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安博士微信群”再感
一、從農村走向城市的知識精英如今為何很少回頭？
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在改革開放之前是很低的，原因很顯然是因為長期實行的城鄉二元結構體制。正因為如此，農村人把走向城市當做一種人生的目標，“吃商品糧”（其實根本不具有商品屬性）格外令人羨慕！如何才能走出農村？高考制度的恢復幾乎成了農村人走向城市的唯一通道。再加上中國傳統文化中“世間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價值觀影響，那個年代的農村讀書人要是能跨過高考的苛刻門檻，拿到一張走向城市的入門券，在農村是極其受人待見的。在我生活的村子里，哥哥是恢復高考后第一個拿到這張入門券的人，接著的第二年我也幸運地通過了高考。盡管我們兄弟倆考得學校不算很知名，但能夠把農村戶口變成城市戶口，并且是以讀書人的身份，還是讓村子沸騰了一陣子的。我清楚地記得在我即將離開村子去上學的那段時間，村里的親戚朋友、父老相親挨家設宴為我送行，一頓飯連干八碗“吉水米酒”的暢快，可能是迄今為止喝得最為開心的酒了，親戚們送我一塊“上海牌手表”，也是迄今為止我從村里得到的最為珍貴的禮物，臨行時村長的囑托，至今還縈繞耳邊......那個年代，我們的榮耀能夠成為全村的榮耀，用他們的話說，出去一定要記得自己是這個村走出去的，村里人跟別人聊天也會很自豪地說，我們村某某考上大學在外工作了，以此證明一件事：我們村是有人在外面的！對于我們讀書人，每每返鄉，也會非常關心村莊的發展，跟村里的干部老人聊天，是每次回來第一件要做的事情。總之，那時候我們大家心里都裝著“村莊”！
然而在后來，人們對于“村”的觀念慢慢發生了變化，我的這種記憶也僅僅停留在那個年代。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市場經濟中“個人利益”價值觀深入人心，人們開始更強調個人權利、個人利益、個人奮斗，原本整體的村莊主義，現在變成了個人主義。沒有人再關心誰家小孩考上大學，更沒有人會為你家小孩上大學感到這是村莊的榮耀。其實在我的求學經歷中，自己最為得意的是在工作4年后考上碩士研究生，不僅是一所知名的學校，而且也是熱門專業，可是，當我拿著碩士錄取通知書回到村莊，卻再也沒有引起波瀾，即便后來考上博士、當上教授，回到村里也很少有人能夠聚在一起聊聊我們的村莊。我也聽說，村里干部每年都會前往珠三角、長三角等地，尋找那些在外打工創業的村里人，希望他們能夠給村里募一些錢款，幫助日益衰敗的村莊集體經濟。在地方干部眼里，那些能夠給村里捐個一千八百的人，能耐已經完全超越讀書人。讀書人雖有滿腹經綸，但在村里開始慢慢被淡忘，不僅是村里，鄉里、鎮里、縣里也莫不如此。我聽說過在80年代，縣里在南昌還舉辦過“在昌大學生聯誼會”，希望大學生畢業后為家鄉做貢獻，在我念碩士、博士后的二十多年里，這種事情已經很少聽說，當年因為能耐不夠沒能到省城上大學，我也因此錯過了那來自家鄉領導的唯一邀約，現在想來還有些遺憾！
從那時起，那些從農村撒向城市的學子，慢慢變成了家鄉匆匆的過客，即便想給家鄉一個回眸，也很難遇到一個欣賞的眼神，于是也就干脆把頭一甩，越走越遠，散落在各個城市當中......這是一個時代留下的烙印，不是學子們不想回鄉，不是家鄉人不需要學子回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益始終放在第一位，這是資本的本性，個人沒有辦法去改變。村里要是增加一條水泥路，立即能給大家帶來出行的方便，村里出一個大學生，何時才能反哺到家鄉？這就是所謂“二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的經濟人心理法則。現如今，把專家叫“磚家”，把教授稱“叫獸”是一種時代價值觀的反映，與個人善惡無關，這就如在一個信奉“唯有讀書高”的社會里把教書匠稱“師爺”一樣。有多尊貴就可能有多卑微，這是讀書人要有的心理準備，但只要“不改初心”，就有希望。
二、聚攏農村出去的知識精英已成為家鄉發展的時代要求
斗轉星移，中國“打工經濟”走過了30多個年頭，依靠“人口紅利”的經濟發展模式開始遇到越來越多的障礙，“搞導彈不如賣雞蛋”，“手術刀不如剃頭刀”的時代漸行漸遠，我們又走到了一個需要知識的時代：將土地零碎化的殘缺農業不能為農民提供更多的收入，傳統農業正在向規模化、工程化高效農業轉型；單一農業產業的弱質性無法抵御不確定性，需要追求更多元化的農業經營；產業鏈的網狀形態演進，模糊著產業之間的邊界，一二三產業的融合正在催生新的產業。凡此種種，農村發展所需要的要素，已經不是僅僅體力勞力那么簡單，技術進步，制度變遷，管理轉型，組織變革成為農村發展必須面對的現實，而這樣的時代變革，讓村子里的農民感到從未有過的迷茫和壓力，在焦慮中慢慢喚回了久沉于心底的對知識的渴求！
聚攏農村出去的知識精英為家鄉發展服務是這個時代的要求。所謂知識精英，不僅要有豐富的知識，還要有為社會服務的熱情和責任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擁有知識的人自然不少，但對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有責任感卻也不是那么容易做得到。然而，對那些從農村出去的學子來說，經過長時間的知識積累，許多人已成為飽學之士，再加上那種與生俱來的鄉土情結，他們是最有可能成為農村發展所需的知識精英！以我個人而言，碩士畢業之后到了祖國西南邊陲的大學任教，教書之余最愛穿梭于農村的山水之間，每每得到鄉村干部的邀請，就會非常興奮地將從農村獲取的所思所得與他們交流，如若能夠起到一點作用，自然欣喜不已。我十分相信，跟我一樣有這種情懷的農村學子不在少數，只是其中的許多人沒有機會將自己的所學與所思貢獻給自己的鄉土，這是一件十分遺憾的事情。最近我們家鄉的有識之士建立了一個“吉安博士聯誼會”的微信群，在很短的時間里便聚集了400位從吉安鄉土走出去的博士們，他們當中有大學教授，有律師，有企業家，不少人在自己的行業里早已顯露頭角，成為行業的領頭人，大家在群里表達出來的對家鄉發展的關切，讓我看到了當代知識分子的情懷。這些在微信群里聚集起來的，已經在城市間散落很久的鄉愁，正是當前農村發展所遇到的知識瓶頸的突破力量，聚攏這股力量，是時代的要求，也是從農村走出去的知識精英們報效家鄉的濃濃企盼......
