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有兩個重要的關鍵節點，分別有不同的政治類型。第一個節點是鄉土中國，在一個高度分散的鄉土社會基礎上，產生出政黨和領袖權威為中心的動員型政治，政治推動著社會。當下中國正處于現代化的第二個節點上，社會日趨活躍，并對政治提出更多期待，回應型政治應運而生，社會推動著政治。在政治轉型中，需要強化政治回應的及時性、主動性、整合性和包容性，注重宏觀政治設計、時序選擇和地方基層探索。
關鍵詞：現代化；鄉土中國；動員型政治；回應型政治；政治轉型
在產生了經濟發展的“中國奇跡”的當下中國，也存在著普遍性的“中國焦慮”。200多年前的歐洲存在類似現象。法國大革命后，歐洲陷入“貴族不可能，民主無希望”的焦慮狀態。回歸傳統的貴族社會不可能，理想中的民主社會又無希望。整個歐洲思想界陷入深深的迷惘之中。
當下的中國知識界也處于迷惘之中。這種迷惘來自于中國式焦慮：“文革回不去，改革邁不動。”“文革”的老路走不了，盡管還有人想走；改革的新路很難走，盡管改革的意志尚存。思想界的分歧尖銳，幾乎任何重大問題都有分歧，甚至是激烈的對立，政治共識難以達成。造成這一狀況的深刻背景是現代化正處于一個新的歷史節點上，社會發生劇烈變化，并要求政治發展轉型。
現代化的第一節點與動員型政治
現代化是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變過程。但是，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不是斷裂性的，而是歷史的更替過程。現代化進程、特點及政治類型在相當程度上取決于前現代社會，即農業社會的特性及因子，特別是作為傳統社會因子的農民問題。
早期現代化的國家屬于內生型，即在現代社會誕生之前，就在其社會內部蘊育著現代社會的因素。如持續長達數百年時間的“圈地運動”，不僅促進了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而且造成了傳統農民的消失。正如巴林頓?摩爾所說：“‘圈地運動’是一項決定性的掃蕩，它摧毀了體現在傳統村莊中的整個農村社會的結構。”英國“以部分采用商品化農業來適應那些具有自己強大經濟基礎的貿易和工業加工生產的階級的發展，這就使農民問題不復存在了”。相比英國的漸進主義，法國則是以激進主義的大革命方式進入現代世界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新興社會因素與傳統社會因素的脫節，“法國的貧苦農民是蓬勃發展的現代化力量在擺脫古代的農村社會束縛過程中所造成的主要犧牲者”。美國進入現代社會相對平穩，其中一個重要因素，甚至是決定因素，就是美國作為一個主要由移民構成的“新大陸”，“并未遇到要瓦解封建主義或官僚主義的、龐大而又牢固的農業社會這樣一個問題”。“美國社會也從未有過像歐洲和亞洲社會那么龐大的農民階級。”由此可見，現代化的歷史進路及政治類型在相當程度上取決于前現代社會的特性。
與英國等早發內生型現代化相比，中國的現代化屬于后發外生型。對于后發外生型現代化的國家來說，現代化的第一個節點是現代化啟動初期。
中國是世界上最為典型的農業社會和官僚社會，有一個龐大的農民階級。當中國在外部力量的入侵下進入現代化進程時，其傳統農業社會內部未能生長出新的社會因素，農業商品經濟極不發達。近代以來的城市工商經濟不僅比例極小，而且與廣大農村是脫節的，農民更多的是以犧牲者的狀況進入現代化。直至1949年，中國的農民仍然占總人口的85%以上，是典型的農民中國，或者說是鄉土中國。
農民中國的一個重要特點是貧困，廣大農民處于極度貧困狀態之中，對生存和物質的要求極其強烈，整個社會以資源占有為中心。這種生存危機依靠英國式漸進道路很難解決，通過激烈的革命進入現代世界成為主要選擇。而在毛澤東看來，中國革命的首要問題是農民問題。因為不解決占全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的生存問題，革命的成功根本沒有可能。而農民問題的核心又是土地問題，只有農民獲得土地資源，才有生存的可能和發展的基礎。
