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報告分三個板塊，第二個板塊就是第五個部分到第十二個部分，也就是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的具體展開，而這個展開中間的第一部分就是談經濟問題，標題就是堅持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這個概念是在黨的報告里第一次出現。在這部分具體的報告中，總書記講到了兩個關鍵詞，一個是“跨越關口”，一個是“攻關期”。
怎么理解跨越和攻關呢？
第一，我們經濟發展階段，過去我們是用“新常態”來做出的判斷。在新常態的基礎上，我們進一步明確了我們已經進入到了從高速增長到高質量發展的新發展階段。這是第一點我們要理解的。
第二，我們處在一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經濟結構優化，和經濟增長動力轉換的攻關期。
同時，我們要實現這個目標，處在一個跨越關口的時期。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我們需要實現三大變革，也就是說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增長動力變革，要通過哪些手段達到，同時我們最終要構建一個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市場。
講攻關期和跨越關口，沒有講是什么時候。我理解它應該還是有時間概念的，也就是說我們過去會做很多關于改革和發展的一些路徑描述，也就是說我們的路線圖會畫出來，但是這里面“攻關期、跨越關口”這個詞一出現，我們希望還是有一個時間點。我個人理解時間表只有三年。就是說我們從現在開始，我們剩下的應該只有三年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時候，我們應該跨越這個關口，完成這個攻關期。當然以后還要跨越，還要攻關，但至少第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是2020年。
但是我們想一想，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在部署全面深化改革任務的時候，也非常明確講到，2020年是我們改革基本制度更加成熟、定型的時候，那個時候我們已經確定了2020年的時間節點。因此攻關期和跨越關口應該是這一點。
從另一個角度說，我們在黨的十八大的時候，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設立了一個翻番的目標，其實是兩個翻番的目標。第一個就是GDP總量在2010年基礎上到2020年翻一番，同時因為我們強調居民收入的增長要和經濟增長同步，因此城鄉居民收入也要在2010年基礎上到2020年翻一番。
目前看，好像翻番問題不大，按照我們2010年的時候GDP總量大概是40.3萬億，按照不變價，到2020年80幾萬億就是翻番了。但是這個期間我們的確經歷了經濟增長進入新常態，也就是第一個特征就是經濟增長速度下行了。2010年的時候高達11.1%，最后降到了一位數。但是迄今為止，都還是中高速增長，還是錯的。今年上半年達到了6.9%，周小川行長在世界銀行和IMF年會上講到，下半年有可能7%。也就是說今年是6.9%。我們打一點保險系數，我們就說今年如果是6.8%的話，那么今后還有三年，每年不低于6.4%就可以實現翻番的目標。而且到目前為止，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基本上居民收入增長速度略快于GDP的增長速度，而其中農民的人均收入增長速度快于城市居民人均增長速度。照這么下去，居民收入翻番的目標也可以達到。
但是由于我們提出了建設現代經濟體系的新任務，而且我們也把時間節點定在2020年，因此可以說這是給了我們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一個新的規定。沒有數量指標，但是它是比翻番還要艱巨的任務，而且時間比較短。因此，這也是機會，對于我們經濟學研究來說，我們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在這個報告里有一個關于增長的重新的表述，是非常重要的。我們2020年的目標是在十八大的時候定的翻番的目標，這次沒有重申翻番的要求。對2035年兩步走建設現代化國家的第一步也沒有翻番或者增長速度的要求，對2050年目標也沒有這樣的要求。也就是說我們對增長有了全新的發展理念，我們提出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而不再講快。甚至說我們曾經講我們把過去“多快好省”改變成“又快又好”，直到改成“又好又快”。但是這次黨章修正案中，我們把“又好又快”發展修改為“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高公平、更可持續”，我們不再強調速度。這是一點。
為何要把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
