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突破了農村社會的閉塞，為各孫新觀念和新思潮的涌現創造了前提。近來已有一些研究文章指出，在社會變遷的大背景下產生的形形色色思潮中，功利主義的騰播一時稱最。它構成了當代中國農村社會心理的鮮明特征，流貫農民頭腦的各種愿望、嗜好、信條、意向、理想等，都清楚地折現出這一點。
作者在一九八七年撰寫的《功利主義在中國的歷史命運》一文中已經試圖論證，兩千多年來，功利主義思想并不比倫理原則”更受人輕視，它通過人們的日常社會活動和社會心理的途徑，經久不變地表現出強大的生命力，并成為漫長歷史的文化遺產之一。本文在某種意義上作為續說，主要想討論三個問題:(一)功利心態給當代農民群體帶來的具有社會意義的特點，(二)功利心態的盛行給農村經濟發展和精神文明建設造成了不容忽視的危害性，(三)中西功利學說的同源殊流以及當代中國農民功利心態的發展歸向。
(一)
如果說，中國的農民群體長久地承受著重義賤利、清心寡欲等傳統意識形態的外在壓力和束縛，那么，追逐財富和物質利益則始終是他們內在的沖動。隨著社會經濟生活和社會條件的變化達到一定程度，這種內在沖動就會變得十分明顯，并向憑藉行政權力而播化的傳統說教進行公開挑戰。八十年代以來，改革開放政策帶來的商品經濟潮流洶涌而至。在農村，商品化的趨勢則以調整農村生產關系為起點，迅速延伸到其它各個領域。這一根本性的變化動搖了建國四十年中確立起來的價值觀和行為準則的基石，促使人們對現實社會及個人意義產生新的見解，并重新尋找權衡和塑造衡量事物的客觀尺度，重新謀求對新環境的適應。對此反應最敏銳的就是農民的心態。他們根據參與商品生產和商品市場的切身經歷，感到追求個人利益并不與社會公共利益相悖，因為行為評價的基礎并不在于它的動機如何，而取決于它所產生的效果；在社會交往中，根據自身利益行動以求自我需要和快樂的滿足，正是維持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支柱；而在商品經濟條件下，要實現個人的快樂和彝，基本手段和有效途徑就是要獲得足夠的金錢和財富，同時金錢占有的多寡也維系著個人的社會地位和社會作用。這些認識構成了當代中國農民功利心態的主要特征。
在這種功利心態的左右下，“文化大革命”中盛極一時的以禁欲主義和平均主義為核心的道德準則失去了威靈，被毫不猶豫地冷擱一邊。農民們對輿論工具鼓勵他們大力發財致富的宣傳感到歡欣鼓舞。他們以追逐金錢財富和享受作為個人追求和生活目標，煥發出了極大的勞動熱情。這種功利心態不僅成功地引發出當代農民的干勁，在客觀上為打破物質生產的自給性、消費品分配的平均性、產品流通的封閉性以及消費的抑制性等自然經濟的特征起了基本推動力的作用，同時也賦予了當代中國農民群體一些具有社會意義的特點。
首先功利心態使農民趨向于注重時間效率。
自近代中西接觸以后人們對時間節奏的緊迫感己開始有所認識，但主要局限于沿海的一些城市，并且多半與政治、軍事局勢相維系。至于內地農業生產和社會活動的節奏，則依舊循著《禮記·月令》之類的傳統季節記述緩慢地進行。八十年代以來，對時間節奏和效率的注重與追求，作為功利心態的派生物，迅速在廣大鄉村發展起來。處于商品經濟潮流中的廣大農民切身體會到，相同的經濟行為和過程的重復時間，以及不同經濟行為和過程的交替時間愈為加快和縮短，就愈為有利，在同一周期內，依靠勤奮勞作和有效管理，就可以完成超出常頻的生產和流轉，從而獲得超出常頻的利益。生產和流轉的節奏越緊密，時間效率意識也就越增強。“時間就是金錢”，便是這種心態的形象概括。八十年代的農民已試圖拋棄習于慢節奏、用節令來規范經濟生產和社會活動的小農社會機制，向工業化的快節奏邁進。即便在偏僻的山區農村，我們也能看到這一趨向。有人曾對貴州遵義某生產隊農民在一年中的時間利用結構作過具體分析，[1]從中可以發現，農民們除了以盡可能多的時間投入農業勞動外，還注意設法支出較少的農業勞動時間來換取較多的勞動產量，而每年在缺乏實際意義的迎來送往中空耗的時間也降低到最低限度。
