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果國家真想實現金融市場化，其實很簡單，只要各級銀行中放出一到兩家銀行，讓其市場化經營，放開利率、準備金、存貸比，人行做好相應的監管就足夠了，完全沒有必要讓民間資本這樣去搞。
研究方法：
1、親歷法;
作為民資資本合作社的具體運作人，既是親歷者，又是見證者，所講述的事實是真實可靠的;許多款項的吸存、調配、借出與回收本息，基本上每筆都過手或審核，有第一線的見證權威性。對款項涉及到的人、事等，筆者有切身的感受，并將此表達出來，以輔助說明問題。
2、觀察法;
觀察主要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自身經歷事情進行內部的觀察，對自己同業類的運作之事的側旁觀察，力求真實;另一方面是對銀行經營行為的近距離觀察。觀察的對象分為：存款主體、借款主體、擔保人主體、經濟行為、運轉機制、市場性質等。
3、回顧法;
對一個新的經濟模式親歷后，經過幾年的思考與沉淀，對當時的經歷的情況會有更冷靜的認識;離開合作社四年之后，又從一個旁觀的角色進行回顧，更增加了對觀察對象準確的客觀認識深度與廣度。
內容摘要：
2010年，中國梁縣鄉鎮農民資金互助合作社及類似民間資本機構如雨后春筍般出現，經過5年多的折騰，截至2016年夏，諸多的機構從市場消失或是宣告破產。本文說明該經濟模式自出生就基本注定要死亡，而不是摸石頭過河的探索，由此造成了一定的民間資本之殤。
民間資本之殤是兩個方面：一方面民間資本機構紛紛折戟沉沙，損傷了一些存款戶的利益。這些存款戶在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的情況下，為了對抗通脹且投資渠道不暢，拼命存點錢保命保生活，其選擇高于銀行利息存款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民間資本機構極大地傷害了中小民營經濟，加速了部分小中企業的滅亡。換句話說，中小企業在被各種背負與剝削下，它們又受到民間資本的再次掠奪，致使自己過早死去，給整體經濟帶來了不可估量的損失。
如果試圖通過鄉鎮資金互助合作社的方式去開啟中國金融機構市場化的大門，那么結果是慘痛的，上世紀90年代的農村基金會與2010—2016年農民資金互助合作社的破產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如果國家真想實現金融市場化，其實很簡單，只要各級銀行中放出一到兩家銀行，讓其市場化經營，放開利率、準備金、存貸比，人行、社會與輿論等做好相應的監管就足夠了，完全沒有必要讓民間資本這樣去搞。
至于這個金融機構市場化的大門如何開啟，且降低社會成本，并不引起一定的金融市場波動，得要在經濟體制之外尋找根源，如主體制度的(政治體制)改革、人的價值觀(文化改良)改變等。
關鍵詞：合作社、金融改革、銀行、市場化、民營資本
2006年，孟加拉國經濟學家穆罕默德?尤努斯與其創立的鄉村銀行Grameen Bank共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在這一啟發下，為了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在相關政策的支持下，2010年中國梁縣開始了鄉村銀行的探索工作——成立正式的農民資金互助合作社。然而，經過5年多的運營之后，這一經濟模式在中國梁縣已經無聲地宣告破產。
從最初的30余家(含小額貸款公司、典當行、擔保公司)民間資本機構，到目前約有7家在謹慎地運營，可以預見兩年后，基本上將不復存在(注：1—2家典當行應該會存在)。
在孟加拉等國家比較成功的資本運營模式為什么在中國梁縣破產了?通過這樣的探索與失敗，其揭示了什么樣的經濟規律?作為梁縣高陽鎮農民資金互助合作社的第一任主任梁西，現在有必要將自己的經歷與觀察簡單地講述出來，以供各方參考。
