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大創新成果發布會上的發言
尊敬的各位領導、同事、新聞界的朋友們：
作為一名從事行政工作的科研人員，能獲得我院2017年度“十大創新成果”榮譽，我感到十分開心。回顧十多年來的科研工作，有三個方面的體會。
一、從現實問題中發現難題
因為寫這篇文章之前，當時是張碩輔副省長要求我調研一個農業發展問題。在基層調研的時候發現，凡是產量高、規模大的財政就給予經費支持，而這些產品是否能夠在市場賣出去、是否有效益卻不在政府政策支持的目標之中，感覺到農業將來會出大問題。那時還沒有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說法，我向張碩輔副省長匯報，認為農業不像工業產品，工業產品只要是所有的工藝是一樣的，在任何地點生產它都是一樣的品質。農業在不同的地方品質是不相同的，因為農業是一個生態產業，對氣候、水質、土壤等生態環境的要求很高，不適應要求的農產品即使規模再大、產量再高也不會有市場競爭力，無法形成具有市場效益的品牌。因此，農產品品牌具有與生俱來的區域地標性、資源稀缺性、產品唯一性、品質獨特性和不可復制性，無疑是提高市場競爭力的制勝寶典。記得我們在資興調研時，基層干部和農民都講到了這個問題，如狗腦貢茶的產地在資興的一個鄉，過了那個鄉茶的品質就不一樣了。同時也發現，某個縣的柑橘開始時是一個知名的地標品牌，由于名聲大了就急功近利，用別的地方的柑橘貼上本地的品牌，最后市場信譽一下就下落了。所以，從現實中感覺到農業發展的隱患，就提出了農業發展政策的變革問題，認為要以農產品品牌化為引領優化農業區域結構。張碩輔副省長非常肯定我們的想法，并批示給予專項經費支持，只是不久就調到云南擔任省紀委書記去了。
二、要立足湖南研究中國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兩會”期間參加湖南代表團審議時，第一次提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命題，從此成為中國農業經濟研究的熱點問題。我當時就在思考，習近平總書記為什么在湖南代表團第一次提出這個命題？湖南作為一個農業大省，是中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的縮影，湖南農的問題實質也就是中國農業的問題，研究湖南的問題也就是研究中國的問題。2016年9月份應邀參加中央農辦唐仁健主任主持召開的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座談會，提出實施區域地標品牌戰略是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路徑這個觀點。唐仁健主任非常贊同我這個觀點，座談會后還邀請我到他辦公室進行了匯報。從北京回來后，感覺到2017年的中央一號文件的主題很可能就是“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經過反復思考，寫了《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國農業發展的戰略轉型》一文，在中央一號文件發布的前三天在《求是》雜志上發出來。有人說你那文章的不少觀點怎么都跟一號文件相同？這說明這篇文章還是具有前瞻性吧。
三、從歷史發展中把握問題變遷
所謂的農業現代化，它是一個前沿的變化，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怎樣認識這個過程？必須從歷史的發展中來把握這個變遷。比如農業的發展過程，是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發展而發展的過程，離開工業化和城鎮化來談農業的發展就不可能把握農業發展的變遷。我不久前到復旦大學與曹錦清等教授進行交流時就提出，由于工業化和城鎮化導致農民收入的變革，進而導致農民結構的變革，并導致鄉村社會結構的變革。所以，現在很難用過去的農民概念來判斷今天的農民了，給農業農村的政策帶來了很大的挑戰。同時，工業化和城鎮化無疑也導致了農業的變革。長期以來，對農業發展有兩個經典論斷，一是“農業機械化是農業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二是“農地規模經營是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必由之路”。由此得出判斷，沒有規模的小農戶無法實現機械化，就難以實現農業現代化。但是現在的科技創新發明了微型農機，農民發明了社會化農機服務，如湖南人均七、八分地地，山區是人均三、四分地，小規模農戶經營基本上都實現了農業機械化，也就是舒爾茨在《改造傳統的農業》中提出的，關鍵是要引進新的現代農業生產要素。因而從根本上顛覆了過去的經典論斷，包括偉人的論斷，這是工業化和城鎮化導致農業發展方式的巨大變遷。在這個歷史發展的進程中，怎樣把握這個問題的變遷？可以借鑒馬克思、涂爾干、韋伯的理論傳統：宏觀取向，變遷關懷，問題意識，在這個坐標中，才能夠準確判斷一個歷史發展中的問題，過去是什么樣狀態，現在是什么樣的特征，將來會發生什么樣的變化。
以上三點感想，作為拋磚引玉！
作者系湖南省社科院辦公室主任、研究員，本文系在湖南省社科院2017年度“十大創新成果”發布會上發言的錄音整理，刊發于湖南社會科學報2018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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