其次，功利心態促使農民沖破狹小的生活范圍，增廣人際交往空間。
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的特征之一，就是分散隔膜的家庭手工業和小農業的綜合性家庭構成鄉村社會的核心。所謂“家家守村業，白頭不出門”。(白居易詩)人們的一切活動很九出自然村落的范圍，交換和互濟也是以區域狹小的集鎮為中心。隨著當代農村商品經濟的興起和發展，農民們已日益不滿于完整而落后的自給自足水平。他們以財富收入的多寡來衡量功利心態的滿足程度，期望通過增多商品交換的機會獲取更多的金錢。于是，對金錢和財富的追逐化作對外在交換市場的關注，促使他們自覺打破狹小有限的村落范圍和常年囿于一地的封閉狀態，向城鎮和都市遷伸。這樣，隨著活動和交往范圍的不斷增廣，農民們的視野日益開闊，與外界交往的廣度和密度也日趨增加，從而直接促成了城鄉經濟網絡的萌生。
又次，功利心態培育了農民敢于冒風險的精神。
傳統農業的生產者同時又身兼消費者，他們為滿足白身消費需要的生產是十分確定的，因而無須擔心產品的銷售問題。但是，當農民成為商品生產者，便立即卷入了社會商品經濟的旋渦中。商品經濟的一個特點是生產與消費的分離，以及消費對象的不穩定。農民們甘愿參與其中，期望銷售掉自己的產品以換取所需的金錢，他們承受了產品滯壓或過剩的潛在危險，逐步適應商品經濟那種波動起伏、風險叢生的生活。除此以外，我們從大量涌現的農村工人及各類專業戶、重點戶身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到那種為涉足新的領域和部門而敢于冒風險的精神。
最后一點，功利心態促使人情味趨于淡化。
不少農村地區在人際關系中曾經或多或少保存著的建立在宗法觀念基礎上的人情昧，在農民功利心態的迅速蔓延和強烈影響下，似乎變得不堪一擊，很快地趨于淡化乃至消失。同村落的農民們那種往來密切、晨夕相處的人際關系逐漸被打破，代之而起的是注重講求平等的權利和義務的互惠關系、交換關系，并日益成為社會人際關系的合理墓準。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人人為我，我為人人”之類頗得人心的流行口號，也為此作了生動的注解。在互利取代人情的過程中，一些地區甚至出現了資本主義的金錢關系，譬如溫州地區就出現了兄弟之間借錢也得付利息的情形。從中已經隱約可見資本主義“經擠人”的影子了。
(二)
商品經濟孕育下的功利心態，以其所附生的經濟力量和文化潮流，沖擊著農村社會的恰性和既定價值觀念，并給當代中國農民群體帶來了一些富有歷史意義的特點。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須清醒地注意到，當代農民中盛行的功利心態，在不少方面起了阻礙現代化進程的作用，給當前農村的經濟發展和精神文明建設帶來了不可忽視的危害性。
一項平凡的道理是，在一個以農為本的國家里，只有保證農業生產的健康發展，才有可能為工業和商業的興旺提供堅實的基礎，而農業正常發展的前提之一就是要擁有足夠的耕地面積。但是，由于功利心態的作祟，農民常常將這一淺顯的常識拋置腦后，給農業生產帶來了不應有的危害。我國的耕地面積共有14.8億畝，僅占世界總數的7%；平均每人1.5畝，只占世界平均數5.5畝的27%。這一數字本來就是相當嚴峻的。然而自八十年代以來，我國的耕地面積卻在原來極少耕田面積的基礎上，’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下跌。據悉，“六五”期間，全國耕地減少3688萬畝，其中1985年凈減少1500多萬畝，[2]1987年則減少900多萬畝。[3]以四川省為例，兩年內全省非農業用地占去耕地達283萬畝，相當于四個中等縣的耕地。[4]而山西省在1983年至1986年間，非農業建設用地也達74萬畝。[5]造成耕地銳減的嚴重危機的直接原因，在于一些農民和農村干部只顧眼前利益，不珍惜土地而隨意占用，他們以發家“致富”、“搞活經濟”為借口，任意改變土地的用途，甚至非法出賣、出租耕地給非農業用戶，或用耕地拉關系，將它作為與對方交換利益的本錢。四川省有的村莊就是靠出賣土地而每戶都躋身“萬元戶，行列。不少地方因失去耕地而發生了農民口糧遺乏的困難。[6]
