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國快速的農業轉型現實迫切要求農業轉型研究的跟進，而農業轉型動力機制研究無疑在其中居于基礎性地位。梳理既有研究有利于找準當前研究的位置和進一步拓展的路徑。研究發現，“社會中心范式”和“國家中心范式”下的研究雖然為我們搭建了基本的理論框架，但卻存在著“只有社會沒有國家”或“只有國家沒有社會”、“只有國家沒有地方”的不足。結合我國的農業轉型實踐，可從豐富國家視角、構建綜合解釋框架和關聯相關研究等路徑進一步拓展研究。
【關鍵詞】農業轉型；動力；社會中心；國家中心；地方政府
當前，我國社會正處在快速而又全面的轉型之中，農業也無法置身其外。甚至有學者認為，在中國農業中姍姍來遲的資本化轉型將農業轉型這一問題已經變成了中國農村社會變遷中的一個核心問題[1]。由于我國實行的是集體所有制下分戶經營的耕地制度，所以，農業轉型是伴隨著土地流轉而展開的。
近年來，我國農村的土地流轉正在加速進行，從而帶動了我國的農業轉型。據統計，2006年我國耕地流轉面積只占到家庭承包耕地總面積的4.57%，之后土地流轉的速度呈現快速增加的趨勢，2008年為8.6%，2011年上升到17.8%，2013年6月底上升到23.9%，2014年6月底增加到28.8%，截至2015年底達到33.3%，是2006年底的7.3倍，全國家庭承包耕地流轉面積達到4.47億畝。短短十年，土地流轉發生如此的變化，在世界范圍內也是非常罕見的。正如有學者指出，伴隨快速的土地流轉而來是“突破性農業轉型”，其中體現在農業經營主體的轉換、農業生產力的提升和農業生產關系的變革[2]。因此，其對農業、農村和農民的影響必定是深遠和全面的。
面對這種迅速而又劇烈的轉型，我們不禁要問我國的農業轉型將走向何方？現實的農業轉型將對我國農民、農村和農業產生何種影響？農業轉型背后的推動力量是什么？這些問題都是非常值得深入探討的重要問題。而在筆者看來最后一個問題尤為關鍵和重要，因為農業轉型的動力機制直接決定了現有的農業轉型形態，進而影響著農業轉型的具體方向及其可能帶來的影響。因此，探究農業轉型的動力機制在農業轉型研究中具有更加基礎性的地位。
本文試圖在梳理農業轉型動力機制研究主要范式的基礎上，提出在我國現實國情下深化和拓展農業轉型動力機制研究的具體建議，以增進對當前我國農業轉型的解釋和彌補既有研究的不足。
一、“社會中心范式”下的動力機制研究及其不足
農業轉型作為一個經典學術命題，長期以來一直受到學術界的關注并產生了非常激烈的爭論。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農業轉型的方向上，即家庭農業到底是能夠頑強的生存下去，還是終將為資本主義農業所替代？圍繞這一問題，學術界形成了針鋒相對的兩派：一派堅持認為家庭農業必將被資本主義農業替代，主要以自由主義經濟學者和馬克思主義學者為代表；另一派則堅信家庭農業具有明顯的合理性，未來仍將是農業結構的主體，主要以恰亞諾夫派和舒爾茨為代表[①]。盡管以上兩派關于農業轉型方向的判斷截然相反，但是他們在論證農業轉型動力機制上卻堅持著共同的范式——“社會中心范式”，即它們都認為農業轉型無論轉向何方，都是由經濟社會因素自發決定的，而不是由國家推動的。為方便起見，筆者下面主要選取兩派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進行分析。
1.自由主義經濟學與農業轉型動力
自由主義經濟學認為，隨著商品化的發展，家庭農業將讓位于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資本主義農業，而這一過程是在被稱為“看不見的手”的市場推動下實現的。在自由主義經濟學里，亞當·斯密至今仍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在代表作《國富論》中，農業轉型顯然不是斯密討論的重點，但他也明確指出“資本進入農業，將會導致更多農場‘傭人’的勞動投入”[3]，其言下之意是說，在農業領域雇傭型農場將是農業轉型的方向，正如在工業領域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工廠化大生產必將代替小作坊一樣。其論證的主要邏輯是，在“看不見的手”的調整下，技術革新將推動勞動分工和生產專業化，這將極大地提高勞動生產率并實現規模經濟，從而使規模生產戰勝了小生產。