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農村建設進程中的現實困境*
——基于湖南省萬戶農戶調查
陳文勝
內容提要：取消農業稅減輕了農民負擔，緩和了鄉鎮政府與農民的矛盾；村民自治的實踐直接促進了農民權利意識的覺醒，農民參政議政的愿望日益增強；農村投入力度逐漸加大，農民的生產生活條件正在不斷改善；農村文化生活有了比較明顯的變化，農民的精神狀態正在不斷提高。但是，當前農村的矛盾、農業的困境、農民的問題仍然明顯，具體表現為：負擔問題上升到發展問題，如何促進農村全面發展面臨挑戰；農村矛盾爆發點由鄉村轉移到縣級政權以上，如何轉變政府職能化解矛盾成為農村基層的工作重點；基層民主從選舉民主向以“陽光財政”為核心的民主管理轉變，鄉村公共決策機制成為新的問題；小規模分散經營與大市場集約化的矛盾日漸突出，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的難題亟待破解；相對農民的需求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日益不足，城鄉一體化需要加快推進。
關鍵詞：新農村建設 現實困境 湖南省 萬戶農戶調查。
一、調查背景與意義
自從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提出以來，新農村建設已經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就。中國共產黨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既是一個長遠的發展目標，也是當前的一項緊迫工作，還是全面推進農業農村工作的總綱領。因此，黨中央在2005年“一號文件”中就明確新農村建設是一項長期工作，并指出“十一五”時期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打下堅實基礎的關鍵時期。但是，新農村建設必然是伴隨國民經濟發展和結構調整始終的重大歷史任務，是一個長期的、復雜的系統工程，也是一個漸進的歷史過程，隨著時間的推進，就必然會不斷出現新的問題，產生新的矛盾。新農村建設的現實狀況究竟如何？農民群眾和基層干部是如何評價新農村建設的？本文通過對湖南省萬戶農戶的調查，觀察新農村建設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環境等方面已經取得的實際效果，分析新農村建設進一步推進進程中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環境等方面存在的現實困境，以不斷探索新的辦法、新的措施來解決這些問題。
二、調查方法
1.問卷調查。課題組在2007年至2008年歷時一年多的調查中，共計發放調查問卷11000份，針對不同地區新農村建設不同的困難程度及其政策選擇差異進行問卷調查。2008年10月調查結束后，相關資料整理和分析于2009年6月才最終完成。
2.座談調查。除了發放問卷之外，課題組還舉行了32場座談會，與不同區域的400多位農民、村干部、鄉鎮干部以及縣（市、區）干部進行了廣泛的座談交流，集中聽取了他們的意見。
3.個案訪談。為彌補問卷調查的主觀性和座談調查的片面性，課題組有選擇性地對100多位農民和基層干部進行了個別訪談，就農村諸多問題進行了交流，記錄了他們的基本看法。
4.文獻資料調查。除了上述方法之外，課題組還查閱了大量關于新農村建設的文獻資料以及全國與地方的經濟社會發展統計資料，分析了調查樣本所在各縣、鄉、村提供的關于新農村建設的有關材料，使課題組獲得了一些數據資料的支撐。
三、樣本概況
調查樣本范圍遍及湖南省14個市（州）中的10個。既有工業發達地區，也有典型的農業地區；既有各方面均衡發展較好的湖南中部地區，也有各方面發展滯后的偏遠山區。在23個縣33個鄉鎮的調查中，以“三農”問題在湖南比較突出的衡陽縣為主（在稅費改革時期，這里曾經發生過多起涉農惡性事件），占調查鄉鎮的30%。對11000戶農民回收有效問卷9903份，有效率為90.03%。調查樣本分布具體情況如表1所示。
四、新農村建設的進展與評價
在新農村建設的進程中，農業正在從傳統走向現代，絕大多數農民正在由溫飽邁向小康，農村正在由二元分割步入城鄉統籌。
