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實施低碳農業戰略固然需要科學技術做支撐，法律政策做保證，其實最重要的是廣大消費者要形成“低碳”消費的習慣，因為在食品從土壤到餐桌的金字塔中，消費者是最大的群體。
“如果不知道他來自何處，那就沒有知道他去何方。”
———法國人類學家K. L. 斯特勞斯
“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東西在自由市場中售出，即使是一粒谷物。自由市場只存在于政客的演講中。”
———Dwayne Andreas，世界食品巨頭Archer DanielsMidland ( ADM) 首席執行官
一、農業是世界文明之母，卻不幸走到十字路口上
生命誠可貴，民以食為天。我們每個人都得吃飯，大家也都知道農業的首要目標是生產支撐人類生命的食物，但有多少人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農業? 著名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在其1973 年出版的《貨幣的禍害》一書中說，農、火、文字和貨幣是人類文明誕生與發展的四大要素，現在看來，貨幣是文明還是禍害尚無定論，但農業確實是文明之母。
試想一下，宇宙誕生200 億年，地球誕生45 億年，人類誕生也已200 萬年，而農業的誕生僅僅是1 萬年前的事情。
在農業誕生之前，人類的祖先依賴采集和狩獵為生，后來通過培育植物和馴化動物而產生了農業。因此，農業誕生前的199 萬年與誕生后面的1 萬年相比何其長也!
199 萬年期間的人類進化極其緩慢，文明也就無從談起; 只有后面1 萬年農業的誕生和發展使人類真正脫離了蠻荒愚昧狀態，農業生產力的提高使人類在豐衣足食遠離狩獵采集的生命威脅之余，才有閑暇思考記錄和累積神秘的自然知識，使農業的技術從原先的原始馴化逐步演化到耕作制度的形成、實現水分的管理和農業新產品的開發( 如制衣棉花、中國草藥) ，促進了生產力發展，也促進了勞動分工、城市形成、商業繁榮、貨幣發明與開發利用，終于構成上述弗里德曼所說的文明發展的要素。可見，農業是這四個要素中最根本的要素。
然而，人類文明演化在產業林立的現代社會，農業作為文明之源恰如被拋棄的“馬鈴薯”母體，完全已經讓位于工、商、服務業等“仔薯”，余下的就是從她身上榨取剩余的所謂“貨幣”價值，使農業失去其本源的意義和價值。
正如筆者在2012 年出版的《農業生態學》一書( 王松良，2012) 前言中所說的:縱觀我國的農耕史，我們有理由認為，在18 世紀工業革命之前，農業塑造了人類的文化和文明。
今天則相反，人類的文化( 包括意識形態、需要和科學) 已經牢牢地控制了“農業”，使后者完全失去作為“自然”一部分的屬性，而成為人類“生存權利”的犧牲品: 龐大的人口產生對食物的巨大需求; 現代科學和技術及其歸納思維的壓倒性力量形成巨大的拆解( dissemble) 自然與農業的內在聯系，喪失對總體農業生態系統的思考能力。
和現代世界觀把“自然”視為外部關聯的、原子的、還原的、物質的、機械的“配件”一樣，產業化的農業更是把土壤作為單一化種植、化石農業的附屬。
結果是，當我們面臨食物安全( 包括糧食安全和食品安全，food security and safety) 的農業可持續性(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 的問題時，發現我們已經完全摧毀了其賴以存在的基礎，而成為我們真正的敵人。
作為文明之源，也是地球上唯一有生命的產業———農業———為全世界70 億人口提供食物，為全球40% 的人口提供了生計，為20 億人提供環境中可持續的能量來源; 發展中國家70%的貧困人口生活在農村地區，他們直接或間接依賴農業謀生; 以農業為生計的30 億人口日均消費不足2 美元，其中8. 45 億營養不良，13 億沒有清潔生活用水。
另外，農業也對基本生態系統服務有重大的影響，例如水的供應和凈化、傳粉、蟲害和疾病控制以及碳的吸收和釋放正處在十字路口上，面臨糧食安全( 資源衰竭、糧食數量不足) 、食品安全( 食品質量低劣、毒物殘留) 、生態安全( 環境破壞、物種滅絕) 、社會安全( 城鄉、工農、貧富差異) 、國家安全( 飲食文化侵入、民族健康問題) 的挑戰。
二、低碳農業: 農業走出十字路口的戰略選擇
