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比起梁漱溟和國民黨鄉建，延安經驗到底新在哪里？
摘要:延安崇尚的實事求“是”，意味著既然尊重革命的歷史現實，一切從實際出發，又要改造自然，不能將現實本質化和“自然”化；既重視群眾的經濟合作，更重視對群眾的政治引導，這才是真正的“組織起來”。在這種新型的合作組織中，在制度內外，如何有效地處理了公與私，個人與集體、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關系，如何讓個人致富并帶動他人致富，這樣的共同體就是中國歷史上沒有的“新社會”，這樣的農村就是一個希望的空間，這樣的農民就是中國歷史從來沒有過的“新人”，這樣的新人才是從中國革命內部誕生的真實的主體。
“細膩革命”：革命無“小事”，掃地挑水正是大事
1936年前后，是毛澤東思想逐漸成熟的時期。促成毛澤東思想的成熟，首先歸功于革命者在實踐中對中國農村的重新發現與理解，紅軍由此養成了每到一地，先做調查的學習態度和工作作風。實地調查，是現代治理的起點，從中我們或許可以看出毛澤東領導的農村調查與此前鄉村研究派的差異。毛澤東在其十余次的農村調查中，每一次都有對前一次調查的深化和超越[1]。土地和人口調查讓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逐漸觸摸到了中國的地方性，并能在世界格局中認識中國，這促成了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當代”意識的誕生，即如何正確改造世界。1936年，當斯諾問毛澤東蘇聯對中國革命有何影響時，毛澤東已經能夠明確回答“革命不能輸入”。在他看來，革命須立足本土的歷史條件，從實踐中生成。這也并不意味著革命必須因循頑固的中國傳統或“地方性”，“革命”不能輸入，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卻必須輸入，由此看出他對共產主義普遍性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的辨證理解，這種辯證活動不僅指普遍性對具體性的提升，還意味著革命如何由普遍性抽象出具體性，為二十世紀的當代世界創造出新的普遍性。
革命不能輸入，意味著革命總是要發明和創造它自身的形式，以道成肉身。在漫長的19世紀以來的現代中國道路中，歷次革命的幽靈都試圖尋找到自己的肉身以復活。1938年前后的一系列文章和演講中，毛澤東反復地提出中國革命的“民族形式”問題，在實踐哲學的意義上開始尋找并創造革命的前提。這樣看來，“延安文藝座談會”上對民族形式的強調，就不再是一個文藝學問題，而是一套政治哲學。它不僅強調了文藝的政治性，更提出了革命的“文藝性”，即通過尋找革命的“文學性”來把握革命的豐富性和政治的主體性。因此1938年，毛澤東同時強調了研究的重要：要“了解中國是什么東西”，也就必須調查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要求黨史研究者要重點研究中國問題，不能“言必稱希臘”。“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如果說“中國作風”強調了革命的中國性，而“中國氣派”則又在尋求更高的普遍性的胸襟和格調。
