市場、宗族、宗教等組織以及庇護人與被庇護者、親戚、地鄰之間的非正式相互關系網等，都起到了維系村落成員之間關系的作用。在改革開放以來將近四十年的時間里，宗族觀念在一些村落中逐漸淡化。王滬寧等人的研究指出，村落文化的基質（如血緣性、聚居性、封閉性、等級性等）與現代社會有著不相適應的因素，因此，村落家族文化的消解是歷史趨勢。在《基層政權：鄉村制度諸問題》一書中，張靜展示了問題的更為復雜的方面：基層權威道德的、管轄的合法性在逐漸下降，其離間社會和國家之聯系的作用越來越明顯。但村落社會的復雜性表明這種現象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王銘銘以福建的美法村為例指出，近些年來，村落居民對自己的歷史和認同的追求，導致舊的“族權”逐步回到地方政治舞臺并扮演重要角色。在這個基礎上，王銘銘提出了村落的地方性和社會的超越性問題。
三、由此可見，目前中國村落文化研究，主要集中于兩個大的方面：一是村落經濟，二是村落成員之間的人際關系。在研究方法上，則普遍以人類學、社會學的視角進行切入。正如那些具有開創之功的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所反映出來的那樣，中國村落文化研究的基礎是人類學，人類學的一個最為重要研究方法是田野考察，這與傳統的知識分子沉浸于書齋進行研究的做法完全不同。在所有的人類學家中，除了極少數的學者如英國的弗雷澤完全依賴于文獻資料做研究之外，很少有學者不做田野調查的。對于中國村落文化相關的研究，近代中國出現的幾個流派，也無不是以田野考察采集數據為主。其中，華南地區的學者以新式的進化論、傳播論和歷史學派的綜合框架為主要內容，注重族群文化區域類型的田野考察。華北地區的學者則結合社會學和人類學，偏向于對村落中以“社區”概念為核心的社會組織的考察。
總體來說，我們認為，當代村落文化研究，至少會出現兩個大的趨勢。
第一，從宏觀的角度、有計劃有目的、分區域和民族，對村落文化進行整體性地考量。對于具有典型性的村落進行個案考察，仍然有著持續的生命力。隨著研究視野的擴展，還將會不斷地有新的研究價值的村落進入學術視野。但是，這種個案研究的計劃性、組織性會逐漸加強，它將區別于早期前輩學人那種偶然性的考察。一些基金對于中國村落文化研究提供的支持，都具有較強的針對性，或者是針對某一個村落，或者是針對村落中的某一個文化現象，這些大大增強了該領域專家們的研究范圍和深度。根據王秋桂和丁荷生在2009年的統計，僅僅是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對于中國村落文化研究提供的資助，就不下十五項，包括從遼寧到云南十三個省份的地方戲與儀式研究，贛南、閩西和粵北的客家村落的宗族、經濟與文化研究，廣西的壯族地方宗教研究，珠江三角洲研究，莆田的水利與地方社會研究，華北水利與社會組織研究，晉南迎神賽社研究，湖南中部有關道教和地方社會研究，華北村落秘密宗教研究，北京寺廟研究，徽州版刻與宗族及地方社會研究等。這些研究顯示了村落文化研究內容的寬廣性，而且在研究方法上都采取跨學科、史料與田野考察相結合來進行。
但是，目前最重要的還在于對中國村落文化進行整體上的考量，即分區域、分民族對村落文化進行研究。這與上文提到的村落群的研究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也有很大區別。歸根結底，村落群的研究仍然屬于個案研究，只不過是一個規模更大的村落而已。而我們所說的對村落展開區域性、民族性的研究，是從一個宏觀的角度來進行的，旨在將中國村落文化視為國家歷史文化和民族文化的文化標本，通過大量的數據分析，深入探究，將村落文化進行類型化。這樣可以達到兩個方面的要求，一是得出村落文化的同質性、規律性，二是得出村落文化的特質性、差異性。前者可以讓我們明白，中國村落文化之所以為中國村落文化，其特別之處在哪里，它傳承數千年，其背后的支撐是什么；后者則可以使我們懂得，中國村落文化之所以呈現出異彩紛呈的面貌，是由什么樣的原因產生的。
村落文化的復雜性顯示，僅用其中一種或幾種研究方法，根本無法達到研究所要求的目標。因此，在研究方法上，應該更加多樣化。最主要的，在學科分工高度碎片化的當代高等院校，應該“突破傳統的單一學科，引入新興的歷史人類學、文化人類學、民俗學所倡導的田野考察方式，并借助和整合歷史學、文化學、民族學、宗教學、建筑學、經濟學、商貿學、法學、藝術學、環境學等多學科交叉研究為優勢、多視角介入中國傳統村落文化的研究”。村落文化研究不是某一個傳統學科的研究的專利，它需要對多個學科進行整合。傅衣凌、梁方仲、顧頡剛、容肇祖、鐘敬文、楊成志、江應梁、陳序經等老一輩學者直到鄭振滿、鄭銳達等新一輩學者，不帶任何的學科偏見，為我們開創了很好的先例。當前的學術界并未將中國村落文化研究集結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加以體系化，也沒有把學科集結與專題研究有機地聯系起來。在同類研究課題之間，缺少相互溝通的有效性。同時，在體系構筑和課題設置上，更是缺乏體系性，因而很難產生規模效應。因此我們認為，對中國村落文化進行學科體系的構建，顯得尤其重要。