在斯密的理論里，市場最為核心，他認為在市場機制作用下每個個體對個人利益的追求就會自發地實現社會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斯密主張以勞動分工為基礎、以市場為導向、沒有政府干預的國家財富增長理論。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對市場的強調和對政府的貶抑可以說有過之而無不及，認為“國家對市場來說不過是一個‘低級工人’而已；市場似乎有著一種獨特的力量，無須外界的太多輔助就可以保證經濟體的協調運行”[4]。政府只需維護好基本的社會秩序、保護好公民的財產權，市場就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作用，從而最大限度地增進個人利益和社會福利。在這樣的認識里，市場才是推動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自然也是農業轉型的主要推動力，而國家是沒有發揮作用的，即使有什么作用也幾乎可以忽略。而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認為，“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農業發展的經驗事實和發展方向，是資本主義的（也就是說，基于大規模雇傭勞動的農業），并且應該如此”[5]。
2.馬克思主義學者與農業轉型動力
與自由主義經濟學一樣，馬克思主義學者不僅認為資本主義農業必將替代小農農業，而且認為這一農業轉型的動力來自商品經濟下的技術革新。只不過，馬克思主義學者在論證農業轉型的動力機制時更加細致和明晰。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論述到，“在農業領域內，就消滅舊社會的堡壘——‘農民’，并代之以雇傭工人來說，大工業起了最革命的作用……最墨守成規和最不合理的經營，被科學在工藝上的自覺運用所替代”[6]。恩格斯的觀點也相差無幾：“在農業中，機器和蒸汽也越來越占統治地位，它們正緩慢地但一貫地使那些靠雇傭工人耕作大片土地的大資本家來代替小自耕農”[7]。馬克思說到的“大工業”和恩格斯所說的“機器和蒸汽”都屬于技術革新的方面。當然，這種技術革新不僅包括機器的使用，還包括“土壤的改良、化肥的使用、更優物種的農場牧畜的飼料和使用、在企業內部對原產品的進一步加工、一種更成熟的勞動分工、對勞動的有計劃組織，等等”[8]。在他們看來，這些都是資本主義農業相對于家庭農業的優越性。列寧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細化了以上邏輯，他認為，作為一種獨立的生產形式，小農必然地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對其施加的壓力下逐漸消亡。小農消亡的過程是社會分化的過程，列寧預見小農將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分化成農村資產階級和農村無產階級兩個社會階級。小農分化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關鍵的就是各個小農采用農業改良技術的方式、速度不同，小農因為無法與更先進的農民在市場上競爭而被迫失去財產與生產資料，而那些成功農民卻越來越多地雇傭農業工人[9]。
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學者對農業轉型的解釋也主要是從經濟因素尤其是技術變革和商品化著手的，國家的作用也是被忽略的。這也比較好理解，因為在他們看來，國家不過是統治階級或資產階級的統治工具而已，不需要將其作為一個獨立的解釋變量單獨分析。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的，“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10]。所以，在馬克思主義學者那里國家是不具有“自主性”的，因此，沒有將國家納入其對農業轉型的解釋框架。
3.“家庭農業派”與農業轉型動力