社團初創
農民資金互助合作社，宗旨是農民個體之間實現資金共享，相當于數個農民成立的互助基金會，社員(會員)將閑余資金以低息存入合作社組織，合作社以稍高于存息的貸出利息放給社員內部使用，實現資金的互助利用。同時，入社自愿，出社自由的原則。
梁縣高陽鎮農民資金合作社，是一個民企老板高北平自行出資，借原來自己村上的一些親朋農民的身份證，造假成立。注冊資本300萬，13個股東(原始社員)，每人約23萬。誰有錢，誰當家，高北平自然是該合作社的董事長與法人代表，對合作社的發展掌握著生死大權。
組建班子，開始經營。高陽鎮合作社正式工作人員：社主任梁西，另設一個副主任，一個放款員，一個財務主辦，一個現金，一個客服。注冊的300萬資金，被高北平轉走另作他用，帳目上存有10萬，作為基礎資本。梁西通過市場行為，向高陽鎮的農民吸納資金，每一個農民存款時候，就辦一張合作社社員證。運營方式：以銀行當期年息的兩倍吸納存款，然后以高于同期銀行貸款利率的4—8倍向外貸出，賺取利差。經過一年半的運作，存款達1700萬，貸出約1300萬。
梁縣一些企業老板，也是當地某村的村主任或書記。2010年前，兩個老板(村干部)成立地下合作社，吸納社會資本供自己的企業所用。在2010年，國家出臺相關政策，全國試點農民資金互助合作社，梁縣與另一個縣成為該省的兩個試點縣，于是梁縣的兩個地下合作社順利轉正。
政府對待
在國家的大力倡導下，梁縣政府為了活躍地方經濟與官員政績的積累，于是在梁縣各鎮成立農民資金互助合作社。梁縣共13個鎮，按理應該是13家，但由于梁縣某副縣長想成立一家，于是就開了一個口子，副縣長夫人從銀行里半退出來擔任主任，副縣長的兒子是做煤生意的，成為法人代表，其結果成立了14家鄉鎮農民資金互助合作社。
根據梁西了解，這14家合作社，基本上是一些企業老板成立的。大家都認為，以后是資本時代，成立一個金融機構，可以吸納社會資本，一方面可供自己企業周轉使用，降低融資成本，另一方面可放給其他中小企業或個體戶以賺取利潤;遠景更是看好，干什么都不如干銀行，私人銀行是多么誘人的行業。
政府的態度是謹慎支持，想做大，但不要出事;換句話說，政府是要政績，但不要出漏子。
農民資金互助合作社是由農民發起成立的非營利機構，在民政局注冊，由縣農委主管，金融辦監管，銀監會批準并協管。農民資金互助合作社在當地的農商行(或其他行)開戶，供農委下的農資辦監管。
“你們姓資，不姓社，大力大膽地發展，并保證資金安全”，一位農委的人員一再關照各個農民資金互助合作社的法人與社主任。
早離初心
農民資金互助合作社是非贏利機構，其初衷是解決農民資金周轉困難的問題，而運作結果則是創建者完全以贏利為目的，與初衷背道而馳。
短期、小額、低息，是農民資金互助合作社的運營方針，梁西還把瑞銀的三大原則應用在自己運營的合作社內：安全、謹慎、保密。
關于低息。當時，同期存款銀行年利率2.25%，貸款利率為5.31%，按照合作社章程的指導思想，入社社員存入合作社資金的年利率應為低于2.25%，放給社員的年利率不應該超過5.31%;然而在實際的運作中，存入的年利率為4.5%，貸出的月利為1.5—3%，合計貸出的年利率為18—36%;
關于短期。通常而言，貸出的錢主要是解決一些農民社員，但實際貸出對象為小個體戶與小工廠，解決其資金周轉困難。借出周期，一般為3個月期限，借款合同上不能超過3個月，可是總有變通的方式;借款合同可以展期。即使6個月到期了，還可以重簽，再借……從而形成了短期并不是短期的情況。而時間可以縮短，但低于15天，就以天來計息。當時民間注冊、銀行過橋等籌資，一般100萬是1500元一天，月息合計4.5%，合作社根據每個人的情況，設定借100萬，其利息為1000—1800元/天之間。
關于小額。在總資本額一定的情況下，借出的對象越多，額度越小，則合作社承受的風險將越小。按照規定，每借出的一筆資金額不超過總注冊資本的10%，高陽鎮合作社每借出的每筆款就不能超過30萬;但迫于人情等各種因素，超過30萬，偶爾有發生。
