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座談主題是歷年中央一號文件回顧與展望，因為周末要修改一個稿子，所以沒有做什么書面準備。在座的各位老師及同事大部分都是關注和研究農村問題的，所以今天的會議，大家也都聚焦的是歷次中央一號文件中關于三農的文件的回顧與展望。這些年來，尤其是讀書和做博士論文的時候，一直關注農村問題，關注農村、農業的發展以及農民的生產生活。
剛才曹老師、唐老師和熊老師他們都談了很多關于農村發展和變化的案例及趨勢，也分析了其內在機理。這些年來，農村也的確出現了很多新的變化，不僅農業發展出現了新氣象，農村治理也出現了很多新趨勢。
其中，項目進村就是典型。項目下鄉，于我而言，既是研究者，也是親身經歷者和實踐者。2008年2月到2009年2月，我曾經作為農村基層組織建設與扶貧開發整村推進工作隊隊員，在湘南茶陵縣開展駐村工作一年。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到我省湘西花垣縣調研，并提出了精準扶貧的重要思想。精準扶貧作為馬克思主義貧困理論中國化成果，是中國特色扶貧開發理論的最新成果，是指導當前和今后扶貧開發工作的科學指南和根本遵循。關于精準扶貧，我也做過一些調研，并到湘西、懷化等地進行過實地走訪。
最近，不管是網絡上，還是微信上，有很多關于精準扶貧的故事和段子。尤其是最近有篇微信文章說現在的扶貧，老百姓不滿意，因為沒扶到我，有的扶貧資金在落地過程中也的確出現了問題；基層干部也叫苦連連，成天忙于填表，各種壓力很大。也就是說，我們的精準扶貧在一些地方的操作中出現了部分問題，精準扶貧不精準的現象可能不是孤例。
記得渠敬東等老師曾經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發表了《從總體支配到技術治理——基于中國改革30年經驗的社會學分析》。應當說，技術治理作為國家治理基層的重要策略，也是國家治理轉型的具體體現。然而，不管是貧困治理，比如低保政策、精準扶貧，還是文化治理，如農村廣場建設、農家書屋等等，似乎都出現過治理失靈的問題。
這就迫使我們不得不去思考？為何看似科學合理的技術治理會陷入困境或者說失靈呢？這里面的原因很多，也值得我們深入思考。
比方說，項目治理盛行的問題。不是說農村治理中項目治理不好，或者說項目下鄉不行，而是我們如何去推行項目治理。大家調研或許都有這么一個感受，不僅是我們學者們自己在談論項目，也需要項目，其實老百姓現在也很熱衷項目，每次動不動就問，能不能從上面給搞幾個項目。項目文化似乎已經成了當下農村中的一種獨特文化。項目進村，不僅改變了農村治理結構，也影響了農村社會文化，重構了農村社會關系，理解項目進村所帶來的各種變化及其內在機理，是我們研究中值得關注和探討的一個方面。
以項目治理為典型的技術治理之所以陷入困境，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各種外來的技術治理沒有很好地與農村社會自身的治理傳統融合起來。比方說，我們的低保評定，如果嚴格按照冰冷的數字很難把真正的貧困戶評出來，因為農民的收入很難精準化，有的甚至還有隱瞞，這就需要發揮農村基層組織和農村社會內部治理力量的優勢，先把能堅持原則的干部選出來，再輔以現代的治理技術，真正推進外來的治理技術與本土的治理智慧的有機結合，才能使得各種政策不至于走樣，才可能使我們的技術治理真正達到它所要想達到的一種目標。
（作者系湖南省社科院副研究員，本文系作者在湖南省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舉辦的“歷年中央一號文件回顧與展望”研討會上的發言，中國鄉村發現網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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