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定州的經驗
【摘 要】中國農業發展是否出現類似李約瑟命題提出的農業發展取得輝煌成就而農業現代化未發生的悖論現象，這一問題值得考察和探討。河北定州的經驗顯示，現代農業在沿著兩條路徑發展，一是由政府主導，政府、科研機構和企業共同推進的路徑；二是由市場誘致，農戶自發踐行的路徑。整體來看，發展現代農業在現實中面臨著諸多困難和阻力。就基本性質而言，現代農業發展的困境實際是現代農業與農村社會結構的傳統特征之間的兩難困境，其根源于結構性和制度性的因素。要走出這個困境，關鍵在于解決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路徑選擇問題；二是制度創新問題。現代農業發展的路徑選擇需要走中國特色的農業現代化道路，即能達到農業增產和農民增收目的而不拘形式、靈活多樣的路徑。在制度創新方面，需要緊緊圍繞激勵和引導廣大農民更容易地獲得并使用現代農業科技和市場信息來推動現代農業的發展，這樣才能將現代農業與農村社會發展更好地融合與協調起來。
【關鍵詞】現代農業；傳統結構；兩難困境；制度創新
在現代化和城鎮化的大背景下，中國究竟如何更好地發展農業呢？如何進一步提升農業現代水平和生產效率呢？針對這一重大問題，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加快發展現代農業，增強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有效供給。”由此看來，推進現代農業發展、保障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生產安全是一個基本政策方向，那么在現實經驗中，現代農業的發展究竟處于何種形勢，面臨著怎樣的困境，又該如何擺脫困境，對這些問題，還需要廣泛的調查和深入的探討。本文旨在對河北定州發展經驗的初步考察基礎上，分析現代農業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現實困境，探討走出現代農業發展困境的可能路徑。
一、問題與相關研究及理論觀點
在科技史中，有所謂的“李約瑟之謎”，也就是李約瑟（Joseph Needham）提出：古代中國有著輝煌的科技成就，為何科學和工業革命未在近代中國發生呢？按照李約瑟命題的邏輯，一些社會史學者針對中國農村與農業發展，提出了相類似的問題。例如，黃宗智在對華北小農經濟的歷史變遷的考察中，提出盡管農村曾出現為市場而生產的商品生產，然而小農經濟仍走向內卷化，而沒有走上現代化的道路。[1]那么，經歷了經濟與社會的快速轉型，以及工業化和城鎮化程度的大幅提高，華北地區農業的現代化進程處于什么樣狀況呢？現代農業在農村發展過程中是否遇到困境呢？如果說有困境存在，那么這些困境是怎樣形成的呢？這些問題就是本文試圖通過對華北一個地方性經驗的一般考察所要探討和回答的問題。
從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角度看，農業現代化或現代農業發展不外乎兩個根本方面：一是生產力方面，二是生產方式方面。目前，學界政界討論現代農業發展問題，實際上主要集中在第二個方面，即對現代農業生產方式的關注?，F代農業生產方式實際主要涉及的是農業基本經營制度問題，關于這一問題，陳錫文提出農業經營體制創新問題是當前農村改革發展所面臨的三大問題之一，這一問題也就是“地”的問題，其它兩個重大問題分別是“糧”的問題和“人”的問題，即糧食和主要農產品的供求關系問題，以及城鎮化過程中農民轉市民問題。[2]針對農業經營體制的創新，陳錫文提出當前迫切需要回答的兩大問題是將來“誰來種地”和“怎么種地”。[3]至于現代農業發展問題，陳錫文認為我國則迫切需要走出一條有特色的農業現代化道路，需要不斷提高耕地產出率、資源利用率和勞動生產率，為農業增產、農民增收、農村繁榮注入強勁動力。與此同時，農業現代化需要與工業化、城鎮化有機聯動，需要構建起一個適合國情、適合市場經濟要求的組織和制度體系。[4]