世界農業面臨難題的癥結就是把地球上唯一有生命的產業貨幣化、自由貿易化和利潤化的結果，以及以還原認識論為內核的工業革命技術體系武裝傳統農業，這種農業模式的典型特征是高碳排放。因此，世界農業走出十字路口的首要策略是“低碳農業”。
農業是人類社會創造的最基礎的社會產業，農業的發展經歷了刀耕火種農業階段、傳統農業階段和工業化農業階段。
工業化農業經濟是以大量能源的投入為基礎，按照著名生態學學家E. P. Odum 的話就是: “美國現代農業是以十分的工業能換取一份的食物能。”可見，現代農業投入的集約也是造成碳排放激增、溫室效應乃至全球變暖的“罪魁禍首”之一。
例如耕地上大量使用化肥造成30% 的碳排放，動物養殖特別是反芻動物的腸道發酵造成50% 以上的甲烷排放。農業本質上依賴太陽輻射、土地、大氣和水等來自自然的初級資源的生物學轉化食品的過程，應視為實現人類利益與自然平衡的接口或者作為人類社會與自然生態系統唯一的界面。
在這個界面上，農業參與自然生態系統的碳循環過程，顯示其碳匯和碳源( 排放) 等雙重特征。
首先，在農業生產體系中，植物生產( 初級生產) 包括草地、森林和作物利用太陽能把大氣二氧化碳和水合成碳水化合物，起著碳匯作用，植物同時也需要部分呼吸消耗碳水化合物放出CO2以維持生理活動，這部分就是碳排放。
相比之下，植物的碳匯功能遠遠超過碳排放功能，主要起著碳匯作用。因此，充分利用農業生態系統的綠色植物是低碳農業的核心內容。
其次，農業生產體系的動物養殖( 包括畜禽和水產類動物養殖) 通過轉化初級生產的產物形成人類所需要的肉蛋乳類食物，但其過程需要大量消耗植物和動物的同化物，同時動物養殖過程特別反芻動物的腸發酵和蠕動( entericfermentation) 和動物排泄出大量的有機肥( brown manure) 是大氣溫室氣體的主要來源之一。因此，動物養殖及其伴隨的有機肥起著碳排放的功能。
最后，為了提高農業生態系統的能量轉化效率而投入大量輔助能是現代農業體系的主要特征，投入農業生態系統的大量化肥、農藥、濃縮飼料等需要大量化石能源( fossil energy) 燃燒而獲得，是農業碳排放的大戶之一。
下面以農業的生態學過程對CO2、CH4、N2O 等3 種主要溫室氣體的排放的“貢獻”為例，來說明農業碳排放的數量值得關注。
CO2是溫室效應氣體的大戶，農業對其的貢獻大約為15% ～ 25%，主要來源是土地利用方式的變化以及輔助能輸入，在過去兩百年里，由于農業土地利用的變化，即由自然生態系統向人類管理生態系統的轉換，已經導致了大約相當于同期化石燃料燃燒向大氣中排放的CO2量。
如毀林開荒、放牧、種植經濟收益高的作物、棄牧毀草開墾、草場退化、農田侵蝕性退化、土地沙化等都是降低農業的碳匯功能而增加其碳排放功能。
例如，森林和草場破壞所引起的大氣CO2濃度變化是雙向性的: 一方面，植物通過光合作用吸收固定CO2的數量減少; 另一方面，被毀壞林木、草通過燃燒或腐解而釋放到大氣中的CO2數量增加。
土地利用變化是目前大氣中碳含量增加的第二大來源，約占人類活動總排放量的20%，其作用僅次于化石燃料的燃燒。
此外，由于大量施用化肥，加速了農田土壤中有機碳的礦化，進而向大氣中排放了大量的CO2和CH4等溫室氣體。向土壤中施用石灰能夠降低土壤的酸性，促進作物生長。
但是碳酸鹽和重碳酸鹽在溶解和釋放過程中也會產生大量的CO2。尿素施用過程中碳素的易揮發性也導致大量CO2的損失。因此，施用石灰和尿素也成為
CO2的排放源。
據估計，因為農業的擾動，全球每年由土壤釋放到大氣中的碳量約為( 馬友華等，2009) 。因此，對我國低碳農業而言，傳統的精耕細作和現代農業的大量化肥施用都必須得到調整。
CH4的溫室效應系數為CO2的21 倍，農業對大氣CH4的數量的貢獻約是50%，主要來源是水稻栽培、動物養殖。千百年來因種植水稻而形成的水稻土，每年排放的CH4占全球CH4排放總量的10% ～ 15%。
以我國為例，自20 世紀以來，水稻面積擴大了2 倍，家畜存欄量增加了3 倍，對大氣甲烷含量增長的貢獻率為48%。
就西方一些發達國家而言，雖然它們大多不種植水稻，但主要消費肉類食品，其CH4的來源主要是各類動物的養殖。
以加拿大為例，其動物飼養總共排放出1016 × 的CH4中，動物本身排放量達到805 × ，占79. 2%，主要以反芻動物———牛在養殖過程中CH4的排放量為主，雞、鴨在飼養過程幾乎沒有CH4排放，羊也較少。因此，提倡以雞、鴨肉和羊肉的消費替代牛肉是低碳農業的發展趨勢。
另外一個CH4排放大戶是動物糞尿產生的CH4排放，占總CH4排放量的20. 8%，特別是豬糞尿的CH4排放達到120 × ，占了56. 9%，這就給喜歡消費豬肉的中國實施低碳農業提出了一個挑戰。
