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簡介：胡彬彬，男，湖南雙峰人。無黨派人士，湖南省政協常委，中南大學中國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四個一批”人才，國家“萬人計劃”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主要研究方向為歷史學、文化學、宗教學、歷史人類學等。發表重要學術論文40多篇，出版學術研究專著20余種。被稱為“中國傳統村落文化研究的拓荒者”。
今年3月頒布的《十三五規劃綱要》中，在《加快建設美麗宜居鄉村》一節里，有這樣的表述：“培育文明鄉風、優良家風、新鄉賢文化。”如何認識“新鄉賢”？如何理解“新鄉賢文化”？如何在傳承中華優良傳統文化中培育新鄉賢文化，使之成為化解“三農”問題的重要抓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鄉村落地生根的推動力量？日前，湖南日報記者采訪了省政協常委，中南大學中國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胡彬彬。
鄉賢是中華傳統文化中一個獨特的人文群體，鄉賢文化集中體現在建設鄉村、改善民生、造福桑梓等方面的群體追求和故鄉情懷
湖南日報：習近平總書記談到新型城鎮化建設時，要求鄉村要“記得住鄉愁”；《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出要培育新鄉賢文化，無疑有著深遠的歷史文化背景。能請您幫我們解讀一下鄉賢和鄉賢文化嗎？
胡彬彬：“鄉賢”一詞，《漢語大詞典》的解釋是：“鄉里中德行高尚的人。”在漫長的中國歷史進程中，一些在鄉村社會建設、風習教化、鄉里公共事務中貢獻力量的鄉紳，都被稱為“鄉賢”，由此而形成了鄉賢文化。鄉賢文化是根植于中國傳統鄉村社會的一種文化現象。它曾為中國社會的穩定、中華文明的傳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集中體現在建設鄉村、改善民生、謀利桑梓等方面的群體追求和故鄉情懷。傳統中國是一個以農村為主體的社會，每個地方都有自己鄉賢，他們或以學問文章，或以吏治清明，或以道德品行而聞名。這些最容易引起當地人們的認同感，增強地方社會的凝聚力。他們中有的人走出家鄉，在外面發達之后，仍然與家鄉保持密切的聯系，并關注家鄉的發展，為家鄉出謀劃策。即便是沒有擔任過官職的鄉賢，他們在地方上也以其特有的身份、地位，維持鄉間社會的禮儀和秩序，教化鄉里，為一方百姓造福。
在中國的傳統鄉賢文化中，敬祖先，重鄉土，愛桑梓，培育鄉土觀念，成為族人、鄉人、國人增強凝聚力的一種方式。因此，在這樣一種傳統文化的氛圍中，走出的不僅僅是一代代、一個個的舉人、秀才，更是無數的將相棟梁，他們被鄉賢文化所熏陶、所滋養而成長起來，由村落之所最終走向國家之殿，并最終以其豐功偉績而受到萬世敬仰。
鄉賢治理是農耕文明時期的獨特社會景觀
湖南日報：您的一項研究成果說，鄉賢作為農耕社會一個特殊的階層，在鄉村治理中發揮了特殊的作用。他們是怎樣發揮作用的呢？
胡彬彬：鄉賢治理，要基于兩個方面的條件成熟。一方面鄉賢在地方上具有一定的地位、聲望和特權，熟悉朝廷的法令、政策，可以與地方官員，甚至中央官員直接聯系；另一方面，他們視自己家鄉的福利增進和權益保護為己任，具有強烈的地方認同感和歸屬意識，與民間社會有直接的接觸，易于被百姓所信任和接受。
對于地方政府來說，由于鄉賢在地方上擁有相當的號召力和影響力，因此很多與鄉村相關的事務都要依賴他們。作為地方社會階層的鄉賢對地方擁有實際的控制。縣官不在本地任職，且有一定的期限，對于地方人事民情并不能像鄉紳一樣那么熟悉，如果得不到鄉紳支持將寸步難行。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沒有鄉紳的中介作用，高高在上的“皇權”的力量就無法施之于基層社會的民眾。從傳統中國政權的運作制度上來看，國家的權力只能遞傳至縣一級的行政區域，正所謂“皇權不下縣”。面對幅員遼闊而又呈分割狀態的鄉村社會，借助于鄉賢這一本土非正式權力力量，皇權的統治才能延伸到基層社會。鄉賢以其社會權威在基層社會行使田賦、稅收、教化、治安、司法、禮儀諸職能，是地方權力的實際代表。