探索中國革命的“民族形式”，首先必須回答中國的鄉村問題。中國革命要想成功，“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從鄉村起步的延安道路，不僅要超越經典馬克思主義對“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論斷；還要克服俄國十月革命對鄉村的處理方式；并回答中國前幾代知識分子的難題。應該說，面對晚清以來中國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喚起民眾”，重視鄉村的組織，這是明清以來有識之士的共識。20世紀20年代起，從孫中山到梁漱溟，中國的知識分子一直都在試圖“到民間去”，也出現過轟轟烈烈的以造“新民”為目的的平民教育運動。無論梁漱溟還是晏陽初，他們都意識到中國問題的解決，鄉村是關鍵。梁漱溟發現歷代變革之所以失敗，皆因未能觸動鄉村之根，他看到了預見到中國文化在現代性進程中的特殊意義，以及文化對重建道德，振興國力的重要性，因此他的鄉村建設最重視培養人的精神。在重視對鄉村社會的組織；關注人心；自下而上的社會改革等方面，明清以來的諸種鄉村治理理念不可謂不進步。但中國鄉村依然沒有擺脫郡縣式微，鄉村瓦解的命運，不論是政府主導的“官治”，還是倡導地方精英的“民治”，都沒有成功，甚至事與愿違，走向反面。梁漱溟曾這樣反省自己的鄉村自治運動：知識分子一腔熱血下到農村，可是“農民并不歡迎鄉建工作，頂多是不反感”，結果就是“我們動，農民不動”。后來感慨鄉建之難，難就難在抓不住農民的“心”。顯然，明清鄉村共同體敗落，梁漱溟認為這個傳統中國依然沒有分裂，顯然過于樂觀，社會結構已經斷裂，出現不了他所謂的“職業分途”的社會流動。農民和管理精英；農民和外來者之間有著魯迅曾深為扼腕的“隔膜”，而這必然導致國民黨鄉村現代化建設的失敗。梁漱溟也陷入了兩難：通過科學和文化拯救鄉村，但沒有觸動鄉村社會的根本結構，其“文化”理念看似獨特，卻又很模糊，因此無法產生出現代“共同文化”；組織上試圖繞過“正規化”的村政權，但又因缺乏鄉村領導權最終又不得不事事依附政權。延安道路就是探索如何在“官治”和“民治”之外，走出一條用文化和政治治理鄉村的“黨治”之路，如何發明一種既尊重中國村社傳統，將其改造為新的社會形式，如何創造一種既克服了現代官僚威權治理，又超越宗族、區域（村際）等地方共同體之上的新型共同體，這是中國革命的首要任務。延安鄉村革命的成功，恰恰是在政黨政權領導下，結合民族戰爭的實際條件，通過發明了新民主主義這一“延安形式”，將農民等各階層成功動員了起來，創造了一種普遍性政治共同體。梁漱溟服膺毛澤東，因為他看到共產黨的農村革命透出了“人心”。
延安時期曾有一出很流行的歌劇《紅布條》（蘇一平編劇），為過路的八路軍找住房的部隊事務員作風生硬，他覺得八路軍為百姓打仗，老百姓為他們騰房子住一宿天經地義。自尊而又心胸比較狹窄的房東老大娘一氣之下，在窯門頂掛上紅布條（表示內有產婦），不讓八路軍住進去。善于團結群眾的班長帶領戰士，進院子就給老大娘掃地、挑水，消除了大娘的疑慮。終于取下了窯頂上的紅布條，歡迎戰士住自己的家。故事情節簡單，卻隱喻性地講述一個“外來者”如何進入鄉村的故事，共產黨如何首先克服自身的局限最終進入了鄉村社會。“紅布條”這一禁忌符號的出現，象征性地說明共產黨要進入鄉里空間，既要克服舊的傳統禮俗文化，改變農民對闖入者的敵意；同時必須超越治理者身份，創造出一種新型的政黨與人民的關系：首先是關心群眾生活，從“小事”做起?？梢哉f，通過長征——這一極富象征意義的天路歷程，共產黨穿越了各民族聚居的中國邊陲地域，極大地積累了處理地方性文化的經驗和情感，一路上正是將工作做細，通過做好“小事”，改善過路人和當地人的關系，播下革命的種子。通過做小事，革命將“生人”和“外人”變為“熟人” 和“自己人”。 《紅布條》沒有單方向地寫權力如何滲透到百姓的“家”，因此他不是一個自上而下的“五四”啟蒙結構；而是寫了一個外來知識分子和農民在遭遇過程中“互相改造”的故事。既需要教育農民，更需要改造自己，既需要改造軍隊作風，也需要改進農民思想。僅就這一點，就已經突破“五四”以來的鄉村動員模式。