方興未艾的農村造房熱，不僅反映出當代農民的消費投入、道德文化、價值觀念，同時也從一個側面表明了農民們對土地使用的功利心態。當農民手中有了錢以后，不是首先考慮對農業的擴大再生產，而是要尋找既能滿足自我需要和快樂，又有保值效果的消費途徑，于是不約而同地將目光集中在造房上。據統計，近八年間農村新建住宅49億平方米。[7]農民造房標準越來越高，占地也越來越大，于是出現了亂占耕地的問題，有的農民即使手中無錢蓋房子也要先占耕地。據1981年第6期《半月談》載文計算，照這樣的造房勢頭，到200O年全國就會喪失1.4億畝的耕地！
在農村，無視農業生態系統和農業生產體系的建設所造成的損失也十分嚴重，它同樣清晰地折現出農民急功近利的心態。良好的農業生態系統與穩定的農業生產體系互相依托，構成了高效能的生態型農業，并保證了最高綜合效益的取得。然而可悲的是，我國當前農村各業都不同程度地陷入了惡性循環之中。其中固然不乏歷史和自然的因素，但功利心態指導下的人為作用更不容忽視。這至少表現在幾個方面。其一，畜牧業生產水平嚴重下降。據統計，1981年我國豬、羊、牛出欄數分別比世界平均水平低35.8%、10.8%、15%，[9]其中耕牛的急劇下降尤為嚴重。以四川資陽縣為例，六十至八十年代初，全縣耕牛總數保持在22000頭。自1981年開始大幅度減少，至1986年3月僅存6200頭，比198。年下降了75%，并且下降的趨勢還在繼續。[10]在農業機械化尚不發達的情形下，耕牛仍然是農業生產的重要動力；而對于適應我國國情的有機農業來說，強大的畜牧業生產結構更是不可或缺的基礎。目前耕牛的一再減少，已經直接影響了農業生產。究其主要原因，恰恰是由于飼養耕牛經濟效益低，農民因獲利無幾而不愿意繼續飼養，于是造成了管理不善、隨便販賣和宰割的嚴重現象。
其二，對土地的無機投入片面增加。依靠化肥、農藥等無機投入的支持而達到盡能可高的農產品總量，是現代化發展的特點之一，它在促成農業生產的進步之際，也帶來了生態惡化這一根本弊端。我國的農業發展要克服這一弊端，就必須盡量以足夠多的有機肥和完善的防治體系來維持農業生產的良性循環。但是許多農民卻出于對眼前經濟利益的考慮，期望通過單純增加對土地的無機投入，在短時期內達到盡可能高的農產量。他們對每畝耕地的化肥投入量在逐年上升。[11]這種急功近利式的沖刺，造成了土壤肥力下降，地力衰退的后果。如東北三江平原地區開墾初期，土壤有機質為6一n%，現在已降到3一5%。黃淮海地區有近一半的土壤有機質含量在1%以下。[12]急功近利的舉動常常使人們忘了這樣一條真理:“我們統治自然界，決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樣。相反地，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13]
其三，森林面積大量減少。據報道，我國的森林以每年一億立方米的數量被吞噬，國有林區的蓄集量近十年來已減少28.1%，集休林區蓄集量在300萬立方米的林區重點縣，已減少了近一半。到本世紀末，大部分林區將不能提供商品材。導致這一情形的并非天災，而是人禍。許多林農出于“要想富，多砍樹”的信念，盲目地亂砍亂伐，使大片的綠色國土變成了荒山禿嶺。湖南就出現過幾個鄉的農民在鄉政府支持下，一夜間哄搶1000多畝國有林惡性事件。[14]僅以農村中重新掀起的修造墓穴之風為例，一年中就有近五十萬立方米的木材白白地與死人一道被埋葬。這種濫伐森林的現象，使我國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據了解，由于植被遭到破壞，我國每年流失表土約50億噸，相當于全國耕地每年流失一厘米厚的肥沃表土，也相當于平均每年毀壞600萬畝耕地的肥沃上層。
除了上述對農村經濟發展造成的消極性和危害作用，當代農民的功利心態也給農村的科學文化、思想道德的建設事業帶來了不少弊端。