鄉賢對于鄉村治理，主要依靠的就是鄉規民約。鄉規民約起源于北宋，與著名的“藍田四呂”有關。北宋藍田人呂大鈞與另外三兄弟被譽為“藍田四呂”，曾師從宋代大儒張載，當過一段時間官。辭官回鄉后，帶頭與當地百姓制訂了《呂氏鄉約》。在組織設置上，每約推舉一個或者兩個品行較好的長者為“約正”，負責執行賞罰。有什么大事，則大家一起商討解決。《呂氏鄉約》以儒家價值觀為指導，對鄉民修身、立業、齊家、交友等行為，以及送往迎來、婚嫁喪娶等社會性的活動，作出規范性的要求。這些主要表現在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四大條款上。這一鄉約組織以地緣關系為紐帶，超越了傳統的宗族組織和地方行政單位組織，是一種由鄉賢組織起來的自治組織。在呂氏兄弟的倡導和推行下，當時的藍田地區，民風淳樸，甚至關中一帶的社會風氣也深受其影響。不僅如此，《呂氏鄉約》也對后來鄉規民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標桿性功能，對于維系傳統鄉村的社會秩序發揮了巨大作用。
在傳統中國社會，鄉村的公共事業主要也依靠地方鄉賢完成。尤其是自明清以后，鄉村社會的公共事業基本幾乎都傾向于由民間自辦。從史料的記載來看，有關鄉賢在地方上舉辦公共事業的例子俯拾皆是，地方上的各種公務幾乎都有他們的參與或主持。他們參與和主持地方的各種公益活動，部分地承擔了社會救濟的責任，做出了許多義舉，在鄉村治理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鄉賢，鄉、賢缺一不可。“鄉紳”未必“鄉賢”
湖南日報：談到鄉賢，我們總想起一個詞：土豪劣紳。顯然這不是一個褒義詞，也有特定的語境。歷史上是否有這樣的群體存在？它和我們所要提倡培育的鄉賢本質的區別在哪里？
胡彬彬：“鄉紳”這個名稱在宋代已經出現，但在明代文獻中經常用的是“縉紳”。“縉紳”又作“搢紳”，《說文解字》：“搢，插也。”“紳，大帶也。”“縉紳”指插笏于紳帶間，這一般是官宦才有的裝束。到了明清時期，“縉紳”多用來指稱“鄉宦之家居者”。縉紳相近的稱呼還有紳士、紳衿等，但若從廣義上說，可把他們視為同一類士人。“鄉紳”指的是“在鄉之縉紳”。鄉紳并不總是被鄉里所稱道，歷史上有一些鄉紳倚仗權勢和財富，搜刮鄉里，無惡不作。清代鄭觀應在《盛世危言·書吏》中對這類群體的行為進行了嚴厲批判：“下自州縣，上至督撫，旁及海關，房科胥差，皆以重貲承充，與本地劣紳痞棍串通作弊，恐嚇鄉愚，勒索無辜，被累者竟致無門可訴。”這些當然不是我們今天提倡的新鄉賢。
當然，我們說的鄉賢，是鄉紳中的良紳，他們根植、立足于鄉土社會，以其士大夫的文化精神，影響、作用于鄉土社會，上利國家，下益鄉民。他們有些人通過讀書獲得功名，走出鄉村，在外為官，在他們年老退休之后，再選擇回鄉養老。他們深受儒家禮儀教化的熏陶，一向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即便是退隱在野，也不忘教化鄉里，熱衷于地方公益事業，設義田、修水利、辦書院、賑災民，等等。作為一個特殊的階層，他們具有溝通地方政府與社會的權利和便利，對于地方政府的政策，亦可以代表民眾向州縣官進言。同時，他們又經常是宗族長，維持著鄉間社會的禮儀和秩序。這樣一個階層，在鄉村社會實踐儒家的“進亦憂，退亦憂”的理念，維系著鄉村社會的秩序。
在2014年9月召開的“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工作經驗交流會”上，中宣部部長劉奇葆說，鄉賢文化根植鄉土、貼近性強，蘊含著見賢思齊、崇德向善的力量。在城鎮化的浪潮中，農村優秀人才大量向城市流動，正所謂“秀才都擠進城里”，有人不禁叩問“鄉賢何在”？從現實情況看，農村優秀基層干部、道德模范、身邊好人等先進典型，成長于鄉土、奉獻于鄉里，在鄉民鄰里間威望高、口碑好，正日益成為“新鄉賢”的主體。
新鄉賢應該是也必須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踐行者、引領者
湖南日報：所以，時代賦予了新鄉賢更多責任和使命。尤其在當前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他們應該是踐行者、引領者嗎？我們要怎樣圍繞核心價值觀重構鄉賢文化呢？
胡彬彬：“鄉賢文化”從某種意義來看，就是某一個地域中的優秀文化。一方鄉賢，在一方鄉土中的人文道德力量不可謂不大，由一鄉及一縣，由一縣及一省，由一省及全國，所謂聚溪成流，其影響不可忽略低估。鄉賢作為一個階層，在鄉村社會實踐儒家的“進亦憂，退亦憂”的理念，傳承著中國的傳統文化，維系著傳統中國鄉村社會秩序。他們在地方上熱心公益，保家衛國，造福一方；推行以儒家為主的社會價值觀，維護鄉村社會秩序的穩定。在鄉賢的身上，集中體現了“友善”、“真誠”、“敬業”、“愛國”等傳統美德，完全可以看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踐行者、引領者。可以說，中國傳統鄉賢文化是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極其珍貴的思想資源。