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研發的高效生態農業是不用化肥、農藥、農膜、除草劑、激素和轉基因的，其質量標準經測試，優于歐盟有機標準模式，我們是怎么做到的呢？
其核心是農民的積極參與，人力的投入替代了大量化學物質和部分機械能的投入。
例
我們以小麥和玉米兩茬作物為例，算一下生態農業的種植成本（單位畝）：
種子90元（小麥和玉米兩季，下同）；
耕和耙地100元(柴油和機械使用30元，人工為70元)；
收割160元(柴油和機械40元，人工120元)；
灌溉200元(電費和機械50元，人工150元)；
鋤草240元(3遍)；
太陽能防蟲（折舊費）26元；
有機肥購買200元；
運輸和施肥50元(柴油與機械10元，人工40元)；
總計1060元。
在上述成本中，種子、機械、有機肥等為446元，占總成本的42%。如果農民自己搞生態養殖并積累、生產有機肥，這個成本只占總成本的21%。
我們發現讓當前化學農業最頭疼的蟲害、雜草與病害問題不見了，防蟲害的人力和物質成本大大下降，僅占總成本的2.4%。
與此同時，人力成本大大增加，但是，我們必須清楚，這些人力是生物力，對環境沒有任何破壞作用。然而，人力成本的價值并沒有在農業種植中獲得體現，這也是當前農民放棄生態種植的重要原因。
如果是按照常規價格收購農民的糧食，平均畝產量按照小麥和玉米各800斤來計算，則農民實際的收入為1760元，扣除成本后收入為700元。
如果采用化學農業模式，200元的有機肥成本被150元化肥、10元農藥、7.4元除草劑等化學物質成本替代，投入減少了32.6元，同時人工施肥和除草成本減少290元。這兩大項成本減少了322.6元。這樣農民的種植總收入可增加到1022.6元。但代價卻是農業生態環境遭受了巨大破壞，大量的農藥化肥吃進了消費者體內，為人們的健康帶來的負面影響是多少個一千元都換不回來的。當然，我們的社會看不到這些，城市居民以低廉的價格獲得了隨意浪費的糧食，當然也看不到這些，可是受到農殘超標的威脅后卻又抱怨糧食不安全。因此，我們必須老調重彈地說一句，食物不安全的責任不在農民身上，或者說大部分責任不在農民身上，因為農民也是受害者，為了生存，他們不得不這么做，顯然這是一種悲哀的、飲鴆止渴的生存方式。
當然為了生存，農民中的青壯年勞動力只得外出打工，否則就無法負擔巨大的生活、教育和醫療成本，而60歲以上的老人和婦女因為沒文化、沒技能，甚至少力氣，不得不留在農村種地。當我們贊嘆農藥化肥“解放”了農村億萬“剩余”勞動力，繁榮了外向型國民經濟的同時，卻不得不承受巨大的生態環境災難，當然也包括食物的不安全。
雖然政府意識到食物安全問題的存在，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式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通過上述論證，我們找到了農民放棄生態農業，選擇污染性的化學農業的原因。這樣，即使政府頒布了禁用農藥名錄并大力打擊，但仍然毫不見效。農民為了買劇毒農藥，還得找熟人托關系。農藥販子們怕政府查繳，白天不賣，而改在晚上賣。
農藥、化肥、除草劑，便宜而高效，農民為了多掙可憐的幾百元活命錢不得不買。這種剜卻心頭肉，醫得眼前瘡的做法，讓人感到沉重而悲哀。我們，特別那些農業政策制定者以及相關研究者，根本不知道農民在干什么，靠什么生活。國家每年的農業投入一直在快速增長，可是卻沒有效果，甚至適得其反。因為我們的農業補貼都給了養殖場、種植大戶和所謂的農業高新科技產業，到了農藥、化肥、除草劑生產廠家和銷售商那里。這些化學農業材料變得越來越便宜，農民的“負擔”小了，能不買更毒的農藥嗎？政府農業補貼都補貼給了農業污染，越補貼越污染。豈非咄咄怪事？
如果有機糧食的價格提高，農村中的青壯勞動力就能回村種地，國民也能吃上安全的糧食。我們一直強調，中國的未來在農村。農村的經濟前景廣闊，而且也不會存在周期性經濟危機造成的失業問題。事實也證明，經濟危機后的政府大規模經濟刺激不會再起作用了，而且其危害也是國民經濟不可承受的。有人說，不能讓農民發財，不能提高糧食價格，而且，城市居民的生活成本會進一步增高。這個觀點讓人無奈。首先，農民是中國的最大群體，這個群體不富裕，中國不可能成為強國，民族復興就無從談起。其次，提高農產品價格，農民不可能奇貨可居，因為人人會種地，這不是發財，更不會暴發，只能共同富裕，這不正是我們黨和政府的使命嗎？再次，農產品價格提高不會像房價那樣坐上火箭。只要讓農民種地獲得的收入跟外出打工差不多，他們就愿意回老家種地。這么一算，城市居民不可能負擔不起。再說，當前城市居民食物支出大部分沒到農民的手里，縮短流通環節，降低流通成本，讓農民更多地受惠，也能保證糧食安全。
“低投入，高產出”后，環境問題解決了，可生態農業的這個巨大價值一直被忽略。植樹造林、防治沙塵暴，還有現在的霧霾治理，政府已經花費了和正在花費天文數字的財富。為了應對溫室氣體，中國更是遭受了西方國家的種種責難，面臨著減緩經濟增長的巨大壓力，甚至出現了政府為完成減排指標而限電，而工礦企業自發電的現象。這種掩耳盜鈴的減排舉措連標都治不了，如何治本？中國的革命走的是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中國的經濟發展也必須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生態農業不但為城市提供了健康安全的食物、飲用水和空氣，還能把城市工業、汽車尾氣帶來的碳排放固定在土壤里。如果政府鼓勵生態或有機農業，在建立的生態農業示范區內，將用于化肥、農藥、除草劑、地膜的補貼和用于農田環境治理的經費、用于水污染治理的部分經費、用于霧霾治理的部分經費、用于禁止秸稈焚燒的監管經費等等，投入從事有機農業的企業或農民合作社那里，帶動更多農二代和大學生就業，不但中國人吃得飽、吃得好的問題解決了，中國更會找到不同于西方的那種大工業、高污染，先發展經濟，后治理環境的老路子。況且，西方發達國家所謂的環境治理，是把高能耗、高污染的工業轉到了中國等發展中國家，還用他們制定的所謂國際規則逼迫中國減緩經濟發展，這種得了便宜還賣乖的辦法中國學不了，也沒機會學了。請問中國向哪里轉移那些高能耗、低效益的工業？拉美？非洲？先不說這些地區的人民答應不答應，只說西方國家丟掉中國這個世界加工廠后，會怎樣？肯定會用各種手段，軍事的、政治的手段逼迫中國，威脅中國。
中國巨大的人力資源優勢和領先世界千年的農業生態模式是中國的巨大寶藏，可我們卻丟了西瓜撿芝麻，盲目學西方，僅僅三十多年，就走到了13億人民連一口健康的空氣都呼吸不到的邪路上。這些確實是值得我們反思的。
作者：蔣高明，山東平邑人，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科學院大學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生態六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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