合作社運作過程中出現了許多越軌的情況，而高陽鎮合作社是在梁西的把握下，還是盡量地堅持原則辦事。在所有合作社中越軌的情況應該是最少的，梁西要將風險降低在可控范圍，因為那么多錢都是百姓的血汗錢，不能出險大的風險。
市場運營
為了擴大市場影響，梁西對合作進行了宣傳;全鎮28個鄉村都跑了個遍，扛著農委的大旗聯絡每一個村委主任、書記，說明情況，其目的就是為了吸納農民的資金，同時也尋找資金的投放對象。
某村民張某為了買臺農機，向高陽鎮合作社借款4.5萬，月息3%;如此高的利息，不能夠公開，合作社采取了規避的方式，在借款合同上注明月息1.5%，而私下里收取1.5%手續費，手續費以現金收取，另外做賬。關于張某借款的事，在梁西的運作之下，省報、梁縣日報、梁縣電視臺都進行了跟蹤采訪報道，梁西交待向張某如何公開解說自己貸款事宜等。
存款的流程都比較簡單，帶身份證，存入2萬元，現金會計收取現金，開具存款憑證，由主辦會計審核，然后經一個主任加蓋私章，同時客服收取100元現金并辦一張社員證。最后，存款者會拿到《社員證》，《2萬元存單》，《100元收據單》，算為一筆業務。后續若有錢存入，可直接存入，不需要再辦社員證。社員證的費用100元不計利息(取走全部款時，可退)，其余存款計利息;存款不低于1年，到期或中途急需取走等參照銀行模式。存期為1、2、3年，存款均按同檔同期銀行存款利率的雙倍執行。
借款手續較為的復雜：申請書、夫妻身份證、戶口簿、收入證明、借款人配偶承諾書，擔保人擔保書等審核過后，該簽字簽字，然后辦理借款合同，憑加蓋合作社合同章的借款合同，由財務主管辦理相關的放款手續。針對每一個借款社員(客戶)，都要辦理一個入社手續。同時，放貸員還要前去調查借款主體的情況、擔保人的實際情況，實行三查制度(事前調查、事中檢查與事后核查)。梁西最為關注資金的安全，所以每筆款的安全性都要認真審核，否則不能簽字。可是，作為最終當家人的高北平，為了能賺更多錢，時不時地過問與指導，梁西會則看自己老板的臉色行事。
借款客戶基本上是高陽鎮的小企業主、個體戶，還有做生意的老師、公務員等。張某若借款30萬3個月，月息3%，合作社則從帳上劃給張某30萬，同時張某將2.7萬以現金的形成交給合作社，合作社1.35以利息方式歸入賬中，而另外1.35萬則入小金庫。借款人實際拿走27.3萬元，而合作社的賬面上，根本不反映手續費的事。
調研過場
2010年年底，梁縣13個鎮的14個農民資金互助合作社迅速成立，同時約10家擔保公司、4家小額貸款公司、3家典當行成立，加上原有的2—3家，總數約30余家。
高陽鎮的合作社成立于3月份，業務迅速有序開展，而且宣傳相對到位，政府關系處理得當。其他一些籌辦中的合作社派人前來取經，一時間高陽鎮農民資金互助合作社成為了一個學習典范。
風生水起，省機關報都進行了相關的報道，于是引來了省里高層的關注。同年10月份，針對梁縣農民資金合作社運營情況，省委調研員來梁縣進行調研座談。梁縣領導高度重視，分管金融的副市長、市委辦公室主任，農委主任等各部門人員都參加會議，合作社主任梁西代表農民資金互助合作社參加會議并安排發言。梁西充分地準備了一個講稿，并想著調研員會到合作社參觀與指導，特意安排了社里打掃衛生，整理好賬目與放款資料等。
上午9:30，梁縣某會議室。梁西坐在會議桌的邊上，其余全是領導們;開場白(歡迎前來指導、與會人員介紹)過后，先是市領導介紹梁縣農民資金互助合作社、小額貸款公司等眾多民間資本機構的整體情況(資金規模、運營等)，接著匯報了對農民資金互助合作社的監督與核查情況，省調研員聽后，十分高興，開始了高談闊論;下面許多人根據情況，時不時地進行附和與補充等，兩個小時過去了，根本未輪到梁西發言。省委調研員強調下午有事，要及時回去，于是梁縣領導決定及時散會，11:30散會，安排午餐。
梁西回來的路上想：這是什么調研?就是開個吹風會，與合作社真實的情況差得遠著呢!輪不到我講話不要緊，但總不能就這樣聽聽一些紙上的東西，就算了?!也不到合作社走一趟，看看實際情況?!這些經濟學家都是混混的，此等官員也就是走走形式。