以科技、教育在農村的遭遇為例。如果說在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始終沒有超出中古型的經驗性階段，是由于在功利心態支配下，抽象的理論研究被擱置一邊，科技僅僅成了滿足實際物質需要的手段；那么，這種對待科技的功利心態今天同樣存在。它表現為除那些可以直接應用于農業生產的科技知識頗受重視外，其他則受冷落。即便是農業科技知識，在農民眼中，也僅僅是達到發財致富的工具，“要想富，學技術”這句新諺語簡潔地表明了農民的這種心態。我們固然可以將此視為與溫飽階段相適應的生產力發展的動因，是隱藏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背后的動力源；但是這種見解畢竟是非常膚淺溝，并且會給農村的科技發展帶來不利影響。對于鄉村教育，農民更是抱著強烈的功利態度。教育所產生的影響和效果并不是能夠直接顯現出來的，農民因而對此缺乏熱情。他們認為要想致富，還得靠經驗和運氣，并不需要良好的文化知識，書讀多了反而會變得迂里迂氣。因此象“送子讀書，不如帶子趕墟”那樣的看法在農村比較流行。在這種心態背景下，出現家庭鄉鎮工業沖擊農村教育的情形便不足為怪了。這幾年中，普遍出現了流生現象，許多中小學生都離開課堂，拋掉學業，去當販子、當童工掙錢。這一流生日益增多的趨勢仍在上升。
目前農村流行的婚姻、生育觀，也反映出相同的功利色彩。這種功利性，表現為農民仍然沿續了古老的社會傳統，將婚姻僅僅視作延續生命的需要，自然地使農民們形成了“早婚早育”的思想。因為在農村社會生產水平還比較低的條件下，家庭的勞動力直接決定著生產成效。因而農民牢固的信念就是“多子多福”、“早插秧子早打谷，早生兒子早享福。”據我國第三次人口普查資料表明，早婚在我國各地區仍然存在，人數達442萬以上，占同年齡人口的百分之三點二。在傳宗接代、養兒防老的功利心態驅使下，許多農民對國家的人口政策置若周聞，依舊堅持“多生兒多享福”的信條，使我國計劃生育工作出現嚴重失控的嚴峻態勢。以1986年為例，全國二胎數為429萬人，三胎以上數為116萬少、，分別占當年新生兒總數的26.91%和7.28%，并且絕大多數都出現在農村地區。[15]
各種腐朽的舊習俗和迷信活動在當前農村各地區又有所重現和泛濫，農民的功利心態在此無疑起了推動作用。修建葬墳、占卜、看相、算命、堪輿、打釀、拜懺等對超自然、超人間神秘境界和神秘力量的迷信活動，集資修建“土地廟”、“觀音廟”、“關圣廟”、“龍王廟”，設神位、雕菩薩、立牌位等等到處出現。這些五花八門的迷信習俗，表明功利心態與蒙昧相結合，正嚴重地侵蝕著農民的身心健康，污染了農村社會的風氣。
以上所述，不難看到農民功利心態的惡性發展，不僅嚴重腐蝕了農民的心靈，也使農村的社會風氣受到污染。如果不對此實行有效的引導和糾正，妥在農村進行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設是十分困難的。
(三)
歷史現象與進程在特定階段中的重演，往往會掩蓋其中存在著的內在差異。歐洲在從封建社會邁向近代化國家之際，功利主義以及人本主義、自由平等博愛的理論等迅速興起，成為近代西方文化的主流；許多啟蒙思想家高揚功利原則，為掃除確立資本主義制度的障礙奠定了思想基礎。當代中國社會變遷的行程，雖然在形式上重復了這一情形，然而在中西功利主義學說的發展背景及價值取向上卻存在著相歧之處。