在學術界，倡導家庭農業的學者應該以恰亞諾夫和舒爾茨最為著名。雖然他們在研究進路上存在很大差異[②]，但是他們都主張家庭農業是農業發展的方向，形成了與自由主義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理論截然相反的一派。因此，筆者姑且將他們統稱為“家庭農業派”。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糾正了主流認識對小農生產的偏見——不僅低效而且非理性，認為小農生產非常高效和理性。因此，他認為改造傳統農業的正確途徑，不是發展蘇聯式的大農場，而是保留家庭農業生產形式的基礎上，通過市場機制向農民提供現代農業生產要素。農民一旦認識現代生產能要素的優越性，便會毫不猶豫的接受，從而推動農業的現代轉型[11]。因此，舒爾茨眼中的農業轉型是在保留家庭農業的形式基礎上為其農業注入現代生產要素，使其由傳統農業轉型為現代農業，從而實現農業發展和經濟增長。舒爾茨在農業轉型方向的判斷上與斯密相反，但是他們在轉型動力上的認識卻是一致的。黃宗智曾經歸納道，“舒爾茨保留了亞當·斯密關于市場的質變推動力的最初設想的核心，同時又考慮到小農農業生產的持續”，他們“同樣把市場刺激當作鄉村質變性發展的主要動力”[12]。在舒爾茨的解釋框架里仍然是沒有國家的位置。這是因為舒爾茨作為新古典經濟學家的一員同樣秉持其基本的信條，即政府與市場是非此即彼的對立關系，“必須在政府干預最小化的制度環境下才可能充分發揮市場經濟的作用，合理配置資源”[13]。
作為列寧的辯論對手，恰亞諾夫認為小農不會像列寧描述的那樣日益分化為兩個對立的階級，只是隨著家庭生命周期內勞動者與消費者比例的變化而起伏，但始終不會突破家庭經濟的范圍。因此，他斷言小農家庭農場具有“強大抵抗力”和“歷史穩定性”[14]，農業發展的方向應該是基于合作組織形式的縱向一體化，而不是蘇聯式的橫向一體化[14]。簡言之，恰亞諾夫理論中的農業轉型主要是指小農家庭農場內部的分化過程以及在此基礎上組織的縱向一體化。其中，小農農場的分化主要是自發形成的，這一點恰亞諾夫表達的非常明確。他指出，俄國農業的社會經濟結構是由“1850萬個分散的小農民農場形成的自發力量，其發展受制于各種自發的因素，基本上不受國家控制”[14]。這些自發的因素既包括隨家庭生命周期發生的人口分化，又包括市場狀況在內的各種“純經濟原因”，當然，前者起到“主導性的作用”[14]。但是在強調合作制的縱向一體化時，恰亞諾夫又提出了國家干預的必要性。他說，“如果我們不希望動搖國家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穩定性與彈性機制，那么就不能聽任國民經濟一個最主要部門的發展處于某種自發的狀態……我們還必須致力于對自發的農民農場進行直接的組織控制……以此把每一個農民農場匯入計劃經濟的主流”[14]。因此，在恰亞諾夫的理論里，農業轉型的動力既有自發因素又有國家干預，即使在發展縱向一體化時啟動國家干預，但基礎力量仍然是自發因素。因此，黃宗智等人認為恰亞諾夫提出的縱向一體化是“一條通過市場化的農民合作組織來實現的發展道路”[15]。
4.國家的缺席及其不足
以上簡單爬梳了有關農業轉型的主要理論對農業轉型動力機制的研究。從中可以看出，它們在解釋農業轉型動力時主要強調的是經濟層面的市場機制、技術更新或者是社會層面的人口分化，其中市場機制是他們共同認同的農業轉型推動力。而國家力量在這些解釋框架內都被不同程度地忽視了。因此，都可將這些解釋歸入在社會科學界長期以來占據主流的“社會中心范式”。在這一范式下，社會變遷主要被解釋為經濟社會自發力量推動的結果，國家或者被視為各種力量相互競爭的平臺或者被看做統治階級的工具[15]。因此，國家是不具有主體性的，也無法構成社會變革的推動力。正如斯考克波指出，“現代社會科學隨18世紀和19世紀西歐的產業革命和民主革命一同出現，因而很可以理解其奠基性理論家會認為社會的變革動力以及社會利益不是來自過時的、早已被取代的君主制和貴族制國家，而是來自公民社會——不同的人對這一概念的理解不同，如理解為‘市場’、‘產業勞動分工’或者‘階級關系’等等”[15]。
不可否認，以上學者基于“社會中心范式”所做出的研究對解釋農業轉型做出了重要貢獻，其中的各種理論指出了在自發狀態下小農農場和資本主義農場所具有的優勢及其影響因素。然而，這些因素對于小農農場長期存在的影響許多都是相互對立的，既有分化力量又有穩定力量，而這些對立力量的相對強弱卻受到外界力量的影響，其中國家就是一個非常常態而有力的外力[16]。當將國家納入到農業轉型動力中，轉型模式就不會像主流理論描繪的那樣單向和線性，它會根據國家干預的不同程度而有所不同。
