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城鄉融合，時不我待
時間：2016年10月6日上午
地點：北京順義區龍灣屯鎮大北塢村
錄音整理人：楊洲
錄音校對人：劉良
主辦方：北京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
（掌聲）
談不上總結吧！因為上午會議上專家們發言其實都有各自的特點，如果想總結，把每個不同的特點抽象出來有點難度。所以還是講點我認為大家現在應該關注的形勢。
第一個應該說是時不我待。
任何事情要想成，都是得有時間和空間條件的。我們現在揭牌了，有了順義基地，應該說至少做事情的地方有了。形勢不等人，時間條件總體上具備。能不能成事，只是看我們各自積累的經驗、形成的理論思考是否能夠適應現在這個時間條件已經發生的變化。
時間條件的變化，可以從兩個方面看。
第一個方面是宏觀形勢比較負面的變化。為什么是負面的呢？大家都知道，我們現在面臨的是九十年代中國初步完成工業化以后的第二輪生產過剩危機。你們聽這個話可能有點生疏，跟我讀研究生的學生聽我講過，可能會明白點。
中國的第一輪生產過剩發生在1998年，那是1997年東亞金融風暴造成的，所以是“輸入型”因素引發的危機。從1998年開始中國進入四年通貨緊縮、資產價格下跌、大量企業破產倒閉，外資進來抄了很多國企的底……那就是第一輪生產過剩。
因為生產過剩的本質是產業資本的過剩。所以從1998年城市工商企業要求進入農業，政府適時配套政策就叫作農業產業化。而這個現象，如果我們做一個國際比較，就會發現1929年美國發生生產過剩大危機的同時，也是在城市的工商業資本下鄉推進農業的大規模生產，也就是福特主義的農業大生產，接著就導致三十年代開始的美國農業過剩。
同理，中國在1998年遭遇了城市工商業資本的產業過剩，接著就推出農業產業化，政府鼓勵工商業資本下鄉。剛才也有人說到資本下鄉這個事來的？各位！以前，在1998年以前農村是一個“被資本忽視的領域”。從98年發生全球性的外部需求下降、國內的產業資本找不到出路的時候，資本才開始轉向農村。所以，就像美國曾經在二十年代末發生過工業生產過剩，接著到30年代就發生農業過剩的道理是一樣的。我們也是在九十年代末發生工業生產過剩，接著進入新世紀第一個十年還沒有過完，農業也出現相對比較全面的過剩。
大家都知道我以前講過很多次農業過剩問題，這個數據是農大的老師提供的，原來農大食品學院的院長、后來當了副校長的李立特教授。他曾經多次講過，中國在進入新世紀之初就出現了什么呢？我們在全世界看，百分之七十的塑料大棚、設施農業扣在中國，產生了（全球）70%左右的淡水水產品，你只有百分之十九的人口。因此中國淡水水產品是人口占比的多少倍呢？三倍半。產生了（全球）67%的蔬菜，也是三倍半。產生了（全球）49-51%的豬肉，那就是全世界最大的養殖規模在中國。還養著一百多億羽雞鴨等等禽類，可見中國養殖也是世界最大規模。我們的主要農產品只有一項就是糧食的產量占世界的比重與人口占世界的比重是一致的。那么，其它的都是過剩的。由于最大規模養殖業需要大量耗糧，就有糧食12年增產還得進口。決策者據此認為農業沒過剩。但沒人站出來反對我的說法。
我們是用什么方式造成農業過剩呢？工商業資本改造農業，當然包括農業全面化學化。所以大家都說化肥農藥除草劑，家家都種衛生地。就是這么造成的。因此呢，就帶來農村因大量使用化學的產品，而導致的水、土、氣等農業資源的嚴重污染。
生產過剩這個大危機，大家學過政治經濟學的都知道，是資本主義的內生性危機。馬克思指出的規律在我們這兒也是不可逆的。只要按照福特主義大生產的方式推進工業化，其結果一定會反過來導致農業過剩。
歸納一下：中國第一輪工業過剩發生在98年，導致工商業資本進入農業，于是資本下鄉。結果就是：第一，農業過剩；第二，嚴重地破壞了資源環境。
中國的第二輪生產過剩危機還是輸入型的。