再一點，我們黨的報告強調我們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把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作為主攻方向，這兩年我們討論得比較多。說穿了，實體經濟是一個國家競爭力的根本表現，我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形成一個共識，說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業是這個國家競爭力的根本表現。從歷史上看，英國成為世界的主要經濟大國，到美國替代了英國的地位，一直到后來日本替代了美國的地位，以及其他的一些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發展其實都是以實體經濟作為自己的致勝法寶。這是一個一般邏輯。
從針對性上說，也是我們今天需要防范的問題。我曾經講過，你設想一種情況，如果中國經濟在30多年的時間里都是兩位數的增長速度，突然在某一天就是2012年之后，不再是兩位數了，而且每一年都在減速。只有今年好像穩住了一下。其實未來還要減速。當然這種時候很可能會產生如果你認識不準確的話，你會認為這是有問題的。按照我們慣性思維，會認為需求不足的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你就傾向于宏觀經濟政策要寬松一些，貨幣供給要充分一些，讓大家使用貨幣投資成本低一些，積極性高一些。因此，就形成了一個過分寬松的宏觀經濟政策。在這種條件下，會遇到一些矛盾。一個是說比如說投資人和企業，我看到了整個貨幣環境非常好，假如我是一個國企或者大型企業、知名企業，錢有的是，銀行的行長、貸款員恨不得請我吃飯。在這個時候我可以很低的成本得到這些貸款。但是這個時候我發現我不再能夠用過去那樣的成本生產同樣的產品了。這是我的感覺，我作為投資人這么感覺的。
但是背后經濟學家告訴我，這是中國金融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勞動力短缺導致的一系列有利于經濟增長的要素、條件都發生了變化。在這個時候，但你又有錢，這就是一個矛盾。那最后怎么辦呢？最好的辦法就是選擇脫實向虛。也就是說除了經營實體經濟這個主業，也可以去投資房地產，也可以到資本市場上去玩這些東西。所以形成了脫實向虛的傾向。當你用來獲取利潤的方式不再是依據你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力的時候，潛在的風險就在醞釀。
但其實與此同時的另一面，假如我是一個小企業、一個新創的企業，我想創業，越是貨幣政策寬松的時候，得到資金的成本也就越高。因為越是在這個時候，銀行知道是有風險的，它避免風險的辦法就是去找那些可以不承擔風險的企業貸款。因此這個時候中小企業和新創企業反而得不到資金。脫實向虛的結果反而傷害了經濟增長質量、可持續性，造成了潛在的風險。
所以在這個時候，無論是從一般規律來說，還是從中國的現實針對性來說，重點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是有非常強的政策含義的。
如何理解全要素生產率？
我們還強調了建立創新型國家，強調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建設創新型國家是總體要求。同時，我們講全要素生產率，經濟學家一直在講，政府工作報告前幾年也開始講，在經濟工作會議上也開始講，但是寫在黨的代表大會報告、政治報告里，全要素生產率是第一次。它也有很深的含義。它和我們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和我們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是直接相關的。它既是我們創新的一種度量，也是我們創新的一種手段。因此，我下邊著重談一下全要素生產率的問題。
我們一直都對全要素生產率是什么東西有疑惑，當然非經濟學家不搞理論研究的也有很多疑惑。其實搞研究的人，比如做計量，很多人都做出來了，因為你把有利于對于經濟起作用的這些因素作為變量放在等式的右邊，最后得出來以后還有一部分解釋不了的因素，在統計上叫殘差，因此人們把這部分叫全要素生產率。但事實上在理解的時候，怎么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它的源泉到底是什么呢。其實也有很多不同的理解。
全要素生產率歸根結底都來自于重新配置效率，就是配置效率。怎么理解呢？從這么幾個方面看。
第一，全要素生產率最直接來的一個方向，而且中國過去的30多年的發展歷史，我們的生產率提高主要來自于資源的重新配置，當改革開放之初我們有70%、80%的人都在務農，而農業生產出的產值非常低，也就意味著70%、80%的人只生產了20%多的產值，意味著極低的生產率。因此通過改革把這批人轉向非農產業，他們個人提高了收入，宏觀上我們獲得了資源重新配置效率。因為這個在文獻中是被西蒙·庫茲涅茨反復的論證，因此得到了諾貝爾經濟學獎。所以我把它叫做庫茲涅茨效應。這是我們已經證實的，大家都知道。
第二，我把它叫做熊彼特效應，熊彼特有一個重要的概念叫創造性破壞，說你創造出的更高的生產率、更高的競爭力是通過破壞達到的。有的企業進入了，就有企業退出了，有的企業出生了、成長了，就同樣有企業死亡了。必須在這個過程中才有創新，才有生產率的提高。而最近一些經濟學家做的計量研究，發現企業的進、退、生、死這么一個過程，導致了生產率的提高占全部生產率提高的1/3到1/2。也就是說企業之間的重新配置，如果我的生產率比你那家企業生產率更高，我們又是同一個行業的，那就意味著你不應該再生產了，你的生產要素應該給我們。這就是一種重新配置。所以我把它叫做熊彼特效應。