而從現實來看，由于農業在任何社會都處于基礎性地位，具有自主性的國家力量都會在不同程度上干預農業的發展。因此，現實中國家在農業發展和轉型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直接影響了農業轉型的方向和效果。即使在被奉為自由主義圭臬的美國也不例外，美國事實上長期干預和扶持農業，僅美國聯邦政府當今每年補貼全國農場的資金就達200億美元[13]。而在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農業轉型中，國家干預更是非常普遍和深入，國家干預在經濟發展甚至起到了主導作用，據此有學者將這種政府主導經濟發展的國家稱之為“發展型國家”[17]。反觀我國，建國以來的歷次重大農業變遷都與國家的干預密切相關。這些鮮活的事實都說明“社會中心范式”忽視國家作用存在嚴重不足，需要在解釋農業轉型時引入國家的視角。
二、“國家中心范式”下動力機制研究及其缺陷
針對“社會中心范式”中只有社會而沒有國家的缺陷，西方尤其是美國學術界在20世紀70年代興起了“找回國家”的學術思潮，力圖將國家作為重要變量來解釋社會變遷，從而形成了不同于“社會中心范式”的“國家中心范式”。這一研究范式將國家納入對政治、經濟、社會問題與變化的解釋變量中，并將其重新置于中心地位。在這一范式的影響下，一些學者開始將國家力量作為農業轉型的內生變量加以研究，并從國家的視角探究農業轉型的動力機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學者有貝茨、斯科特和哈特等人。
1.貝茨的國家干預分析及其不足
羅伯特·貝茨是當今美國最具影響的發展政治經濟學專家，同時也是國家主義學者中的一員。他在研究農業問題時主要意圖就是，糾正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忽視制度和政治的傾向，揭示政治因素對農業發展的影響。在其代表作《熱帶非洲的市場與國家：農業政策的政治基礎》[18]中，貝茨看到，在熱帶非洲國家的農業政策主要通過干預市場來影響農業發展。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政府通過價格政策控制涉農市場的價格來制造工農業部門之間的“剪刀差”，為工業發展提供原始資本積累，為城市居民提供廉價農產品；另一方面，為了增加國內糧食產量，政府從農業提取的剩余中拿出一部分返還于農村，對種子、化肥、機械、貸款等進行補貼。然而在這兩個資源流動方向完全相反的過程中，受益的卻都是少數利益集團：在提取資源的過程中主要是企業家、官僚、城市工人和市民得利，而在反哺農業的過程中獲利的主要是農村的大農場主，而廣大普通小農場主在這兩個過程中都是受損的。同時，政府對農業生產進行的補貼政策還導致大農場主在農村得到迅速擴大和發展，甚至在有些原本沒有地主的地區再造了大量地主出來，而小農場則被冷落和邊緣進而被替代。
對于這些現象，貝茨主要是從政治角度給予解釋。關于剪刀差的出現，貝茨認為，一方面是國家有意識地推動經濟結構轉型的需要，另一方面則是面對強勢利益集團（包括企業家、官僚、工人和市民）的施壓，政府為了保持政治穩定而不得不做出對農民的犧牲。而之所以對農業生產的補貼主要落入了少數大農場主的手中，大多數小農場主卻得不到這些項目補貼，絕不是實施過程中的意外后果，而是政府出于政治考量而有意為之的結果。他認為政府在促進農業發展時，不是選擇普惠性的提高糧價政策而是政府操作空間更大的項目政策，本身就是為了更好地進行政治控制。因為價格政策會使支持者和反對者都獲得利益，而項目的政策則可以使政府有針對性地分配資源：“通過允諾利益，他們可以尋得合作；通過贈與，他們可以獲得順從；而通過收回利益，他們可以懲罰那些反對者”[18]。正是利用補貼項目，政府在農村建立了有組織的政治支持。政府之所以選擇大農場主作為補貼對象，是因為他們在農村是極具影響力的勢力，而且他們比分散的小農更容易集結起來影響政府決策。
在貝茨的研究中，市場是受政治控制的，政府通過干預市場來提取資源并進行再分配，從而推動了農業轉型。而這些都是為了當權政府實現更好的政治控制。在此，市場成為了政府政治控制的工具。這既批判了主流經濟學對市場的迷信，又凸顯了國家在農業發展中的作用。貝茨的不足主要有兩個方面：與其他國家主義學者一樣，貝茨在分析中過度地凸顯了國家的作用，而對社會一方的主動性揭示的不夠，似乎社會一方只會默默承受國家帶來的影響而無所作為，而這顯然不符合現實情況，此其一；其二，在貝茨的論述中國家是鐵板一塊的，內部的層級之間是沒有張力的。而實際上，在國家內部各個層級的政府及其官員都具有自主性，因此需要進行區別對待。應該說，以上兩點不足都限制了貝茨研究的全面性和豐富性。
