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辦、國辦印發了《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動方案（2021-2025年）》（以下簡稱五年行動方案），對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做了下一步的具體規定和實施步驟，明確了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的工作目標。前不久，國務院印發關于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意見，明確浙江示范區建設的四個戰略定位和六大方面的重大舉措，提出到2025年浙江省推動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取得明顯實質性進展，到2035年浙江省高質量發展取得更大成就，基本實現共同富裕。從兩者的內容上來看，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作為高質量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重要內容，農村人居環境的改善將在很大程度上助力鄉村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從時間節點上看，2025年作為重要的時間點，無論是人居環境整治還是高質量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都要取得實質性的成效，兩者具有統一性。所以，探討在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視角下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提升工作，有助于我們更好地去理解五年行動方案應如何具體實施以及探索其中的成功經驗。
一、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先行示范
依據《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實施方案（2021-2025年）》中對生態文明建設的要求，需要建設國家生態文明試驗區，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先行示范。核心的內容主要涉及生態環境鞏固提升、生態修復和生物多樣性保護、制定實施碳排放達峰行動方案、推行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等。
實施的主要目標是努力成為全域美麗大花園建設的省域范例。生態環境狀況綜合指數問句全國前列，大氣和水質狀況有明顯改善，公眾生態環境獲得感顯著增強。實施碳排放達峰行動推動全面綠色轉型取得明顯成效，綠色產業發展、資源能源利用效率、清潔能源發展位居全國前列。全面推行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率先形成。
結合五年行動方案，可以發現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是推進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必經步驟。一是，農村人居環境的改善是促進全域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從生態治理來看，城鄉之間生態與環境沒有明確的界限，兩者之間緊密相連與相互影響。農村人居環境的改善，不僅有助于提升農民生活環境的質量，也有利于整體生態狀況與環境質量的提高。二是，農村人居環境的改善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核心內容。生態宜居是鄉村振興戰略的總要求，需要在農業生產和農村生活過程中能夠有效治理各種環境問題，還農民一個適合生產和生活的農村環境。人居環境整治則是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一個環節，通過全方面、全領域地推進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有助于推進農村生產生活環境的好轉。三是，農村人居環境的改善是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重要基礎。共同富裕不僅僅是物質層面的生活富裕，更是精神層面的更高追求。作為追求共同富裕目標下的農民群體，相對來說更加弱勢，也更需要尋求外來政策與制度的支持來改善自身的生產生活環境。農村人居環境的改善則是推進農民共同富裕目標實現的基礎條件，只有確保良好的農村人居環境狀況，農民才有動力去追求更高精神層面上的富足。
二、落實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提升方案
自2003年浙江實施“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以來，農村人居環境經過多年的治理實踐，已經形成了一系列成功的經驗和做法。2019年，中辦、國辦轉發《關于深入學習浙江“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經驗扎實推進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工作的報告》，進一步肯定了浙江經驗的重要價值。結合2018年出臺的《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三年行動方案（2018-2020）》，五年行動方案的出臺不僅吸收了浙江多年來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的成功經驗，并結合全國農村環境治理實踐工作提出了更具有操作性與可行性的行動方案。
一是從工作原則和行動目標方面來看，五年行動方案進一步突出立足農村、因地制宜與農民主體的原則，建立長效環境整治管護機制。結合不同區域氣候條件和地形地貌、經濟社會發展能力和水平、地方文化和風土人情，堅持農業農村聯動、生產生活生態融合，確定治理標準和目標任務。同時，人居環境整治必須尊重村民意愿，激發內生動力，嘗試構建政府、市場主體、村集體、村民多方共建共管格局。此外，基于不同區域之間的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差異，農村生活污水治理、生活垃圾處理與村容村貌改善需要分區域、分類型進行，探索各類長效管護機制的建設。
二是從環境整治的具體內容來看，五年行動方案進一步強調治理方式需要與農村社會各方面的實際情況相統一。“廁所革命”的實施與推廣，不僅是一個技術問題，更是一個社會問題。農村廁所的有效推廣，必須與鄉村社會農民的生產生活習慣相一致，形成具有持久性與有效性的衛生廁所。生活污水治理方面，需要結合不同區域農村自然環境的特點，選擇符合農村實際的生活污水治理技術，推進生活污水資源化利用。嘗試河長制、湖長制向村級延伸，以此來建立農村水質改善的長效管理與維護機制。生活垃圾治理方面，強調因地制宜地進行無害化、資源化與減量化處理，探索符合農村特點和農民習慣的生活垃圾分類處理模式。村容村貌改善方面，結合農村生產生活生態空間，不斷改善村莊的公共環境，深入實施綠化美化行動，大力推進村莊風貌引導，重視自然環境與鄉土文化的有機融合。
