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的提出
（一）從東方專制主義到中國歷史模式
長期以來，中國古代社會被看作是“專制的、停滯的”。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認為，東方社會只有空間而沒有時間，是一個平等的天國。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把東方社會稱為“亞細亞生產方式”，認為農村公社土地所有制是了解東方天國的一把鑰匙。卡爾?魏特夫著作《東方專制主義》一書的出版，為“中國古代社會是專制社會”的判斷提供了有力的學術支持。社會科學領域內的學者，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對魏特夫及其追隨者進行“反擊”，隨著其他焦點的出現，這個問題被暫時擱置下來了。金觀濤和劉青峰《興盛與危機》一書的出版，再次掀起了對這個問題的討論。他們將中國社會看作是“超穩定結構”，認為中國古代社會具備一種“奇異的修復能力”。“超穩定結構”掀起了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內的一陣波瀾，“國家建構”理論與其匯流，將其推向新的高度。許田波、趙鼎新贊成金觀濤、劉青峰的觀點，將秦漢以后的帝國形成，稱為“中國歷史模式”。但是，中國社會顯然并沒有完全遵循“超穩定模式”，相反每個時期都有一定的不同。
（二）早期的國家形式
在古代社會中，最重要的兩種社會勢力就是血緣貴族和家產官僚制。一個封建王朝的崛起，往往是兩者的結合。西周時期，中國是分封貴族社會，是姬姓部族用血緣聯盟的方式，由周部族的人建立國家。西周的早期，采用的是奠牧的辦法。但是，殷人部族在東方的叛亂，以及東方蠻族的威脅，使西周政治的實際掌權者—周公采用了一種新的辦法，這就是分封制度。該制度本身并不是一種新的制度，它實際上是宗族分封屬邑的升級，是從宗族中的分支遷出宗邑的結果。在并沒有形成國家的階段，宗族的模式是“宗邑—屬邑”。在早期國家形成時期，則轉變為“都邑—宗邑—屬邑”這樣一種模式。
我們知道，在國家模式上，西周初期和商并沒有實質性的區別。但是，車輛的發明和運用，以及馬匹的馴化，使遠距離的奔襲和機動部隊誕生。商部落的潰敗，不可能單單是由帝辛（商紂）的殘暴引起的。更真實的情況是商部族內部有離心的傾向，使一個過于相信武力征服的部落敗在裝備了新技術，并且凝聚力較強的部落手里。
歷史的前期深刻的影響著后面的進程，新的技術和舊的組織模式在一定條件下會組合出新的制度。周禮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封邑制度經過提升和完善，成為封國制度。周王室的角色是雙重的，它既是周這個國家的統治者，也是整個周部族的大家長。
周禮用復制都邑的辦法，使整個北方區域和南方的大部分區域都得以穩固。當文化融合和民族融合達到一定程度，各個諸侯國內部也已經成為一個政治實體，周部族“集體坐天下”的模式就會發生變化。春秋時期周禮正在式微，但由于各諸侯國基本還是周部族群體執政，尚有一定的貴族遺風。進入戰國，“陪臣執國命”的現象越來越嚴重，周王室只是其中較小的政治實體而已。
與之前相比，這一時期的社會形態和政體有了顯著的不同。從表面上看，是兼并戰爭推動了郡縣帝國的誕生。但是，推動郡縣帝國誕生的要素發生在戰爭之前，戰爭不過是加速了郡縣帝國的誕生。郡縣帝國誕生和復活的基礎是什么呢？為何帝國崩潰后會一再重建，沒有回復到復合王國或者進入立憲國家模式？
二、文獻綜述