對新時期中國現代農業的發展問題，韓俊認為，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總體上已進入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能力顯著增強，農業和農村發展面臨重要的歷史機遇。但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在經濟快速增長、發展方式加快轉變、社會結構加快轉型、利益格局深刻變化的大背景下，中國農業基礎依然較薄弱。改變這一狀況，需要發展現代農業，促進農民增收。要達到這一目標，重要的是盡快建立起現代農村金融制度尤為重要，提高正規金融對農村的覆蓋率，引導和推動農村金融由“抽血”向“輸血”轉變。此外，促進農民工的城市融入也非常重要，統籌城鄉發展在短期內應作為政策安排優先解決的問題，促進農民工融入城市的相關制度改革已成為迫切需要。[5]
農業現代化也包含農業生產方式的現代轉型，也就是農業經營方式與體制的變遷。張曉山在對中國農民專業合作社進行考察和研究的基礎上，就中國現代農業發展問題提出了農業經營制度創新的觀點，認為創新農業基本經營制度非常重要，穩定與完善農業基本經營制度是發展現代農業、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制度保障。至于如何推進農業基本經營制度創新，一方面要堅持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不動搖，賦予農民長期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另一方面，需要處理好穩定與創新的關系。在新的形勢下，農戶家庭經營的內涵正在發生變化，以統分結合、雙層經營為特征的農業基本經營體制需要不斷變革和改善。[6]
針對中國的基本國情和資源稟賦，以及農業就業比重過高、農戶土地經營規模過小、農業勞動生產率過低等特征，蔣和平提出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理論，該理論包含諸如保障糧食安全與農產品供給、農村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同步推進等的七大實施戰略，以及穩定小農與發展大農并舉、提高土地生產率與勞動生產率并重等四大技術路線，其核心的觀點就是要分地區、分階段、分層次推進有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建設。[7]亦即，中國的農業現代化需要走漸進式現代化道路。
在農業現代化問題上，溫鐵軍等人也強調中國國情的特殊性及其制約性，認為人地關系高度緊張和城鄉二元結構的基本體制矛盾對農業發展的制約作用會長期存在，這是討論中國農業發展問題的基本前提。從世界農業發展經驗看，農業經營方式主要有三種類型：大農場農業、小農場農業和小農戶農業。如果不顧客觀條件推進以大農場規?；霓r業現代化，會造成生態環境和食品安全的雙重負外部性。中國發展現代農業需要考慮到多功能性和綜合價值，需要進一步探尋新的激勵和補償機制。[8]
農業現代化也涉及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創新與變革，孔祥智認為當前我國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存在著一些缺陷，主要表現為農村土地制度難以滿足農業發展的需要，集體經濟組織統一經營的職能發揮不夠，需要進一步完善。[9]要完善農業生產經營制度，就需要讓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在農業現代化中發揮作用。從近些年來通過土地流轉現實經驗來看，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和農業企業等農業經濟組織是直接從事農業生產經營活動的新型主體。到2013年底，土地流轉面積占家庭承包經營總面積的比例超過26%，流轉入農戶、合作社和農業企業的土地分別占61.8%、18.9%和9.7%，其中轉入土地的農戶演變為專業大戶和家庭農場。[10]由此看來，新型農業經營方式的出現，依然要依托于農村家庭，反映出農業經營制度的創新，仍是在相應的社會基礎上發生的。
