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實質是農業農村現代化,鄉村振興戰略是推動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進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大戰略。中國現代化成就顯著,但現代化進程仍未完成,其中農業現代化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較大差距,農村現代化成為現代化建設中的突出短板。鄉村在發展過程中面臨基礎設施、產業和人口結構等多個層面的問題,鄉村振興要在城鄉融合的新型城市化過程中逐步推進,以科技創新為動力,持續推動農業產業化和現代化。在這個過程中,突出農民主體地位,確保農民和集體獲益是關鍵。
2018年1月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這成為今后一個時期指導鄉村發展的綱領性戰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黨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這一部署將鄉村振興提高到了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大歷史任務的位置。在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和建黨一百周年紀念前夕發布這一意見，標志著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進入到一個具有歷史里程碑意義的階段。理解鄉村振興戰略離不開具有長期農耕文明的中華民族的發展歷史，離不開自清末以來中國被納入到全球化體系中中國社會經濟結構所受到沖擊的歷史過程，以及中國的革命者，特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政治經濟社會的背景。基于這三個方面的背景，鄉村振興的問題從本質上講才是一個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問題。
2021年1月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指出要把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作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項重大任務，舉全黨全社會之力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讓廣大農民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自2018年以來，國內外的形勢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各種發展的風險和不確定性不斷呈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的迫切性日益凸顯。《意見》中提到，農業農村發展取得新的歷史性成就為黨和國家戰勝各種艱難險阻、穩定經濟社會發展大局，發揮了“壓艙石”作用，顯示了鄉村振興戰略在國家現代化戰略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事實上，鄉村振興是中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大歷史任務，也是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時，就以消除貧困改變中國落后面貌為目標，領導中國人民實現現代化的有機組成部分。那么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鄉村發展都有哪些問題、鄉村如何實現振興，本文嘗試從中國現代化進程脈絡中把握和回答以上問題。
中國現代化總體進程
改革開放以來經過幾十年的快速發展，中國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無論是綜合國力，還是人民生活水平都大幅提高，經濟現代化水平令人矚目。從1978年到202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由3678.7億元增加到1015986.2億元，年平均增長率為9.6%;人均GDP也由385元增加到72000元，年平均增長率為12.9%，是世界上少有的在長達40年的時間內經濟增長能夠保持高速增長的國家之一。目前中國經濟總量位居世界第二，僅次于美國，人均GDP水平也進入中高收入國家的行列。2019年中國人均GDP為8254.5美元，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仍有差距，但與2018年相比，差距在縮小。總體上看，中國通過廣泛的改革實現了經濟快速增長，中國已經從一個以政府為主導的計劃性封閉式農業經濟體轉變為一個市場化的開放型城市經濟體，服務業在經濟中的占比也已超過工業。從工業化進程看，經過幾十年的高速增長，中國工業化進程很快，基本完成由傳統農業國向工業化國家的轉型，正在邁向工業化的高級階段。1978年到2020年，中國的工業增加值由1621.44億元增加到313071.15億元，年均增長率在兩位數以上。從三次產業構成看，2019年中國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分別為7.1%、38.6%和54.3%，農業產業增加值在國民經濟所占的比重已降到10%以下，第二產業所占的比重低于第三產業，這表明中國已經基本完成由傳統農業國向工業化國家的轉變。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第一、第二產業比重仍然比較高，第三產業比重相對較低，這表明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仍然沒有完成，正處在向高級工業化邁進的階段。
與工業化相對應，中國城市化發展迅速。1978年中國的城市化率為17.9%，到2020年，城鎮化率已經達到63.89%。與很多發展中國家城鎮化不同的是，中國的城鎮化一方面是大城市的發展，同時也是中小城市的發展。中小城市的發展將大城市的發展和鄉村連成一個產業和勞動力流動的整體。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鎮化過程中的許多中小城市的發展都是圍繞著農村工業的發展而形成的，也就是說，勞動力向城市的流動是圍繞著城市中大量就業行業而形成的。隨著大量農村富余勞動力向第二、第三產業轉移，工資性收入成為拉動農村居民收入快速增長的重要來源，農民收入中來自打工的收入比例從1995年的33%增加到2005年的48%。