過了一些時間，梁西與一高中同桌交流，該同桌是上海復旦經濟博士，供職于某個研究機構。“齊博士，你們經濟學家就是扯淡。我在網上看你們胡扯，在現實更看到你們胡扯。一方面你們不認真地走進經濟第一線，不了解真實的情況，于是說些假話;另一方面，即使有很少的經濟學者認真地調研了，估計在不講真話的環境中，也會謊話連篇”。因為同學關系，所以梁西說話較為的直接，沒什么客氣。齊博士說，“都是混口飯，哪有什么說實話、辦實事的”。
殘渣客戶
對于梁縣的資金借款市場，梁西作了調查并進行了分類。
從利率高低上講，一類市場，銀行客戶比較優質，利率較低，年利率按國家牌價執行：年息5.31%，加上請客送禮、給放貸員(或主管信貸的副行長等)回扣等，最終的融資成本約在8%;二類市場，資金互助合作社、小額貸款公司、擔保公司的客戶，借出的年息通常在18—40%，這其中人情成本基本上沒有，經辦人盡力拒絕一些禮品與好處，偶爾收取一點香煙或吃頓飯;三類市場，為一些個人放貸，借出的年息通常在40—120%;
從時間上講，一級市場貸款審批周期長10—60天之間，而且借出的周期較長，通常為一年，利息月結，每月20日為結息日;二級市場審核周期約2—5天，而借出的周期為3—9個月，到期延期或是重簽合同，利息通常在放貸時扣除;三級市場則是基本上稍微打聽一下，借款的按天計，通常借款周期在1—60天之間。
從額度上講，一級市場比較大，幾百萬或上千萬，上億都有;二級市場上額度通常低于5—100萬之間;三級市場則額度較小，1—30萬之間。這樣的區分當然不是絕對的，10萬8萬，銀行有時也會做。
從貸款的手續與速度相比，一級市場手續較煩、放款速度比較慢;二級市場手續也算齊全，放款速度略快;而三級市場基本上不要手續，打個借條，立馬放款。三級市場的一個經營者對梁西說，“我是在刀口上舔血，隨時可能要不回，但我不怕，我運用黑社會來逼債。一旦不償還，我就派人跟著借款人，再不行我就把借款人軟禁起來，快到48小時，我就將其放掉，因為法律規定，超過48小時是犯法行為。梁主任，另外說個事，如果以后我要是急需錢的時候，希望你也周轉點給我，你放心，我會及時還給你們的。”梁西口頭答應，心里說，“我絕不會把錢放給你的”。
梁西通過分析，知道自己的客戶都是些銀行剩余的殘渣客戶，所以對于每一筆放款都極為地謹慎，嚴控風險。當時的貸款通常是擔保與(房產)抵押兩種形式，信用貸款已經沒有了。
不乏騙款
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許多老師、公務員等都干起了副業，開店、開廠等，很多是利用政府關系做些其他生意。他們需要借款周轉，但由于身份情況，10萬通常不好意思向同事開口，向銀行借款麻煩，于是農他們選擇民資金合作社為借貸對象。而合作社也樂于放款給他們，老師或公務員找一個較好的同事作為擔保，只要調查其工作屬實，夫妻簽字，合作社不怕他不還款。然而這其中也有許多意想不到的情況發生。[page]
林某是一個鎮政府的宣委，他向高陽鎮農民資金互助合作社借了8萬元，擔保人為另一個鎮的政法委員。他償還本息及時，信譽很好，所以下次再借也方便了。但通過觀察，小林的表情背后好像有故事，這引起了梁西與副主任的警覺。副主任再次調查了他的情況，發現了意外情況。“梁主任，這筆款到期騙他還進來，下面不好借給他了。昨晚我收到他發的一條短信：’今晚去XX場子，那里錢多的’。接著又發一條短信：’對不起，我轉的信息，發錯了’。所以，我估計小林賭博的，通常都在外地，否則在梁縣會調查到他關于這方面的事”。
梁西與副主任合計，向小林承諾：上午先把再借款的手續辦好并把錢還進來，下午把錢放給他。到下午就說農資辦來檢查，不能放款，晚上告訴他，檢查人員交待“存貸比達到臨界線”，不能放給他了。于是，小林借款就在那一天終止了。