關于農業現代化與經營制度的變遷問題，人們往往會關注三個核心問題：規模經營、分工經濟和組織經營，也就是說，人們常將這三者與農業現代化的理想模式聯系在一起，即現代化的農業是由大規模的、分工精細的、組織化的生產經營為主的農業。羅必良從新制度經濟學的角度進行了分析，認為農業經營方式轉變的一個重要方向是實現農業的規模經營，但單純地推進土地的流轉集中與規模經營存在重大的政策缺陷；將家庭經營卷入分工活動，農業規模經濟性的獲得就可以從土地規模經濟轉向農業的服務規模經濟；家庭經營與經營規模無關，在產權細分與農事活動可分離的前提下家庭經營具有廣泛的適應性，其實現形式可以多樣；只要堅持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制和家庭承包的主體地位，家庭經營制度就具有不可替代性；“農業共營制”是以家庭經營為基礎的農業經營方式創新的重要方向。[11]
在諸多關于農業現代化問題的研究中，雖然視角和觀點會有這樣或那樣的差異，但似乎有一個前提共識：那就是農業需要朝著農業現代化方向發展，亦即發展農業現代化為大勢所趨。然而在究竟什么是農業現代化、如何實現農業現代化等問題上，則并沒有形成較為明確的共識。對現代農業、農業現代化的認識，更多的是基于歐美農業發展經驗和抽象概念化的知識。探討中國農業現代化問題，仍需要更多地立足于對微觀經驗的把握，以及從綜合性維度來理解和看待農業現代化。
二、發展現代農業的嘗試：定州經驗
定州位于華北平原，其農業發展具有華北地區的典型特征，選擇定州經驗來考察現代農業的發展狀況，主要有兩個方面的考慮：一是學術研究脈絡的追蹤和延續；二是局部經驗的典型意義。河北定州（定縣）曾是鄉村建設與農村調查研究的重要實驗基地，1929年，中華平民教育促進總會正式成立“定縣實驗區”，晏陽初選擇翟城村為實驗點，倡導和推進平民教育與鄉村建設運動；中國社會學前輩李景漢先生也在這里推進了系列社會調查研究，完成了《定縣社會概括調查》，[12]開創了中國社會學的縣域社會調查之先河。繼續關注定州（縣）社會經濟發展經驗，既有追蹤研究和比較的意義，同時也有傳承學術傳統的價值。
此外，選擇考察河北定州，還因為定州地處華北平原，定州農村具有華北地區農村的典型特征。剖析具有區域典型意義的個案，可以集中反映一個區域的整體與結構特征。透過定州的農業發展經驗，可以看到華北地區農業發展的整體狀況和典型特征。從區域差異化特征的角度看，華北農村是了解和認識中國農村社會經濟的一個重要窗口，定州經驗又是華北農村發展經驗的一個典型。
農業在定州市社會經濟發展中處于重要的地位，從統計數據來看，2010年定州全市耕地面積為8.7萬公頃，鄉村勞動力63.4萬人，農林牧漁業總產值為85.8億元，占地區生產總值180.6億元的47.5%。[13]農業總產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近一半，這一數據反映出農業既是定州的優勢，從另一個側面看，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要仰仗農業發展，這也就意味著在新的形勢下，定州農業的現代發展依然任重道遠。
在現代農業和農業現代化的發展方面，定州在某些方面可以說是走在先列之中，已被命名為國際綠色產業示范區和國家現代農業示范區。2015年國家農業科技園區獲得了批準建設，這標志著定州現代農業發展邁入一個新的階段。
從當前的現實情況看，現代農業發展的定州經驗可概括為兩條路徑：一是政府主導，由政府、科研機構和企業共同推進的現代農業發展路徑；二是市場誘致，由農戶自發踐行的現代農業發展路徑。