若從工業化和城鎮化的互動關系看，則呈現城鎮化滯后于工業化的特點。從人均GDP指標看，2018年中國已經接近1萬美元，城鎮化率為59.2%。與經濟發展水平相近的其他中等收入國家相比，中國的城鎮化率顯然低于其他國家。表1顯示除哈薩克斯坦外，巴西、墨西哥、俄羅斯以及馬來西亞等國家的城鎮化率水平都在70%以上，高于中國。中國的城鎮化滯后于工業化有其特殊性。建國初期為保障國家政治獨立和國防安全以及盡快改變工業落后的面貌，國家采取并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然而重工業創造就業機會有限，且服務業發展滯后，當城鎮化就業機會有限的時候，政府不得不限制人口從農村向城市流動，這樣，城鎮化率就很難提高。改革開放后，隨著戶籍約束的松動，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從農村流向城市從事非正式部門的工作，由此產生中國城鎮化過程中最突出的現象———“農民工”現象，也就是農民在實現職業轉移的同時，并沒有實現身份的轉換和生活方式的轉變，即市民化過程。因此，“農民工”成為中國經濟結構轉型過程中出現的一個特殊群體。
農業現代化進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的農業現代化已經達到一定的水平。基于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中國農業現代化方向基本上是按照替代土地發展的，物質投入不斷增加，農業生產水平逐步提高。在農業機械化快速發展的推動下，我國機耕水平由20世紀50年代末的5.8%提高到20世紀70年代末的42.4%。得益于農田水利設施的大幅度提升，到1978年，全國有效灌溉面積近4500萬公頃，農業機械總動力為11795萬千瓦，化肥施用量達到884萬噸(見表2)。為了進一步推動農業現代化，政府部門加強了對科技的投入，其中最重要就是對良種的引進和推廣。1961年，雜交玉米引入中國。1976年，雜交水稻引入農業生產。與此同時，20世紀50年代建立的農技站為良種的推廣和產出增長做出重要貢獻。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業現代化進入迅速發展階段。1978年率先實行農村改革，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確立了農戶的生產經營權，極大調動了其生產積極性，同時，隨著化肥、農耕機械等現代農業技術的引入，農產品增產成效顯著。(見表2)科學技術應用在農業增產中發揮顯著作用，從育種到生物防治再到水利灌溉等各個農業領域，科學技術應用都產生了巨大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20世紀70年代末全國共育成品種2729個，主要農作物良種化目標基本實現;20世紀90年代科技進步在農業增產中的份額已達到了35%以上。
21世紀以來，我國農業現代化進入完善與深化的階段，其發展水平得到進一步提高。從2004年進行種糧直接補貼制度試點，到2006年全面取消農業稅，再到2016年出臺《全國農業現代化規劃(2016—2020年)》，全面開啟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鄉村的新階段。新階段以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的主線，從農業生產的各個環節予以綜合施策，以解決農產品供需矛盾，培育農業農村發展新功能。21世紀以來的20年，我國農業生產能力實現了新跨越。糧食總產量在2020年達到66949萬噸，其他各類農產品也得到穩定增長，市場供應平衡，農產品質量也不斷提升。農業結構不斷優化，農業經營體系也不斷完善。1952年農業產值占農林牧漁產值的比重為85.9%，處于絕對主導地位。改革開放后，林、牧、漁業開始全面發展，農業內部生產結構日益協調合理。2019年農業產值占農林牧漁總產值的比重為56.2%，比1952年下降29.7個百分點。同時，隨著國家著力培育各類新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和服務主體，農民專業合作社、家庭農場、龍頭企業等大量涌現。截至2019年底，各類返鄉下鄉創新創業人員累計超過850萬人，為農業生產引入現代科技、生產方式和經營理念，推動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不斷完善，為現代農業發展注入新要素。農業生產中物質技術裝備水平顯著提高。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逐年上升，2020年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達到60%。
盡管中國農業生產能力和生產水平大幅提升，但相比于工業化、城鎮化和信息化的發展，農業現代化的發展因其先天存在的劣勢而明顯滯后。僅從農業增加值所占比重來看，與發達國家相比，仍然有較大差距。2020年中國第一產業增加值占比為7.7%，依然高于發達國家第一產業增加值占比。近年來農業增加值比重已經降至中等收入國家水平之下，并在逐步接近中等偏上收入國家水平。
從就業比重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第一產業就業人員在總就業人口中的占比迅速下降，至2020年，第一產業就業人員不足總就業人口的四分之一，2015—2020年期間年均下降幅度接近1個百分點。人口就業分布上總體呈現第一產業就業人員向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逐步轉移的趨勢。有研究預測，到2035年，中國農業勞動力占就業人員比重將下降至10%左右，考慮到實際中農戶多為兼業化生產，故參與第一產業的實際就業人員數量可能更低。
在農業現代化領域，中國相比于其他國家最為突出的短板在于農業勞動生產率。根據世界銀行提供的數據顯示，中國2018年勞均農業增加值(3830美元)只比世界平均水平(3192美元)略高，顯著低于中等偏上收入國家(4926美元)和高收入國家(31541美元)，盡管這種差距相比于2000年中國與上述國家的差距在逐步縮小，但仍十分明顯。導致中國農業勞動生產率較低的原因主要是農民普遍兼業、多從事小規模農業生產等。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19年中國農業就業人員占就業總人數的比重為25.1%，同年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為21.6%，高收入國家僅為3.1%。