對治理方式的改造集中體現在延安對軍隊功能的改造中，體現了共產黨人的創造力和想象力，也極大地改變了歷史上“兵”在農民中的形象。今天我們已經無法理解《紅布條》中“挑水”小事對于農民的意義，吃水、挖井、幫助農民戶戶擁有一個茅坑，這些雖然瑣碎，卻是農民日常生活中的大事；延安初期，外來人口激增造成物價上漲，曾引起延安當地人的緊張和抱怨。不論是《紅布條》中挑水進家，還是趙樹理小說中拒絕和農民分灶吃飯的“老楊同志”，這樣的外來者的“闖入”，讓我們看到了農民對陌生人從驚恐、遲疑到歡迎的心理變化。從為農民挑水、和農民共同勞動，到同鍋同炕，我們看到“細膩革命”[2]如何成為傳統，主導著鄉村日常生活。
不是從石頭縫里蹦出來的“改造”
走進鄉村，還必須改造鄉村的“自然”性，創造出自己的鄉村形式，回答“五四”以來的諸多鄉村難題，如家庭問題，女性問題等。如何將女性解放這個“五四”式的問題植入四十年代的中國鄉村？延安的革命實踐中，更注重將女性解放放置到具體的生產關系的變革中。延安時期首先興起了家庭和自然村的改造，倡導一種“新的家風和新的村風”。正如黃宗智指出，中國鄉村的基本生產單位和經濟單位是家庭而非個人[3]。早在《尋烏調查》中，毛澤東已經發現，蘇維埃政權一度提倡戀愛自由，規定“離婚結婚絕對自由”并“禁止捉奸”，結果不到一個月，農村的“男女問題已經鬧得不亦樂乎”。農民拒絕下鄉的宣傳員：“同志，你不要講了，再講村子里的女人會跑光了！”成年男子更反對離婚自由，到蘇維?？拊V：革命革掉了老婆，家里失去了勞動力?，F代法律顯然沒有顧及農村的生產實際，為此，主持婦女工作的蔡暢也批評初期的機關知識分子出身的女干部漂浮在上面，根據觀念來處理問題，只知道到處背誦“婚姻自由”“經濟獨立”“反對四重壓迫”，結果在解決婦女家庭糾紛時，“偏袒妻子，重責丈夫，偏袒媳婦，重責公婆”，致婆媳關系緊張，婦女工作陷于孤立。在動員婦女外出學紡織時，丈夫和婆婆都擔心媳婦“學會了要撥到工廠去”，“賺幾個錢，老婆沒有了怎么能行”。因此后期延安的婦女工作，既強調婦女勞動力的意義，通過生產勞動提高經濟地位，也要求“婦女及其家庭都過得好”[4]。利用傳統家庭紡車，在家中進行小型紡織，“領花、交紗、換布”，工作不離“家”，由此前片面地強調“解放”青年，到此時重視改善婆媳關系。婦女解放，家庭改造和社會改造不再分離，既提高了婦女地位，又尊重了傳統鄉村的老人倫理，更重視家庭的和諧，一切工作都在情理之中。1944年前后，解放日報上因此出現了有關家庭問題的重要討論，論爭的焦點是：究竟“要不要家庭，需要怎樣的家庭”，針對發展大工業，鼓勵人人走出家庭的冒進思想，毛澤東及時提出鞏固家庭和走出家庭的兩重政策。因此，如果說“五四”創造新式家庭，表達了對新的生產關系的訴求。但“新人”對出路的迷惘，則不僅說明鄉村共同體遭遇危機，也說明其改變方式不切實際。延安在鄉村改造中更重視處理“戶”在村莊共同體中的功能。家庭是黨對日常生活整合的起點，體現了由家到戶到以自然村的自下而上的逐步整合。改造二流子、土地改革，互助勞動，移民運動等生產形式，首先都是以家庭為單位來進行。這個嘗試還包括在家庭和公共生活之間的關系中來處理家庭問題，達到改造家庭，再建新社會和新國家。也正是“新家庭”的改造中，催生了農民的政治感覺。對私人空間改造也在步處理與“家”相關的公私關系，為合作勞動的需要，不主張子女分家，由照顧“封建大家庭”的“小公家”，到照顧大公家，培養農民的 “公共”、“民主”和“合作”等政治意識，幾千年來的家庭內部制度、家庭關系發生了變化，解放了家庭生產力。在鞏固家庭的口號下，公私一體，“民主”被引入到“新家庭”建設中，去除“家長制”，大小事務在家庭會議上民主討論，日子越過越紅火。其中李來成一家就是新式家庭的典型：農民李來成一家，原本“除一個不會說話的小孩外，八個人八條心”，婆媳、父子關系緊張，各有私心，越過越窮，鄉村陷入越窮越想分家，越分家越窮的惡性循環。