第一，取消農業稅減輕了農民負擔，緩和了鄉鎮政府與農民的矛盾。在基層干群緊張的高農民負擔時代，要求取消鄉鎮政府是一個很有影響力的觀點，但從本次調查結果來看，所調查的農戶對鄉鎮政府滿意的占36.5%，比較滿意的占43.0%，不滿意的占20.3%。大部分農民對鄉鎮黨委、政府的工作整體上持肯定態度，雖然在調查過程中可能因為人情、面子的問題結果會出現一些偏差，但是，79.5%的比例很能說明農民的基本態度。在“建設新農村中，鄉村組織需要農民出工出力，您是否支持”的調查中，回答支持的占72.1%，說不清的占18.7%，不支持的占9.2%。在對鄉鎮政府去留的問題上，課題組設計了兩個問題的調查：對于“農民認為最需要那一級政府”的問題，結果是，需要省政府的占28.6%，需要市政府的占12.2%，需要縣政府的占19.4%，需要鄉鎮政府的占39.8%，鄉鎮政府的需求比例遠遠超過了其它級別的政府，而地市一級政府的需求比例是最低的。對于“現在還需不需要鄉鎮府”的問題，結果是，認為“需要”的農民占65.5%，認為“不需要”的占12.8%，認為“可有可無”的占21.7%。這表明，農民與鄉鎮政府的關系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變。事實上，農業稅取消以后，調查區域基本上再也沒有發生農民與鄉鎮政府大規模沖突的事情了。
第二，村民自治的實踐直接促進了農民權利意識的覺醒，農民參政議政的愿望日益增強。村民自治是鄉村治理制度的核心內容，對村民自治的評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農民對基層民主的看法。關于村級民主進展情況的判斷從以下幾個方面得出：一是農民對村級民主的參與意識和參與情況有較大提高。在對村委會民主選舉時村民參與意識和參與情況的調查中，回答“去參加投票”的占65.7%，回答“不一定”的占22.2%，回答“不去的”的占12.1%，有參與意識的比例最多。表示“如果有機會，會競選村干部”的占47.6%，基本上達到了被調查人數的一半，表示“不一定”的也占到了27.8%，明確表示“不參加競選”的占24.6%。在“如果有機會，是否去競選鄉鎮政府領導干部”的調查中，回答“參加競選”的占41.7%，回答“不參加”的占34.7%，回答“不一定”的占23.6%。回答參加競選鄉鎮政府領導干部的被調查者竟然占到了最大的比例，表達了農民對基層政治的參與熱情，他們希望在鄉村政治舞臺上發揮作用。二是農民對現在村級民主的實際評價情況。在被調查的農民當中，對村“兩委”及其干部工作認為“滿意”的占37.4%、認為“比較滿意”的占43.9%，總體的滿意率達到了81.3%。與此相對應的是，在對村黨支部、黨員的表現和作用是否滿意的調查中，認為“滿意”的占37.8%，認為“比較滿意”的占44.1%。可見，農民對村級民主的效果還是比較滿意的，也表明村民自治正在不斷完善。
第三，農村投入力度逐漸加大，農民的生產生活條件正在不斷改善。農民最關注的路、電、水等問題，在這幾年發生了非常明顯的變化，尤其是電網建設、“鄉鄉通”和“村村通”工程不斷推進，使農村電網覆蓋區域和行政村通達率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在調查中，有88.6%的農民對鄉村道路硬化狀況比較滿意，僅有11.4%的農民不滿意。以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為代表的農村社會保障體制逐漸完善，到2008年，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農民占全省農業人口總數的88.69%，得到醫療費用補償的農民占參加合作醫療總人數的15.62%[1]。對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實行免交學雜費制度，到2007年，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免雜費覆蓋了全省農村，真正實現了“農村教育農民辦”向“農村教育政府辦”的巨大轉變[2]。農民收入實現持續較大幅度增長，其中，2008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加的絕對值是改革開放30年以來最多的一年，不僅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而且保障了農民安居樂業。在萬戶農戶調查中，根據問卷調查中的自我評價，自認為是溫飽戶的占69.1%，自認為是富裕戶的占14%，自認為是貧困戶與特困戶的亦占16.9%。根據問卷調查中的農戶家庭經濟狀況，大部分家庭年收入集中在4000～8000元之間（見表2）。從中可以看出，大多數農民家庭已經處于溫飽階段。
