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人均耕地只有1.5畝,平均每個農戶僅擁有不足8畝的耕地。除在少數大城市近郊及幾個沿海發達地區外,農業生產總的商品化程度不高,農戶的生產在相當大程度上還是為了滿足自身的消費需求。這種半自然經濟下的小農,其消費決策與現代化城市中把消費和生產絕然分開的“純粹消費者”是不一樣的,比生產決策也與全部為市場生產的工廠企業和大農場差異很大。現代經濟學主要是建立在對“純粹消費者”和“純粹生產者”的研究基礎上。因此,常有人懷疑是否可用現代經濟學的理論來研究小農的經濟行為。本文的目的在于闡明小農的行為表現雖然不同于純粹的消費者和“純粹的生產者但現代經濟學的邏輯框架同樣適用于小農經濟行為的研究。
一、經濟理性
現代經濟學的核心假設是人的行為是理性的那么.能否用現代經濟學研究小農行為,其關鍵就在于判明小農的行為是不是理性的。所謂理性經濟學里最一般的定義是.一個決策者在面臨幾個可供他選擇的方案時,會選擇一個能令他的效用得到最大滿足的方案。對于這個定義有幾點需要加以引申說明。
首先是可供選擇的方案。一個決策者的選擇方案受到兩個方面的限制，一是決策者自己的主觀認識能力,二是外部經濟條件人對客觀世界的認識水平既受到他獲取貯存重新取出和加工信息時的神經生理能力的限制,也受到他人理解自己的知識、感情和語言能力的限制。由于這些主觀認識能力的限制,決策者所能設想的選擇方案是有限的。而這些方案又往往會因為外部經濟條件的限制而被排除在外。通常,改變外部經濟條件的成本遠大于個別決策者自己能夠得到的效益,因此,個別決策者將因無力獨自克服外部條件的限制而只能在外部條件的限制下進行選擇。例如,為了滿足年老、無力二作者的消費需要,在沒有退休金或保險市場的地方,只能依靠養子防老來滿足這一需求。即使個別決策者認識到這不是一個最有效的方案,但是,建立退休金制度或保險市場超過了個人力量所能及,因此,他也只能退而求其次地選擇“養子防老”的方案。又如,對以家庭為單位的農業經營制度,目前,人們已認識到這是最適合當前生產力水平的經營制度,但在1978之前,這種制度卻因政治干預而不得不被排除在農民的制度選擇之外。
其次是選擇。要對若干個方案進行選擇, 就必須搜集有關這些方案的信息,加以綜合分析,比較利弊,然后才能做出明智的決定。然而,信息的收集、分析費用是昂貴的,還需要花時間和精力，因此,在額外信息收益低于獲取信息的成本的情況下,滿足于不完全的信息,也是合乎理性原則的。這樣,所謂理性的選擇,并不是初始選擇的正確,而是糾正錯誤選擇的成本小于可以得到的收益,并且,他以后將不會再犯同樣的錯誤了。
最后是個人效用的最大滿足。決策者追求的往往是個人.效用的最大滿足,而不是物質利益的最大化。因為在現代社會,安全、名譽、社會地位、自我實現等, 也都是決策者所珍惜的。在研究決策行為時,把決策的目標當作是利潤的最大化, 實際上是把問題過于簡化。其實,只要犧牲掉的物質利益所引起的效用損失小于安全保障或名譽地位帶來的效用收益,決策者就可能犧牲掉一部分物質利益來換取較高的安全保障和較好的名譽。個人效用的最大滿足也并不完全針對自己而言,只要利他行為所帶來的個人滿足感大于為了利他行為所支付的代價,理性的個人也會積極地幫助他人。
小農的行為是否符合上述經濟理性的定義及其相應的標準?對這個問題有不同的看法經常被用來證明傳統小農的行為不是理性的理由是:小農缺乏作為現代企業家所應具備的品質條件一一儲蓄在半自然經濟中,小農一般都在溫飽線上掙扎,由于他們的收入低,當然為生產儲蓄的意愿就更低。為了效用的最大滿足,一個理性的人本應該同時考慮當前的消費和未來的消費。在這里,傳統小農的低儲蓄傾向,是由于小農不具有平衡當前和未來消費的能力,還是由于外部條件的限制?在50年代以前,多數經濟學家主張前者。舒爾茨在《改造傳統農業》一書中根據他對危地馬拉、印度及其它地區農民行為的觀察發現,傳統的農民所以沒有儲蓄的習慣,是因為缺乏有利的投資機會。傳統的小農根據長期的失產經驗,已經把他所能支配的生產要素做了最佳配置,已經不能靠改變資源配置來提高生產效率，而且,增加這些傳統生產要素的邊際產值也很低,不值得傳統小農省吃儉用來增加投資。要打破這種貧困的陷阱,必須給農民提供有利的投資機會,也就是具有更高投資效益的現代化生產技術和良種,并通過教育投資來提高農民的人力資本,使其能夠充分掌握新的耕作技術和應付隨之而來的風險。在這種條件下,用舒爾茨的話來說,傳統小農也能“變沙成金的”。
