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這樣一個農民長期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國度，如何接受產生于西歐工業化國家的馬克思主義，如何進行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建設，對于新中國成立后的中國共產黨人來說，是一個全新的命題。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人有著將新中國建設成為現代化世界強國的強烈愿望，為此進行了艱苦卓越的努力。
一、歷史認知：工業化是強國富民的必由之路
近代以來中國170多年的屈辱歷史給世人留下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深刻教訓。建設強國富民的現代化國家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就肩負的歷史重任。毛澤東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就把工業化作為新民主主義國家的一個重要標志，認為日本為什么敢侵略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就是因為中國沒有強大的工業”，“要中國的民族獨立有鞏固的保障，就必需工業化”[1]。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毛澤東第一次提出了“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2]的現代化目標。在毛澤東看來，中國之所以落后，“一是社會制度腐敗，二是經濟技術落后”，新中國成立后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就意味著“第一個原因基本解決了”，主要問題是“爭取徹底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遠遠落后于帝國主義國家的狀態”[3]。
在中國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前夕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認為，當時工業產值只占國民經濟總產值的10%左右，卻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心。“現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壺茶碗，能種糧食，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4]因此，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就決定了工業化是中國強國富民的必經之路，工業立國是中國道路的必然選擇。必須取得“農業和手工業逐步地向著現代化發展的可能性”[5]。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明確提出了中國未來的 “現代化”發展方向。七屆二中全會決定，黨的工作重心由農村向城市轉移，由城市領導鄉村，從而加快中國工業化的進程。中國共產黨人在這個歷史階段的認知是，國家工業化，就是國家的現代化，工業強國就是經濟強國。
二、經驗借鑒：蘇聯計劃經濟體制與工業優先發展模式
自從西方工業化在全球推進以來，東方普遍遇到了一個傳統與現代的國家發展方向選擇問題。如何實現由落后農業國向先進工業國的目標轉變呢？與中國一樣的俄羅斯都是經濟文化十分落后、農民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東方農業國家，列寧領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如何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特別是如何建設社會主義，使俄國在世界各國最先面臨道路選擇，經歷了一個曲折的歷史進程。列寧認為：“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只有當國家實現了電氣化，為工業、農業和運輸業打下了現代大工業的技術基礎的時候，我們才能得到最后的勝利。”[6]在列寧看來，俄國實現了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制度變革，也就在社會制度層面實現了現代化，只需要在物質和技術層面實現“電氣化”的現代化，就能實現國家的全面現代化。
列寧很不贊同“在三年內可以把小農業的經濟基礎和經濟根系改造過來”的觀點[7]，認為“試圖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的非國營的交換的發展”是不切實際的幻想[8]。當社會主義政權得以鞏固后，列寧提出了新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的實質是無產階級同農民的聯盟，是先鋒隊無產階級同廣大農民群眾的結合”[9]。而斯大林認為，優先發展重工業是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必然選擇。特別是處于歐洲資本主義強國的包圍之中，必須放棄“通常的”工業化道路，不僅要“發展重工業來實行國家工業化”[10]，還要高速度地“在十年內跑完這一段距離”實現國民經濟的工業化[11]。
從1929 年夏季開始，蘇聯進入了全盤集體化階段[12]。蘇聯各級黨和政府組織自上而下地推行，在三年內就完成了全盤集體化，指令性的計劃經濟體制開始全面建立。因此，計劃經濟成為社會主義制度或者社會主義范式的最根本特征，無疑深刻影響著世界社會主義的發展進程。
三、戰略目標：中國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明確提出
中國如何實現工業化？毛澤東認為，只有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道路。但歐美的資本主義國家從發展輕工業開始的工業化，花了長達50年到100年的時間；而蘇聯以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為基礎，從發展重工業開始的工業化，只用了10多年時間。在當時的國際環境，借鑒蘇聯工業化模式也還不止于此，不僅要學習蘇聯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模式，而且在西方對中國實施了最為嚴酷的技術封鎖的情況下，也只能獲得蘇聯的經濟和技術援助。因此，新中國成立后的過渡時期總路線中，工業化被確立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主體，從建立重工業開始，用先進的生產手段改造和裝備工業及整個國民經濟，這不僅是當時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現實選擇。
以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模式為借鑒，中國從此開始了以工業化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探索歷程。毛澤東在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大會議上宣告：“準備在幾個五年計劃之內，將我們現在這樣一個經濟上文化上落后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化文化程度的偉大的國家。”[13]周恩來隨后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第一次明確提出“建設起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14]的“四個現代化”目標。毛澤東在1957年的八屆三中全會上又進一步提出了科學文化的現代化要求，要“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15]的“三個現代化”目標。
到1960年，毛澤東就把現代化的內容第一次完整地表述并初步確定下來：“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16]，成為后來改革開放“四個現代化”目標的基礎。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戰略目標，中共中央在1964年就提出了“兩步走”的戰略部署：“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設想：第一步，用15年時間，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17]周恩來在1975年的四屆人大一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中重申了“兩步走”的戰略設想，進一步強調了實現這個奮斗目標[18]。從此，為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確定了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具體而明確的共同奮斗目標，這一目標也成為鄧小平的“三步走”戰略構想的歷史源頭。