鄉賢文化對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構建，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今天我們提倡“新鄉賢”文化，既是在延續傳統文化中的精華部分，也是在新時代中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當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發掘與實踐表明，鄉賢文化是可資利用的重要文化資源。我們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來圍繞核心價值觀重構鄉賢文化：其一，在學術界，應展開理論研究，厘清鄉賢文化與傳統文化的關系，再深入探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傳統文化之間的關系；其二，地方政府應該在廣大鄉村提倡新鄉賢，讓地方的有志之士、有為之士都納入到新鄉賢的群體中來，樹立典型；其三，媒體應加大對于近年來涌現出來的新鄉賢的報道，充分發掘他們與傳統鄉賢之間的聯系，更需要發現他們與傳統鄉賢之間的區別，其實這些區別主要就在于新鄉賢所體現出來的品質直接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關。
我們相信，新鄉賢文化的弘揚有很強的示范引領作用，新鄉賢的嘉言懿行能夠像古代的鄉賢一樣垂范鄉里，涵育文明鄉風，并進一步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鄉村深深扎根。
借新鄉賢治理鄉村，是化解當下“三農”問題、“留住鄉愁”的重要路徑
湖南日報：當前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三農問題也越來越引起人民的關注。而由于種種原因，抓手不多、力量不夠的問題也日見凸顯，新鄉賢可以成為化解當下“三農”問題的重要力量嗎？
胡彬彬：隨著近些年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大量農村人口涌向城市，許多鄉村文化精英也走出農村，定居城市，使得村落被遺棄空置。同時，從農村走出的大學生，也很少再返回家鄉。一些有識之士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開始積極倡導鄉賢文化了。應該說，新鄉賢的主體范圍更加寬泛了，包括鄉村干部、文人學者、退休官員、企業家、科技工作者、海外華人華僑等。他們視野開闊，資源廣泛，如能返回故鄉，或以自己畢生所集聚的能力奉獻家鄉建設，反哺故園，對于當下三農問題的解決，確實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我們需要重建鄉賢文化，在當今農村社會中呼喚新鄉賢。
湖南日報推出新鄉賢系列報道，是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積極舉措
湖南日報：6月23日至7月6日，我們湖南日報推出了“尋找新鄉賢”系列報道第一季，反響不錯。9月22日又推出了第二季。您怎樣評價我們的報道？有什么好的建議？
胡彬彬：目前，城市化、城鎮化飛速發展，而農村卻日漸凋零。湖南日報作為重要媒體，此時推出“尋找新鄉賢”系列報道，非常及時，內涵深刻。反映了媒體的學術良知，揭示了傳承和重塑鄉賢文化的必要性和鄉賢在其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報道的這些新鄉賢，有許多反哺故鄉的種種感人事跡，昭示的不僅是事關社會個體的事跡，更詮釋了社會主義主流價值觀對這一社會群體所產生的深刻人文影響。他們身上所體現出來的舍己為公的奉獻精神、堅持不懈的拼搏精神、與時俱進的創新精神，關乎個體的高尚人格，更關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影響力、感召力。總之，推出新鄉賢系列報道，是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積極舉措。
希望湖南日報繼續深挖本土新鄉賢，不遺余力地報道他們的優秀事跡，對我國目前正在推進的城市化、城鎮化進程中如何保護、傳承和創新中國傳統村落文化，傳播與滋養國家民族文化主流價值觀，提供優秀的參照。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湖南日報 2016年0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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