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寫到，“中國很早就已經進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狀，但是因為它客觀的存在和主觀運動缺少一種對峙，所以從未發生任何變化；一種如此固定的東西代替了一種真正歷史的東西”。他認為中國并沒有真正的歷史，郡縣制帝國是一個平等卻非常專制的政體，造成這樣的原因在于中國人缺乏個體自由的精神。從黑格爾的角度來看，中國一直維持郡縣制帝國模式的原因是缺乏個體自由精神去對抗威脅自由的實體。很明顯，這種解釋與古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并不符合。“納完糧，自在王”，“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老兒拉下馬”，“彼可取而代之”等語句貫穿在農民和官員的日常生活中。正是因為中國人并不具備黑格爾所說的奴性精神，才會有接連不斷的造反和起義，使王朝更替不斷發生變化。因此，自由精神的缺乏并不是解釋郡縣制帝國模式長期維持的原因。
“這些自給自足的的公社不斷的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產出來，當它們偶然遭到破壞時，會在同一地點以同一名稱再建立起來，這種公社的簡單的生產有機體，為揭示下面這個秘密提供了一把鑰匙：亞洲各國不斷瓦解、不斷重建和經常改朝換代，與此截然相反，亞洲的社會卻沒有變化。這種社會的基本經濟要素的結構，不為政治領域中的風暴所觸動”。馬克思深刻的揭示了亞洲各國上層政治千變萬化，社會基本經濟要素結構不變的秘密，那就是自給自足公社的簡單再生產。換句話說，只要自給自足公社始終占據社會生產的主體，那社會就保持相應的形式不發生變化。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社會決定國家而不是國家決定社會，從這個角度出發，古代中國長期是郡縣帝國模式的社會經濟原因就是自給自足的農村公社。值得關注的是，馬克思關注的對象是整個亞洲，而不單是中國。盡管同樣是改朝換代，印度和中國是明顯不同的。而且，自秦漢以來中國的村莊盡管是自給自足的，卻已經具有非常明顯的家戶傳統。因此，要想揭示郡縣制帝國持續兩千年的秘密，除了社會經濟原因上的總體解釋，還需要進一步的探索。
卡爾·魏特夫從馬克斯·韋伯關于中國治水的部分解釋出發，論證中國國家權威形成于大型公共工程的需要，此權威一經形成，就形成了專制社會。因為公共工程的長期需要，中國社會也長期是專制社會，需要極權主義力量來統治。魏特夫認為，郡縣制帝國就是專制社會的統治工具，社會形式不變，統治工具也不會改變。這種從公共工程需要來解釋，并且偽裝成馬克思主義的解釋，看起來很有說服力。但卻跟中國歷史大相徑庭，不說別的，但從公共工程與權威的關系來說，恰恰是權威系統完成以后，才有能力完成治水這樣的公共工程。因此，即便魏特夫及其團隊收集了很多資料，這種從理論出發的想象也不能得到令人滿意的答案。大型公共工程不是郡縣帝國的原因，倒更像是其結果。
除了從個體自由精神、社會經濟結構、公共工程需要等角度探討郡縣帝國長期維持的原因以為，還有金觀濤和劉青峰提出的“超穩定結構”和趙鼎新提出的“中國歷史模式”。金觀濤和劉青峰利用從系統論和控制論的角度出發，認為中國社會的“超穩定結構”來自于一體化結構，即政治結構和意識形態結構相結合，構成一種超級組織力量。同時，中國社會借助于“宗法同構體”和“一體化目標”形成了一種奇異的修復能力。這個解釋的角度比較新穎，也提出了新的見解，仔細分析發現，這種解釋與馬克思的社會經濟結構解釋是相似的，不同之處在于，兩位學者引用了工程學和物理學中的概念，創造了“超穩定結構”這歌概念，并且用數學來驗證王朝的興衰。在解釋郡縣帝國模式的長周期上，“超穩定結構”并沒有很強的說服力。趙鼎新先生從地緣政治學、政治結構、意識形態出發，探討了官僚機構理性化和意識形態穩定化，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國歷史模式。在解釋上，趙鼎新先生從戰爭的角度補充了官僚機構和儒法意識形態的形成與結合，這種結合構成了“中國歷史模式”。這種解釋很生動的揭示了戰爭在推動郡縣帝國形成中的作用，揭示了官僚機構和意識形態的功能。但是，作者有意或無意忽視了經濟的限制作用，仍然不能解釋郡縣帝國長期維持的原因。