四、“工農業并舉”: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國道路的新探索
在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具體實踐中，毛澤東強調，一方面需要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吸取蘇聯的發展經驗。在資源配置方式上，實行高度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依靠國家的強制動員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采取了“一大二公”的公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在很短的時間內迅速建立了一個工業體系，走過工業化原始積累的最初階段。從而改變了舊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十分落后的狀況，基本上奠定了新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發展基礎，為改革開放的快速工業化提供了前期積累。
另一方面，毛澤東又特別強調，要結合中國的國情，總結蘇聯的現實教訓。其中在工農關系問題上，毛澤東就認為，“蘇聯的辦法把農民挖得很苦。你要母雞多生蛋，又不給它米吃，又要馬兒跑得好，又要馬兒不吃草。世界上哪有這樣的道理!”[19]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提出了“工農業并舉”[20]的“中國式工業化道路”，強調重視農民問題，實行“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國民經濟發展總方針[21]，逐步建立現代化的工業和現代化的農業。這就在理論上全面深化了關于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在中國的探索，科學地解決了工業和農業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關系問題，是社會主義工業化進程中的一個重大歷史突破，無疑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進一步豐富和發展。
五、方向偏離:“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的迷途
毛澤東根據蘇聯的歷史教訓提出過，中國需要一個很長的時期“才能做到農業社會化”[22]。1953年發布的黨過渡時期的總線路和總任務提出，“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基本上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當他看到土改后“資本主義自發勢力”在農村一天天地發展，“農村中兩極分化的現象必然一天天地嚴重起來”[23]，因此認為，擺脫個體土地私有制的束縛，以合作化的方式是小農經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實現共同富裕的唯一途徑。因而急于求成，僅僅用四年時間就基本完成了集體化，又僅用幾個月時間完成了向人民公社過渡，導致了后來實踐中偏離了原來總路線所確定的方向。
產生問題的根源在于“左”傾冒進思想，后來陳云就總結道：“開國以來經濟建設方面的主要錯誤是‘左’的錯誤。1957年以前一般情況比較好些，1958年以后‘左’的錯誤就嚴重起來了。這是主體方面的錯誤。代價是重大的。錯誤的主要來源是‘左’的指導思想。在‘左’的錯誤領導下，也不可能總結經驗。”[24]在“7年超過英國、15年趕上美國”的“超英趕美”等不切實際戰略目標下，希望在短時間內通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的運動方式提高生產率[25]，帶來的后果是嚴重的。特別是“文化大革命”運動，導致中國現代化建設走了一段時間彎路。
結語
在世界現代化的大趨勢中，中國現代化經歷了由自身歷史傳承、文化基因、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所決定的一個獨特而曲折演進過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借鑒蘇聯經驗，實行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工業優先發展模式，在此基礎上提出“工農業并舉”的城鄉經濟發展之路，對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探索取得了理論重大突破。雖然在實踐探索中走了彎路，但不可否認毛澤東對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探索為改革開放后城鄉融合發展提供了重要啟示。
注釋：
[1]《毛澤東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514-515頁。
[2]《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1頁。
[3]《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頁。
[4]《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頁。
[5]《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0頁。
[6]《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4頁。
[7]《列寧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3頁。
[8]《列寧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0頁。
[9]《列寧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47頁。
[10]《斯大林全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6頁。
[11]《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8頁。
[12]《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57頁。
[13]《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頁。
[14]《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頁。
[15]《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7頁。
[16]《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頁。
[17]《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9頁。
[18]周恩來：《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人民日報》1975年1月21日。
[19]《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7-728頁。
[20]《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頁。
[21]欒雪飛、田克勤：《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理論探索》，《毛澤東百周年紀念》（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127-128頁。
[22]《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7頁。
[23]《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7頁。
[24]《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282頁。
[25]鄒東濤：《中國道路與中國模式》，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頁。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特聘教授、中央農辦鄉村振興專家委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毛澤東研究》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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