第四，農村文化生活有了比較明顯的變化，農民的精神狀態正在不斷提高。隨著經濟的發展、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家電產品價格的下調，電視已經普遍進入農村家庭。受訪的33個鄉鎮中，能接收電視節目的村達95.7%；安裝了有線電視的村達42.3%。天天看電視的農民占被調查者總數的78.6%，絕大多數農民的娛樂活動以看電視為主。在“主要通過什么途徑了解外面的事情”的調查中，通過電視的占55.6%，報紙刊物的占20.4%，廣播的占5.9%，聽別人介紹的占9.2%，電腦網絡的占5.8%，打電話的占1.7%，其他的占1.4%。說明農民對外界的了解途徑正在拓廣，電腦網絡已在農村登陸。隨著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農民的精神狀態和整體素質也在不斷提高。
五、新農村建設困境
雖然中國農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農民從物質到精神都有了前所未有的進步，但是，當前農村的矛盾、農業的困境、農民的問題仍然明顯，主要表現為：
（一）經濟方面
新農村建設，經濟發展是基礎，農民增收是核心，政府投入是關鍵。當前，農村經濟基礎仍然比較薄弱，經濟發展總體水平還比較低，政府投入持續增加但效益有限，農產品市場競爭能力不足，對新農村建設形成制約。
1.政府財政投入效益有限，惠及面不足。新農村建設離不開政府財政的支持和推動。當問及“您認為本地新農村建設面臨的最主要問題是什么”時，有40.8%的被調查農民認為是農村水、電、路、醫療和教育等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差。在“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錢該由誰負責”的調查中，認為該由中央政府負責的占29.1%，該由省政府負責的占12.8%，該由地市級政府負責的占7.2%，該由縣政府負責的占3.2%，該由鄉政府負責的占 5.3%，該由中央和各級地及政府共同解決的占38.2%，該由村級集體組織解決的占4.2%。這說明，農民對中央政府和省級政府的期望最大，當前農民上訪也喜歡直接找在中央政府和省級政府。與農民訪談時了解到，他們大多能從電視里看到，國家近年用了大量的錢來支持新農村建設，但是，他們卻沒有看到政府的大筆錢來到自己的村里或組里。受此類心理影響，農民對從事農業發展的未來信心不足。同時，通過座談走訪發現，在新農村建設中，大量的財政資金投入到一些示范村，湖南確定了全省48253個行政村中的1211個村為新農村建設示范村，絕大多數的非示范村很難得到支持，財政投入惠及面不足，新農村建設明顯失衡。
2.農民增收空間有限，未來預期不足。在被調查的農民當中，有14.9%的農民認為“自己家庭生活狀況差”，54.1%的農民認為“一般”，農民感到生活狀況“較好”的僅占24.7%，“相當好”的只占6.3%。大部分農民的收入低于自己的預期，感到未來增收的空間有限。在對農民幸福感的調查中，雖然有48.4%的農民認為自己“幸福”，但覺得“不幸福”的占14.6%，回答“說不準”的占37%，說明多一半的農民還對目前的生活感到不夠滿意，對未來的生活預期信心不足。在農民發展經濟最擔心的問題中，技術不過關的占38.2%，市場價格不穩定的占31.4%，打不開銷路的占30.4%，可見農民對未來的生產信心不足。
3.農田基本設施防汛抗旱能力有限，糧食安全保障水平不足。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是直接影響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的決定性因素之一。由于水利基礎設施功能發揮極不正常，湖南水災旱災連年發生，農田產出效益和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受到極大的制約。盡管政府加大了對水利設施建設的投入力度，但問題依然嚴重。在問卷調查中，有縣鄉干部中53.2%的人認為農村基礎設施很差，嚴重制約了農業生產的發展空間。
