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系統地提出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基本方略，形成了一系列重大判斷，做出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等重大決策部署。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內涵豐富，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升級版，更是未來指導我國“三農”工作的行動指南。
戰略定位高瞻遠矚又契合實際
十九大報告提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此處短短121個字，濃郁地體現了繼承“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的博大胸襟，展現了緊密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和實踐要求“勇于變革、勇于創新”的遠見卓識。
從黨的十六大報告首次提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到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把加快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作為根本要求”，再到黨的十九大首次要求“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體現了我們黨對解決“三農”問題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規律的認識不斷實現新突破、達到新高度，順應了解決“三農”問題時代條件和實踐要求的新變化。促進城鄉融合發展包括了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的全部內容，但內涵更豐富，要求更高；更要求通過體制機制改革和政策創新，促進城鄉之間形成良性循環的內部、深層聯系和融合滲透、功能耦合關系。
近年來，隨著新型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的深入推進，城鄉之間的相互聯系、作用、影響顯著加強，并日益由外部和表層進入內部和深層。城鄉之間的相互滲透和資源、要素、產權交叉重組關系也日益強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新格局加快形成。有些地方城鄉邊界日益模糊，特色小鎮等城鄉融合發展的新增長點茁壯成長。在此背景下，構建新型工業、城鄉關系，推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促進城鄉統籌、城鄉一體化已難以包容其全部內容，亟待在繼承基礎上有所超越，將構建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作為新時代的新要求、新趨勢。
2016年我國城鎮化率達53.7%，農業轉移人口成為城鎮居民的規模迅速擴大，日益成為城市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參與者，也是培育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骨干探索者。農業農村發展中的許多問題，很可能根源在城市，或者需要從城市尋求破解之道。反之亦然。在此背景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不僅可以推動廣大農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獲得更多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對于滿足城市居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也有日益重要的意義，有利于更好地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如結合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通過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和建設美麗鄉村，通過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更好地順應城市居民消費結構升級對農業優質、高效、生態、安全的需要，以及城鄉居民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態環境的需要。因此，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越來越成為解決“三農”問題的時代課題。
在2003年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提出，把解決好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此后，堅持這種“重中之重”的思想，一直是我黨的自覺行動。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不僅重申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重中之重，還在此之前強調“三農”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這表明，雖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國情世情農情發生了新的重大變化，但“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不會因此有絲毫動搖，反而被提到更高地位，更需要長期和大力堅持。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也是當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最突出的“短板”，屬于“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最突出的領域之一。習近平總書記在報告中除“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外，還有4處提到“優先”，即“必須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優先發展教育事業”、“要堅持就業優先戰略”、“必須堅持節約優先、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為主的方針”等，足見對農業農村發展的高度重視。盡管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仍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點和關鍵內容之一，但在十九大報告中將加快推進農村現代化與農業現代化并列，實際上將關注的視野拓展到農村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方方面面。這在之前黨的重要文件中并不多見，應該說富有深意。
總體要求導向鮮明并洞察深刻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總要求，即“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聯想到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十一五”規劃建議中關于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總要求，即“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不難發現只有“鄉風文明”4個字沒有變，其他4個詞16個字都發生了變化。要科學理解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豐富內涵，必須科學把握這些變化的深刻寓意。
用“產業興旺”代替“生產發展”，層次更高，寓意更豐富。
第一，更加突出了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順應了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背景下，“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的要求，有利于更好地瞄準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這個目標。之前我們在新農村建設中強調“生產發展”，但如不重視流通的匹配及其與需求的銜接，有可能導致生產越多，無效供給越多，資源和要素的浪費越大，供給體系的質量、效益和競爭力越差，越難以實現產業興旺。在發展市場經濟條件下，檢驗產業是否興旺的主要標尺，應該是產業發展的成果能夠更好地滿足居民需求擴張和消費結構升級的需求，產業發展質量、效率和競爭力得到可持續提升。
第二，更加突出了農村產業的綜合發展，而非單純的農業發展。許多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城鎮化迅速發展階段，出現農村經濟結構單一化、農業副業化和農村發展蕭條衰敗的問題。要求“產業興旺”有利于規避這些問題。
第三，更加突出了對產業發展方式轉變不同路徑的包容性。如推進產業融合化和產業鏈一體化、強調農業發展由生產導向向消費導向轉變。
“生態宜居”包含新農村建設中“村容整潔”的內容，但要求更高，更加突出了重視生態文明和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將其放到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第二位，凸顯了貫徹新發展理念和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思想的自覺性。
“治理有效”包括新農村建設中“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內容，但內涵更豐富，更加突出了從重視過程向重視結果的轉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將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的重要內容。突出“治理有效”，是強調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具體化。
“生活富裕”被放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總要求的最后，有利于突出目標導向，突出新時代解決“三農”問題的新要求。將新農村建設總要求中的“生活寬裕”，置換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總要求中的“生活富裕”，顯然在目標導向上要求更高，這與我國當前正處于“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時代密切相關。之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與之前相比，當前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和消費水平明顯提高，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內涵更豐富、層次更高，因此僅用“生活寬裕”難以涵蓋新時代農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總之，十九大報告提出的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總要求，基于對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和農業農村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實際的深刻洞察，抓住了與鄉村振興相關的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凸顯了鮮明的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富有前瞻性和現實針對性。
具體部署把握精準且邏輯性強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具體部署，包含了鞏固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拓寬農民增收渠道，加強農村基層基礎工作等6方面的豐富內容，有些屬于重申現行“三農”政策的基調，有些凸現對現行政策的重大創新。“重申”與“創新”完美結合，拿捏有度，但都基于對新的歷史方位下國情世情農情變化和“三農”問題的科學把握，富含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和實踐邏輯。其中的政策創新亮點紛呈，恰中要害，讓人興奮，值得仔細品讀。如“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長三十年”，“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培養造就一支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三農’工作隊伍”，都有鮮明的問題導向、實踐內涵和理論意義。僅從“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來看，實際上明確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應與幫助小農戶發展現代農業有機結合起來，片面追求“擠出小農戶”不符合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要求。這些重大具體部署顯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是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典范，在解決“三農”問題上富有大智慧、大手筆、大氣魄和大擔當。
作者系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產業所副所長、研究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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