農民中國的另一重要特點是分散。自秦王朝以后，中國就處于小農經濟和官僚政治的結構之中。億萬小農盡管人數眾多，但他們的生產方式主要是與自然交換，缺乏社會的橫向聯系，處于孫中山先生所說的“一盤散沙”狀態，重要問題是“貧、弱、愚、私”。他們不能依靠自我組織的力量改變整個階級的命運，特別是沒有先進的思想引導進入一個新的世界。
因此，在現代化初期的第一節點上，傳統政治形態分崩離析，中國政治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將整個社會，實質是分散的農民社會通過政治動員的方式帶入現代化。以政黨為中心的動員型政治由此興起。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一批先知先覺者率先組成政黨，進行革命。但孫先生為代表的政黨還不能完全適應農民中國的特點和要求，未能深入動員廣大農民。隨后，更有組織性和動員能力，特別是能夠與農民中國相銜接的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
動員型政治是由少數政治精英對社會大眾的動員，由此將社會大眾，特別是廣大農民帶入并整合到現代化過程之中。毛澤東明確指出：“要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只有把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大眾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才有可能。”
動員內容是以土地改革、經濟發展，滿足大眾的物質需求。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取代資歷更老的國民黨而在全國執政，主要因素就是能夠滿足廣大農民對土地的迫切要求。如亨廷頓所說：“得農村者得天下。”
動員過程是由一個權威性政黨和領袖，自上而下將社會吸納到黨和國家體系中，自主性社會消失，權力高度集中。社會大眾，特別是農民大眾由于能夠從動員中改變自己的命運，他們很容易將自己的命運交付于領導權威，由領導權威“為民作主”和“替民作主”，并表現出對領導權威的感恩和服從。因此，政治動員的過程實質上又是一個新的權威主義政治的建構過程。特別是中國的動員型政治產生于生死存亡的戰爭動員時代，權威主義的特性更為突出。
動員型政治是一種政治與社會互動關系的模型，其突出特點是政治發動、引導和推動社會，政治居于主導地位。
任何政治一旦生成都有其自主性，動員型政治尤其如此。但是，動員型政治也與其他類型政治一樣不可能完全脫離社會的要求。1949年以后，中國以政治動員的方式啟動國家工業化。為了工業化的需要，國家將廣大農民組織起來，土地歸集體所有，形成城市國家所有制和農村集體所有制的城鄉二元結構。城市工業發展與農村農業發展處于脫節狀態，農民的數量和貧困狀態并沒有根本性改變。為此，1979年后，國家推動農村第二次土地改革，讓農民獲得土地經營自主權，以適應農民要求改善自己命運的要求。整個國家的重心轉入發展經濟，特別是確立了發展市場經濟的導向。隨著經濟的發展，國家進入現代化進程的第二個節點。
現代化的第二節點與回應型政治
如果說，現代化的第一節點是農民中國，那么，現代化的第二節點則是城鄉中國，而不是如發達國家一般直接進入城鎮中國。
城鄉中國首先表現為：工業化和城鎮化加速并占主導地位。在經濟發展推動下，社會財富迅速增加，普遍性貧困消除，農民減少，城鎮人口增加。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工業產值和來自工業的財政收入占80%以上，城鄉人口各占50%左右。特別是市場經濟造成社會日趨活躍，自主性增強。即使是傳統的鄉土中國也深深為城市市場經濟所滲透。