三、“鄉情”是那些從農村走出去的知識精英的粘合劑
如果能把這些知識精英聚集起來，我們是不用擔心他們為家鄉服務的熱情與責任心的。人是社會的人，有自我價值實現的需要，能以自己的學識為社會服務，這對個人來說是一件無尚榮光的事情。我從江西出發，去四川求學，到廣西工作，再輾轉來到江蘇，只要留有自己足跡的地方，就會有一種濃濃的鄉土情誼，這是人之常情，誰都不是那么輕易能夠抖落掉的。為了那片鄉土，我們可以脫下皮鞋，帶上草帽，挽起衣袖，走向田間地頭！那么，家鄉的地方政府要用什么方式來聚攏這些鄉土知識精英呢？我個人認為可以做這幾件事：
第一步，建立一個能將那些家鄉出去的知識精英聚集在一起的平臺。在互聯網的時代，商品的交易分成了線上線下，因此需要注意線上線下的融合。“吉安博士聯誼會”微信群的建立，已經搭起了最為初步的線上平臺，讓我們看到了家鄉知識精英的熱情與擔當。但不能止步于此，如果能更進一步在線下建立“吉安博士返鄉聯絡辦公室”等機構，納入地方政府已經有的“人才辦公室”的日常工作，為那些知識分子回家提供一個聯系的窗口，那么，微信群里學子與學子的網絡虛擬交流，才能轉換成更為實際的與家鄉本土的交流。
第二步，建立家鄉知識精英人才智庫。通過加強各地方縣市的溝通，摸清家鄉發展的人才需求，根據知識精英的專長組建虛擬團隊，讓家鄉知識精英人才智庫發揮真正的作用。地方政府管理帶有科層性質，真正的人才需求一般是在最為基層的縣鄉一級，人才信息不能僅僅封存于地市上層，上下之間需要溝通，做到所需與所供能夠無縫銜接，才能發揮人才的作用。智庫的特征在于，庫里存放的是許多知識模塊，這些知識模塊可以隨意組合，即插即用，為不同的產業、企業、村莊等經濟實體提供及時服務。因此要將這種模塊信息讓需求方了解，讓顧客隨意挑選，需要怎樣的組合是市場的事情，而提供信息則是政府的事情。
第三步，用聘任顧問等多種方式，讓知識分子體面地為家鄉服務。我曾經說過，知識分子為家鄉服務主要是基于“鄉情”和“聲譽”，因此希望得到一種合乎“鄉情”的人文關懷。對知識分子最大的情，就是對他學識的尊重與認可，以我的經歷而言，2013年和2015年兩度被聘為“柳州市人民政府顧問”，在柳州市召開的隆重而又簡約的受聘儀式上，從市長手里接過聘書那一刻，心情最為激動，盡管那還不是在自己的家鄉。原因很簡單，這一紙邀約代表了政府對你的認可，接下聘書你就沒有理由不努力展示自己才華。在柳州市做顧問的幾年時間里，我幾乎把暑假的時間都放在那里的鄉村調研當中，有一年暑假走遍了柳州三江侗族自治縣15個鄉鎮中的10個，就這樣苦并快樂著，不為別的，就為那張聘書所承載的“情誼”。今年又有幸被聘為“廣西特聘專家”，寫完這段文字的我，明天即將奔赴廣西......
第四步，務實與務虛相結合，充分發揮各種人才的作用。也許不是每一個學子的所學都能夠直接作用于某一經濟實體，帶來立桿見影的效果，但每一種類的知識都會有它的作用。比如，一個學文學的人可能不能給某某企業或產業提供直接的策略謀劃，也不能給企業提供一種立即生效的技術配方，但他對地方文化的梳理，說不定就能帶來奇特的效果。在我們吉安博士群里，就有這樣的博士，在精心梳理著吉安的狀元文化，如果我們能夠把這種狀元文化嵌入到鄉村產業發展當中，就會將傳統的農村三次產業提升為“第四產業”，這就像井岡山的紅米飯里融入了紅軍的故事一樣，完全改變了紅米飯的性質，讓你吃的已經不是紅米飯，而是一種文化，一種境界。所以，在人才使用上，能務實就務實，不能務實就務虛，地方政府多提供一些務虛的舞臺，讓思想在這里交鋒，讓頭腦風暴迭起，其效果也不可低估。
匆匆寫下這些文字，表達一種對家鄉的思念，也期待著自己的足跡能夠踏回鄉土，播下知識分子的良知，收獲農村發展的希望........
（作者：江蘇大學教授、博導、廣西特聘專家）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號 三農莊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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