大家都知道2007年發生美國次貸危機，2008年發生華爾街金融海嘯，2009年全球危機爆發。全球需求下降又導致中國從2010-2011年這兩年開始進入第二輪生產過剩。我把這個階段變化叫做中國經濟“去工業化”，同期發生的是加快金融化。這就是今天實體經濟不景氣的根本原因。
2012年新的一屆政府上臺，講得什么呢？就是經濟下行期，開始還說新常態。2013-2014年講了大約兩年的新常態，發現沒法再堅持說“常態”了，實體經濟是迅速下滑，于是乎改講經濟下行期。到2015年開始認同經濟下行期是“L”型，也就是陡然下降了。
這個時候，城市不僅僅工商業資本過剩，各位，因為中國在加速進入金融資本經濟階段。于是在短短幾年時間里面，我們認為中國出現了嚴重的三大資本都過剩：工業資本、商業資本過剩，金融資本也過剩。
這個時候的資本下鄉，和九十年代后期的資本下鄉不一樣啦！
官方還是講市場，請問市場看不見的手能不能調整過剩要素？而且是絕對過剩、嚴重過剩要素。注意啊！我們一般講市場經濟的時候，都是確定在要素相對稀缺的前提條件下，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才可以發揮最佳的要素配置作用；但是沒有人講要素不是相對稀缺了，也不是相對過剩，而是絕對過剩條件下，看不見的手還能夠實現要素的最優配置。
你們這次說要做理論總結，提法不錯！我們以前講三農問題的時候就在做理論總結。那時候討論的問題很直白：為什么說三農衰敗是宏觀問題派生的？因為在要素絕對稀缺的前提條件下，依靠市場機制的結果就是農村生產力三要素的絕對凈流出。
誠然，時過境遷。資本要素當年是絕對稀缺的。現在則是資本要素絕對過剩。經濟學理論恰恰它不研究要素的絕對稀缺和要素的絕對過剩。它研究的恰恰只是要素相對稀缺前提下的配置效率。如果前提不對，則后來建立的所有模型推導出來的結果就都不對。在座的各位有不少學習經濟學的，請查查你的教科書，那個前提條件在中國這兒如果不成立，怎么用它后來的全部理論邏輯？雖然，這些邏輯成立與否本來應該是由前提條件決定的。
那我們今天看到的情況是：中國農業大凡商品化程度高的產品，比如肉菜蛋奶，都出問題。例如，開始有倒牛奶的了，菜爛在地里了，橘子不摘了……是不是？我們現在的這種浪費型的消費為什么止不住？這頭生產端形成超量的供給，那頭的消費端就是超量的消費。政策就在鼓勵各種各樣的浪費型消費。這時候，老邢，你想主張的這個改變消費習慣，你自己幾乎不怎么吃肉蛋奶，比較素食，是節約型消費。但改不了大趨勢！所有我們這種因資本過剩導致資本下鄉，然后十幾年就造成嚴重的多重負外部性的這種“農業二產化”發展方式之下，怎么可能有安全？
為什么說時間條件非常重要。就是這個趨勢到了轉折的時候了。
其實，我們十幾年前就講這些問題。15年前開始搞鄉建的時候就說“生態農業，環保農村”這八個字。認為是鄉建要努力的方向，開始還都不認識。大家那時候還沒有嘗試到農業過剩帶來的痛苦。你給農民講，不錯，他們來了；但那時候農民能夠聽得懂嗎？當然聽不懂。我們在翟城村辦晏陽初鄉建學院，搞農民夜校，給農民講的時候，邱建生也在現場，應該很清楚地記著農民說什么。有個聽課的農民說：溫老師啊，你讓我們搞有機農業，如果我自己不想搞，你派警察看著我，來八個警察也看不住。是的，應該靠市場經濟，但市場不接受啊！后來何慧麗在南馬莊搞了有機大米，結果被二道販子騙了。沒辦法，只好來打北京市場，算是演出了一場戲，叫做“教授賣大米”。
要說后面農大的那個陳老師，他當年就參加過何慧麗組織的第一屆有機農業聽證會，把農民的有機大米拿到城市，組織市民聽農民怎么生產的，為什么成本高？農民為什么要高于糧食批發市場的價？那時候大多數市民還沒有被教育過來。因為，時間條件不具備。
什么時候市民才被教育過來呢？遭遇嚴重過剩的時候。
大家看見，中央政府自己在調整結構，強調供給側改革，因為供給過剩，要求去產能的供給側改革才對路嘛！此前中央就開始強調兩型農業啦。從2007年中央開始認同生態文明這個理念；08年就開始提出2020年實現兩型農業大目標，叫“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農業，同期開始強調要搞立體經濟、循環經濟。這都是在農業過剩的壓力下。總之，這個時間序的演進，導致人們認識到這么個問題。