實行了家庭分工、家庭民主會議和獎勤罰懶的政策后，家庭富裕起來，“八口人成了一條心”。此后一個個起家致富以及新形式下的“父慈子孝”出現了，新的“家風”形成了。與此呼應的是軍隊為鼓勵生產而出臺公私兩利的“藤楊方案”。這一切既是新民主主義的最切合實際的舉措，也順應了傳統中國人家國天下的公私觀念。“新民主主義家庭”建設首先滿足了農民起家致富的樸素愿望，這個改造又不是以發展經濟為唯一目的。“民主”對于農民來說，不再是開會和抽象的選票制度，而是實實在在改善生活。更重要的是，在這樣的進程中，公私不再是對立的；“民主” 、“群眾” 、“豆選”等政治觀念通過進入家庭內部獲得認可，政治在其中逐漸生成了，并通過對家庭結構改造上升對新社會結構的更新。
由新家庭到“新社會”[5]，是自然村的改造。新家風的形成自然還與村莊的外部關系的變化大有關系，最直接的變化就是廢除了國民黨仍然沿用的閭鄰制和保甲制。閭鄰制是以戶為單位的家長制，無論是閭鄰制和保甲制，都是宗法社會的延續，都只對上級負責，早已失去了活力。1938年后，延安鄉村治理的創新之處，還體現在對所謂“自然村”這一熟人社會的改造。土地改革，人的改造，以及對農民的動員，都在自然村中展開。毛澤東認為，“封建時代的大省大縣大村莊制度，僅僅便利與隔絕民眾”，因為“執行蘇維埃工作的最有利的方法，是以村為單位去動員民眾，依靠了村的適當劃分，村的民眾組織的建立，村的代表與代表主任對于全村的有力的領導，鄉村工作才能收到最大的成效。”，為此謝覺哉從鄉村民主政治的實際角度出發，提出重視以自然村為單位小村莊政權。因為“‘百尺高樓從地起’！因為無論什么事，上級政權機關，只是計劃和傳達。“鄉市基礎不好，上面縱然有好設施，沿途打折扣，到直接執行的鄉村市，就沒有了或走了樣，又人民直接感到要興要革的，是他切身利害的事。離開這，要轉幾個彎子才能聯系他切身利害的事。他是不感興味的。也只有從他切身的事的經驗，才能使他懂得與他切身有關系的大者、遠者”[6]。所以直接民主的單位，應該是鄉村和市，而不是傳統所謂‘縣為自治單位’。這顯然要區別于明清以來“縣吏”制度，作為生產單位也是這樣，1943年1月解放日報的社論中這樣寫道：
“我們必須絕對注意有關地區的固有條件，并把它們區別對待。這樣，如果我們今天在人民群眾中努力發展一種勞動互助組織，貧困隊編組就一定不能過大。城鎮和行政村就一定不能作為生產單位。因為如果組織過大，就要浪費大量的勞動力和大量時間。最好以自然村為單位” [7]。
尊重“固有條件”，這也是延安革命實踐的靈魂。傳統中國的自然村落是以血緣為中心的道義共同體，維持村莊有效運轉的是地方性規約，鄉村領導者或執事者通過鄉舉里選，村莊中的人在這個差序格局中各有其位。在家國一體的儒家文化中，王權和地方性力量并不必然表現為對抗性沖突，王權也不直接面對個體農民，歷代王權多以承認地方性規約來進行成本最優化管理，歷代的村莊共同體雖然形式和性質各有變化，它們在共同體內部和外部關系中起到重要的調解作用。即便我們對傳統中國的“地方之力”有如此浪漫主義的理解，三十年代的世界環境和歷史條件也失去了重建此種傳統“鄉里空間”的可能性。如前所述，三十年代初的天災人禍，使此種自然村共同體逐漸衰落，鄉里不再是鄉親?？婆e廢除，精英進城，士風日下，劣紳或流氓當道，傳統的道義力量逐漸瓦解?，F代資本主義商業發展到農村，三十年代的全球經濟危機隨之轉嫁到了中國鄉村，村莊惡化：物價飛漲；土地收入降低，非實體經濟導致生產性勞動貶值，大地主的熱錢流向城市；嚴重的后果就是鄉村借貸加劇并導致高利貸出現；絕對貧困人口增加。對農民來說，勤勞不能致富，半無產化造成個人生計成問題；無力娶妻生子，造成單身游民和遷移人口增多，后者成為延安墾荒運動重要勞動力。對小地主來說，高利貸利潤遠高于土地的收入，他們也沒有擴大土地生產規模的熱情。這也部分解釋了為什么二、三十年代農村放高利貸的小地主越來越多，毛澤東早年的湖南農民調查報告中特別注意到近代小地主剝奪性比大地主更惡的民間借貸現象。保護性社會結構喪失和經濟壓力造成了阿Q這樣的，徘徊在城鄉之間的單身流民出現，越來越多地人逸出村莊共同體。這種剝削型的結構不僅會造成富人剝奪窮人，甚至也必然會造成窮人剝削窮人。鄉村如果要改造，首先必須改造這種剝削型的生產關系。