孫某是某學校的老師，也跑到高陽鎮農民資金互助合作社貸款，額度10萬。借款用途、夫妻婚姻情況、擔保人資格是放款的主要參考依據，而孫老師說借款用于買車。梁西當場揭穿他，“你不講實話，每個車行(4S店)都聯合銀行提供汽車消費服務，你借錢不可能拿來買車”。孫老師一看說不過去，就說買車是事實，自己在別處出了點紕漏。后來，梁西與副主任調查下來，他已經離婚，還參與賭博。這種客戶，即使找其他老師擔保，也不行，最終沒有借給他。
“張老板，你的款不能借給你了”，梁西打電話給一個客戶。“你們搞什么?!我手續都辦好了，準備下午就用。現在中午12點，你打電話說不借給我”。“請你來一趟”，梁西輕聲地說，因為梁西已經發現張老板所找的擔保人的收入證明上的公章是假的。剛一見面，張老板十分地不客氣，惱羞成怒。梁西將擔保人收入證明拿給張老板，“你說說，這加蓋的公章是真的嗎?”張老板一聽，覺得蹊蹺，就打了個電話給自己借款的擔保人，然后他的態度立馬轉變，“不好意思;因為我貸款急，所以擔保人就急，他就作了個假。”梁西半嚴肅地說，“張老板，很不好意思，我們不會把錢借給你了。如果你要執意為難我，那我也沒辦法。我如果現在打個110，那么你就麻煩了，你涉嫌兩個罪名，一是詐騙罪，二是偽造公章罪，經偵人肯定把你帶走。但我不會這么做，現在當你的面，我把資料全部銷毀，全當沒有發生過。”張老板一看情況，知道問題的嚴重性，連聲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晚上，我請你們吃飯”。梁西當他的面，把所有資料銷毀，也不會跟他們去吃飯，把事情處理掉。
梁西經手的事還有很多，還有高北平指示下借出的款，出了點周折，官司還在打。
暗渡陳倉
對于合作社的資金等類似機構，操作層面上有更過分的情況。
梁西在參與合作社的工作之前，與自己的老板高北平長談過，“我們經營的是上游產業，做的是高智商的工作，從現在要改變兩個觀念，第一，不要將錢看作錢了，要看作商品;花110元買100元，賣130元，我們賺取的是商品的差價;第二，金融產業是一個信用產業，遇到問題只能講誠信，不能講人情，同時我們以后就要做一個誠信的人”。高北平十分認可梁西的看法，也立下心起去做，在經營過程中，梁西對高北平是十分地尊重，高北平通常也會尊重梁西的意見。
在經營中，金錢的誘惑實在讓人難以抗拒，有兩次高北平調用合作社的資金給自己在銀行的朋友進行年終沖點(存儲任務)，這讓梁西有一絲絲不樂意。
經一年的運作，梁西看到其他合作社或是鄉鎮銀行及銀行的情況，亂象叢生，借貸放款等則是難以接受，也深感此行未來前景并不樂觀。一個客戶張某向SJ銀行貸款1500萬，SJ銀行分管信貸的副行長朱某告訴張某，目前放貸沒有計劃。張某為自己公司的運轉資金十分地著急，然后四處借款。后來又跑到SJ銀行，他是SJ銀行的老客戶，人員相對較熟。“朱行長，你真要幫幫兄弟的忙，如果籌不到款，那么我的工廠真要關門”。在張某的一再請求下，朱副行長就指點了張某，“我與DB鄉鎮銀行(也是私人D某投資辦的)較熟，聽說那邊資金有計劃，我與他們打個電話，你去那邊看看”。
后來，張某從DB銀行借到1500萬，年息18%，他為了感謝朱副行長，孝敬了一些(估計不低于10萬);據梁西通過了解，張某拿到的1500萬還是SJ銀行的貸款，運作流程：SJ銀行錢通過朱副行長手，將基準利率浮后(以7.5%利息)放給D某的廠，D某將該筆款再轉到自己的銀行DB，DB放給張某。
如果SJ銀行直接以7.5%放給張某，那么SJ銀行賺取的錢歸為行里，朱副行長只能得到幾十萬的回扣。如果通過這種方式，朱副行長會得到更多的利益，賺取的7.5%(合計112.5萬)同D某進行分配，他們也會拿出一部分散發給相關的人員進行封口。
梁西漸漸也知道一些所謂的國有銀行、股分銀行的經辦人或是有些權力的人，都通過歪門邪道搞了很多的錢;民間的資本機構又通過非常手段，也搞了很多的錢。對于解決就業與納稅的民營企業，梁西十分地同情他們，他們被各種銀行經辦人宰了幾刀后，又被民間資本機構繼續屠宰。“如果這樣搞，那么民營企業還有活路嗎?國家三令五申支持中小企業的發展，破解融資難都是一紙空文，國家不知道嗎?”