我們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實現轉型的嘛！2005年提出，到2007-08年開始轉型，做什么呢？要在城市發動市民的消費者運動。開始我們這些人主要是服務弱勢群體的。在農村，主要是幫助弱勢農民的啊！于是，到了城市，劉湘波作為你們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的創辦人，帶著你們去西二旗，但西二旗是一個低收入社區，搞得起來嗎？空間條件不具備，就搞不起來，西二旗消費者還在錙銖計較的階段上，怎么會愿意消費價格比較高的有機產品呢？不行。所以咱們在西二旗第一次搞有機消費合作社，或稱消費者合作社，沒成功。
后來，09年引入了CSA，面對的是什么呢？是中產階級消費者，開始推動當時叫“農業進城，市民下鄉”，還記得這個口號吧？借鑒得是什么呢？這是歐洲經驗。而CSA借鑒的是美國經驗。借鑒過來，調整一下，這個空間感就有了。原來對的是貧困社區或者說低收入社區，不行；換一個空間，中產階級社區，就行了。
接著就要注意了，為什么第二輪生產過剩的條件下，或稱資本過剩條件下，這個時間就條件具備了?是因為中產階級逐漸有了理財需求。問問在座的教授們，清華幾位教授，兜里都有點余錢了吧？人大教授，國家行政學院張孝德教授，你們這些教授兜里都有余錢啦！都算中產階級啦！在中國，哪個大學老師也好，政府公務員也好，沒個一兩套、兩三套房子的？在北京有一套房子就是千萬富翁對吧！又是在城里，當然遠郊區不算，現在都想下鄉。剛才來坐我旁邊，那個白頭發的，是我們老體改，體改界老炮，他就在這個村弄了一個院（沈原：還有一廠子）。現在越來越多的市民是下鄉來，干嘛呢？越來越多的市民都是中產階級啦！下鄉干嘛？投資啊。
各位！如果去炒股票，一場股災干掉二十多萬億，你還敢去嗎？不敢啦。炒房子，明明知道現在房子已經到了泡沫崩潰臨界點了，誰還敢這時候當買家嗎？那就正好是砸在你手里了。現在大家找到一個新投資領域，找哪里了？三農。
現在就是這樣一個時間條件。城市大量有余錢的中產階級要下鄉，你們很多人批評中央現在土地政策。中央三令五申要確權發證！干嗎？就是為大量的城市中產階級下鄉準備一個制度基礎，好交易啊。
農民之間的土地轉租要確權發證嗎？沒必要啊！本村是熟人社會啊。我這二畝三分地交給你種著，替我把該交的稅費都交了，一年給我五百斤玉米，就夠了。你到時候肯定給我。大部分口頭協議，連簽字畫押都不用。否則的話，我就上你們家罵娘，砸你們家鍋，反正有的是農民的辦法。確權發證有法律手續來保證，到底誰需要？城里人需要。城里人是外來人啊！不是村里內在的人。所以我們把熟人社會之外的都叫外在者outsider。村里人則是內在者insider,兩個主體需要不同的制度。你們這些外部主體才要租售必須有合法文件。
以上分析的是一個時間條件的演化——由于第一輪生產過剩，實體經濟衰敗，推出了農業產業化。由于第二輪資本過剩進入金融化階段，過剩資金要下鄉。不過，這回下鄉啊，恐怕是有大量的中產階級市民要下鄉啦。
為什么這個趨勢有意思？其實，中產階級市民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因為他的訴求是高度分散的，所以中產階級不是真正階級社會意義上的階級，也不具有自覺性。但唯有一點是共性的，他都要安全。因為他的財產規模小，剛才說的這種投機性的理財，要么投資股市虧了，投房市又虧了。那怎么辦呢？下鄉吧！也想欺負農民。
得有人教育中產階級，告訴他農民是最難對付的。盡管官方幫你們弄出了一套法律規范。但是你要不好好給農民處，孫老師（中國農大），你們是人類學吧？你們也許最了解，農民的文化與城市的文化完全是兩回事。你給他講現代制度，他給你講鄉土人情，你跟我處不好，不跟我一塊懟兩瓶二鍋頭，咱們什么話都別說。所以鄉土社會的文化，在這個時候會對市民有一種反向的教育。