由政府、科研機構和企業共同推進的現代農業發展路徑，集中體現在政府主導的現代農業科技園區建設方面。主要的經驗包括：由省科技廳批準設立的省級苗木花卉科技園區，園區規劃面積22萬畝，主要依托相關農林大學院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力量，為農林科技成果的集成和轉化提供平臺，帶動地區苗木產業的更新升級。此外，園區通過招商引資，通過優質項目建設，建成現代苗木科技示范園區和苗木物流發展中心。省科技廳還批準成立了定州農業科技園區，規模2.5萬畝，園區主要有首農規劃創新創業服務區和循環農業展示區，德勝農林園區。農業科技園區的建設，是由政府聯合農業科研院校，推動科研機構與企業共同建設，以展示和帶動農業的現代化發展。
政府主導的現代農業發展經驗在定州國家農業科技園區建設上得以更為突出的體現。2015年2月，國家科技部批準定州市成立和建設國家級農業科技園區。園區分為核心區和示范區，核心區6.83萬畝，示范區89萬畝。核心區重點建設和發展循環農業科技園、生態農林科技園和農產品加工物流園。目前園區已有383家企業入駐，規模農民合作社有552家，年產值達80億元。隨著這一農業科技園區的建設和發展，定州的農業現代化水平得以大幅提升。
就定州農業發展的現實經驗而言，在現代化和市場化的大背景下，也存在農戶為適應現代生活和市場而自發推進現代農業發展的現象。農戶自發推進現代農業發展的路徑主要表現為農戶在農業生產過程中，也在逐步應用現代農業技術、市場信息等具有現代性的新生產要素，不斷提高農業生產的效率和效益。
自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以來，定州的家庭農業其實也在不斷地變遷，農業生產力和現代化水平在這一變遷過程中逐步提高。這一點在宏觀層面上表現為農業總產值從1995年的26.2億元增長到2010年85.8億元，表明農業生產力整體上在不斷提高。
從微觀經驗來看，以家庭經營為主的定州農業，之所以生產產值得以不斷提高，與農戶自發應用現代農業技術和利用市場機制調整種植結構來提高農業生產效益有著密切的關系。改革初期，定州農村大多數地方以種植糧食為主，由于糧食價格具有剛性，種糧的經濟收益相對平穩但較低。為了提高農業的經濟效益，越來越多的農戶開始種植蔬菜瓜果藥材等經濟作物，逐漸形成一些地方以種植蔬菜瓜果和藥材等經濟作物為主的格局。近些年來，城鎮化建設和高速鐵路和公路建設迅速擴張，對園林綠化需求大幅提高。定州有越來越多的農戶又開始培育和種植苗木花卉，像大辛莊鎮幾乎所有農戶皆以種植苗木花卉為主，這里也已形成華北苗木生產基地。
在定州農村，家庭經營占主導的格局雖然沒有改變，但這并不意味著農業沒有發生任何變遷。實際上，作為市場的主體之一，農戶在農業生產經營過程中并非維持著傳統生產方式，而是在一直追求并實施著改變和發展。農戶在農業生產中越來越廣泛地使用機械、化肥、種子和農藥等現代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運用現代農業技術和利用市場信息調整生產經營結構，農戶的這些行為選擇實質上也是在改變農業，推動了農業向現代化方向的發展。
就定州經驗而言，現代農業發展主要有兩條路徑，主要依靠四種力量。由政府主導的路徑主要依靠三種力量來推動現代農業的發展，這三種力量分別是政府的力量、科技的力量和企業的力量，政府在其中起到引導、協調和解決土地問題，科技的力量在其中起到現代農業技術供給與支撐的作用，企業的作用體現在利用市場機制配置資源并完成生產和產品銷售。另一條現代農業發展路徑是由社區自發推進的路徑，這一路徑所依賴的力量是農戶自身，即農戶為提高經濟收益而作出的一些農業生產經營方面的改變。就發展現狀而言，兩條路徑所推進的現代農業發展都較為有限。
三、傳統結構與現代農業的兩難困境