“賺到錢，就是真本事”，這是經濟社會不變的法則，什么規則與法律，都是狗屁。
2011年春天，梁西萌生了退意，想淡出合作社的責任與管理者身份。恰好，高陽鎮合作社老板高北平家庭事情鬧到合作內部來，梁西隨勢變得沉默寡言，簽字權也主動放棄了。
銀行掮客
王某是某國有銀行的信貸員，與高北平關系是高中同學，他沒事就會到梁西的辦公室里玩。在梁西眼里，他就是一個資金掮客。
王某手里有許多現有資源，有些貸款急、額度小或是銀行轉貸款的客戶，他視情況介紹到高陽鎮農民資金互助合作社來。他實現了一箭三雕：一方面急客戶所急，幫助了客戶;一方面給高陽鎮農民互助合作社帶來了相對可靠的業務;一方面他自己賺取了傭金。
王某對特別熟悉的客戶，他也會主動擔保，這讓梁西這些經辦人十分地放心，“你一個銀行職員，家產與收入都是可以，貸出個50萬是沒有什么風險的”。梁西將款放給客戶通常月息為1.5%，收取客戶的手續費全部給王某。王某通過這樣的兼職，每個月外會收入有時達幾千元。梁西也不眼紅，每個月掙幾千元的工資也是相當滿足。
據梁西了解，一些合作社負責人或是骨干都是請一些國有銀行內退的人員，他們手里掌握著大量的資源。梁縣14家農民資金互助合作社、10來家擔保公司、4家小額貸款，數家典當行等，里面都有銀行的掮客介入。
約在2011年，梁縣金融界還發生了一件事，某街道建行分理處主任跑路。經濟界立即引起熱議，而當地建行迅速發表聲明，力圖撇清關系，“他是替一個老板到私營機構融資，私人老板還不起跑路了，私營機構向他追債，他承受不了壓力，于是跑了”。梁西心里明白，這些都是說辭，鬼知道發生什么，一個與該分理處主任熟悉的朋友告訴梁西，“他是動了建行的錢，當然也有替別人融資的事，后來他看行里的窟窿沒辦法補救，于是就帶情人跑了;他寫給老婆女兒的信，我都看了”。
梁西也主動拜訪過一些銀行的支行、分理處，見聞了許多，他不僅看到了國有銀行職員的傲慢，也獲知一些人員假公濟私、貪贓枉法。有時候，梁西想，“銀行有點權限的95%從業人員，全部抓起來，都不會冤枉任何一個人;中國人在金錢、生存、色欲面前，通常是把持不住自己的。許多的問題，不是法律不健全，也不是法律不嚴格，而是執行不到位，體制監督不到位;深層次是人的罪性很深，稍微有點權，就會干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
七死八亡
在梁縣高陽鎮農民資金互助合作社工作了一年多，梁西思考了很多，最終考慮適當時機離開。
在2011年春天，也就是梁西沒有離職時，HX鎮農民資金互助合作社的投資人王某因到澳門賭博而面對清算的情況。
梁縣市委高度重視，分管金融的副市長負責處理此事。王某開了兩個廠，辦了一個合作社與一個擔保公司。有人借款，王某(有時是社主任)看借款主體還可以，就用自己的擔保公司進行擔保，可以賺取最大的利潤，通過合作社賺取了應有的利息，通過擔保公司賺取了3—5%的擔保費。
王某出事是因為有錢人就是喜歡刺激。他到澳門賭博一下子輸掉1個億，有人講是1.5億，有人講是5000萬，而梁西判斷應該在8000萬。對于一些經營者，8000萬現金可是一個大數，一個幾億產值的工廠，其周轉資金也沒有多少，最多為幾千萬，而一下子負債即要償還的8000萬賭債，著實讓王老板不堪背負。
梁縣市與HX鎮成立了工作組，將王某的合作社與擔保公司停業，將王某存儲土地拍賣，將一些錢匯集起來，HX鎮負責償還所有存入合作社的款項。為此，梁縣為此召開了專題會議，三個精神：一是封鎖消息，不要外傳;二是其他合作社自查，清處風險較大的業務;三是規范經營，不再求大，而求穩。
梁西經過此事，更堅定了他離開合作社的決心，自己辛苦賺點養家糊口的工資，沒有必要冒這么大的風險。
2012年春天，高陽鎮農民資金互助合作社因為投資人家庭紛爭問題鬧到合作社，越往后業務的風險將會越來越大。此時，梁西在高陽鎮農民資金互助合作社工作了整整兩個年頭，他就選擇了離開。在梁縣14個農民資金互助合作社中，高陽鎮的合作社經營的規模不是最大，賺錢不是最多，但在信用、安全、規范方面應該是最好的。
2012年夏天，FX鎮農民資金互助合作社老板找到梁西，“梁主任，我們談談，你可否到我們這邊來;薪水我們談一下。”梁西笑了笑，“可以考慮，但我目前想靜一靜，要思考一些東西。謝謝你的邀請”。綜合考慮，梁西觀察了這個老板，發現他年輕自負、膽大，于是選擇了失業，也沒有去上班。
2013—2015年，梁縣農民資金互助合作社與其他的民營資金機構迎來了最兇險的時光，一些機構關的關，老板跑路的跑路。2014年夏天，曾經邀請梁西的FX鎮農民資金互助合作社老板卷款跑路，存入的幾千萬窟窿丟給了當地政府。2015年，一些典當行、擔保公司也漸漸關門。梁縣一個鄉鎮的企業私自融資與放款的HM服裝企業一夜之間倒閉，該企業經營了20多年，當地很多人十分地嘆惜。
一點思考
回首自己的工作經歷，放在經濟環境中看，這是一件發人深思的經濟問題。
1、民間資金機構為什么一夜之間起來?