如果說，中國歷代王朝的變革首先應該是最基層的鄉村共同體結構變化（起義/造反）的結果，進入現代，歷史必然要求一種與現代中國相適應的新的鄉村社會結構，在傳統村社共同體已分崩離析的情況下，已經不可能延續傳統的士紳共同體的精英治理模式；國民黨因此在土地改革這一根本問題上猶豫不決，最終不敢觸動鄉村上層階級利益?，F代化的稅收制度造成政府過于強調田底權，而真正使用土地的勞動者的土地權力進一步被剝奪（田面權），對土地法權的強調，不僅造成佃農地位下降，隨著永佃權喪失，也造成勞動者的土地的關系和情感發生變化[8]。同時，國民黨對鄉村現代化僅僅理解為國家權力自上而下的威權，沒有看到中國鄉村自然村落自由分散和小農經濟特點，結果鄉村“現代化”使得鄉村兩級行政的巨大治理成本轉嫁在農民頭上，必然造成杜贊奇所指出的內卷化和贏利型經紀人出現；國民黨后期對鄉村自治的圍剿則又說明并不注重鄉村的自律性。因此，國民黨30年代實施合作運動等鄉村新政，其權力也沒有真正進入自然村落，新生活運動更給后人留下笑柄。在村莊治理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村長這一獨特的角色。如黃宗智所說，村保一職是國家和村莊共同體之間的重要交接點，其曖昧之處在于它不屬于職業官僚，國民黨的聯保制度要么不能因職謀利成為賠本的村官，要么就成為惡人牟利的工具，或者成為有錢有閑人的專職。如此鄉村的下層人已得不到保護，一切鄉村的活動都和窮人無關，文化和公共活動變成中農以上的富人的體面事，誰有錢誰牽頭。在趙樹理的《李家莊變遷》中，惡霸恒元就是這樣的典型，鄉村需要什么人來領導，是個關鍵。
在軍閥混戰的情況下，明清以來有識之士試圖繞開單純現代化的官治路徑，在“自治”的模式下尋找自救之路?？梢哉f無論是國民黨左派右派，梁漱溟等人鄉村建設派，還是共產黨，都意識到了中國的問題在鄉村，都意識到了組織農民團體的重要性，但具體怎么組織，需要什么樣的組織，方案不同。梁漱溟不乏對農村問題的洞見，他感覺到中國鄉村社會之于“個人”意義上的西方社會的獨特性，他意識到近代中國鄉村是“死”的，在國民黨的鄉村現代化之路上，依然擺脫不了中央與地方，官府和民間“上下之隔，層層皆然”，“而尤以縣府以下（區鄉等）直接和人民辦事的機關感到的問題最多最大，而一切罪過最后都是老百姓承當”[9]。在此情況下，梁漱溟和“政府”保持距離，一方面是看到了鄉村官僚現代化弊端，一方面也是試圖尊重地方共同體自身的文化傳統，“求治必于鄉村”，重視了村莊。而關于鄉村生活方式的文化之建設又是重中之重，為此興辦鄉學、村學成為其主要方式，但是梁漱溟一直苦惱其鄉建過程中一直是“我們動”，但是“農民不動”，顯然沒有將農民成功組織起來，因此拒絕介入鄉村的政治權力，僅僅依靠道德和科學改良鄉村，不僅無法解決其財力問題，而且也沒有解決農民的根本出路。實質上仍是將改造者和農民對立了起來。不能真正通曉農民痛癢，“農民不來開會”，也就很自然了。