盡管定州農業有著較強的優勢，盡管國家和地方政府都在大力支持和推動現代農業的發展，然而現實的情況是，現代農業的發展程度或農業的現代化水平仍處于相對較低的狀態。這一狀態反映出了現代農業的發展面臨著諸多的困境，那么，這些困境的實質是什么呢？其根源又是什么呢？
從定州現代農業發展的經驗中，我們看到了兩條發展路徑，同時也能看出這兩條路徑都存在著局限，都面臨著困境。首先，由政府主導的發展路徑，雖然依賴政府的引導和協調作用，將政府、科技和企業三種力量綜合起來，解決了現代農業發展的三個重要要素——土地、農業科技和資本問題，為農業的企業化生產經營創造了一定條件。然而，從實際情況看，這一發展方式對現代農業發展的促進和推動作用，受到范圍和規模的制約，現代農業的發展仍局限于示范園區，其實際效果更多的是展示和示范作用。最為突出的問題是，現代農業園區建設和現代企業的進入，如何與農村、農業和農民的發展能夠有機銜接起來。也就是說，現代農業企業怎樣才能帶動農村地區農業現代化整體水平的提升，怎樣讓廣大農民普遍受益。
其次，由農戶推動的發展路徑，主要依賴農戶對現代生產要素的投入和使用，通過農戶在農業生產經營中所作的改變來推進農業的現代轉變與發展。這一路徑雖然對現代農業發展的推進范圍更為廣泛，而且也能把現代農業發展與農村和農民的發展更好地融合起來。但是現實情況是，僅僅依賴農戶的一些改變來推動現代農業發展，其力量受到很大的限制。一方面，以家庭為單位的農業生產經營，在現代化建設與發展過程中，會受到耕地規模、資金、信息和技術的一定程度上的限制；另一方面，單個農戶其實難以做到很好地預測市場波動情況和管控市場風險，分散的農戶在市場拓展方面的能力非常有限。因此，如果僅僅依靠農戶自發地推進農業現代化，那也會面臨著諸多的困境和挑戰。
對現代農業或農業現代化發展所面臨的種種困境的認識，可能需要抓住本質，即要把握現代農業發展困境的基本性質。只有從本質上了解種種阻力和困境，才能找到問題的根源和解決問題的關鍵。
關于現代農業，盡管有多種界定和理解，究其本質而言，主要有四個核心的要素：現代農業技術、資本、市場和組織化經營。現代農業技術是提高農業生產率的基礎和支撐，發展現代農業的一個重要維度就是對現代農業科技成果的應用，由此來提高農業的產出率。在現代社會，使用現代農業技術一般需要較高的成本，因此發展現代農業需要有較大的投資。投資的可持續性主要不取決于農業生產的產出率和產量，而是要看投資的收益率，而收益率就要靠市場行情。要將技術、資本和市場高效地配置好、協調好，現代農業一般需要通過組織化經營來保障這一點。
由于發展現代農業需要具備上述四個基本要素或條件，而目前的農村社會結構實際上仍維續著傳統性的特征。農村社會結構的傳統特征突出體現在：首先，村落社會的自在邊界性。村落是由一定人口長期居住生活在穩定地域而形成的一種人口、資源和空間為一體的社會共同體，這個共同體與外部世界的關系具有自在性和邊界性。村落社會結構的邊界性特征，使得村落對外部力量或村外事物的進入有著一定的排斥功能。村落社會結構的邊界性的存在，意味著農村社會并不是完全開放的。
其次，農村家庭的分散綜合性。在農村社會，每個家庭既是分散獨立的生活單位和生產單位，同時又是資源占用和社會存在的主體。基于此，農村家庭通常也被稱為“小農家庭”。[14]由于農村家庭是一個個獨立的、自給自足的生產與生活單位，所以他們在生產經營上是分散的。與此同時，作為村落共同體的構成分子，農村家庭又具有綜合性，也就是說，家庭在農村社會系統的運行中承擔著綜合性的功能，不同家庭綜合于村落社會整體之中，既獨立分散，但又難以分割。農村家庭的分散綜合性特征意味著農村社會的組織化難度加大，因為每個家庭是一個社會綜合體而非獨立個體，而且不同家庭間的差異性和復雜性也較個體間更大。
此外，農民的傳統性特征。目前，居住生活在農村社會，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從現實情況看，他們一般受學校教育較少，更少受專門的職業技術培訓，在文化心理上更多受傳統觀念影響。
比較現代農業的基本要素和農村社會結構的傳統特征，不難看出這兩者之間存在著一些相悖的、難以吻合的差異，現代農業所需要的四個核心要素的基本特征與農村社會結構所保留的傳統特征之間，具有明顯的對立和差別。因此，在這個意義上，現代農業發展所面臨的諸多阻力和困境，從基本性質上看就是現代農業與農村社會結構之間的兩難困境。