首先，與加入世貿有關。2002年中國加入世貿，并承諾逐步開放金融市場與人民幣管制，實現一定范圍內資本市場化。2006年，外資銀行可以進入中國內陸市場，于是花旗、三菱等銀行進入南京、無錫這樣的城市;
其次，《國務院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國發〔2010〕13號)》出臺，鼓勵民間資本入鐵路、民航、公共醫療、金融等。一個情況就說明此文件的作用：2008年，在梁縣辦典當行需要到商務部批準，而到了2010年，則手續簡單了，省金融辦批就可以了。
注：根據梁西的觀察，在經濟領域，文件的出臺通常是滯后的，政府看到一定的情況出現了，為了規范與理順這些情況，才出臺相關政策。經濟政策很少有前瞻性的，由此帶來的問題很多。)
再次，市場需要。作為民間資本的中介，通脹給吸納資本帶來便利，中小企業融資難給放款帶來便利;CPI指數2010年在高位徘徊，2010—2011年，一年定期存款上調了四五次，從2.25調到3.5，允許上浮10—20%，梁縣農商行為了吸納存款，就按最高限執行，國有銀行也采取迂回(簽約存款)的手段，按上限執行。民企融資難，國際金融危機，中國釋放4萬億進入央企，而民營企業與中小企業什么都未撈到，經營更加困難，最突出問題是融資難、融資成本高。
最后，資本沖動。在當時的環境中，許多民間老板都在尋找自己的出路，希望找到賺錢的機會，而金融市場出現這樣一個機遇，同時經營資金又是一個體面且充滿希望的生意，于是許多人開始嘗試，投身其中。
2、民間資本機構為什么陷入萬劫不復?
首先，民營經濟紛紛垮臺。劉鶴2012年在一篇分析2008年金融危機后經濟走勢的文章中預測，經濟復蘇將是一個緩慢的過程，未來呈“L型結構”。后來，有人說他預測準了宏觀經濟的走勢，其實在2011年，如果真的深入調查，就足以知道中國的經濟已經下行了，而且復蘇沒有10年或更長的周期是過不去的。
2009年之后，中小民營企業承擔稅負、成本、費用等太重，被各種銀行進行吸血后，又被民間資本機構吸血，等于雪上加霜，它們到民間資本借貸存屬于飲鴆止渴。本來經營困難，利潤每況愈下，企業利潤能有5—8%就錯了，怎么又可以承擔18—30%年融資成本。企業經營不下去，一些老板紛紛跑路。據報道，2012年，溫州跑路老板達上百人;而梁西估計梁縣跑路的老板約有四五十人，這就造成一些民間資本機構放出的款不能完全收回來，給以后的倒閉埋下禍根。
其次，民間資本機構嗜利成性。民間資本的當家人過重地看中利益而忽略了風險管控，使放出的款不完全及時收回，不但利息沒有收足，而且一些本金也是難以回收。即使打官司贏了，或是私自逼債，借款主體沒有錢，民間資本機構也是沒有辦法。
再次，民間資本機構缺乏實力。因為沒有充足的資本實力，所以就沒有辦法與各類銀行爭取優質客戶，而只能做銀行不歡迎的人的生意(有的已經從銀行貸足，再借作為周轉)。
最后，民間資本的從業人員素質差，技術條件不行。大部分民間資本機構的從業人員都是草臺班子，沒有經過專業的學習與訓練，匆匆上崗，在金融的風險管控、操作謹慎、市場調查等方面做的都難以到位;而且配備的軟硬件條件也不行，技術力量比較弱。
3、資本市場化如何走?