更重要的是，改造此時的中國鄉村，必須改造此時的社會結構，創造新的村莊共同體，而這一切的改造都首先以自然村為單位來進行，而這首先歸結到是鄉村領導權的問題。如何沖破傳統，塑造村莊新領導者形象，打破其自治性，既是一個重要的現代性問題，又是重要的鄉村政治，它不僅關系到鄉村如何得到順利的治理，而且還涉及鄉村需要什么人來領導，代表誰的利益的階級政治?？梢哉f此前的每個朝代在治理鄉村時，都會過分倚重鄉村自身傳統力量如鄉村長老和名望者來統治鄉村。面對上文論及的30年代鄉村現實，首先要改變鄉村社會要么由士紳、望族領導，要么村里人輪流坐莊的傳統自治方式，和傳統村莊道義共同體比較，不論國民黨，共產黨還是鄉村建設運動，他們都只能寄希望于外來力量對鄉村的干預。但和梁漱溟寄希望于科學和專家治理鄉村比較，或者和國民黨的國家行政形象比較，共產黨既尊重了村莊自身的德性治理傳統，又強調了對村莊的領導；既然注重下層民眾改造，也注重鄉村精英的改造，注重干部問題。因此新的鄉村領導者不必然是傳統鄉土中國中的“長老”，在新的世界，窮光蛋可以翻身，成長為村的領導者，雞毛可以升天，改變中國從前革命只由外來者、少數人包辦的問題。
其次，通過訴苦等形式，共產黨在土改運動中發明了“階級”的觀念形式。這與梁漱溟對當時中國鄉村社會的結構依然沿襲千百年來“職業分途”以及貧富之間仍可良性流動的理解不同，晚清以后的鄉村社會是一個掠奪性的結構，正是這種剝削結構造成農村是“死的”。階級意識的喚醒必須在熟人社會中展開，它直接指向平等與公平，不必符合經典馬克思理論中的經濟關系和生產關系，對于小生產者來說，“階級”在農村首先是農民看得見的，不必對應經典無產階級理論。正如趙樹理在小說《李有才板話》里所說的：模范不模范，從東往西看；東頭吃烙餅，西頭喝稀飯。斗地主和打惡霸也必須在自然村中展開。不受其剝削的外村人還不會關心身外的事。斗惡霸和斗地主，也不在乎地主之“大小”，這一點歷來為歷史學家詬病，打土豪就是要改變村莊此前管理者一直由士紳或有閑富人管理，改變鄉村出頭露面人只是國家“代理人”，窮人無機會或即便有機會無閑暇參與管理的狀況。如此，由翻身到翻心，通過文化翻身來達到農民的政治翻身，如此鄉村建設就不再是單一的現代管理制度建設，不再只是國家威權對鄉村的滲透，也不僅僅給農民科學知識，而更重視如何發明鄉村政治，通過政黨政治與治理政治的統一，通過文化領導權與人民意志的統一，革命從其自身內部尋找到了主體，通過人民當家作主，革命不僅建立了合法性，也建立了正當性，由此來回應梁漱溟在現代化和分散小農之間的兩難。由此來回看國民黨的失敗，可能還不僅在于行政上不切實際的官僚化、內卷化，雖然孫中山也認識到黨的重要，但沒有形成列寧主義的政黨，蔣介石也沒有能阻止國民黨革命的衰落。其政體缺乏根本的階級意識，“全民黨”帶來的就是政治泛化，在所謂國家的層面上代表“所有人的利益”實質上變成了不觸動地主階級的利益。使得這一利益代表抽象空洞，喪失了階級基礎，也就脫離了中國實際。
與自然村相適應，共產黨還發明了許多更具實踐性的鄉村治理形式。比如“馬錫武模式”。馬錫武模式不僅在治理上注重中國傳統禮法、禮律和情理，其流動法庭的形式也和鄉村分散的自然村契合，其本質是調解而非訴訟。和自然村適應，文化建設也做調整，從小魯藝到大魯藝，將政治放入民眾日常生活中娛樂文化中，1938年后，柯仲平等人領導的民眾娛樂促進會致力改造鄉間的娛樂改造[10]，新秧歌延續了舊秧歌的草根性，但是剔除了其中的色情等因素，并逐漸具有了精致的形式，新的大眾文藝提升了民間文藝的政治品格。在戲劇形式上必須有與自然村匹配的藝術形式：與延安的“市區”上演正規大戲不同，趙樹理等人認為，自然村由于舞臺道具、演員，廣場空間等物質條件的局限，自然村與自然村的距離也無法形成大規模觀眾，因此農村更適宜演小戲。同時秧歌等業余性小戲之所以受農民歡迎，不僅在觀看形式上為農民喜聞樂見，而且可以由農民自唱自演，在中國歷史舞臺上，農民終于能發出了自己的聲音。在辦學上更加靈活，辦冬學，夜校，閑時開會學習。強調教育與生產結合，以生產為中心，這更符合農民的文化心理。而鄉村建設派的村學之所以一片好心，辦不下去，開會也沒有群眾來，則是沒有考慮到鄉村的生產特點，農民甚至擔心子女進村學后失去勞動力，甚至擔心家里人成了公家人后失去了勞動力。你給的“好東西”，農民不要，這是梁漱溟等仁人志士始料未及的吧！