“在社會科學問題上有一種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養成正確分析這個問題的本領，而不致淹沒在一大堆細節或大量爭執意見之中所需的，對于用科學眼光分析這個問題來說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記基本的歷史聯系，考察每個問題都要看某種現象在歷史上怎樣產生、在發展中經歷了哪些主要階段，并根據它的發展去考察這一現象現在是怎樣的”。列寧考察國家起源、發展和現狀的方法同樣適用于考察郡縣帝國的起源、發展和消亡。
謝維揚在《中國早期國家》中，提出中國早期國家是酋邦國家，其統治模式是血緣貴族式的，統治方式則主要是“殖民模式”和“淺層控制模式”。盡管有瑕疵，但是與郡縣模式相比，中國早期國家的血緣貴族色彩是毫無疑問的。王震中根據全球六大原生文明的比較，提出了中國國家的演進形態：都邑邦國—復合王國—郡縣帝國。結合《中國文明起源的比較研究》一書，我們可以將這一形態向前拓展，得到“宗邑聚落—都邑邦國—復合王國—郡縣帝國”的演進路線。
通過這條演進路線，我們發現中國國家文明誕生之前就帶有濃厚的血緣色彩，都邑邦國時代的血緣貴族色彩是順理成章的。但是，正像西周歷史研究者李峰指出的那樣，西周是中國“第一次官僚化進程”的時代，官僚化的進程起于西周，而不是戰國。這一時期，在周部族內部，選拔官僚的現象已經大量出現，常設的官僚機構也已經出現。因此，從西周開始，國家形式就有從血緣貴族統治轉向官僚統治的傾向和可能。
通過對以上文獻的梳理與回顧，作者認為：社會經濟結構要素的穩定，揭示了中國政治上層改朝換代而下層不變的秘密；基本經濟區，為郡縣帝國的誕生和復活提供物質前提；血緣親族和官僚體制為郡縣帝國誕生和復活提供組織和暴力基礎；大一統文化為郡縣帝國提供文化支撐。
三、郡縣帝國的誕生與復活
（一）經濟基礎：基本經濟區
“基本經濟區”這個概念由冀朝鼎先生提出，它將基本經濟區看作是一個歷史概念，用它來解釋中國王朝重視興修水利和建立都城的原因。南宋以前，基本經濟區的主要區域分布在黃河中下游平原，主要是渭河平原和洛河平原。興修水利、道路，服務農戰是基本經濟區的必備工作。通過歷史資料，我們發現帝國的水利工程和道路建設最先在都城附近的地區展開，隨后擴展到關系帝國經濟運轉的區域。以東周時期鄭國渠的修建為例。
鄭國渠建于公元前246年，距今已有2262年的歷史。作為秦國三大著名的水利工程之一，它的建成，促使了中國第一個中央集權封建王朝秦的建立，其工程技術之先進、效益之顯著，令世人嘆為觀止。
當然，中國歷史上還有其他水利工程。隨著生態環境的變化和人口的遷移，中國的南方逐漸成為比較重要的經濟區域。但是由于軍事戰爭技術的成熟和鞏固北方邊防的需要，北方軍事集團和官僚集團長期占據優勢地位。隨著江南的開發，蘇杭一帶成為次要的基本經濟區域。從歷史上看，基本經濟區的作用是比較明顯的，它為統一戰爭提供物質支持和兵員，能夠支持遠距離的征伐戰爭。
（二）組織和暴力基礎：血緣親族和官僚體制
幾乎每一個王朝都是血緣親族和官僚政治的混合體，有時甚至會出現貴族直接充當官僚的情況。以血緣關系在各方面起主要支配作用的貴族政治。當經濟社會生活的發展消解了貴族對血緣和宗法紐帶的神秘感時，政治的危機就會出現。而且貴族政治的結果必然造成貴者恒貴，世襲貴族養尊處優，易造成脫離社會的停滯腐化現象，以至最終失去對社會政治經濟的駕馭能力。因此，貴族政治必然要被歷史的發展所毀壞，與它結合的王權也必定趨于衰微。