2.斯科特的國家視角及其缺陷
相對于貝茨主要探討國家與市場的關系，斯科特關于農業轉型的研究則主要是在國家與社會框架下展開的。在《國家的視角》[19]中，他利用將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以蘇聯的集體化和坦桑尼亞的村莊化為例探討了工業化農業的運作邏輯。兩個國家雖然在一些方面存在差異，但是它們所做的都是利用國家權力使農業由分散的小農經營轉向集中的集體農場經營。這樣的大型社會工程之所以會發生，在斯科特看來主要源于以下四個方面的原因：第一，兩國領導人都抱有極端現代主義信念，這體現在農業發展上就是對“大型、機械化和工業化農場的迷信”[19]。第二，國家管理和控制的需要，無論是國家征收賦稅還是政治控制，都要求國家對社會進行清晰化和簡單化的設計，而相比分散的小農，集體農莊顯然更符合這一要求。第三，獨裁主義的國家，這是烏托邦式的社會工程得以實現的權力基礎。第四，軟弱的公民社會，這樣的社會缺少抵制國家項目的能力，構成這些項目得以推行的社會基礎。斯科特認定，正是以上四個方面的“致命結合”才導致了這些社會工程得以發生。
斯科特認為，站在國家的角度來看，蘇聯和坦桑尼亞的農業改造無疑是成功的。通過改造農業，國家在農村建立了便于自上而下進行監督、管理、征稅和控制的新的制度形式和生產單位。但是，他認為從更多的方面來看，這一改造又是失敗的：糧食產量下降、生產效率低下、生態退化、給農民生活帶來巨大災難，因此并沒有實現其設計者的初衷。至于這些項目失敗的原因，斯科特主要是從國家與社會的內在矛盾進行解釋的。在他的認識里，國家機器的核心在于簡單化和清晰化，而社會一方（包括農業生產）則由于地方知識、實踐和背景等特殊性的存在而無比復雜。國家在實施項目中往往將社會的復雜性、不清晰、地方性知識和實踐視為落后并將其移除，從而導致了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終告失敗。因此，斯科特建議，國家對于社會的復雜性應該少一些傲慢多一些尊重。
斯科特的研究對于改造農業運動的發生和失敗都給予了獨特的解釋。在其解釋中，國家機器處于中心地位，國家征稅和控制的需要本能地要求農業生產單位和制度的簡單化與清晰化，這與社會本身的復雜性構成尖銳的矛盾，兩者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構成了其最終失敗的原因。正如諸多論者已經明確指出的，盡管斯科特的分析很吸引人，但是卻始終固守“農民—國家”、“傳統—現代”和“抵抗-支配”這種僵化而簡單的二元對立模式[19-20]，在這種模式中國家與社會總是對立和矛盾的，而且似乎國家的作為總是帶來麻煩，而社會的做法都是十全十美的[③]。其實，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不僅存在對立也存在著合作與共謀，而且國家的所作所為不僅有惡的一方面也有好的一方面。同時，斯科特在承認地方社會復雜性的同時卻將國家簡單化了，忽視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在這一點上，斯科特和貝茨是一致的。
3.哈特等人的權力運作邏輯及其問題
除了以上兩位學者，哈特等人的研究也非常值得一提。哈特等人在他們的論文集《農業轉型：東南亞的地方進程與國家》[21]中集中探討了國家在農業轉型中的權力運作及其作用。他們在研究東南亞四國（印尼、菲律賓、泰國、越南）綠色革命期間的農業轉型中發現，既有研究主要從純粹的技術進步和商品化角度來分析農民分化和農業轉型是不夠的，更為重要的是，應該將國家的權力結構納入到分析框架中。因為從來就沒有一種普遍的農政分析范式可以概括不同語境下的農業轉型過程，農業轉型過程是嵌入在復雜的、多過程的政治、經濟、文化語境中的。這樣，經典著作所建構的“商品化、技術進步→農業結構變遷→農民分化”模式，就會因為加入了國家干預及其權力結構這個中介變量而具有了多種變遷的路徑和具體形態。因此，他們主張要將地方層次上的農業轉型的經驗過程和宏觀層次上的政治-經濟系統關聯起來，關聯這二者的核心要素正是不同層次上的權力結構，進而國家權力和地方精英在推動農業轉型與農民分化過程中發揮著幾乎是決定性的作用。
