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信心的話，一個窮國就可以改變自己的命運，當然還要有合適的戰略、政策和發展方向。”這是日前在廣州召開的“發展與貧困：中國和世界經驗”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與會專家學者達成的共識。
1978年底，中國有78%的人口處于貧困線以下，人均GDP低于當時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國家平均數的1/3，但也是從這年開始，中國經濟發生了奇跡般的變化，連續38年，每年的平均增長速度是9.6%，有超過7億人擺脫貧困，對世界的減貧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北京大學教授林毅夫在發言中表示，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原因。“發展中國家可以利用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產業創新來拓寬優勢，這樣他的技術創新速度、產業升級速度可以比發達國家快，而且風險小，經濟發展速度也會更快，這就是發展中國家的后發優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有13個經濟體包括中國，利用后發優勢取得了經濟的快速發展。”林毅夫說。
從中國這樣一個40年的轉型過程來看，林毅夫認為，能對其他發展中國家有借鑒意義的，首先一個是信心。“中國在1978年改革開放之前，也曾經長期陷在貧困線當中，對中國來講，思路決定出路，思路對了，就很可能把整個發展的面貌改變。”
怎樣才能有這種信心？林毅夫舉了日本的例子，“在亞洲國家里，日本是最早工業現代化的國家，日本的成功表明亞洲國家也可以工業化，也可以現代化，亞洲四小龍也讓中國大陸找到了發展的可借鑒之處，而現在中國大陸的發展，也能給其他國家提供經驗和借鑒。過去可能數幾個世紀都舉步維艱，但現在有新的技術和想法，就可以實現騰飛。”
“我們要將自己的發展和新的優勢進行匹配，要創造一些新的條件。我想每個國家和政府都可以做到這些，如果你可以在一個地方取得成功，哪怕這個成功不是特別大，你也可以以此積累信心，可以讓這種積極效應達到外展性。當然，國家的能力至關重要。”林毅夫說。
不過，其中有幾個基本原則是必須遵循的，林毅夫認為，一是經濟發展。勞動生產水平要不斷提高，技術要創新，產業要升級，但必須遵循這個國家的比較優勢。只有符合比較優勢，才能形成競爭優勢。二是漸進的方式。比如，基礎設施，發展中國家到處是基礎設施要改，但政府不可能一下把全國的基礎設施全都改好。“這時就需要務實，通過漸進的方式，一步一步地發展，發揮市場和政府的作用，任何發展中國家，應該都有可能取得幾十年的每年8%到10%的增長，擺脫貧困。”林毅夫指出。
有了信心，也離不開戰略、政策和發展方向。在林毅夫看來，解決貧困問題的第一個方法是給窮人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你要讓他們通過雙手去勞動，有一個體面的工作，否則他們會覺得未來沒有希望。發展中國家如果要發展經濟，要更多的利用自己的比較優勢。”
“一直以來，人們都在關注開發援助是否有用？部分研究表明，政0府的開發援助是有作用的，但是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擺脫不了貧困的問題，發達國家已經給發展中國家提供了3萬億美元的援助，但發展中國家還是面臨貧困的影響。”林毅夫說，官方開發援助的出發點是好的，但卻沒辦法找到真正的瓶頸所在。現在有這么多的官方援助，主要是出于人道主義的做法。比如，提高人們的健康水平、人權、教育質量等，這些都是可取的。但是它們能夠給窮人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嗎？關鍵還是要充分利用自己的比較優勢才行。那么，全球化就是一個很好的推手，你可以通過全球化的新技術，又有足夠的市場能夠去推動。所以，對于低收入國家來說，可以通過創造就業的機會來解決貧困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問題還涉及到國家能力的問題，尤其是中央政府的能力問題。”論壇上，來自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鄭永年，從社會治理層面對解決貧困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鄭永年說，如果比較世界各國的中央政府，我覺得像中國這樣的中央政府，還是比較有能力達到一些共識的。“扶貧就是這樣的一件事情，如果大家有條件到中國的很多地方去看看，今天中國正在經歷著一個全國性的扶貧運動，中國的很多方式在很多外國朋友看來會比較羨慕，但是很難學得來。比如，中國地方政府的角色，地方官員承擔著扶貧的責任，必須幫助窮人脫貧，這已經成為政績考核的一部分；又如，一個富裕省份要幫助一個窮的省份脫貧，或者一個富的縣要幫助一個窮的縣去脫貧。這是中國很好的經驗，但是很難復制。”
“中國從社會經濟的角度來說，還沒有實現像歐洲那樣的福利社會程度，但社會必須得到保護，如果窮人太多就會出現問題。我想，扶貧就是一種達到基本社會公平的戰略。”鄭永年說，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命運共同體”的概念，雖然主要指的是國際社會，但是也可以應用到國內的社會內部各群體中。如果社會內部有些階層太富，有些階層太窮，很難成為一個命運共同體。如果有些國家很富，有些國家很窮，我想這個社會肯定也是不平衡的。
鄭永年認為，如果通過扶貧的方式，能夠解決一個基本的社會公平問題，也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戰略。“因為現在的收入差異，已經超越了很多社會階層難以接受的程度，如果沒有有效的方式來反貧困，將是非常麻煩的一件事。當然，這個貧困并不是中國和發展中國家的問題，也是很多發達國家所面臨的普遍性問題。發達國家在以前的反貧困過程中，積累了很多經驗，中國也正在踐行。”
但是，從現實情況來看，扶貧援助特別是政府開發援助，目前正在不斷縮小，反對援助的聲音也很多。在論壇上，來自倫敦大學Mark McQuinn教授提出，對貧困國家的援助，還是有其必要的意義的。
“從官方定義來說，我們有25%的官方援助應該以資助的形式給予，也就是說不需要還。再看看援助是怎么分配的？它不是簡單地給你。研究發現，在我們的一些教育援助里，過了5年，大概只有40%的援助資金才被使用，所以我們在援助資金的使用上，要更加有效率才行。”Mark McQuinn在發言中說。
那么，援助還重不重要？
“29個OECD國家一共提供的資金是1310億元，就算你減掉三分之一，明年資金的量還是非常大的。還有慈善機構，他們花的錢還是挺多的，比如，比爾蓋茨基金會去年整個慈善基金達到403億美元，比美國政府還多。另外，還有海外的一些其他離散人員，他們也會從居住的國家把錢以援助的形式，給到自己原來的援助國。中國也是一樣，現在很多的援助，都是這樣實現的，讓海外生活的一些國民把這些錢寄回來，幫助我們減貧，幫助企業發展。這會給社會效益帶來非常積極的作用。”Mark McQuinn認為，目前，援助本身處于一個拐點之上，“我們要更多地使用中國的模式，更多地采取中國的研究。”
此外，隨著全球化的推進，在給發展中國家帶來很多機會的同時，也帶來了很多問題，由于開放市場使得這些人一方面必須要跟國際競爭，另一方面，國內的體制又對他們不利，所以，貧困現象非常嚴重。
對此，北京亞太交流與合作基金會副主席Mehri Madarshahi教授在發言中指出，開放經濟促進資金流動不一定使得貧困更糟糕，關鍵取決于是不是能夠更多地帶來就業，把勞動密集型的商業與就業聯系在一起，國際的就業也可能會解決未來的貧困問題。“因為，我們未來需要上百萬人脫貧，技術的手段、公營和私營的合作、人工智能、貿易自由化、新投資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手段，通過它們來幫助我們消除發展中國家的赤貧現象，它們甚至可以帶來一個新的世界秩序，這個世界秩序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礎上的。”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經濟時報 2017-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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