在上世紀90年代初，一些地方的農村紛紛成立基金會，諸多農民將錢存入基金會，到最后難逃流產的命運：最終的結局，未取出的存款由當地政府財政負責償還本金。2010年，在農民資金互助合作社成立時，梁西對此進行了思考與總結，農村基金會失敗的原因有三條：第一，存入的資本持續贏利難;吸納的錢，要獲得更高的利息，才足以償還存入的本金與利息。現實沒有獲得更高利息的渠道，鄉鎮企業用一部分，但難以為繼。第二，經營主體責任與能力不夠。許多人是村主任、鄉鎮工作人員，他們既沒有盤活資本的能力，也缺乏相應的責任心，“管他呢，又不是我的錢，該怎么辦就怎么辦，有事找領導”。第三，缺乏相應的監管。存款到賬，一些人通過各種關系要用，經辦人會不自覺地放棄原則，致使資金的濫用或流失，這是沒有有效的監管。
可是，在梁西經辦高陽鎮農民資金互助合作社，又遇到了新問題：生存的市場受到擠壓，發展空間不具備條件。
在財力、人力、技術等方面，民間資本機構與各種銀行都沒有辦法相抗衡。一級層面，六大行——工中農建交郵;二級層面，各類股份行——華夏、民生、中信、光大、平安等;三級市場，省級商行——江蘇、深發、浦發、浙商等，四級銀行為地方信用合作社。
如果國家真想實現金融市場化，其實很簡單，只要各級銀行中放出一到兩家銀行，讓其市場化經營，放開利率、準備金、存貸比，人行做好相應的監管就足夠了，完全沒有必要讓民間資本這樣去搞。國家這樣搞的目的無非兩個：讓民間資本出來承擔更大的風險，以保護現有銀行體系;二是利用民間資本，促進M2的釋放，使經濟進一步發展。
4、到底哪里出了問題?
一個社會是一體多面，任何一個方面出了問題，都不要就單獨的一面去探究原因，否則難以找到最真實的答案。經濟領域中某一點出了問題，可以在整體經濟中找原因，更可以到政治體制、文化傳統、人性善惡中去找原因。
一體多面：社會是一個整體，多面即指政治、經濟、文化、價值觀等。
梁西認為，民間資本之殤是兩個方面：一方面民間資本機構紛紛折戟沉沙，損傷了一些存款戶的利益。這些存款戶在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的情況下，為了對抗通脹且投資渠道不暢，拼命存點錢保命保生活，其選擇高于銀行利息存款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民間資本機構極大地傷害了中小民營經濟，加速了部分小中企業的滅亡。換句話說，中小企業在被各種背負與剝削下，它們又受到民間資本的再次掠奪，致使自己過早死去，給整體經濟帶來了不可估量的損失。
問題的核心，形而下看，政府改革滯后、政治體制(權力)缺乏有效監督。權力得不到有效監督，在其主導下的各類領域里各種機構與組織的運轉都會遇到問題。經濟領域中許多的市場行為變得扭曲是正常，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也屬于正常的。形而上看，是人的價值觀出了問題。金融的運行機制，國際上都已經有成熟的經驗;拿股市來說，我們參照了西方最好股市機制，然而現實中，股市人為操縱的痕跡過重，致使中國股市像過山車一樣走過25年，讓人看得心驚肉跳。
結語：
1、梁縣農民資金互助合作社的經濟模式與孟加拉國經濟學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倡導的金融模式無關，而且尤努斯的鄉村銀行在梁縣甚至中國也是行不通的。中國要有真正的民間資本機構并得到良好健康的發展，其道路是比較漫長與曲折。
2、銀行(金融)實現一定的市場化或是部分金融機構實現市場化運營，中國缺乏主體(政治)體制的配套、從業人員價值觀(文化)的品德與操守，即：如果不進行及時有效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與文化改良，那么中國的金融業與整體經濟很難走出界囚徒困境，而所做的努力只能是隔靴搔癢與一點補救措施罷了。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共識網 2016-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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