市民下鄉對鄉土社會來說恰恰又帶來什么呢？就是這些年的新農村建設已經給農村基本上完成了基本建設，農村通了路，通了電，通了水，通了寬帶，通了電話，全都通了。這時候你到村里照樣使寬帶，照樣在網絡上進行本群（微信群）的交易。現在不是“皇權失落，幫會四起”嗎？大家有點什么就都建群嗎？一個人有十幾個群，那都是人的復雜的社會性有各個不同的面。這些東西慢慢會滲透進鄉土社會，在鄉土社會（剛才有發言在說這件事），在村里面怎么能夠形成群？長春來的李云鳳剛才給我說，他們就在村里面搞了微信群，就發現村支書說話不靈了，幾個群主開始管事了。國家有大量基本建設所形成的搭便車的機會，恰恰構成了一個城市的中產階級把他們能夠與村民之間共同參與的社會資源領域開發出來。
我們主張城鄉融合的共享經濟，主張城鄉食品安全領域的良性互動。現在時間條件由于第二輪生產過剩這個負面因素而具備了。空間上也有所改變。過去的資本下鄉首先是大型工商業資本，然后是小型私人資本。現在已經變成了分散的城市社會力量下鄉。剛才有人講政府、社會、市場這三個關系，現在是社會要下鄉。是大量的中產階級要下鄉。
為什么我說這是歐洲經驗呢？因為歐洲中產階級下鄉的結果是把歐洲的農場改變成生態化，因為百分之六十的農場主已經是市民了。大部分農民進城了，那農場給誰經營了呢？那60%的市民并不要單純計算農業投入/產出這種農業經濟學結束上講得最基本的道理，今天沒法計算了。哪個生產者還是按照農業領域的投入產出來計算要素價格的啊？沒有辦法算啊！單一去講農業要素回報率已經負值了，確實講不通了啊。
所以，這時候推進城鄉融合，在于時間條件已經到位，就形成了空間改變的可能性。城鄉融合現在真的有條件啦。
第二點，簡單說一下你們這兒的安排。
我由衷感到欣慰，你們這些年輕人也多少有進步了。原來在溫泉村的時候內耗太多，看看你們自己園子搞的，哪像過日子的？怎么培訓別人？對吧！現在不同了。今天我來得早點，進門一看，孬好你們把生態廁所、糞尿分離做出來了，廁所外面還有了生態濕地，能夠讓生活用水變成中水可以澆地。這一套生態系統、立體循環，也算做了點樣板，能給人家說點什么了。否則的話，就只是耍嘴皮子。
當我們這些耍嘴皮子的人要下鄉的時候，為什么何慧麗剛才說我早期勸大家不要自以為是，總說每個下鄉的志愿者腦袋頂上沒有光環。那就有學生問：你組織我們大學生下鄉干嘛去？難道不是要把我們在學校學到的知識用于農村建設。我說，對不起，你那套知識到農村就是垃圾。你下鄉去干嘛？去體會一下你腳底下的那塊熱土。知道你是從哪兒來的！最終你一輩子不外乎是回答三大問題嗎？我從哪兒來？我在何處？我向何處去？那我說，因為你們沒學本土知識，得下鄉到農村、農民那兒學點鄉土知識。不是你們去教化農民，而是晏陽初當年說的：如果要想“化農民”，自己先得“農民化”。
而這又牽涉到怎么回答沈原剛才那個問題啦，他問我：晏先生與梁先生很大不同，我到底師從何方？這等于問我，你從哪兒來？我知道不同鄉建流派差別很大。例如你提到晏先生在定縣時期那個“百名博士下鄉”的故事，也是個現象。它的背景是啥呢？120大洋一個月的工資，這跟在京城當教授差不多。哪兒來的錢呢？美國教會背景。西方人試圖改造中國鄉村，就有晏先生的一百二十大洋一個月的百名博士下鄉去替代那些政府官方的科長、股長。梁先生為什么不是這樣的？因為他只有12大洋一個月。那就動員不得博士下鄉。不過，靠傳統思想資源也是現象，他的背景主要是地方割據。
客觀地看鄉建當年的這些流派，幾乎都是地方割據狀態下的產物。
毛澤東把井岡山斗爭叫“紅色割據”。那其他地方軍閥的割據可以叫白色割據。據此，鄉建前輩的割據叫什么？綠色割據而已嘛！例如，盧作孚借其兄掌控三江峽防局800條槍就有北碚鎮試驗區和民生公司的第一桶金；張謇是朝中大臣就開發了南通縣，有了在地化資源綜合開發的機遇；而彭宇廷的宛西實驗區割據的地方太大，形成四縣聯合一個大區，就被主流把領導人暗殺了。割據太大了不行。
梁先生在地方割據中主管鄒平一個縣，張謇一個縣，盧作孚一個鎮，背后都是當地的地方諸侯。因為，地方大員們都希望穩定鄉村，穩定社會，以產生本地的發展機會。