第三，全要素生產率也是配置效率，就是指我們都知道技術進步、技術創新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但是在現實中從來不是你也進步我也進步，我們一塊進步，達到經濟全要素生產率提高。不是這么回事。而是說你進步快，我的生產能力就應該給你用，我就不能再進行了。誰最先使用技術了，誰最先創新了，誰站住腳了，誰就把那些資源都壟斷過去。因此不是齊頭并進，而是有進有退的結果。因此，技術進步本身也是資源重新配置，是動態的，是往前走的資源重新配置。這些因素決定了從配置效率來理解全要素生產率是比較容易理解的。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勞動生產率總共提高了16倍，其中第一產業貢獻了13%，第二產業貢獻了30%多，第三產業貢獻了11%，加起來大概50%多一點的貢獻率。還有40%多的貢獻沒有解釋到，因為這40%多就來自于生產要素，特別是勞動力在三個產業之間的轉變，哪個部門生產率高，我的勞動率就流向哪個部門。這充分體現了我們過去30多年生產率的提高主要來自于資源的重新配置。
未來我們中國經濟靠什么增長呢？我們說靠全要素生產率。那么全要素生產率靠什么呢？來自這么幾個方面。
中國的人口還有可挖掘的潛力可以繼續減少農業人口
第一，我們的人口還有可挖掘的潛力。據估算，中國農業勞動力大概還有18%，發達國家只有3%-4%，一些比我國收入水平略高的國家農業勞動力比重平均也只有12%。因此中國還可以通過戶籍制度改革，繼續減少農業人口。
另外我們還有很多僵尸企業、低效率企業存在。要充分利用新的技術革命。
很多人說我們什么時候能夠迎來第四次科技革命，這是一種很荒謬的說法。你怎么知道自己就在科技革命之中呢？在歷史上，人們處在科技革命漩渦之中的時候，沒有人知道自己處在一個革命的時代。事后歷史學家才告訴你，那個時代是處在科技革命時代，但是當時的人活著的時候，他不知道。因此，我們也許已經處在一種新的科技革命中了，但是我們并不確切地知道。因此就把它當成普通的技術突破，我們要抓住這個機會，來提高生產率。
同時，最近也有一些討論，因為我們采用了很多新技術，特別是機器人的使用。人們發現怎么科技進步這么快，這都是以前沒有料想到的，但是為什么生產率沒有提高。因此有人定義，把它叫做生產率悖論，就是說本來是應該提高生產率的科技，得到的應用，結果沒有導致生產率提高。我想提出叫生產率悖論的悖論。
因為第一是說從微觀上講不可能存在生產率悖論，如果我是一個投資者、我是一個企業家，我不可能在沒有提高生產率的情況下去應用那些技術，也許短期和長期有一個差別，但是歸根結底，我是要有盈利、有生產率提高，才會使用的。所以這種長期的不提高生產率的技術是不會用的，微觀上是沒有這個悖論的。但是可能現實中，從一個國家層面，確實看到科技革命的時候，生產率并沒有相應的那么快的提高。
為什么呢？我想是因為好多新的有更高生產率的企業成長起來以后，那些沒有生產率的企業還沒有被消滅。也就是說僵尸企業不僅在中國存在，在很多其他國家也都存在著。當然日本是最典型的，僵尸企業這個詞就是從日本來的，美國同樣有大量的僵尸企業。因此，該死的企業必須死去，該死的產業必須死去，才有生產率的提高。
戶籍制度改革最容易突破效果立竿見影
最后我講一講我們面臨的挑戰，我們要進行哪些方面的改革。
我一直最強調的就是我們有很多改革可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其中一個是最容易突破的改革，這個改革會帶來好處，而不傷害別人。農民工的市民化，就是戶籍制度的改革，就是這樣一種改革，它有多重效益。過去我說它是立竿見影、真金白銀。
第一個說，戶籍制度改革了，讓農民工成為市民了，他就不會在40歲以后隨時返鄉。如果返鄉的人太多了，而進城的人少，就變成了逆轉移，逆轉移就是逆庫茲涅茨過程，就是不利于生產率提高的。因此這個改革我覺得能夠讓他們繼續的轉移，提高生產率，帶來資源重新配置效應，同時提高勞動力供給，緩解勞動力成本提高太快的困難。我們有2.7億農民工，其中1億農民工大概是在農村從事非農產業，還有1.7億已經進到城市來了，這部分人要成為新的消費群體的話，我想我們國內的消費需求也是會大大改善的。
剛才有一個地方講到城市化已經在減弱，但是我們從這幾年的數字并沒有明確看到。原因是我們有幾種城市化源泉。其中農民工作為城市化源泉已經大大減慢了，但是有一種城市化的推動力叫做就地轉移，就地轉移占到了50%多，這部分是通過改變行政區劃，把村委會變成居委會，把縣變成區、變成市，把鄉變成鎮，通過這個把這部分人劃成城市人口。這也很好，但是歸根結底這個轉變沒有改變這些人的消費模式，沒有改變他的勞動力供給方式和他從事的產業。因此它不帶來資源重新配置效率，我們還要把力量花在農民工的穩定供給上面。
再一點，應該強調的是古人講，毛主席也引用這個話，叫“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我們要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必須把那些全要素生產率低的企業、部門、投資和占用全部消滅掉。今天我們應該強調的是把那些生產率低的產業、產能除清。
最后強調一點，我們有的時候會以保護就業的方式不舍得把那些無效的產能消除掉，也不舍得把GDP給降下來，因此說保護就業崗位成了一個借口。我們今天可以倡導一個說法，我們不要保護就業崗位，因為如果說這個就業崗位是和落后產能、低效產能相伴生的，它也屬于創造性破壞的范圍。但崗位和人不是一回事，我們越是要把人、把勞動力、甚至可能會失業的人，用社會政策良好的托底以后，越有勇氣去消除那些落后的崗位，打破了一個長期存在的悖論。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鳳凰財知道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