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治村”是鄉村治理模式轉換過程中必然要出現的現象，是鄉村社會對村級組織弱化的自主適應和應對，并且對基層民主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
“富人治村”基礎是市場經濟背景下基層民主政治的發展
理解“富人治村”的前提是對中國農村的整體把握，中國農村的區域性差異極大，沿海發達地區的農村不能取代廣大的中西部農村，城郊農村也無法代表普通農業型農村，不同類型農村的“富人治村”遵循不同的邏輯，因而具有截然不同的意義。
首先，在沿海發達地區、城市郊區以及其他擁有礦產資源的農村，因為有土地、礦產及其他集體資產的巨大利益，村官的位置就具有極大的吸引力，村委會選舉競爭較為激烈，吸引了包括富人在內的村民積極參選，并出現了賄選現象。有候選人花百萬元巨資競選村委會主任一職，顯然是看中了當選后的巨大回報。這當然是極端的個案。
其次，在廣大普通農業型村莊，集體經濟空殼化，人財物持續流出村莊，村官的位置對富人并沒有經濟上的吸引力，村干部老齡化現象嚴重，年富力強的村莊精英分子都流向了城市，他們生活的重心不再放在農村，選舉雖然很規范，但卻無法選出好的當家人，村級治理陷入半癱瘓的維持狀態。在這一類型的農村， “富人治村”更多地意味著奉獻，或者說追求社會和精神層面而非經濟層面的收益。
不管是追求社會價值還是經濟利益，富人之所以能參與到村莊政治中來，并受到廣泛關注，其基礎是市場經濟背景下基層民主政治的發展。
富人治村現象背后的深層解讀
隨著市場經濟的滲透，財富成為村莊社會中衡量一個人價值的基本尺度，筆者在河南農村調查時了解到，村干部尤其是主職干部必須要有一個致富項目，否則，群眾就會看不起你，做工作沒有說服力，你自己都很窮，怎么能帶領群眾致富？為此，當地政府提出了“雙強干部”，即工作能力強和致富能力強，不光要個人致富能力強，還要帶領群眾致富能力強， “雙強干部”成為村干部的一個自覺追求。
在很多農業型村莊，由于村干部的待遇較低，家庭條件較差的村干部自愿退出。比如河南農村，主職干部即支書、主任的工資為 240 元/月，副職干部的工資為 180 元/月，這樣一個工資水平，如果沒有較強的致富能力，村干部會越來越窮，成為村里的困難戶，并且村干部退下來之后缺乏保障，還要靠兒女養老。也正是因為此，村干部中途辭職不干的現象非常普遍，村干部職位對年輕人無法產生吸引力，村干部后繼無人，后備干部的培養成為一個突出問題。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富人治村具有積極意義。
因而， “富人治村”是鄉村治理模式轉換過程中必然要出現的現象，是鄉村社會對村級組織弱化的自主適應和應對，并且對基層民主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
將富人群體納入到基層民主的制度框架中來
要發揮“富人治村”的積極效應，避免其消極效應，就要進一步完善村級民主建設。村委會選舉為富人群體提供了一個參與村莊政治的舞臺，但選舉并不是村級民主的唯一內容，僅有選舉還無法達到鄉村治理的善治，必須完善選舉的配套措施，真正將富人群體納入到基層民主的制度框架中來，以制度建設促進村級民主，而不是將村級民主的前途寄希望于富人的良心和自覺。
一方面，我們要正視村干部的利益訴求，在發達地區的農村，要對富人參與村莊政治給予鼓勵，同時又要完善村級民主監督，村務公開落到實處。在普通農業型地區的農村，要提高在職村干部的工資水平，并為退職村干部提供適當的待遇補助。
另一方面，要加強對村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積極培養后備隊伍。農村干部或者說基層治理精英的培養問題歷來就非常重要，村干部并不是自發產生的，任何一種類型的國家總會有意識地通過干部培養來貫徹其意愿。在傳統社會，官不下縣，基層治理靠士紳等地方力量維系，鄉紳有其自身的產生機制。就其產生而言，科舉制發揮了重要作用，科舉不光為帝制國家提供官員，而且為地方秩序的維系提供了大量的士紳，他們知書達理，承擔著維護地方秩序、教化鄉民的重要職責。科舉制廢除以后，鄉村社會失去了產生自身精英的機制，再加上戰亂不斷，農民賦稅沉重，農村精英的培養機制中斷，大量鄉村士紳搬到城市里居住，成為不在村地主或者紳商，鄉村社會的精英由保護型經紀蛻化為贏利型經紀，基層治理出現惡化。
實行村民自治以來，我們對村民自治存有誤解，認為村民自治就要實行“零干預”，只要把選舉程序做好了，選民自然會選出他們心中的當家人，實際上并非如此。村民自治過于重視選舉出干部，忽視了培養對于農村干部的重要性，導致農村干部培養工作嚴重滯后，發達地區的“富人治村”出現個別村官腐敗，中西部農村村干部老齡化現象嚴重，文化、年齡結構嚴重不合理，后備力量不足。由此可見，僅靠選舉本身無法產生出村民自治所需要的干部，我們應該將村干部的培養工作提上議事日程，在《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中加進相關條款，以干部培養促進村民自治，使富人群體成為基層民主政治發展中的一支積極力量。
作者為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人民論壇 2009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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