我們客觀地看過去，梁先生也好，晏先生也好，都是與時俱進的，也都是實事求是的。對我們來說呢？前輩經驗，拿來主義。哪一位先生的說法可用，我們結合今天的實際情況就拿來用用。但，我們絕不是某一門派的傳人，不干那種緊跟某一位過世精英拉大旗做虎皮的事，任何參加新造神運動的人都有利益算盤，我們還不算太傻。你們放心，我這個老炮干了這么多年，很明白我們能用什么資源。其實，什么能用就用什么，所以說我是魯迅先生說的“拿來主義”。上回在你們清華開會的時候，有一個上海的朋友非得想把我歸到哪一類里面？我說，對不起，這事難度大了點。不過，既然哪個好用就用哪個，人家當然就會歸類為實用主義或機會主義啦！只要是逃不出西方中心主義思想桎梏，就總要把人歸類。我說你別著急，我反正現在還沒有老到那份上，會有你蓋棺論定的機會。
借這個會，還要告訴大家另外一個客觀條件。
當實體經濟大幅度下滑的時候，過去每年增加大約上千萬的勞動力流出，所以發生你們現在所擔心的農村衰敗，剩下的是老人、孩子、婦女，發生很多悲劇。但，這第二輪生產過剩大危機，會把成千上萬的農民送回來。不回去的很多會在城里當飛車黨、搶包黨，違法生存。現在整個城里和沿海地區就業形勢越來越差，實體經濟紛紛向外遷移，每年近800萬大學生畢業其中有很多失業。對主流來說就是資本沒有投資空間，而對于勞動者來說那就是沒有就業空間。
所以，現在時間條件的改變，導致著整個社會結構發生空間改變。大量外出的勞動者和畢業學生要返鄉。
對此，我們早在這個趨勢發生之前，在2009年全球大危機爆發的時候就提出，要為打工者做返鄉創業的培訓。當年我們剛開始在市民農園引入CSA，還沒有多少成熟的經驗，所以后來才從像吉林的李云鳳、山西的鄭冰那兒取經，試圖把如何在農村搞自然農法、搞生態農業、搞社區金融等，把這些技術領域的經驗把握過來。2008年國仁嚴曉輝他們搞的那個小毛驢農場，本意也是要搞出多種不同的生態農業、有機農業的“可視”的技術。
幾個老骨干剛從翟城村回來。你們還應該記得，早期我們在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搞生態農業試驗的時候，建立的是一套立體循環農業的樣板，如今還留在翟成村。當年這個立體循環農業所帶動的培訓，就導致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自身是可持續的！也就是說，大家來參加培訓是要交錢的，大致可以維持這個學院十幾號人的生存。學院成立三年以后就已經做到自身的可持續了。其中一個原因是有了可視的立體循環農業生產體系，我們叫做“六位一體”。此外還有可視的生態建筑體系，完全不用任何鋼筋水泥，按照傳統建筑方式“協力造屋”，夯土墻，木結構，這套生態建筑試驗包括怎么建農宅？怎么建村部？怎么建生態禮堂？大家來這兒培訓是可以直接操作的。
可見，當年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的成功，部分原因在我們提出的“生態農業、環保農村”是一套完全可視的，可直接操作的，可實踐的培訓體系。
那現在為什么北京搞幾個農場，其實這幾個農場雖然分散，但仍然是有可視性的。做培訓的時候就有這個可視的教學效果。我今天早上來看的這幾個地方。除了生態廁所，還有搞八卦圖的那個地方叫什么？（可食地景）好，景觀農業小型化！要真結合上八卦圖，就得符合卦象，種菜的時候，也得多樣性、有點八卦相生相克，形成道家返璞歸真的文化感覺，這叫“自然農法+創意農業”。做返鄉培訓，有這些東西就行。
總之，危機在西方是負面的，在中國卻從來都是危中有機。
希望大家利用現在時間條件具備、空間結構改變的機會，抓住時空條件搞城鄉融合，作為推進鄉村建設事業的新方向。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號 鄉村建設研究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