他們的解釋路徑被歸納為代理人邏輯，其內在機制為：這些東南亞國家在綠色革命期間，國家為了追求在農業部門內外、復雜的、經常是存在相互矛盾的利益（比如技術進步、糧食產量增加、維持糧食低價格、保護城市消費者的利益）等等，需要在農村尋找實現國家意志的代理人，一方面通過這些代理人實現國家的農業改造計劃，另一方面也同時需要控制鄉村社會秩序。進而，農村地方精英比如大地主、農場主成為國家實施農業改造計劃的代理人，國家對這些地方精英進行農業補貼來調動這些代理人的積極性，進而農村地方層次上的地方精英成為綠色革命過程中的直接受益者而與國家一拍即合。國家對農村精英階層的這樣一種補貼，改變了農業的階層結構和生產關系，推動了農民的無產化，以及農村的貧富分化?？梢哉f，國家對這些農村強勢群體的補貼是推動這些國家農業轉型的決定性力量，這不僅影響了這些強勢群體的汲取與積累的形式，而且所產生的緊張和矛盾構成農業轉型和農村社會分化的源泉[22]。
哈特等人的研究雖然與貝茨的研究在對話對象上不同，但是他們所運用的解釋路徑和研究結論卻存在著高度的一致性。因此他們在研究上所存在的問題也具有相似性。
當然，以上三組學者的研究并不能完全代表運用“國家中心范式”分析農業轉型的所有研究。但是他們在彌補“社會中心范式”的不足和其運用“國家中心范式”中的缺陷卻具有極強的代表性?？傊?，他們都致力于將國家變量引入到對農業轉型的解釋，這相對于主流基于“社會中心范式”所做出的研究是一個革命性的跨越，對于我們研究我國的農業轉型也具有極大的啟發意義。與此同時，這些研究所存在的問題也非常明顯。由于他們要區別于“社會中心范式”的研究，而更加注重分析國家在社會中的主導作用，從而使之對社會這一重要環節的分析往往不夠深入。而且在這個過程中，也沒有將國家內部的復雜性呈現出來，在強調國家自主性的同時也忽略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性。正如很多學者已經指出的那樣，地方政府及其官員不僅僅只是按部就班地執行上級政府的政策，他們本身也具有“自主性”或“主動性”[23]。以上兩個方面的缺陷限制了“國家中心范式”的研究，也為我們進一步深化農業轉型動力機制研究留下了空間。
三、拓展農業轉型動力機制研究的具體路徑
通過對既有研究的簡單爬梳，可以發現，“社會中心范式”和“國家中心范式”各有側重，分別從經濟社會視角和國家視角研究了農業轉型的動力機制，為我們理解農業轉型奠定了基本的理論框架。但是兩種研究范式本身也都存在顯見的不足。如何克服“只有社會沒有國家”、“只有國家沒有社會”和“只有國家沒有地方”的問題，并在此基礎上建構一個綜合的分析框架，構成了農業轉型動力機制研究進一步拓展的方向。正如本文開篇所言，近年來我國農業發展已經步入了一個快速轉型時期。這既為研究者提出了對其加以解釋的現實要求，也為研究者提供了進一步深化農業轉型動力機制研究的經驗素材。因此，結合我國的農業轉型實踐來拓展農業轉型動力機制研究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行性。具體而言，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切入。
1.通過揭示地方政府推動農業轉型的機制與邏輯來豐富國家視角
正如前文所言，“國家中心范式”在對農業轉型動力機制的研究中過度強調國家相對于經濟社會因素的自主性，而忽略了國家內部的差異和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從而限制了研究的進一步深入。而無論從理論上講還是從我國現實中的農業轉型實踐來看，地方政府都具有相對于上級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自主性，不僅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而且很多時候甚至不惜違背中央政府的政策來推動農業轉型。這種情況下就需要我們深入揭示地方政府推動農業轉型的具體機制和邏輯，即地方政府具體采取了哪些措施來推動當地的土地流轉和規模農業的發展，這些措施之間又是什么關系？地方政府實施這些措施背后又遵循著何種邏輯？唯有回答了這些問題，才能真正理解我國農業轉型的直接動因，因為各地的農業轉型中來自國家方面的推動力量首先是作為直接管理者的地方政府。進而，通過強調農業轉型的地方推動力，也能豐富“國家中心范式”對農業轉型的研究。這種豐富既體現在從國家自主性之中分離出地方自主性并探究其對于農業轉型的影響，又體現在對國家自主性與地方自主性相互作用的探討。這不僅要求要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農業轉型中的推動作用進行分析，還要注意兩者之間的互動與博弈及其對農業轉型的影響。