城鄉中國同時還表現為社會差距擴大，特別是城鄉差距擴大。這是因為，“現代化帶來的一個至關重要的政治后果便是城鄉差距。”在當下中國，盡管城鄉人口各半，但社會財富和公共資源的占有極不均衡，處于“一個國家，兩種社會”的格局下。經濟落差造成社會落差，對社會的期待擴大，甚至是“期待革命”。公眾不僅要求溫飽生活，更要求社會公平。在市場經濟中孕育的個人權利意識增強，但相應的制度構建滯后。與市場經濟相伴隨生長的不是理想狀態的“市民社會”，而是以交換為中心并浸潤到所有領域的“市場社會”。這種無限度的“市場社會”造成社會的普遍不滿，對執政者的壓力增大，自上而下的動員型政治開始失靈和失效，從而向回應型政治轉變。
回應型政治是治理者不斷回應社會的要求和壓力，主動調適自己的政治行為，對各方面的利益加以整合，從而保證現代化的穩定性和持續性。
回應型政治是動員型政治的基礎發生重要變化的替代物。一是權威主義下降，動員時代產生的政治權威發生變化，政黨的社會化程度提高而精英性降低，政黨領袖的平民化程度提高而魅力性降低，政治權威一呼百應的能量減少。二是平民主義上升，動員時代萬眾一心跟黨走的狀況發生變化，社會自主性增強。特別是在“市場社會”條件下，每個人都希圖通過自己的行為表達自己的意向，最大限度實現自己的利益。社會大眾，包括農民對政治權威的認同都取決于政治能夠為自己提供什么，且政治認同是有限的、有期的。“人們已習慣于根據公民的經常性利益來評價政治。”新世紀以來，經濟持續發展，執政黨改善民生，在農村廢除農業稅，建設新農村，政績卓著。但也正是在這一時期，是政治訴求最強烈和社會不滿足感最突出，群體性事件迅速增多的時期。這恰恰反映出傳統動員型政治的失靈。
與動員型政治是政治權威主導的政治過程所不同，回應型政治則是社會訴求與政府治理的互動過程。互動的依據是民眾在現代化進程中獲得的權利。中國的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發展的一個突出后果，就是社會大眾獲得前所未有的個人權利。作為中國改革突破口的農村改革的主要內容，就是賦予農民以生產經營自主權。伴隨著改革開放，人們獲得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權利愈來愈多。中國由一個資源為中心的時代進入到一個權利為中心的時代。只有獲得權利才能獲得資源，只有維護權利才能維護自己的利益。由此建構起以“維權”為中心的權利話語體系。這一話語體系賦予公眾對自己政治訴求的正當性。他們不再是聽治理者如何說，而是看如何做，更在意如何使自己滿意。由此構成對治理者的政治壓力。近幾年迅速興起的“網絡問政”就是重要標志。
回應政治的突出特點是市場社會推動政治。政治要不斷回應日益增長和永無止境的社會訴求。其結果是達到社會與政治、權力與權利的相對均衡。
政治轉型的不適應性及調適
中國自新世紀以來，就開始由動員政治向回應政治轉型。其標志是胡錦濤提出的“新三民主義”，即“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由此確立了新世紀以來的民生主義導向的施政理念。從中共十六大到十八大報告，都高度強調權力屬民、權力為民的原則，十分重視民生導向，并與政治動員時代的群眾路線相銜接。十八大報告更是強調：“堅持問政于民，問需于民，問計于民，從人民偉大實踐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當然，與經濟高速發展和社會迅速變化相比，我國的政治轉型還有諸多不適應之處，并需要加以調適。
一是社會期待迅速擴大，政治回應不及。現代化是一個歷史變革過程，充滿著社會矛盾。在早期現代化國家，這些矛盾具有歷時性，矛盾是漸次遞進的，治理者有相對從容的時間和空間逐一解決。而在中國這樣的后發現代化國家，矛盾具有共時性，即各種社會矛盾同時壓縮在一個時空里，由此對治理構成巨大的壓力。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面臨的首要任務是發展經濟，解決普遍貧困問題。鄧小平因此表示“發展是硬道理”。但是，與經濟高速發展相伴的是社會差距、社會不公、政治腐敗問題。這種問題在許多國家，甚至早期現代化國家都存在。如法國大革命前的18世紀經濟繁榮和美國19世紀的經濟繁榮過程中的社會不公與政治腐敗。但是，對于當下中國來說，社會期待特別巨大。一方面要求迅速增加財富，改善民生，另一方面又急切期待社會公平和反對腐敗，實現清廉政治。