4.農民合作組織發展緩慢，規模化水平不足。盡管農民人數眾多，但相對于包括農資、農產品加工和銷售等在內的其他市場主體的高度組織化的情況下，一家一戶原子化的農民相互分離處于散漫的低組織狀態，無法成為完全的市場主體參與市場的利益博弈。到2009年6月底，全省有農民專業合作組織9275個，占全省總農戶的10.5%。[3]在本次調查的樣本中，參加合作組織的農民只有9.3%。對于參加種養等專業合作社的調查中，樂意參加的占63.7%，看別人參加了才參加的占20.4%，不會參加的占15.9%；對于村集體組織牽頭入股辦企業，會入股的占31.3%，看項目情況的占51.9%，不會參股16.8%。表面農民合作意愿強烈，迫切需要加以組織和引導。
（二）政治方面
新農村建設所面臨的政治困境主要是農村政治環境還比較差，政治體制不完善，農民民主權利保障機制不健全。
1.基層政府在群眾中的公信力有待提高。在“受到傷害或與村里人發生糾紛時尋求解決問題的對象”的調查中，回答“找村干部”的農民占56.9%，而回答“找其它途徑例如司法機關”的占17.6%，“找親戚朋友”的占10.5%，“找村里有威望的人”的占7.8%，“找狠人和惡人幫忙”的占1.6%，只有5.6%的人選擇找鄉政府。這說明，鄉鎮政府和司法途徑在鄉村糾紛解決當中不被大多數農民所選擇，由此看出，由于鄉鎮政府職能被弱化，在現實中不僅已經無法滿足農民的基本需要，而且已經缺乏應有的穩定社會的作用，特別是其農村第一線“社會防火墻”的作用已經喪失。所以，現在農民有事不找鄉鎮政府，直接找縣級以上的政府。對比農業稅取消前后所發生的群體性事件就會發現，農村矛盾的爆發點已經由鄉鎮政權轉移到縣級政權及以上。在對現在的鄉鎮黨委、政府是否滿意的調查中，表示“不滿意”的農民占被調查農民總數的20.5%，大部分農民對鄉鎮政府的工作還是希望不斷改進和提高。而在對“新農村建設中您最擔心出現的問題”的調查中，擔心只搞少數樣板村的示范工程的農民占24.3%，擔心搞不尊重農民意愿的“形象工程”的占29.0%，擔心采用不顧本地實際的“一刀切”工作方法的占13.2%，擔心為農民做實事由上面出政策基層組織或者農民出錢的占12.9%，擔心國家財政支農資金絕大多數到不了鄉村的占20.6%。可以看出，政府通過行政命令方式搞示范工程、“形象工程”等運動式新農村建設的做法成為農民最擔心的事情，有這樣擔心的農民占到了樣本總體的66.5%，這些工程的支出目前在新農村建設中占到了很大比例，擠占或浪費了國家財政支農資金或者面向農村的公共財政支出，卻得不到農民認可。
2.基層政府的公共財政體制亟待改革。在“希望政府做什么”的調查中，希望政府出臺相關政策能夠讓農民參加醫療和養老保險的農民占32.4%，排在第二位的是希望提供科技及市場信息服務的農民，占24.2%，排在第三位的是希望讓更多的農村孩子讀得起大學的農民，占23.4% 希望穩定農藥化肥價格的農民占10.2%，希望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的農民占9.8%。本項調查中，對涉及未來的醫療和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障、科技及市場信息服務、農村教育有強烈需求的農民所占比例最大，達到了樣本總體的70%，而這幾項重點要求基本上都屬于政府公共財政所支持的范圍。在“對農村狀況最不滿的地方”的調查中，認為“村鎮建設亂”的農民占26.3%，認為“交通和信息閉塞”的占30.8%，認為“居住條件和生活條件落后”的占31.8%，認為“治安狀況不理想”的占11.1%。在對新農村建設應從哪方面先入手的調查中，除了認為賦予農民對鄉村兩極組織的監督權力的占13.6%和發展經濟提高農民收入的占37.4%以外，由一半的比例提出了關于公共財政方面的要求：認為政府應加強對農村支持力度的占31.6%，加強對農業技術、科技文化等的建設的占17.4%。總體而言，農民不滿的重點仍然在于屬于農村公共產品的交通、信息、規劃、基礎設施等方面，與農民對政府的希望和要求基本相符。從中可以看出，當前農村公共產品依然嚴重短缺，農民對基層政府的要求正在逐步提高，尤其在對政府公共財政的覆蓋面上要求最為強烈。但是，基層政府限于財政收入能力有限和財政體制不合理，提供農村公共產品的能力低下，遠未達到農民的要求與期望，加之不合理的財政資金浪費，反而進一步加劇了農村公共產品短缺的現狀，因此，農村公共財政體制改革已經成為當前基層政府改革的重點。
