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戰爭的硝煙早已彌漫在地球的角角落落，唯有居住著九億人口的中國農村幾乎是一片盲區。原來在鄉村設點的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自1998年開始撤并，幾年時間就風卷殘云，工、中、建三大銀行撤并15023家，農行一家就撤并2.6萬家以上，農村只有奄奄一息的農信社為農民做點杯水車薪的貸款，農村成了貨幣戰爭的真空，農民成了貨幣戰爭的白癡，農業則成了貨幣戰爭的重災區——大量的農村資金被抽走用于發展城市、發展工業。
這是個“金融為王”的時代，誰掌控的金融資本多，誰獲取財富的能力就強。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稱，近百年來，人類財富增長了8倍，而富人的財富卻增長了128倍。美國稱霸世界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無處不在的美元，而美元的造幣權、發行權、流通權牢牢掌握在美國人手中。說今天的世界已經實現全球化了，其實在諸多生產要素中，土地、勞動力、技術、管理等沒有全球化，只有金融資本實現了全球化，而金融資本是稀缺資源，放眼人類社會，誰掌控稀缺資源誰就能勝出一籌。奴隸社會，奴隸是稀缺資源，奴隸主掌控奴隸，他就富有;封建社會，土地是稀缺資源，地主占有更多的土地，他就富有;資本主義社會，機器廠房是稀缺資源，資本家擁有先進設備，他就富有。九億農民與金融這個稀缺資源無緣，縱然有天大的本領也不可能富起來，更何況今天的人類社會，強者對弱者的壓迫已經由武力征服、經濟剝奪等演化為虛擬概念的壓迫。從亞洲金融風暴到美國的次貸危機，從股市的過山車到一夜暴富的網紅，無不透現出虛擬概念的威勢。農民對此更是如墜五里霧中，各種福利彩票的發行，原本是想籌集社會資金解決窮人的問題，可買彩票的卻絕大多數都是夢想一夜發財的農民工，他們哪里懂得這個悖論中暗藏的玄機。
其實，農民參與金融活動的夢想從來都沒有停止過，這個夢想從貴金屬時代就已經開始，且不說，大量存在的民間各種行會、抬會、錢莊，名氣最大的山西票號、錢莊竟成為“中國銀行的鄉下祖父”，同時被稱為清政府的“財政部”，業務做到海外幾十個國家，經營者可都是土頭土腦的鄉民，既沒有海歸背景，也不是飽學之士。發端于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期的中國農村合作基金會，也是中國農民對金融業的小試牛刀，農村合作基金會固然存在著許多需要整頓的問題，但長達十余年的生存歷史對當時鄉鎮企業的發展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卻是不爭的事實。1999年1月，全國4.5萬家鄉村兩級合作基金會被“一刀切”地取締，從此，中國農民便集體告別金融活動。近幾年，政策雖然有所松動，各種資金互助組織、小貸信貸、擔保機構、典當逐漸產生，但尚未形成氣候。活生生的事例說明，擔心農民沒有能力搞金融是多余的。
發展的本質就是資源資本化的過程，而改革的本質就是把資源資本化過程中引起的社會震蕩平覆到最小限度，使社會保持穩定。在培育農村金融的本土力量問題上，一定要擺正改革發展穩定三者之間的關系。制度設置不完善是制度制定者的責任，監管不到位是監管者的責任。如果把這些不完善歸罪于農民，這是不公平、不合理的，決不能由于怕擾亂金融秩序就因噎廢食。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當前解決“三農”問題的首要任務，所謂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絕不僅僅是農業的結構調整，它是一系列的制度性改革創新。農村本土金融力量的培育應是題中應有之意，讓農民在貨幣戰爭的“正規戰”中學習“游擊戰”，發展農村現代化的高端服務業，應從這里破題，從這里起步。
眼下，工、農、中、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占據全國銀行業資本金的70%以上，而這其中70%的資金又都貸給了國有企業，20多年來全國每年投向農業的貸款一直只占總額的5%左右。原來農村信用社改為農村商業銀行后，正在把注意力轉向城市，轉向工業，轉向大客戶，農民貸款更為艱難。印度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前，農業農村十分落后，自上世紀后半葉開始，印度進行了三次農業革命，即綠色革命(種植業革命)、白色革命(水牛產奶技術革命)和藍色革命(水產養殖及海洋捕撈革命)，不僅解決了溫飽，而且一躍成為全球重要的農產品出口大國，農村面貌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印度三次農業革命成功有諸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比較發達的農村金融，每家每戶都可以在銀行開戶，方便貸款，印度農業貸款額始終占總額的20%。新上任的莫迪總理為推進全民創業，又借鑒這一成功的經驗，在全社會大力推廣銀行“開戶計劃”。
農民要增富、農業要增效、農村要增美，而“錢途茫茫”，“三增”便無從談起。農村本土金融力量的培育，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
(作者系中國農業經濟學會副會長，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首席專家)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網 2016-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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