2.通過融合“社會中心范式”和“國家中心范式”來建構綜合解釋框架
通過梳理兩種研究范式對農業轉型動力機制的研究，可以發現，兩者基本都是在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模式下展開研究的。因此，造成了“只有社會沒有國家”或者“只有國家沒有社會”的局面，從而使其對農業轉型動力機制的研究陷入片面，也抹殺了現實經驗中經濟社會因素與國家因素相互交織的復雜關系。鑒于此，亟需在融合“社會中心范式”和“國家中心范式”的基礎上，結合我國的農業轉型實踐，將作為推動力量的社會因素、經濟因素和國家因素（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納入研究視野，分析各種因素的作用機制及其相互關系，從而建構出一個更富解釋力的綜合分析框架。具體研究內容包括，作為農業轉型基本推動力的經濟因素和社會因素對農業轉型的作用方向和作用機制是什么樣的，兩種因素間的關系又是如何的？當國家因素介入進來后以上圖景又會發生何種變化，國家干預程度的不同又會帶來什么不同的影響？經濟社會因素又是如何反過來影響和制衡國家因素的？這些因素通過綜合作用又會對農業轉型產生何種影響？只有研究清楚這些問題，才能在此基礎上搭建綜合的理論模型。
3.基于以上研究深化農業轉型動力與農業轉型方向等方面關系的研究
筆者在開篇已經指出，農業轉型動力機制研究在農業轉型研究中處于基礎性地位，直接影響了對農業轉型方向的判斷和對農業轉型影響的認識等。而現有對農業轉型方向和農業轉型影響的研究基本都是在“社會中心范式”或“國家中心范式”下做出的，從而使其解釋力大打折扣。比如在“社會中心范式”下形成的針鋒相對的兩派，都堅持認定農業轉型方向具有單向性和普適性，即不是資本農業代替家庭農業就是家庭農業戰勝資本農業。而當將國家因素引入進來，他們對農業轉型方向的判斷就會因為不同的國家干預程度而發生不同的變化。反之，經濟因素和社會因素對農業轉型方向的影響也不是單向的，更不是普適的，而會因時而異、因地而異。所以，當我們將農業轉型動力機制的綜合視角納入進來，既有有關農業轉型方向等問題的研究也需要做出調整。而具體要做出何種調整，就需要在現實的經驗中將農業轉型動力與農業轉型方向等問題勾連起來，將其納入綜合的解釋框架的鏈條之中。
綜上，我國資本化農業轉型雖然姍姍來遲但是卻異常迅猛，如何對其加以解釋并對其發展方向做出判斷，又如何在經驗研究的基礎上對積累相對深厚的農業轉型研究進行推進，是擺在學術界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筆者不揣淺陋，在粗略梳理有關農業轉型動力機制主要研究范式及其解釋邏輯的基礎上，對在我國農業轉型經驗基礎上進一步拓展和深化農業轉型動力機制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議。希望求教于各位方家，以共同推進農業轉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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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當然，在以上兩派內部依然存在著巨大差異，此處將它們歸為針鋒相對的兩派，只是根據它們對農業轉型方向的判斷大體相似，不代表它們內部在學術立場和論證方法上都具有一致性。
[②]黃宗智將恰亞諾夫稱為“實體經濟學”的首要代表，而舒爾茨則為“形式經濟學”的首席代表，針鋒相對。參見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1-4頁。
[③]這與斯科特本人的無政府主義立場密切相關，朱曉陽曾指出斯科特曾明確表示自己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參見朱曉陽：《小村故事：地志與家園》，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00頁腳注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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