現代農業的新型要素與農村社會的傳統結構之間的兩難困境，在現實經驗中體現為：一方面，現代農業的發展難以改變和取代仍保留和具有傳統特征的農村社會結構；另一方面，農村社會由于仍有傳統結構的存在，又難以為現代農業的發展提供充分的要素供給。現代農業與傳統結構之間的這種兩難困境，既是一種社會事實，也是一項基本國情。無論在定州，還是在中國其他農村地區，不可能剝離農村社會發展而孤立地發展現代農業，這既不現實也難以推行，農業的發展仍要依托于農村社會并要與農村社會基礎相一致。
在當前乃至未來一段時期內，推進現代農業發展或農業現代化建設之所以仍難以改變和取代農村社會結構，一個重要原因是這個結構依然很龐大，仍承載著規模很大的人口與勞動力，而且還承擔著種種社會功能。與歐美發達國家不同，現代農業可以依靠大資本、大企業去推進規?；纳a經營，那是因為他們在工業化之后完成了城鎮化，農村人口和勞動力已基本向城鎮聚集，這樣農業的現代化不需要考慮與農村社會發展的兼容問題。而在中國，農業現代化的推進，則涉及到與農村社會發展的協調和同步。解決現代農業與農村社會發展的兼容和協調問題，就是一個難題。
從當前農村社會實際情況來看，如果主要依靠農戶自身的力量，來推動現代農業發展到一定水平，或實現農業的現代化，那又是一個難題。因為廣大農戶屬于收入水平較低的群體，在經濟實力上大多處于劣勢，他們投入現代農業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大多數農戶出于生計安全的考慮，不愿冒很大風險加大對發展現代農業的投資。相對而言，多數農戶更愿意接受和使用相對安全、實用的現代農業技術和生產工具。
現代農業發展所面臨的困境有兩種根源：一是結構性因素。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后發的、跨越式的變遷過程，社會結構中有諸多因素影響著人們對農業現代化的需求，農村社會及充裕農業勞動力的存在和維續，意味著社會對現代化的農業的需求并不強烈。而且，在仍保留傳統特征的農村社會結構中，由于經濟發展的相對滯后性，也很難為現代農業發展提供強勁的動力。
二是制度性因素?，F代農業的發展或農業現代化實際上是一種經濟變遷的過程，這一過程的一個重要動力來源就是制度變遷。[15]就中國農村發展的制度背景而言，城鄉二元體制、農村土地制度和農業經營制度等制度安排，對維持和穩定農業生產的常態與大局有著積極功能，而對促進結構變遷和新的發展方面，其中的一些制度安排可能難以發揮激勵作用，甚至可能起到阻力作用。[16]目前，現代農業發展的困境，某種意義上也是制度創新與制度變遷所面對的困境。
四、走出困境的變革路徑
在現代化與全球化的大潮中，農業要朝著現代化方向發展是大勢所趨。就中國國情而言，現代農業基礎較薄弱，人多地少，且區域差異很大。如何走出現代農業發展的困境，推進農業現代化建設，實現城鎮化、工業化、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的同步呢？
盡管在中國廣闊的農村地區推進現代農業的發展和實現農業現代化以及“四化”的同步并非易事，但這并不意味著這個難題是不能破解的。如果堅持改革開放和創新驅動發展的戰略，現代農業與農業現代化并非遙不可及。
突破現代農業的發展困境，關鍵要解決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路徑選擇問題；二是制度創新問題。
路徑選擇問題實際就是現代農業發展道路的選擇。中國推進現代農業的發展，在路徑選擇上需要跳出西方經濟學一些理論倡導的“改造傳統農業”的框框，[17]走中國特色的農業現代化道路?，F代社會的農業發展問題不只是改造傳統農業，而是要推動傳統的發展，這個過程雖包含著改變乃至改造，但改造不是目標更不是本質。