三是從人居環境整治的長效管護機制建設來看，五年行動方案進一步突出了不同主體的協同治理機制。根據農民的生產生活特點，通過政府、市場、村民等主體的共同努力，建立一系列環境清潔行動和長效管護機制。從村莊層面的環境整治深入到家戶層面的衛生清潔，組織村民開展相應的清潔行動，推動村莊內部各類清潔行動的制度化、常態化、長效化。同時，分別建立以政府、市場與村民為主的環境管護隊伍與機制，探索各類社會化服務與市場化機制，提高環境整治的效率。
四是從環境整治的農民主體作用發揮來看，五年行動方案進一步強化了村莊內部組織和人員的重要功能。發揮基層黨組織、共青團、婦聯、少先隊等群團組織的力量，完善村內決策制度，動員村民積極參與人居環境整治的決策、規劃、運營與管理。探索各類社會組織、環境企業引入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的模式，利用捐資捐物、結對幫扶等方式來助力農村人居環境的改善。重視村規民約中人居環境整治內容的建設，通過合理的村莊環境管理機制引導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自我監督。持續推進農民自身思想觀念的轉變，倡導文明健康生活方式作為當前農村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
三、形成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的浙江創新經驗
從浙江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的實踐經驗來看，在未來五年的環境整治過程中需要立足于五年行動方案總結形成更大、更多的創新經驗。從共同富裕的視角來審視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工作，浙江必須充分利用多年以來的實踐經驗與成功做法，在前進中探索、在探索中反思，穩扎穩打，為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創造良好的生態文明實踐基礎。
（一）探索農村人居環境數字化治理方式
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建設起源于浙江桐鄉，黨的十九大將其確定為鄉村治理體系的重要內容。多年來，浙江各地在“三治融合”的基礎上不斷創新實踐，把數字化治理納入鄉村治理體系，形成自治、法治、德治、智治“四治融合”。在鄉村治理體系中重要的環境治理方面，數字化治理方式也越來越成為主要的選擇，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與網絡平臺等技術來構建農村環境治理體系，實現全方位、全時段的在線數字技術的監管系統。農村人居環境的數字化治理體系的構建是實現農村環境精細化治理的重要基礎，有助于提高農村人居環境的整治效率。
在未來五年行動方案實施過程中，浙江省內環境治理數字化方式需要進一步推廣，相應的數字化治理領域也需要進一步拓寬，從生活垃圾、生活污水的數字化治理延伸到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的其他領域。與此同時，需要進一步探索符合農村社會實際的環境治理數字化手段，發揮農民主體在農村人居環境數字化整治中的決策、表達與參與功能。
（二）健全農村生活垃圾分類和生活污水治理體系
“城市垃圾分類看上海，農村垃圾分類看浙江”。浙江作為全國最早開展農村生活垃圾分類的地區之一，在生活垃圾分類機制建設方面具有許多成功的實踐經驗，同樣在生活污水治理方面也一直走在全國前列。浙江農村生活垃圾分類和生活污水治理之所以能夠取得較大的成績，關鍵的做法就是能夠把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治理與農村的社會結構、社會關系、地方文化等聯系起來，因地制宜地開展人居環境整治工作。
在未來五年行動方案實施過程中，浙江需要進一步推廣與深化農村生活垃圾分類和生活污水治理體系的建設，結合數字化、智能化技術來進一步建立健全相應的治理機制。分類型、分區域地推進農村生活垃圾分類體系的建設，從前端的村民垃圾分類、中端的垃圾分類清運到末端的垃圾分類處理，農村需要結合自然、經濟、社會、文化等現實狀況建立適宜的垃圾分類體系。農村生活污水治理也需要分類型、分區域地建設污水處理設施與引進可適用的處理技術，從資源化利用的目標出發來構建完善的生活污水處理體系。在農村生活垃圾分類與生活污水治理過程中，始終要踐行資源化、減量化、無害化處理的目標。
（三）推行農村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打通兩山轉化通道至關重要。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的“麗水實踐”是全國范圍內最早探索兩山轉化通道的地區之一。相比于城市地區，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的實踐在農村地區顯得更迫切、更真實與更關鍵。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更需要走出一條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協調的可持續之路，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則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有效方式。從浙江的實踐來看，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是推行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的重要保障，離開了最基本的農村人居環境，兩山轉化通道也失去了存在的價值。同時，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則為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提供了有利條件，正是基于可持續的經濟發展途徑，農村環境治理才能夠得以有序開展與穩定保持，實現農村人居環境的逐步改善。
在未來五年行動方案實施過程中，浙江必須進一步建立健全農村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把農村人居環境整治與經濟可持續發展有機結合起來，利用優良的農村生態與環境為生態農業與生態旅游業發展創造條件，同時進一步強化人居環境的整治力度。在實踐中探索符合農村社會實際的人居環境整治方式與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形成兼具經濟、生態與社會價值的農村環境治理機制。
（作者系浙江農林大學浙江省鄉村振興研究院研究人員;來源：《中國鄉村發現》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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