舒爾茨認為傳統農民是“ 窮而有效率”的觀點已被一般經濟學家所接受,但是,一些力圖把現代化的良種推廣到傳統農業地區的農技人員卻又經常發現,這些可以使,小農擺脫貧困泥沼的良種并不受農民的歡迎。然而,經過仔細分析,這種被認為是受傳統習慣局限的不理性行為, 卻正好證明小農是理性的。一般說來,現代良種的預期產值比傳統品種高出不少,但新的品種對溫度、濕度、土質、灌溉、施肥的要求也比傳統品種高,如果因為氣溫、雨量或日照條件的變化,而不能滿足這些要求時,現代品種的產量將比傳統品種更低。因此,對自然環境控制能力低的地方來說,現代良種是一種高產值高風險的作物在有完全的保險市場或金融市場發育良好的地方,決策者可以靠保險來克服風險或靠存貸調節來保證自身消費不致起伏太大,在這里,預期收入最大的方案也就是使決策者效用最大化的方案.這也就是為什么大農和現代企業的目標函數經常可以簡化為利潤最大化的原因。與此相反,落后地區沒有作物保險,金融市場即使存在,小農所得到的待遇也遠不如大農。對半自然經濟中的小農來說,減產可能帶來的是死亡威脅,犧牲預期產出高的現代品種,種植預期產出低、但旱澇保收的傳統品種, 正是小農在他的外部條件局限下的一種理性選擇.如果現代化的優良品種對自然條件的適應力如同傳統品種一樣強,那么,小農接受新品種的能力和速度與大農相比不會有任何兩樣.這一點已有許多經驗資料可以證明。
二、理性的小農
由于各種產品和要素市場的條件不一樣,小農的行為表現和現代化的工廠企業行為有很大差距,因此,不能簡單地把現代經濟學的結論作為評價小農行為的標準。但是,只要小農的行為是理性的,就不妨礙我們用現代經濟學的方法來研究小農的問題。除了上一節舉出的例子之外,許多被用來證明小農行為不是理性的典型事例,通常都是具有城市偏向的人在對小農所處的外部經濟環境缺乏全面了解的情況下做出的論斷。
如前所述,如果能設身處地從小農的角度來看問題，則可以發現這些被認為是不理性的行為卻恰恰是外部條件限制下的理性表現。既然承認小農的行為是理性的,那么對農村經濟研究者的工作就提出了更嚴格的要求。當我們發現小農的行為背離現代企業的行為規范時,就不能再簡單地以愚昧、無知、保守、受傳統約束、缺乏企業精神、沒有商品概念等暗指小農行為不是理性的詞語來概括,相反地,我們必須去研究分析到底是哪些外部條件使小農做出這種不同于現代企業行為的抉擇。同樣,承認小農的行為是理性的,也對農村政策的制定者提出了更高狗要求。小農已經在他所允許的范圍內做出了最佳的選擇,要真正改變農民的行為,并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就必須從改變限制農民選擇范圍的外部條件著手,否則立意再佳的政策也必將是徒勞無功的,甚至是對農民有害的。
然而,承認小農的行為是理性的,并不等于說政府可以對改變其行為不做任何努力。理性行為在相當大程度上是受到人的認識能力限制的,政府可以通過人力資本投資提高農民認識自然和社會環境的能力。外部條件的改變，如市場制度的建立、產權的明確劃分等若由政府來進行則成本甚低,整個社會的效益甚大,但是若由少數農民來組織推動,其成本將遠高于他們所能獲得的效益,因而是不現實的。因此,為農民提供良好的外部條件,改進不合理的制度是政府責無旁貸的責任。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三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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