“中國特色”并不是一種空洞的口號，而是真實的、現實的“中國經驗”。正如中國特色的工業化道路那樣，改革開放前，工業化主要選擇在城市集中推進，并且強調趕超發達國家，然而結果并不理想。改革開放后，中國的鄉鎮企業“異軍突起”，逐漸走出了一條鄉村工業化即“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不僅創造了世界經濟的“中國奇跡”，而且讓中國成為制造大國，實現了工業化水平的質的飛躍。所以，中國農業現代化建設需要借鑒改革開放后的工業化經驗，不宜模仿發達國家那種依靠大資本、大企業和大規模的組織化經營推動現代農業發展的模式，而是要根據國情，因地制宜地走具有自己特色的農業現代化道路。
所謂“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是針對發達工業化國家農業現代化的一般經驗而言的，主要是指根據中國社會的現實基礎而推進的內涵深化型現代農業發展道路。內涵深化型發展道路就是注重達到兩個實質性目標的發展路徑，也就是：一要不斷提高農業生產經營的效率，二要不斷提高農業生產經營的效益。簡單地說，就是要促進農業既要增產，又要增收。增產是指在城鎮化、工業化的背景下通過效率的提高來保障產量和產值的不斷增長，增收是指通過提高農業經營效益促進農民收入的增長。
實現農業的增產和農民的增收目標，方式方法可以是靈活多樣的，而不只是一種模式。基于中國農村社會的結構特征，發展現代農業并不一定非要追求高尖端的農業科技和大規模的生產經營，如果發揮廣大農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讓更廣泛更普遍的農民更容易地獲得并使用實用的、有實效的現代農業技術和其它新要素，來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同樣會對農業保持增產起到非常有效的作用。此外，通過引導和支持，調動農村社區的創新活力，充分利用農業的多功能性，以及向廣大農民提供有效市場信息，也能幫助廣大農民實現增收的目標。因此，發展現代農業，推進農業現代化，為達到實質性和實效性的目標，可以采取靈活多樣的方式方法，讓農業與農村社會實現協同發展。
破解現代農業發展困境的另一個關鍵問題是制度創新問題。發展現代農業，推動農業現代化建設的過程，其實也是一個制度變遷的過程。制度安排通過向社會提供行動選擇集影響著人們的行為選擇，進而影響社會經濟的變遷過程。在農業發展中，制度和政策安排對農業技術的產出、推廣和應用都有著顯著的影響，因而制度創新與制度變遷之于農業發展而言有著重要的意義。[18]
目前，制約中國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建設的制度因素依然較為明顯，而且一些制度具有基礎性和整體框架性，短期內不可能完全消除，因此，制度創新與制度變遷顯得格外重要，因為制度創新是從建設性的角度尋求對約束發展的制度因素加以突破和變通，以達到促進發展的實質性目標。
例如，二元經濟體制和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等制度安排，會在一定時期內存在，并影響著農村與農業的發展和城鎮化的推進，這些制度安排可以說是繞不過去的制度因素。即便在這些制度的基本框架仍然維續的情況下，其實也可以通過局部性的、變通性的制度創新，構建靈活的、新型的體制機制，突破現有制度和結構對發展構成的負面的約束作用。具體來說，通過深化社會治理體制和區域管理制度方面的改革，突破行政區域壁壘和城鄉二元結構壁壘，建立起溝通城市與鄉村、聯系區域內與外，同步推進、梯次發展的體制與機制。突破區域隔離、城鄉二元壁壘的制約，首先需要區域內各獨立行政轄區拆除區域界限，確立一體化協同發展理念，從體制機制入手，推進區域一體、城鄉一體的聯動發展機制，構建區域之間、城市與農村之間體制機制改革，破除限制資本、技術、產權、人才、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和區域間資源優化配置的各種體制機制障礙。由此為農業現代化發展逐步奠定有利的制度環境和社會基礎。