“新”人“新”在何處？
如果歷來對鄉村的治理是在官治和自治的國家格局下展開，或試圖尊重和恢復和重建中國鄉村社會的共同體傳統，延安時期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建成了一個什么樣的共同體或合作方式？共產黨對于鄉村的治理是在政黨視野中進行的，在此我們看到新的政治如何進入鄉村。“五四”時期，鄉村是作為前現代的空間而被客體化的，也必然成為現代爭奪的領地。在茅盾的《春蠶》中，我們看到了現代資本主義對于中國鄉村是多么不合適，因此現代中國的政治是失敗的。而延安政治最大的成功就是它能動員起一切可動員的力量，在如何處理資本主義，發展什么樣的資本主義，甚至如何處理和動員前資本主義的資源中，既留下了寶貴經驗，也呈現了中國這樣的農業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的難題。
新民主主義和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思路雖然有點類似，但更契合了中國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獨特性。革命的成功首先必須是經濟的成功，但革命政治對鄉村有更高的整體性和理性化設計。將人心透出，不能僅僅解釋為共產黨給了農民“看得見的福利”，重視農民實際需要，提倡人財兩旺，注重從小事入手組織起農民的日常生活，將革命滲透到鄉村生活世界，這些都打動了百姓的心。但是，由翻身到翻心，還必須超越物質的形式，認識到“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讓農民覺悟，如此中國革命才能產生真正的主體。作為小生產者，農民并不天然地樂意走社會主義道路，這個“天然性”不能照顧。怎樣做到既要向農民學習，又不做群眾的尾巴；怎樣社會主義革命與民粹主義區別開來，將社會主義革命和以地方利益為特點的農業社會主義區別開來，這是關鍵。建國后對吳滿有富農道路的批判和對小說《不能走那一條路》的討論，都說明不走合作化道路，新民民主主義社會仍然會產生新的剝削結構，農村仍然有貧富分化的可能，資本主義在人類社會似乎顯示了強大了生命力，而社會主義是順應這個人類的“自然性”，還是繼續向前，走一條抗爭宿命之路？同時，延安的鄉村共同體如果要上升為普遍性，就必須在互助合作運動中，既要超越傳統的血緣和階層共同體，既要照顧靈活性，也要克服各合作團體“越小越有效，一大就倒閉”大鍋飯困局。社會主義自然需要尊重中國農業社會的道義傳統，但是社會主義更需要打破這種血緣道義傳統和階層區隔的地方性利益團體，建立新的合作方式。40年代的延安就“農業社會主義”問題曾發生過激烈的論爭，論爭焦點就是要不要走工業化大生產道路，小生產者能否自發地發展為社會主義，這也就是梁漱溟和毛澤東建國后的最大分歧。所以，延安的成功，也許還不能不僅僅歸功于土地改革、軍墾運動、輕賦薄稅，節約民力等一系列休養民力政策。土改也不僅僅是經濟利益和財富的再分配，而是新的世界觀的培養，更重要的是，通過厘清鄉村社會的生產關系，通過對農民日常生活的組織，重建一種新的人與人的關系?？陀^地說，當年的延安再美好，也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解決農民物質生活上的“苦”。因此不僅是農民有苦說不出，或農民不知道自己的苦，而是，農民即使意識到缺吃少穿的“苦”，也不必然產生反抗和團結的階級意識。光講農民多苦，還不能長久地動員起農民，必須要講清楚苦源于“關系”，即一種不合理的共同體結構。只有將農民和世界，和周圍的人的關系講清楚，打土豪，分田地才能成功進行。