早在春秋戰國時期皇權已經處于醞釀之中，各國的政治變革為秦大一統后建立全國性的皇權制作了多方面的準備。郡縣制是順應這種大趨勢創造并選擇的一種新的國家治理方法。在秦國，商鞅變法“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以什伍為制重編戶籍，以軍功定尊卑爵秩等等措施，就是要鏟除舊的血緣關系。商鞅變法確定了秦國郡縣制發展的方向，而郡縣制的發展又是秦得以征服山東六國，發展為帝國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文化支撐：大一統文化
夏商時期，各方國之間已經開始頻繁的文化交流。西周時期，戰車的出現為分封制的提供了交通前提。盡管存在一定的差異，但是分封制依然將周部族的文化從周原擴展到長江流域，為大一統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礎，也正是在這一時期，中國國家文明真正實現了從都邑邦國到復合王國的跨越，一個跨越黃河和長江流域的“天下”統一起來了。西周用血緣分封的辦法占有“天下”，周王代表周部族成為天下的象征。但是，這種模式本質是都邑邦國的復合，其連接的紐帶是血緣或者血緣的延伸。至秦漢，建立起統一的文字、車軌、度量衡，整個疆域內行政具有統一的特色，促進了文化大融合。正像費正清所說，中國指的是一種文化。大一統文化既減少了統一戰爭的阻力，也能為后期郡縣行政帶來便利。一般而言，帝國的疆界往往就是文化的邊界。
四、郡縣帝國的崩潰與復活
（一）脆弱的帝國：競爭性權威
郡縣帝國的基礎是家戶制小農，他們承擔兵役和大部分賦稅。家戶制小農常常由血緣親族分裂而來，越是遠離戰亂的村莊，其血緣色彩就越明顯。也正是在這個層面，村莊或宗族自成一體，構成帝國最基本的政治單元。在印度和俄羅斯，村莊是真正的公社，其土地和勞動產品往往以共有的形式分配。在中國，這種公有色彩早已經淡化，土地和勞動產品以家庭占有的形式分配，宗族只是多多少少承擔一部分救助功能。
村莊剩余產品聚集到基層的治所——縣。縣是帝國賦稅和人事的節點，帝國的賦稅從這里開始記錄和支取，這一級行政長官由帝國（皇帝及其大臣）任命。再往上，就到達郡。這里已經可以直接與帝國的中央政府發生關系，在這里，軍事權力已經表現的比較明顯。郡，常常是軍事重鎮，擔負著武裝衛戍和鎮壓的功能。正常情況下，郡守由皇帝直接任命。重要的郡，常常是皇帝自己的親族或心腹。由郡往上，就進入帝國的都城。正常情況下，皇帝身邊的大臣由皇帝親自挑選，負責皇帝的安全或者提供意見幫助皇帝決策。組成這一層次的，常常是皇帝的親信或者是經過層層選拔的文人和武將。值得注意的是，皇帝身邊的宦官在某些事情也會成為一支不容忽視的力量。東漢宦官亂政、明末太監專權，表明太監也可以直接影響到帝國的政治決策。
因此，皇權是競爭性權威。從皇帝身邊的太監開始，經中央大臣到郡縣長官，這些人都在分享著皇帝的權威。當皇帝身體強健，頭腦聰明的時候，整個帝國的官僚體系尚能正常運轉。由于中國的繼承制度，皇帝只能在上一任皇帝的子嗣里選擇，絕大部分情況下，帝國的運轉都是在分享皇帝的權威，實際權力常常掌握在外戚、權臣或者宦官手里。當外戚或權臣力量積累到一定程度，“田氏代齊”這樣的局面自然就會發生。這正是上層政治多變的原因，因為權威充滿了競爭性，非常不穩定。
至于農民造反，如果造反者忽視了經濟區的作用，完全不懂得官僚技術的運用，常常就是襲擾地方的流寇，燒殺搶掠，只是掠奪而已，無法形成常態的統治，最終被基本經濟區內的軍事集團戰勝、消滅。
（二）復活的秘密：流動的金字塔