3.農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機制有待完善。農民對村民自治的認識正在逐漸深化，對參與公共事務的要求也在逐步增加。但是，調查中發現，農民參與公共事務的制度體系還不夠完善，利益表達渠道還不夠暢通，有關農民參與的操作性規定欠缺，農民難以真正參與到公共事務的決策中去，農民上訪和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在“認為村子里的重大決策應該如何做出”的調查中，認為“由村里的領導人決定”的農民占11.9%，認為“由村民代表大會決定”的占31.9%，認為“由村民大會決定”的占16.9%，認為“由村委會討論方案交村民大會或村民代表大會決定”的占39.3%。根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村莊重大決策必須由村民大會決定，而由于青壯年的農民大多外出打工，村民大會很難達到法定人數。在“村組召集村民開會時，家庭中誰去的次數最多”的調查中，回答“妻子去的次數最多”的被調查者只占17.4%，而回答“丈夫去的次數最多”的卻占到了54.1%，回答“家庭其他成員去的次數最多”的占28.5%。可見，雖然經過多年的發展，但是，在農村基層民主政治權利保障上，婦女民主政治權利的發揮與保障仍是一個薄弱的環節，而且在中國社會傳統的影響下，要實現農村男女各項權利的真正平等尚需時日。如果表達機制不完善，當公共信息不能滿足農民需求的時候，農民就會走向“反面的表達”，就會給基層政府帶來很多麻煩，就可能引發群體性事件，嚴重影響社會穩定。
（三）社會方面
發展農村社會事業是新農村建設的重要方面。調查顯示，農村社會發展還面臨著諸多的問題。
1.基層社會真空出現，社會風氣明顯下降。由于改革中對基層尤其是鄉鎮政府權力的弱化和上收，加之村級基層組織建設和民主建設不夠完善，農村社會明顯出現了真空。在問及“是否受到過地痞流氓的威脅或侵害”時，直接受到過和間接受到過影響的被調查農民占到了52.7%，已經超過了樣本總數的一半，表明問題已經十分嚴重。在回答“對找法院解決糾紛怎樣看”的問題時，認為“打不起官司”的最高，達38.7%；其次是認為“法院的判決不能落實”的達23.4%；再次是認為“法院的權威不夠”的為10.8%。可見，通過司法途徑解決糾紛除了經濟成本較高以外，解決糾紛的效果也有不小的問題，也就是農民常說的“贏了官司卻輸了錢”的現象，嚴重影響了農民對尋求司法途徑解決糾紛的信心。在對當前農村社會風氣的評價中，認為“不好”的農民占26%，認為“一般”的占59.9%，認為“很好”的占14.1%，認為“很好”的比例遠遠低于認為“不好”的比例，說明當前農村的社會風氣明顯在下降，存在較多的問題。而與此同時，調查表明，比較嚴重的農村社會問題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個方面：認為“老弱病殘得不到幫助”的被調查農民占32.4%，認為“社會風氣不正”的占30.4%，認為“六合彩問題”的占19.6%，認為“人身和財產安全問題”的占17.6%。在關于村民鄰里關系的調查中，回答“很好，經常串門，有事互相關照”的農民占60.3%，回答“一般，不怎么往來”的占23.9%，回答“經常吵架”的占7.7%，回答“說不清”的占8.1%。這說明，雖然農村社會風氣在下降，但由于地緣、人緣的原因，傳統的習俗仍然在發揮作用，需要加以認真研究和合理引導，讓傳統的習俗為農村社會風氣的好轉發揮良好的作用。