當這種巨大的社會期待由于政治回應不及而難以很快全面滿足之時，就可能出現情緒化的激進主義。如回歸“文革”的運動式治理。重慶“唱紅打黑”正適應了這種激進主義情緒，因此被某些人稱為“重慶模式”。面對這一“模式”裹脅的民意，權威中心一度還很難適應。盡管所謂的“重慶模式”只是政治動員時代中極端年代的一種回光返照，不可持續，但是它也昭示著中國執政者面臨的社會期待是超歷史的。如果不能作出必要和及時的回應，因勢利導，就有可能發生難以預見的后果。近幾年，中央領導人一再推薦《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實際上就反映出一種歷史性的憂慮。法國由于沒有及時回應而造成大革命，美國通過改革“新政”則化解了政治危機。當下的中國治理，更需要強化回應能力，對錯綜復雜的社會矛盾以庖丁解牛般的破解，既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氣，也需要極大的政治智慧。
二是社會公平要求強烈，被動式政治回應。與農業時代的利益單一化不同，進入工業社會以后，利益多樣化，且由于權利意識的萌生，人們都會尋求渠道加以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要求社會公平。治理者需要建構合適的渠道讓民眾的社會訴求進行制度性表達。如英國等早期現代化國家面對巨大的社會公平壓力，在19世紀不得不建立起政治表達機制，對巨大的壓力加以疏導，從而化解了緊迫的政治危機。在當下中國，經濟迅速發展，但由于利益結構的調整和不均衡，人們在普遍受益過程中又認為自己吃虧，存在強烈的不滿足感，并以積極行動加以表達，群體性事件增多。特別是網絡時代放大了民眾的呼聲和事件的影響。但由于長期動員政治的影響，我國未能及時建構起合理的利益訴求表達機制，與積極主動的“維權”訴求相比，政府只能被動“維穩”，盡可能滿足人們的要求，實行“糖果主義”治理。如對各種上訪的處理。由此有可能出現新民粹主義，即群眾訴求天然合理。其政治后果很容易出現“維而不穩”，造成“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不鬧不解決”。“小鬧”和“不鬧”的人覺得自己吃虧，進一步助長了無序的行為表達。中共十八大報告高度強調“加緊建設對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并第一次提出“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的內容，為回應社會公正要求指出了方向。
三是面對多元社會的發展要求，整合式的政治回應不夠。傳統社會是一個社會結構和利益固化的社會，具有強烈的身份等級性。現代社會得以取代傳統社會的重要特征是社會流動，機會均等，社會多元化，并可以通過表達而改變自己的命運。如亨廷頓所說：“現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會引起社會上各種社會勢力的集聚化和多樣化。”當然，在現代化進程中，也可能出現舊的社會結構和利益固化未能完全消除，又生產出新的社會結構和利益固化。如早期現代化國家于20世紀初期出現的經濟壟斷，阻礙了社會的共同發展。為此這些國家出臺了各種反壟斷舉措，以保持社會活力和促進共同發展。中國的改革開放為每個人的發展提供了機會，社會多元化，盡管有社會差距，但只要有機會和空間，就可以緩解社會差距有可能出現的社會沖突。因此，在現代化的新的節點上，特別需要整合式的政治回應，通過對多樣化的利益和聲音加以整合，形成能夠引領社會發展的主導思想和整合利益的公共政策，以打破社會結構和利益固化的格局，為社會共同發展創造空間。顯然，當下的整合式政治回應還不夠，“改革邁不動”就是這種反映。如收入分配不公是重要問題，但社會期待已久的收入分配改革政策卻遲遲難以出臺。隨著經濟高速發展，政治體制改革成為重要任務，但更多的是態度表達而缺乏實際的行動方案和時間表。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利益固化問題。而“改革邁不動”必然會引發“回到文革去”的沖動。為推動改革，中共十八大強調：“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并鮮見地將“攻堅克難”作為十八大的主題詞之一。