在農耕世界孕育資本主義工業世界的過程中，歐洲社會出現了一系列為傳統農本社會前所未有而義相形見細的嶄新的社會現象。人們出于獲利的欲望和對營利、金錢的追求，依靠勤奮不斷更新生產工具和增進效果，以保證在生產中獲得最大限度的收益；從而給新生的工業社會帶米了生產節奏緊密、時間感增強、計數精確、不斷機械化和不斷追求工效等普遍特征。[16]為近代工業社會作前奏的重商主義的代表人物亞當·斯密，在對此加以禮贊之際，從道德與經濟利益相維系的立場，揭示了功利主義的一個著名觀點，即人們在從事經濟活動時只考慮追求個人的最大利益，并沒有幫助別人和增進社會公共利益的動機；只是經過競爭原則的自然平衡和調節，才產生彼此間的協作和幫助，消除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之間的對立。繼斯密之后，功利主義的代表人物邊沁和約翰·穆勒也分別提出了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以及依據外部輿論的裁定提倡適度的快樂的見解。這種功利主義思想一方面激發了對無窮的追求的浮士德精神，鼓勵資本主義“經濟人”實行最大限度的內外盤剝和掠奪；另方面也強調了個人利益與公眾利益的同等重要和不可偏廢性。而各種規章法律和資本主義的法治精神，也在很大程度上對個人貪欲的無限膨脹和擴張起了一種抑制或緩解的作用。然而，我國的這種功利心態結構與西方近代的功利主義思想有所不同。這一情形在近代啟蒙思想家梁啟超身上就明顯地反映出來。他雖然第一個向中國人全面介紹了邊沁的功利主義學說，卻又將功利學說與利己主義思想混為一談，認為先秦時代楊朱利己主義的“為我”之教與近代功利學說互相吻合。不幸的是，我國的農民們長期以來恰恰也持如是觀，將功利主義的自利性這一端片面地推向極致，而無視功利主義也強調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原則。上節所概述的種種弊病和危害，就清楚地表明了這種認識的嚴重后果。中西社會的功利主義觀念可以說是同源而殊流。
造成當代中國農民功利心態結構偏頗的原因固然很多，如政策上的偏差、法治觀念，淡薄等等，然而其中一個最基本的原因，應當在于農民文化素質低下造成的愚昧性。當代中國農民的智力程度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的農民，甚至不及某些發展中國家農民的智力水平。最近的人口普查公報報道，全國目前共有文盲、半文盲2.38億(其中青少年為1.4億)。[17]據農區村點調查，在97900個農村勞動力當中，文盲占27.4%，小學生占39.6%，初中占25.8%，高中占6.5%，中專占0.4%，大專占0.02%。山區、牧區、少數民族地區、貧困地區的農民中文盲所占比例更大。云南調查的8個村408個農戶的勞動力中，文盲占50.4%，青海調查的316個農戶的勞動力中，文盲占58%，而甘肅臨夏縣一個村的713個勞動力中，文盲比例竟高達84.3%。[18]
目前農民功利心態的那種極端偏頗性則無疑應當予以糾正和批判。要實現這一目標，唯一切實可靠的途徑就是在堅持改革開放政策和加速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的前提下，動員全社會的力量，重點開發農村的教育事業。因為只有通過教育，才能使廣大農民的心理素質提高到先進的水平，使農民對新的社會生產力具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認識，從而開拓視野和胸襟，更新觀念，以健康的心靈投身于農村現代化建設的宏偉事業。當然，我們也應該清醒地看到，在經濟、文化落后的農村發展教育事業并非易事，它除了會受到各種具體物質條件和限制，還會遇到愚昧落后的習慣勢力的阻礙。應當充分估計到這一困難，并充分發揮廣播、電視、電影、錄音和錄象等大眾傳播媒介的有效作用，充分發揮大眾教育的潛移默化的效應，使農民大眾盡快走出愚昧，邁入新的時代洪流之中。
農民群體的功利心態是歷史地形成的，因此對它的糾正與克服無疑也需要有一個歷史的過程。農村經濟發展和精神文明建設的成效，蓋系乎此；中國的現代化行程能否正常發展，亦系乎此。
注釋：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復旦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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