第二，從文化學的視角對中國村落文化進行研究。正如上文所描述的那樣，這些成果大部分采用社會學的研究模式，著眼于村落經濟和村落的人際關系。按照濱島敦俊的歸納，日本學者有關中國明清社會經濟史的研究，幾乎都集中于以農民及農村社會。換而言之，日本學者有關中國明清村落文化的研究，都是關于村落經濟的。盡管在大多數村落個案的研究中，也會提及到當地村民的精神生活部分，但是都微不足道。例如，在《一個中國村莊——山東臺頭》中，楊懋春描寫了一個家庭祭祀祖先及其他神靈的活動，但全書的重心顯然仍然是經濟生活。村落中的經濟只是村落文化中的一個部分，——當然也是極其重要的一部分。正如弗里德曼指出的那樣，在分析村落內的社會集群之前，必須考察社會生活在其中運作的一般經濟構架，“它使財富不同程度地在村落社會中不同的小區域聚集起來，而且為個人和家庭提供某種機會”。但是，以經濟為中心來研究村落文化，遠遠達不到村落文化研究的要求，我們亟需從文化本身的視角來看待村落文化。按照對于“文化”一詞的廣義的理解，它應該是人類所創造的一切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可以說，村落中的一切相關文化，都是在村落生活的人們所創造的，都是村落文化的一部分。對村落中的文化進行展開研究，就是村落文化研究。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村落文化研究至少包括以下七個方面的內容：1.建筑營造與堪輿規劃；2.生產生活與經濟模式；3.文化教育與道德教化；4.宗法禮制與村落治理；5.民族民俗與宗教信仰；6.民間藝術與手工技能；7.生存空間與資源環境。
從當前的學術成果來看，村落文化所涵蓋的大多數內容，尚未得到更有效地研究。舉例來說，出于旅游經濟的發展，目前對于村落民居建筑的研究方興未艾。然而，絕大多數研究都著眼于建筑物本身的形態、布局，而村落建筑中所生活的人及其精神生活，卻并不被重視。對于村落建筑的研究，一個最大的效果就是可以直接帶來旅游性收入。與此相對應的，部分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相關聯的內容也出現了研究熱潮，例如各種類型的民間藝術、風俗節日等。不過，這些研究也大都沒有深入展開，所有的研究成果，基本上也都達不到如同經濟研究在村落文化研究中那樣的高度。
傳統的村落經濟、村落內部的人際關系等問題的研究，當然仍是一個重要的方面，但是村落文化中的其他方面也應該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人與人之間除了經濟關系，還有其他更重要的方方面面。我們認為，村落文化中的活態文化，即村落中所保留的民族文化精神，應該被學術界重視起來。這種民族文化中精神性的部分，包括作為中國傳統社會制度文化具有普世價值和踐行意義的“村禮”、“族禮”、“家禮”，文化教育與道德教化及其關系，文化傳承與文化傳播（含宗教文化的傳播），民俗與原住民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婚喪、喜慶、信仰、風俗以及與之相關的生產活動之間精神與物質的互為影響關系，等等，一系列內容，都是村落文化中活態文化的部分。它們關系到村落中的人如何生活以及文化如何被創造并傳承的，始終隨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當前，我國正處在各項建設迅速發展的時期，加強傳統傳統文化建設，不僅具有文化資料整合與積累的學術意義，更是具有很強的現實價值。中國村落文化研究是一個充滿艱巨性、挑戰性，同時又富有戰略性、前沿性的學術研究項目。
作者：胡彬彬，中南大學二級教授、中國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吳燦，中國村落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生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文化法研究中心會議資料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