從村莊中選拔出來的帝國軍人和通過人才選拔制度成為帝國官僚的文官，是帝國的中堅力量。由于這批人并不從事生產，因此需要大量的剩余產品來維持他們的存在。這就需要賦稅，最好是近距離的稅源地，這正是基本經濟區的重要意義。
但是農業生產的不穩定性和官僚對土地的兼并，再加上人口的瘋狂增長，常常會破壞基本經濟區的賦稅和兵員功能。以唐為例，唐初關中以均田制為基礎，設立三百多兵府。至唐中葉，均田制無法推行，唯有實行募兵制和藩兵制，幾乎將權力完全下放到地方，造成了后來的五代十國的巨大戰亂。同樣是這個時期，南方經濟區域得到開發，人口得到增長，長江以南的區域也具備基本經濟區的功能。正因為如此，每個區域都會形成一個官僚集團，彼此征戰。
官僚集團的開放性是帝國得以建立和統治的重要前提。在印度，存在眾多村莊、眾多語言，一個村莊幾乎就像是一個獨立的王國，對其進行軍事征服并沒有顯著的意義。但是在中國，由于大一統的文化一經形成，理論上每個村莊都可以為帝國提供賦稅、文官、武將，這正是中國家戶制傳統和印度村莊公社的重要區別。只要具備條件，中國就能夠建立起統一的官僚帝國。而印度，即使存在表面上的統一帝國，也被眾多“村莊王國”活活拖死。印度的種姓制度是血緣貴族最極致的表現，每個村莊里都存在著自己的語言和社會階層，每個村莊都是一個獨立的王國。在中國的絕大部分區域，都不存在這種現象，家庭與家庭之間的差別是經濟上的，每個家庭都是帝國的細胞。“田無常主”，“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形象的表現出了中國古代社會的開放性。
由于超大型政治共同體的統治需要，帝國的統治自然需要超越血緣貴族（夏商都邑邦國），超越血緣資格（古希臘城邦），因此建立在文化大一統之上的官僚集團是必然的選擇。一種能夠覆蓋眾多地理區域、涉及眾多人口的延展性技術只能是郡縣帝國，不可能再回復到僅僅具有血緣色彩的都邑王國或者民主城邦，并且隨著時間的發展，郡縣體制愈發完善。漢代的監察制度、宋代的通判制度就是對郡縣制的補充和發展。但是，不論是察舉制、九品中正制還是科舉制，都無法完全保證官僚系統的開放性，加上皇帝權威的競爭性，官僚集團集中的財富和掌握的力量常常是王朝更替的開始。由于社會基本經濟結構從未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這種超大型政治共同體的國家形式只能是帝國。同時由于中國官僚制進程西周就已經開啟，郡縣帝國維持兩千前也就不足為奇了。
五、結論與局限
王朝重建的本質是血緣親族和官僚集團努力的結果，是基本經濟區優勢的提升。理想中的中國政治，就是“圣君—賢臣—順民”模式。君權由嫡長子繼承，官僚是從臣民中選拔出的行政人員。除了金字塔的頂端，其他人都需要進行流動。但是這只是一種理想，就像理想國一樣無法實現。王朝建立在多種力量平衡的基礎上，非常脆弱。宗族勢力、外戚集團、官僚集團甚至是宦官集團都在分享著行政權力，韋伯說中國這種官僚制度是家產官僚制度是有失偏頗的。事實上，它更像是家產官僚制和理性官僚制之間的混合狀態。在危機沒有來臨的時候，皇帝、貴族和官僚都不用經受權威的競爭，僅僅需要維持日常的運轉。但是危機來臨的時候，各集團之間的團結和理性官僚的作用就變得迫切需要。在商品貨幣關系沒有占據主導地位的古代中國，郡縣制帝國是一個古代中國人統治超大型政治共同體的重要創舉。
做這樣一個龐大的問題在理論和材料都是極為困難的，在論證方式和語言上也難以駕馭，很多地方都沒有展開“競爭性權威”和“流動金字塔”兩個概念仍需要完善。
（作者系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 政治學理論博士研究生）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政治學人·學術觀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