2.農民教育支出壓力仍然較大，外出打工生存環境維艱。在“孩子上學的費用能否承受”的調查中，仍舊有32.2%的被調查者認為“承受不了”，占到樣本總數的將近1/3，認為“勉強可以”的占41.1%，認為“可以”的占26.7%。可見，農村教育體制改革雖然大大減輕了農民的教育負擔，但是，因為城鄉教育投入差別，農村教育基礎落后等原因，在農村教育支出仍然是農民家庭的一項很大的負擔。農民工問題是目前受到社會廣泛關注的問題。在對“農村青年進城打工的最大收獲是什么”的認識上，認為“掙錢多”的占35.8%，認為“增長見識”的占36.5%，認為“提高素質”的占22.6%，認為“城市生活舒適”的只占5.1%，可見，增加收入或者為未來增加收入是農村青年進城打工最大的動因，認為城市生活舒適的比例很少則說明農民在城市打工待遇過低，生活仍然很艱苦，無法融入城市。進一步的調查顯示，農民到城市打工最大的苦惱集中在四個方面：認為“沒有親友難以找到工作”和“遇到困難時得不到幫助”的被調查者占23.4%，認為“找不到合適的事”的占39.8%，擔心“做了事拿不到工資”的占22.1%，在城里的工資低而生活費用高的占14.7%。導致這四個問題的根本原因與當前的勞動就業制度有關；在低工資和缺乏相應的社會保障的情況下，農民工對城市生活費用高的苦惱反而排在最末，從另一方面說明農民對在城市生活要求很低。
3.合作醫療手續繁雜，鄉村醫生數量和素質無法滿足現實需要。盡管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進展良好，緩解了農村看病貴的問題，但農村醫療水平依然較低。調查發現，81.5%的農民對農村醫療現狀不滿，農民看病難的問題還很突出。到2008年，雖然湖南省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覆蓋面達到了88.7%，但補償標準偏低，手續繁雜，農民很不滿意。根據調查，有64.8%的農民認為鄉村醫生能夠或者基本能夠滿足村民看病需要，有51.9%的農民有病時會首先選擇看鄉村醫生。這是因為鄉村醫生與農民有共同的語境，特別是方便、應急、費用低、實惠，因而獲得農民的喜歡。但是，調查也發現，幾乎所有的鄉村醫生還沒有一個本科畢業的，研究生學歷的醫生就更不用說了。所以，現有的鄉村醫生數量和質量很難滿足農村的現實需要，而且醫療衛生設施簡陋，服務體系不健全，農民一旦患了比較嚴重的病還得往城市趕，大大加重了農民的各種費用負擔。
4.生活垃圾缺乏規范管理，生態環境面臨治理壓力。農村生態環境問題已經成為農村的一個突出問題，新農村建設面臨沉重的環境治理壓力。農村生活垃圾和養殖垃圾亂堆亂放現象嚴重。在對農戶生活垃圾處理方式的調查中發現，75%的村沒有生活垃圾和養殖垃圾堆積地點，66.8%的農戶垃圾處理方式是就地堆放，100%的村完全沒有對生活垃圾進行分類處理。調查顯示，有33.3%的村制訂的村規民約中有對生活垃圾處理的規定，但苦于農村環保機構與隊伍的缺乏，其實施效果并不明顯。
（四）文化方面
農村文化發展面臨著農村文化管理體制不順、機制不活，文化公共產品提供不足，文化基礎設施落后，文化娛樂方式較單一等問題。
1.農民文化生活需求強烈。在“最喜歡參加哪種活動”的調查中，喜歡“參加文化、科學知識學習”的占34.6%，喜歡“農業技術培訓”的占38.0%，喜歡“副業技術培訓”的占12.3%，喜歡“體育比賽”的占4.6%，喜歡“唱歌、跳舞等文娛活動”的占10.5%。在最希望得到哪項技術培訓調查中，農業種養知識培訓的占57.0%，外出打工技能培訓的占26.7%，電器知識的占9.8%，生活知識的占6.5%。在“平時愛看什么樣的書、雜志”的問題上，愛看講農業技術知識的書、雜志的占37.2%，教育孩子的書、雜志的占26.6%，故事性的書、雜志的占12.3%，講法律案件和知識的書、雜志的占14.2%，從來不看書和雜志的占9.7%，比例最少。在“平時喜歡看什么電視節目”的調查中，喜歡看農業技術知識節目的占23.3%，新聞節目的占35.0%，喜歡看法律案件和知識的節目的占10.4% 教育子女的節目的占6.3%，喜歡看娛樂節目的占8.5%，喜歡看電視劇的占11.8%，喜歡看生活常識節目的占2.4%，從來不看電視的占2.3%。在調查樣本的農民中，除了有38.3%的認為新農村建設的關鍵改變農村面貌之外，認為思想觀念的進步的占18.5%，認為生活習俗的文明的占7.6%，基礎設施的完善的占13.3%，新型產業的培育的占9.5%，農民素質的提高的占12.8%。從這一組數據中，不僅了解到逐漸走上致富之路的廣大農民對文化生活的渴求和期盼，從更了解到文化建設在提高農民生活質量以及培養新型農民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2.農村文化生活形式單一。在當今科技日益發達的情況下，農民對菩薩和神靈的信仰態度出乎意料。