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最后一公里村莊:新鄉土中國的區域觀察》一書出版。該書作者、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與團隊歷經數年田野調查,運用大量一手的真實案例,對中國鄉村社會明顯的區域特征進行分析,記錄了中國鄉村在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現象和問題,呈現出當下中國鄉村內在的生存狀態。
賀雪峰認為,在2000年的世紀之交,中國農村發生了三個層面的巨變。第一個層面是國家與農民的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國家取消農業稅之后,傳統的以收取農業稅為中心而形成的國家與農民的關系面臨著巨大轉型。此外,國家還拿出越來越多的財政資金支農,目前國家每年涉農轉移支付超過萬億。第二個層面是農村長期穩定的社會結構的變動,不僅建立在家庭之上的村莊基本社會結構如宗族、門子等家庭聯合體受到沖擊,而且家庭結構本身也處在巨變之中。第三個層面是農民價值觀與世界觀的變化,傳統傳宗接代的觀念受到沖擊,為什么活,活著要干什么,成了需要農民思考的問題。
在中國農村的巨變中,最顯著的一點是幾乎所有農村青壯年都進城務工經商,生活的主要收入來自城市,主要生活場所也轉移到了城市。一方面,城市有了越來越多的就業機會,另一方面體制改革為農民提供了進城的保障。農民進城,中國農村一直以來存在的人多地少的問題就會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緩解,農民收入持續提高,農村貧困大幅度減少。在這個意義上,農民進城是農民的選擇,也是他們改善福利的途徑之一。
賀雪峰表示,農民選擇了年輕子女進城務工經商、年老父母留村務農的“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家計模式。當前在中國,大約70%的農民家庭選擇了這樣一種“半工半耕”的家計模式,這種家計模式可以讓農民家庭同時獲得務農收入和務工收入,而農村生活成本比較低,這樣農民家庭每年都有經濟上的節余。同時,這種“半工半耕”家計模式下必然會出現留守老人和留守兒童,大量青壯年勞動力進城造成農村空心化,之前維系農民基本生產生活秩序的社會結構也開始發生變化。
賀雪峰指出,國家自2000年以來開始大規模向農村轉移支付,不僅為農村的最弱勢群體提供了低保和困難救助,而且為農民建立了相對完善的新農合、新農保支持,從而為農民提供了基本保障和社會保險,緩解了農村中的絕對貧困。國家支農資金還為農民提供了大量的水、電、路等基礎設施,農村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正在快速改善。然而,國家投入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如何推動農村現代化治理,擴大農村公共服務,滿足農民需求,是需要進一步研究和思考的問題。(記者 宗敏)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社會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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