總體上看，盡管中國的農業現代化進程符合世界農業現代化一般規律，但是與高收入國家相比，中國農業現代化進程還遠遠沒有完成，主要表現在農業勞動生產率仍然較低，農業就業比重較高。因此，全面推進農業現代化進程，加快實現由農業大國向農業強國轉變，將是未來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核心任務之一。
農村現代化進程
從狹義上看，我國農村現代化的道路正式得以探索是在改革開放以后，這一階段的農村現代化是農村、農民主動謀求農村發展道路的主動現代化的過程。這一時期，經過20多年的探索，沿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鄉鎮企業、小城鎮的發展軌跡，中國逐步摸索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村現代化道路。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進入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時期，隨著國家政策對農村現代化的不斷推進，農村現代化的進程得以加快，進入到城鄉融合發展的新時期。黨的十九大提出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十九屆五中全會又進一步強調“優先發展農業農村，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目標是為了解決現階段城鄉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最終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
從恩格爾系數、收入、非農就業角度基本可以判斷中國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統計數據顯示，2010—2019年中國的恩格爾系數持續降低，農村經濟發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上升;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10—2019年持續增長，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充滿活力。2014—2018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第一產業的經營收入的占比持續降低，第二、三產業的占比提高，其中第三產業的增速最為明顯，一定程度上說明農民收入結構的變化。此外，從2009—2018年，鄉鎮數量從34170個減少到31550個，行政村的數量從599078個減少至542019個，鄉村數量呈現出明顯的減少趨勢;與此同時，2010—2019年農業就業人員數從41418萬人下降到33224萬人，減少了8194萬人，城鎮就業人員數增加了9540萬人。從就業情況來看，第一產業就業人口比重持續降低。農村現代化的進程伴隨著農村人口的減少和外流，第一產業就業人口轉移到第二、三產業，農民非農化的占比持續提高。
農村經濟的繁榮，帶來了小城鎮的興盛，其內在邏輯在于農業生產和農村各種加工服務業的發展，促進了農村集市貿易的繁榮和農村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加快了農村人口的流動并日益向小城鎮集中，農村地區小城鎮迅速發展，截至2020年末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經達到了63.89%。隨著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農村已經逐步擺脫單一的農業生產狀況，形成以種養業、旅游業、服務業三產融合的新格局，推動著城鄉區域協調發展新態勢，極大程度上促進了農村社會精神文明的發展，加快了農村社會的進步，促進了農村社會現代化的步伐加速邁進。總之，從以上指標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國農村已經步入現代化路徑中。
盡管我國農村現代化取得了一定進展，特別是脫貧攻堅以來，農村包括貧困地區的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與農業現代化相比，農村現代化仍有較大差距，突出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基礎設施建設仍有短板。
農村基礎設施是指為促進農村生產發展，保障農民生活需要而提供的各種公共服務設施的總稱，主要包括農村生產性基礎設施和農村生活性基礎設施兩類。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近年來，我國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取得明顯提高，對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的保障水平得到長足發展，為農業現代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但是現階段農村的基礎設施仍然較為薄弱，基礎設施建設水平難以滿足農村生產生活的發展需要，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
2．鄉村產業發展面臨挑戰。
產業振興是鄉村振興的基礎，產業發展是鄉村振興戰略的基本任務。目前農村產業結構處于調整時期，第一產業比重下降，二、三產業比重上升，農村功能開始逐步轉變。鄉村現代化的實現離不開農村產業的發展，其中形成完整的現代農業產業體系與合理的農業產業結構尤為重要。目前鄉村產業體系的構建尚不完善，農業產業鏈條向前向后的延伸不夠，農產品加工品的附加值不夠，同時農民的主體力量和政府的主導力量發揮不夠，社會化服務提供不足，基礎設施保障不夠，導致現代化的現代產業體系難以形成。產業結構調整在人才、資金、制度、信息流通、思想觀念等多個方面存在障礙。此外，受制于基礎設施條件以及土地政策的影響，我國大多數農村地區缺乏發展工業化和商業化的條件，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現代化難以做到協調互動，互促共進。
3．鄉村人口和社會結構發展存在問題。