在相關問題調查中，回答“相信”的被調查者占14.5%，回答“有時不信”的占36.4%，明確認為“不可信”的只占49.1%，反而不到一半，可見農村文化生活的貧乏。在問及“您現在的主要娛樂方式是什么時”，選擇“看電視”的占56.2%，選擇“逛街、趕集”的被調查者占9.9%，選擇“喝茶、喝酒、與朋友聊天”的占6.5%，選擇“打牌（打麻將）”的占7.3%，選擇“走親戚”的占0.8%，選擇“看電影”的占13.7%，選擇“讀書”的占5.6%。在關于被調查農民所在村組織集體活動的調查中，回答“經常組織”的農民占22.3%，回答“偶爾組織”的占48.1%，回答“從沒組織過”的占29.6%。隨著農業機械化程度的提高,農民用在農業勞動上的時間越來越少,大部分農民擁有了大量的空閑時間；可實際上，除了看電視和打牌、打麻將，農村沒有太多別的娛樂方式和集體活動。
3.文化基礎設施嚴重缺乏。所調查的大部分鄉鎮文化設施相當落后，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一些鄉鎮文化基礎設施建設情況較好，而到了90年代后，文化設施逐漸陳舊，器材老化，利用率低，文化場所大多挪作他用。到2006年末，湖南只有3.4%的村有體育健身場所，5.1%的村有圖書室、文化站，9.7%的村有農民業余文化組織[4]。而調查數據也顯示，80.1%的受訪者認為農村文化設施缺乏。在 “您是否知道鄉鎮文化站?”的問卷調查中，有75.4%的農民回答“不知道”。從統計資料上看，農村也有很多文化站，但實際上只是一具“空殼”；有的地方文化站還有間房子、有個人，而有的地方根本連房子和人都沒有。以課題組調查的衡陽縣為例，目前雖然名義上26個鄉鎮有26個文化站，但大多數鄉鎮文化站都是“五個一”，即一塊牌子、一間房子、一張桌子、一枚章子、一條漢子。由于文化基礎設施十分落后，公共文化機構難以運轉，文化產品、文化服務供給非常短缺。基層領導干部坦言：鄉鎮政府對農村文化建設普遍感到茫然無措。在調查中，有79.9%的縣鄉干部認為，應該盡快加強農村文化建設。
六、結論與政策含義
湖南是個傳統農業大省，在新農村建設中具有典型代表性。通過湖南的萬戶調查發現，農村問題逐漸變遷。具體表現為：負擔問題上升到發展問題，如何促進農村全面發展面臨挑戰；農村矛盾爆發點由鄉村轉移到縣級政權以上，如何轉變政府職能化解矛盾成為農村基層的工作重點；基層民主從選舉民主向以“陽光財政”為核心的民主管理轉變，鄉村公共決策機制成為新的問題；小規模分散經營與大市場集約化的矛盾日漸突出，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的難題亟待破解；相對農民的需求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日益不足，城鄉一體化需要加快推進。
（作者單位：湖南省社會科學院）
來源：《中國農村經濟》2010年第5期
*本文系湖南省社會科學院承擔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加強農業基礎地位和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戰略研究”（項目編號：08&ZD016）的階段性成果。在此，衷心感謝課題組朱有志院長以及王文強、陸福興、劉新榮、劉祚祥、肖衛、周湘智、李輝、范東君、張黎、陳旺民等研究人員對本文的貢獻。
[1]數據來源：李慧萍、劉子華：《官員詳解湖南如何完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長沙晚報》，2009年4月10日。
[2]資料來源：龍軍：《湖南省2007年655萬農村學生將全部免除學雜費》，《光明日報》，2006年11月17日。
[3]數據來源：張斌：《湖南農民專業合作組織9275個》，湖南日報，2009年9月28日。
[4]數據來源：湖南省統計局：《湖南省農業、農村、農民基本情況——湖南省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簡明信息之二》，《統計信息》2008年第5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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