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最大的結果，就是使占中國人口88%的農民都變成了小有產者。其實按照西方階級斗爭的理論，小農應該被叫作小資產階級。今天中國社會發生的變化，主要是由過去的小有產者為主體的社會，變成了以中產階級或者中等收入群體為主導的社會。相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中國的中產階級雖然占比較高，但仍處在社會結構的夾層位置。
過去農民分了地以后都變成了小土地所有者，今天我們知道中國社會的住房私有化率高達 89%，接近 90%，遠高于不到 60%的美國，為什么？就是因為中國農民幾乎 100%擁有私人房產。同理，中國的農村土地也將近 90%是在農民手里，他們即使在企業打工也仍然是小有產者。
此外，城市還有大量沒有達到中等收入的小資群體。
總之，中國城鄉小有產者群體大約占總人口的 60%～ 70%，另外20%～ 30%是中產階級。再上面有 5%～ 10%富裕群體，大富群體占 5%不到，構成金字塔的頂端。中國的中產階級人口大約 5個億，與發達國家相比，是美國中產階級的兩倍半，是歐洲的兩倍。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最大的不同是沒有底下的赤貧群體，所以就不會導致社會嚴重不穩。赤貧群體越大，社會不穩越嚴重。中國金字塔底座是小有產者，這個結構是穩定的。這個穩態結構，客觀上要求人們理解政府治理的核心問題是學會從過去對待小資的方法汲取經驗來學會對付中資。
但是，今天中國的中資還不是西方公民社會意義的中資——最大的不同是不納財產稅。
迄今為止，中國間接稅占 92%多，直接稅占 7%還差一點，并且直接稅中由個人直接去繳納的占比極低。例如，我們大都屬于中資，單位替我們扣稅，自己幾乎不去納稅。盡管有龐大的占人口 20%～ 30%的中資人群，但這個中資的政治訴求是要求不納稅的權益，因此，歷史地看，這個中資還不是西方的公民社會，而是兩個不同的群體。在中國是有分散的中資利益訴求而非西方那種政治化的中產階級群體，因此中國才有所謂政府協調仍處于高度分散狀態的中資利益的可能。
當把這些基本特點搞清楚的時候，我們就理解了為什么杭州強調“我們”，這是爭取為中產階級提供能夠滿足其利益訴求多樣化的表達方式，由此，可以形成政府和中產階級訴求的有效結合。
這些政府治理的結構調整實踐，大大超過了過去高校接受的階級理論和市民理論。但只要把這兩個理論放一放，來看中國自身的發展經驗所形成的結構變化，就能夠更多地增加一些對這個社會的了解。
現在，很多人在討論什么是未來中國發展的主流，很大程度上是在跟從資本導向的城市化，卻很少有人關注過城市化意味著資本和人口在城市的集中，更少有人注意到每一份資本集中都對應著一份風險集中，而風險集中將導致城市危機的爆發。所以，城市資本集中必然導致危機在城市爆發，而如果沒條件對鄉土社會轉嫁，危機就是災難性的硬著陸。
可見，中國最近十年強調的城鄉一體化戰略是合理的，不能簡單地推進城市化。因為沒有辦法學習西方向國外轉嫁危機代價，中國人必須靠自己的能力走一條和諧社會的道路。
過去說摸著石頭過河，現在我們說，西方高度現代化的模式，對我們來說已經不能摸了，這個石頭摸不著。因為在我們前面的主流是金融化，能走這條路嗎？至少應該持懷疑態度。
最近中國十年的高增長，靠的是中國對內陸和農村的大規模投資，核心是看怎樣解決產業過剩問題。西方是發動二次大戰，我們是對內轉移制造業過剩生產能力，也有說這是用長期過剩掩蓋短期過剩。
客觀看這些年的發展，某種程度上已經在經濟發展方式上做改出西方道路的努力，但政府如何在社會治理上根據東方理性形成中國特色的結構調整，還是一個比較有新意的研究領域。
中國人的日常用語中習慣強調“我們”，這個“我們”概念本身，一定有內在理性的支撐。這個內在理性的本源，主要是東方理性中的兩個重要部分，一個是村社理性，一個是農戶理性。若這兩個理性能被杭州在確立以“我們”作為改善政府治理的指導思想的時候成功借鑒，用于我們今天正在發生巨大變遷的城市社會之中，那杭州政府的良治，就有可能變為現實。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告別百年激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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