四是社會參與動力增強，包容性的政治回應不足。在傳統社會，政治資源處于壟斷狀態，社會參與缺乏制度性空間。因此，現代世界誕生的重要標志就是改變政治壟斷，打開社會參與的大門。但在現代化初期，早期現代化國家的政治大門是有限度的開放，對社會參與作了各種資格性限制。只是到了19世紀以后，早期現代化國家才擴大了社會大眾的參與空間，同時也借此緩解了社會矛盾。如整個19世紀前，早期現代化國家主要受“鈔票”控制，勞資沖突尖銳。19世紀后期，隨著普選制的實現，缺乏“鈔票”的人有可能通過“選票”改善自己的命運，緩沖勞資矛盾。在中國，動員型政治打開了公眾參與的大門，但在權力集中的體制下，公眾更多是對體制的依附，缺乏參與的動力和空間，社會活力也嚴重不足。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社會充滿活力，這種活力需要通過政治參與加以保障，參與動力由此增強。但是政治回應的包容性還不夠，特別是缺乏制度化渠道和機制保障多元化的社會參與。相當多數的治理者還缺乏對批評的包容態度，更習慣于動員時代的自上而下的領導，而缺乏平等協商、包容不同意見的意識，極個別地方的當權者甚至運用粗暴的手段壓制不同聲音。所謂“重慶模式”的年代，僅僅因為不同聲音就有可能被“勞教”和處罰，法治被粗暴地踐踏。而大量進城務工的農民由于缺乏制度化參與保障自己的權利，只能以極端的方式加以表達。
當今中國“文革回不去，改革邁不動”的焦慮，一方面表明中國的現代化進入到一個新的節點，社會發生劇烈變化；另一方面又表明政治治理需要轉型，以適應社會的劇變。中國動員政治相當成熟，回應政治才剛剛開始，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
回應型政治的重點是注重長遠和精致的頂層設計。在政治動員時代，整個社會處于黑暗無際狀態，政黨和領袖以其敏銳的先進性和嚴密的組織性，振臂一呼，就可劃破黑夜，群起響應，萬眾一心進入現代世界。而在現代化的第二個節點上，社會迅速成長，利益和價值多元化，群眾不那么“聽話了”，但對政治又有強烈期盼。因此，當政者要積極回應社會的要求，通過具有前瞻性和精致化的政治設計，規劃社會發展藍圖，并確定行動路線圖，實現改革與穩定、自由與秩序、活力與和諧的相對平衡，從而順利邁過第二個節點。
回應型政治的難點是時序的選擇。與早期現代化國家的歷時性的社會矛盾相比，中國的現代化的社會矛盾具有共時性，第二個節點尤其突出。因此，回應型政治特別重視政治策略和行動路線，從時序上逐一解決社會矛盾，既不回避矛盾，也不期望一攬子解決。1980年代改革中提出了從群眾最關心的問題入手，從做得到的事情著手，這仍然是回應型政治必須堅持的一個原則。
回應型政治的基點在地方和基層探索。法國大革命后的歐洲知識界在相當長時間陷入迷惘之中，直至托克維爾的《論美國的民主》一書橫空出世，才打破了思想迷惘的沉悶局面。這是因為，托克維爾的書指出了“民主有希望，基礎在社會”。法國大革命的民主帶來的是混亂和倒退，美國的民主帶來的是繁榮和和平，關鍵是美國有一個民主的社會。當下中國盡管社會活躍，但并沒有出現一個法治有序的市民社會，而是一個將交換無限放大的“市場社會”，民間意識形態尖銳對立，利益結構錯綜復雜，任何一項自上而下的總體性改革都會遇到重重困難。除了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以外，還應給地方和基層開放更多的探索空間，通過先行先試，積累經驗，同時中央要及時總結提煉，上升為普遍性的政策和制度，形成上下的聯動和呼應。
本文發表在《探索與爭鳴》2013年03期。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號 浙大政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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