最后一個與農業相關的溫室氣體是N2O，其溫室效應系數為CO2的310 倍，農業對全球大氣N2O 的含量貢獻很大，達到70% ～ 80%，主要來源是植物生產的氮肥施用。
總之，農業生產對碳循環的影響具有雙重作用，既是碳“源”，又是碳“匯”。在歷史時期農業生產通過將自然生態系統，特別是熱帶森林，轉換成農業土地利用，增加了大氣中CO2排放。
盡管如此，農業也可以通過土地利用的變化、土地整治等增加碳“匯”，減少CO2的排放，從而使農業生產由碳“源”變為碳“匯”。
因此，如何實現農牧生產的“接口”，實現對有機肥和飼料在植物生產和動物養殖上的平衡、盡量減少對市場化及工廠化生產資料的依賴也是低碳農業的主攻方向。
三、實施低碳農業戰略的關鍵是引導消費者走向“低碳化”消費
實施低碳農業戰略固然需要科學技術做支撐，法律政策做保證，其實最重要的是廣大消費者要形成“低碳”消費的習慣，因為在食品從土壤到餐桌的金字塔中，消費者是最大的群體。
比如在我國，不是所有的13 億多人都需要從事農業生產和管理，但這13 億多人全部都是農業食品的消費者。消費決定生產，13 億人就是我國參與這場世界農業從高碳到低碳的變革的決定者。
引導消費者的低碳消費是實施低碳農業的關鍵。
首先是引導“就地消費”。“就地消費”也稱為“地方性消費”( buying local) ，這是加拿大普遍提倡的消費模式，通過提倡購買“地方性”食品，即食品的“在地化” ( localization) 才是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基石。
第一，它省卻長途運輸的汽油燃燒而達成事實上的低碳農業; 第二，它保護生命農業及其源頭的農民和土地; 第三，保障了食品的安全; 第四，消費者和生產者直接連接，極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
目前世界各地方興未艾的社區支持農業( Community Support Agriculture，CSA) 就是“地方性消費”的絕好榜樣，是“低碳”消費的典型模式。
福州郊區目前擁有以家庭為經營單位的“佳美市民農園”和以社會公益組織為經營單位的“故鄉農園”2 個社區支持農業模式，他們都通過福州城市社區居民支持郊區的無公害蔬菜食品生產為起點，實現消費者和生產者的直接互動、互助、互信，省卻食品分配的諸多中間環節，保障食品安全的同時，促進城鄉一體化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
其次是引導“低端食物鏈”消費( eating the low food chain) 。根據生態學的食物鏈原理，隨著食物鏈營養級升高，能量轉化效率逐級降低。
因此，提倡低端食物鏈消費，以消費植物性產品為主，同時可節制動物性生產，既提高能源轉化率，又減少碳排放。
實際上，“低端食物鏈”消費正是我國長期的消費模式，也是我國長期能夠以占世界7% 耕地養活占世界22%人口的根本原因，應該得到大力發揚。
此外，即使部分動物食品的消費對每個消費者身體健康是必需的，根據上文所述的各類動物食品生產過程的碳排放數量，消費者選擇消費哪類動物食品也對實施低碳農業起得至關重要的促進作用。
總之，目前世界農業和其他各類工業產業一樣難以逃脫為資本主義自由貿易為核心的經濟體系所主導，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是傳播、推廣這個體系的有力工具，后者動用各類現代信息技術平臺俘虜永遠處于因信息不對稱狀態下“無知”的消費者。
所以我國13 億多消費者必須時刻警惕，通過不斷學習科學知識、提高生態文明和健康意識，時刻注意辨別來自各類媒體的海量信息。
一定堅信: 不是他們說的都是對的，盡管他們時刻打著科學和國家利益的幌子，而是我們自己的認識不夠、警惕性不高。
一定堅信: 農業是把太陽光轉變為人類健康和幸福的事業，不是利用一切化學工業力量武裝下的賺錢產業; 是地球唯一有生命的產業，不是任由新古典主義經濟學設計的利益鏈條!
作者系福建農林大學作物科學學院、生態文明研究中心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非營利評論（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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