所以，如果說延安時期，共產黨還無法改變農民勞動的“辛苦”，延安做到了最重要一點：就是改變了千百年來懸在農民頭上的“命苦”。 從開荒運動中我們看到了這一點，移民典型馬丕恩一家披星戴月開荒種地的勤勞革命中，我們可以仿佛看到了，中國農民一旦感受到今天有了自由，明天有了希望，就會產生勤勞革命的爆發力。在現有生產條件不能完全改變的情況下，如何重塑勞動觀念，呈現勞動者的美德，延安的新民主主義創造出了新形式，走出一條新路。在這個翻地覆地的新世界里，勞動重新獲得了意義，勞動者有了尊嚴，人類歷史上也破天荒出現了“勞動英雄”的形象，勞動者成了生活的主人。在這樣的文化中，我們會發現，勞動者真正成了主人。
在這個世界里，我們也處處可見革命的政治和組織技術。在延安鄉村建設中，同時看到了政黨和人民一體的正當性，我們也看到了國家對于地方治理的合法性。在延安的革命實踐中，處處可見共產黨的創造力和自我更新的能力，軍隊的改造，大生產，開荒，整風，整黨，不僅克服別人，而且超越自我。通過勞動，人民生活在自己創造的世界里。在這樣的世界里，人的解放由內心的抽象價值，轉為客觀的物質存在。通過發明鄉村階級的概念，既培養了農民的平等意識；又將階級包含在鄉村共同體之中。通過統一戰線，給地主出路，而非殘酷斗爭。土改讓我們看到了政治主體的形成，在范登高（《三里灣》）和老孫頭（《暴風驟雨》）這樣的文學形象中，農民和革命的可能性關系被呈現了出來。如此理解，我們也就不會將延安的成功簡單理解為二戰的武力較量的結果；通過形式創新，延安通過發明一種新的社會結構，創造了一個新世界。這樣的新世界順應歷史潮流，掌握時代精神，因此人民獲得了主體，有了這樣新的結構性安排，星星之火才必然燎原。
因此，也可以說，實事求是既指腳踏實地，尋找歷史的一般規律；更指探求特定歷史條件的社會生產“關系”。并在順應歷史實踐中誕生了中國革命的真理，這樣的真理既為自己創造了前提，也為自身開辟了道路。延安崇尚的實事求“是”，意味著既然尊重革命的歷史現實，一切從實際出發，又要改造自然，不能將現實本質化和“自然”化；既重視群眾的經濟合作，更重視對群眾的政治引導，這才是真正的“組織起來”。在這種新型的合作組織中，在制度內外，如何有效地處理了公與私，個人與集體、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關系，如何讓個人致富并帶動他人致富，這樣的共同體就是中國歷史上沒有的“新社會”，這樣的農村就是一個希望的空間，這樣的農民就是中國歷史從來沒有過的“新人”，這樣的新人才是從中國革命內部誕生的真實的主體。這樣的主體，不再只對自我的經濟生活感興趣，自己的生活改善了，才會有他人，這樣的主體才會是一個政治主體。
今天，如果我們不停留在為社會主義辯護的意義上來為延安唱頌歌，我們至少可以看到：延安的革命實踐如何在對晚清以來中國問題的回應中，將中國革命的難題性呈現出來，并為今天中國如何再次創造出一個新的共識和共同體提供靈感。延安研究歷來是當代史的研究重點，經過幾代學者的努力，出現了許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但當前延安和延安鄉村研究多為歷史學的研究和社會學研究，90年代后政治學研究逐漸淡出了，后者其實在80年代的改革開放中越來越呈現出其不可估量的意義。在史料浩如煙海的延安研究領域，我們編這一套延安鄉村研究資料叢書，不僅試圖保存其史料價值，而且想通過對原始資料的再呈現，展現這段歷史中蘊含的普遍性意義。
注釋：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延安鄉村建設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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