其次，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農業基本經營制度等現有制度，在維持農村與農業發展的大局穩定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在農村土地和農業經營方面不需要制度創新，因為土地所有制不完全等同于產權制度，農業家庭經營制度也不排斥企業和合作化經營方式。因此，要擺脫現代農業與農村社會結構傳統特征之間的兩難困境，同樣需要在土地產權制度和經營制度方面推動創新和變遷，如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等產權的進一步明晰，以及權責、權能和權效的細分以及范圍的明確，建立高效率農業生產經營的激勵機制等創新措施，將會引導和鼓勵農村土地流轉和多種生產經營方式，對推動現代農業發展具有積極作用。
此外，針對當前現代農業發展的薄弱環節，在農業投資管理體制方面，也有較大的改革和創新空間。農業投資管理體制關系到現代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農業補貼、金融扶持、農業保險、農產品市場體系等諸多方面，政府需要創新政策和工作方法，提高政策規劃和制度安排的引導和激勵作用，加大對現代農業發展特別是對農戶發展現代農業的扶持、補貼的力度。
五、余論
在現代化、城鎮化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作為擁有13億多人口的大國，保障糧食生產與供給安全有著重要戰略意義，“中國人必須把飯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因此，農業的發展仍處于基礎性、戰略性的地位。
河北定州農業發展的經驗反映出，盡管政府努力通過政策規劃和園區建設來加快現代農業發展的步伐，廣大農戶也在積極地響應市場需求，盡可能使用現代農業技術來提高農業生產效率，但整體上依然呈現出現代農業與傳統結構之間存在著難以統一和融合的困境?，F代農業發展所面臨的基本困境，并不意味著現代農業沒有得到發展，農業現代化也不是停步不前。無論從農業的生產效率還是從社會效益來看，定州的農業都較之以往有了顯著的進步。
中國的農業現代化建設，不宜用發達工業化國家的標準來衡量，也不宜套用他們的高科技、大規模、企業化的模式。中國特色的農業現代化道路的優勢在于立足國情，注重實用和實效而不是形式。只要能促進農業的增產和農民的增收，采取什么樣的措施、選擇何種方式都是有效的。即便傳統的生產方式，如果在現代社會中創新經營方式，發揮農業的多功能性，也能達到農民增收的目標。所以，傳統與現代農業之間并不是絕對對立的，而是一種變遷與發展的過程。
發展現代農業，不能脫離農村社會基礎。即便農村社會文化發展的現實條件還達不到推動現代農業快速發展的要求，也不宜操之過急，孤立地推進現代農業。農業現代化建設將是一個漸進過程，會隨著農村社會的現代變遷逐步完成。農業經濟的發展與農村社會的發展之間的兼容和協調同步非常重要，只有讓農村社會和廣大農民得到發展，這樣的發展才有實質性的價值和意義。
走出現代農業發展的困境，關鍵在于讓現代農業走下“高大上”的“神壇”，走向普通農民，走進農村千家萬戶。現代農業雖需要高科技、大資本、大企業來支撐和推動，但在農村歸根到底還是要靠廣大農民掌握和使用這些技術，并通過自己的生產實踐來發展現代農業。唯有廣大農村和農民參與到發展現代農業的行列，現代農業發展才有堅實的基礎，也才具有實際意義。所以，旨在促進現代農業發展的各項改革和創新，都要緊緊圍繞著如何引導和鼓勵廣大農民更容易地獲得并使用現代農業科技和市場信息來開展農業生產經營。
參考文獻：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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