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發展，農村在人口、勞動力結構層面面臨比較突出的問題。2010—2019年，第一產業就業人口比重從36.7%下降到25.1%，非農化程度持續提高。按農村人口居住地進行分析，2019年底，全國按戶籍地統計的農村人口為77870萬人，而按常住地統計的鄉村人口為55162萬人，這意味著全國約有22709萬人離開農村戶籍所在地，占農村戶籍人口的29.2%。從農村數量來看，2009—2018年，鄉鎮數量從34170個減少到31550個，鄉鎮數量減少，人才外流嚴重，這一現象導致許多農村成為以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為主體的空殼村。從農村人口構成來，農村60歲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從2010年的14.98%提高到2018年20.46%。65歲以上人口從10.06%上升到13.84%，這一現象表明農村的老齡化程度正在持續加深。
4．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較大。
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絕對值高于農村居民，盡管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續增長并且增速高于城鎮居民，但從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看，差距仍然較大。1978年城鄉居民收入比為2.57，之后城鄉收入比持續減小;到1995年，城鄉收入比開始加大，之后呈現持續上升趨勢。到2010年，城鄉收入比已達到3.23。2010—2020年，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由6272.4元增加到17131.0元，增加了11040.6元，同時期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了17286.6元，這一時期城鄉收入比有所縮小但是差距仍然較高。
現代化進程中的鄉村振興路徑
鄉村振興實質是農業農村現代化，鄉村振興戰略是推動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進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大戰略。從已經實現現代化的發達國家的經驗看，工業和農業以及城市和鄉村的關系問題是現代化進程中不容忽視的關鍵問題，也就是結構轉型問題。發達國家普遍完成了結構轉型并處于向現代化高級階段邁進的階段，而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往往存在未完成轉型或者轉型中結構失衡等問題。對于中國而言，經濟與社會、城市與鄉村的二元結構仍然突出，特別是農業和農村現代化尚未完成，這成為制約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實現的突出短板，也是黨和國家做出鄉村振興戰略決策的主要考量。在現代化進程中如何實現鄉村振興，作者有以下幾點思考:
首先，在城鄉融合的新型城鎮化過程中逐步實現鄉村振興。2020年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約為63.89%，而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為45%，相差18個百分點，而發達國家城鎮率一般都超過80%，因此鄉村振興勢必與城鎮化同步推進。新型城鎮化的本質在于提高社會發展整體水平，其中最為關鍵的是解決區域之間的不平等。只有消除城鄉二元結構下的發展差距，才能實現城鄉融合發展，真正實現人的城鎮化。因此，新型城鎮化戰略要與鄉村振興戰略協同推進，在實踐中以城鄉融合發展為目標，促進城鄉生產要素雙向自由流動和公共資源合理配置，特別是要加快推進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過程，走一條城鄉融合的新型城鎮化道路。
其次，以科技創新為動力，持續推動農業產業化和現代化。我國農業部門仍然面臨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問題，農業部門勞動力、土地要素投入的回報仍然低于第二、三產業，農業部門產業、市場體系與現代產業體系仍然存在差距。因此，仍然需要推動農業產業化和現代化發展，從產業鏈、物流體系、金融服務以及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和服務等方面增加供給和支持，不斷提升農業部門生產要素投入回報。
再次，著眼于縮小城鄉差距，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均等化。現代化是由現代化城市和現代化鄉村共同組成，而中國鄉村發展程度明顯落后于城市，二元經濟特征突出。如何在城鎮化進程中保持城鄉差距不會擴大是現代化進程中面臨的現實難題。從社會發展角度看，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無疑是重要的切入點。因此，我國需要建立城鄉合一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以及進一步改善鄉村基礎設施和人居環境，為促進城市鄉村等值化奠定基礎。
最后，突出農民主體地位，以社區為基礎統籌實施鄉村振興。注重社會力量與鄉村民眾的參與是發達國家鄉村發展的重要經驗。以社區為基礎促進鄉村綜合發展是發達國家在鄉村建設后期所采取的主要路徑，也是其實現鄉村治理現代化的主要方式。中國也需要充分調動社會各界尤其是農民參與鄉村建設的積極性。但在城鄉差距依然突出的背景下，村莊人才流失現象嚴重，不僅“誰來種地”成為難題，“誰來治村”也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思考。因此，應在城鎮化進程中農村人口持續流出背景下，思考基于鄉村本土社會網絡的人才和社會資源引入機制，通過引入機制激發鄉村活力和村民積極性，不斷培育村民內生動力，提升鄉村治理水平。
（作者系《中國鄉村發現》學術委員，中國農業大學文科講席教授，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貴州社會科學》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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