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提出兩個百年目標，一個是建黨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另一個是建國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有許多問題亟待解決，其中最大的短板是“三農問題”，而短板中的短板是扶貧問題。中國還有多少貧困人口呢？2011年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決定將農民人均純收入2300元（2010年不變價）作為新的國家扶貧標準。按照這個標準，中國還有七千多萬貧困人口。如果按照聯合國的標準，中國的貧困人口還要更多。2008年之前聯合國是以平均每人每天消費1美元作為貧困線，低于這個標準的即為極度貧困。2008年之后聯合國基于全球物價的變化重新修訂了貧困線，撒哈拉以南非洲是為1.25美元/天，發展中和轉型中國家是2美元/天。如果按照這個聯合國修訂后的標準，中國還有1億多貧困人口。可以說，中國的扶貧和減貧工作還任重而道遠。中央18屆五中全會提出的是，按照我國現行標準到第一個百年的時候，全部貧困人口脫貧，全部592個貧困縣摘帽。這是兩個硬指標，這兩個硬指標構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兩個基本標準。在僅剩5年多年的時間里，如何實現上述目標，現在該如何推進工作，這些問題已經提到全黨全國的重要議程上。作為重大戰略部署，黨中央國務院也將陸續出臺相關的政策和措施。作為研究三農的學者，應該緊跟中央的部署，把貧困問題作為三農研究工作的重中之重。
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了五大發展理念：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享。在農村扶貧工作上，這五大發展理念應該做的文章很多，發揮的余地很大，這是毋庸置疑的。近期中央在扶貧開發方面不斷出臺了一些舉措，歸納起來有三個大方面，即五個堅持，六個精準，六個一批。五個堅持就是，堅持改革開放、堅持政府主導，堅持開發式扶貧方針，堅持動員全社會參與，堅持普惠政策和特惠政策相結合。六個精準是，扶貧項目精準，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措施到戶精準，因村派人精準、脫貧成效精準。六個一批是，通過扶持生產和就業發展一批，通過異地搬遷安置一批，通過生態保護脫貧一批，通過教育扶貧脫貧一批和通過低保政策兜底一批和通過醫療救助保障一批。五個精準，六個堅持和六個一批是中央在扶貧問題上的重要戰略部署，是總的戰略舉措，也是總的方針，也是今后5年多時間里扶貧工作的指導思想。
按照現行標準，我國還有592個貧困縣，其中中部地區217個，西部地區375個。按現有貧困人口7017萬，世界貧困人口8.360億，中國占的比例已經不多了。但是要徹底解決貧困人口，還是有相當的難度。扶貧工作已經到了攻堅階段，留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好解決的都解決了。用中國三農界泰斗杜潤生先生的話說，我們已經用盡了一切便宜的辦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扶貧開發工作總的來說是成就斐然。在計劃經濟時代，很難說是有扶貧的需要，大家基本都是“平等的”貧窮，大家都是吃不飽，穿不暖，貧窮是屬于絕大多數人的。那個時候需要解決的是多數人溫飽的問題，而不是少數人貧困的問題。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的成長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1978年中國GDP占世界經濟總量的1.8%，排在第15位，到了2013年中國GDP占世經濟總量已經到達了12.3%，躍升至第2位。即使是這樣的成績，世界上依然出現了一些雜音，比如，中國危險論，中國責任論，甚至還有一些唱衰中國和唱空中國的論調。但是，在中國的扶貧、減貧和反貧工作上，世界上是一致的贊賞，沒有其他的說法。因為，中國確實為全世界減貧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從1981年到2010年，世界貧困人口從19.38億人，減少到12.12億，減少了7.26億；中國從8.35億減少到1.57億，減少了6.78億。中國貢獻了世界貧困人口減少的93.3%，這是全世界認同中國扶貧開發工作的最根本的原因。
我們對貧困問題的認識是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的。對貧困的認識，一般人基本的直覺大都停留在吃的穿的不夠好，錢不夠花上。但是，貧困問題是具有時間內涵的。往前推30年，那個時候的貧困和現在的貧困可以說是天壤之別，現在即使不管在什么地方，也都吃得飽，穿得暖。關于過去的貧困，1985年新華社一份內刊報道畢節地區赫章縣海雀村極貧情況最為典型：“在赫章縣河鎮鄉海雀村3個村民組察看了311戶農家，家家斷炊。苗族老大娘安美珍瘦得只剩枯干的骨架支撐著腦袋，一家4口人，丈夫、兩個兒子和她，終年不見食油，一年有3個月缺鹽，4個人只有3個碗，當時已經斷糧5天。”當時一位中央領導同志對這篇報道作出了這樣的批示：“有這樣好的各族人民，又過著這樣貧困的生活，不僅不埋怨黨和國家，反倒責備自己‘不爭氣’，這是對我們這些官僚主義者一個嚴重警告！！！請省委對這類地區，規定個時限，有個可行措施，有計劃、有步驟地扎扎實實地多做工作，改變這種面貌。”此類的情況，當然不僅限于畢節。1991年，李存葆在《人民文學》發表了紀實報告文學《沂蒙九章》，里面這么描寫粉碎四人幫前后“山東第一鎮”的羅莊的貧困狀況，“大干部，小干部，一人一條尼龍褲， 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 細看還有百分數，染青的，染藍的，就是沒有社員的”。作為“特權階層”的干部享用的尼龍褲，是用從日本進口的裝尿素的尼龍袋兒所縫制。“特權階層”尚如此可憐兮兮，百姓之貧困和落魄就更加不用提了。地還是那塊地，天還是那塊天，人還是那些人，今天中國發展取得如此成就主要靠的是制度的變革。安徽鳳陽縣小崗村通過“大包干”改革，糧食產量就由原來的3萬多斤增長到10多萬斤，制度變革的經濟績效非常顯著。通過制度的變革，中國今天已經解決了溫飽問題，現在甚至面臨糧食過剩的問題。我們已經從幾千年來世世代代的與不足做斗爭中解放出來，逐漸過渡到與過剩做斗爭中去。以前說，資本主義很腐朽，牛奶喝不完都倒到河里，我們現在有的農產品就遇到這個問題。我們的政策也要適應從糧食不足到糧食過剩的轉變。雖然出現了這樣的局部性、結構性過剩，但是中國的局部貧困問題依然需要下大功夫研究治理解決，許多地方的貧困依然需要很好的治理。
（注：本文系《戰略與管理·專題報告》2017年第3期“脫貧攻堅”專題前言部分，標題為編者所加）
（作者系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秘書長、省扶貧辦主任）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戰略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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