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行政工作履歷從鄉鎮黨委書記、市委辦公室主任到省委辦公廳，歷經省、市、縣、鄉四級黨委，對黨委政府決策和政策實踐過程有一些感悟。如果長期做基層工作，思考問題可能就會更多著眼于政策的執行實踐，如果長期在省級或中央機關工作，眼光則可能就會著重于政策的決策制定，各個行政層級的思維方式、認識角度、工作重點和行為模式有較大的差別。上一層級構成下一層級實施“情境定義”的結構背景，并且在這一背景中展開行動，形成連續不斷的“結構化”的過程。這一過程的實際運作相當復雜，需要研究者在深入理解的前提下進行更加細致的分析。縣一級在這一過程中是最重要的研究環節。
關于縣域研究，瞿同祖的《清代地方政府》寫得就很好。他是利用歷史材料寫出來這本書，達到了這樣的研究深度。而現在我們有著如此豐富的現實材料，應當據此寫出更好的縣域研究的著作來，目前似乎還沒有這樣水準的著作出現。大家也許會覺得這些研究材料我搞不到，是秘密，實際上大多數我們需要的研究材料并不保密，我們寫不出類似《清代地方政府》的著作，原因大概不僅在于進入現場和獲得資料的難度問題上，我個人認為要從幾個方面多考慮一下。
第一是縣域研究的視角問題。至少在我閱讀范圍內，我覺得多數縣域研究視角都是從某一個方面，某一個支流，某一個領域切入，做不到從總體上、性質上去把握和理解。賀雪峰老師反對農村研究中定量研究方法，其實他并不是反對這種方法本身，而是說在定性研究工作做得還沒有完善、深入和細致的情況下，去進行定量研究不太可能得出正確的結論，反而往往會誤入歧途。同樣的，對于縣域研究我覺得首先要對它進行總體上比較確切的把握。當然從技術上來講，研究只能從某一個側面進入，這是沒有辦法的事，但是如果始終缺乏總體的把握，從側面進入，最后得到的結論往往只會是一些零碎、片段、偶然的認識。哪怕是多個這樣的研究聚合起來，也不會是真實的、總體性的認識。霍金在解釋“為什么要進行宇宙大爆炸的研究”時說道，如果人類最終搞清楚了宇宙大爆炸的一瞬間到底發生了什么，就意味著人類的理性到達了完善的程度，因為由此我們就明白了上帝的意圖。這句話很有意味。所以說，我覺得在研究中要體現出國家的視角，也就是我們要清楚“縣”這一級的諸多設置不是與生俱來的，很多方面看似自然演進、順理成章、水到渠成，其實也都是在特定情形下為了解決嚴重問題而不斷摸索創造出來的。國家要“縣”這一級到底干什么？想要它完成的到底是什么使命？縣委書記要到中央黨校去培訓，總書記會親自接見，而縣長就沒有這個待遇；鄉（鎮）黨委書記要到省委黨校接受輪訓，鄉（鎮）長則沒有這個待遇，類似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到底是出于何種緣由，為了解決哪些問題？農村研究和基層治理研究中，從技術上來說“村”這一級相對好分析，但是“縣”就有點困難，很重要的是更加需要從國家的視角作深入的理解，也就是需要強調一種自上而下的總體性的視角。自下往上看和自上往下看的角度，看到的東西是完全不同的。縣域的實踐邏輯如此強大，如果沒有這樣一種“大局觀”，很容易被這種邏輯同化掉，從最初的對種種“不合理”“不合規”甚至“胡作非為”地一味指責，很快轉變為將既成事實合理化的辯護。
第二是應該更加強調“理解”的研究方法。大概接近于韋伯所說的“理解社會學”。比如說對干部的理解。在實踐中觀察到的干部“五加二、白加黑”的工作節奏和方式，學者認為干部只是在工作，但實際上這就是干部的生活，他的生活方式就是這樣。在學者看來，基層干部很奇怪，為什么會這樣拼命，或者為什么會在某些時刻做出一些很極端的事情來；其實干部看學者也很奇怪，如果有基層干部今天到現場觀察到我們在開這樣一個學術會議，迢迢遠路聚在一起居然在研究他們，他也會覺得很古怪。對于學者來說，我們知道自己終日看書、殫精竭慮地寫文章、同行在一起研討會，既是工作，也是我們的生活，是學者“過日子”的方式，如果有人將這一切完全歸結于我們只是為了評職稱、當教授、升職賺錢，我們一定覺得這是誤解了自己，一定是極其簡單化的理解。同樣，干部所呈現的工作狀態、精神狀態，同時也是他的生活方式，內在于他的生活世界之中，他的經濟來源、社會交往、價值歸屬、生命體悟都在這里邊，多數干部要在縣這樣一個范圍內完成他所有的人生事件、人生任務，我們要把他的行為置于他的全部生活歷程或者生命歷程當中加以理解，而不僅僅認識為是他的職位晉升與否。我們一直反對農民的理性人假設，但是學者去看干部的時候，往往不自覺地把他假設為理性人，好像他的目的就是為了升官發財和所謂的錦標賽。所以，我們其實有很多想當然的想法，可能屏蔽了我們的視野，或者根本誤導了我們的研究方向。因此我覺得應當更多地體會人類學的研究方法，要意識到進入縣域，就進入到了一個所謂“他者的世界”。你去了以后，縣里的同志哪怕是想非常坦誠地陳述一些問題，但他所使用的其實也是另外一套語言，這種語言和學者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語言是不一樣的。他所說的話的每個字我們都能聽懂，但是你不一定能夠真正理解他的意思。你不理解他的意思，不是因為他騙你，平常他就是這樣說話的，他這樣說話的時候他的同事都能聽懂，但是我們學者可能聽不懂，或者產生了很大的誤解。所以說，先要了解他的這套語言的結構體系，就如同在進行人類學研究時，到一個地方先要學習當地的方言，搞清楚他這個地方的部族的親屬結構，還要經歷過一個完整周期的參與性觀察，才能夠說是對這個地方有了一個基礎性的理解和認識。有些研究者可能覺得研究“縣”很容易，只要是有關系、能進入，花一二十天就某一個項目找些相關資料弄一下就可以明白了。我覺得未免把這個問題想得過于簡單了。
第三是研究手段的精細化和縣域實踐的術語化。比如大家都說現在縣的權力很小或者說越來越小，所以呼吁要放權，這是大家都承認的，但同時又說縣委書記的權力很大。縣委書記在一起開會，開玩笑說不要問縣委書記能干什么，得問縣委書記不能干什么，也就是說他不能干的事情很少，幾乎是什么都能干。縣的權力很小而縣委書記的權力很大，是什么意思？兩個權力指的是什么“權力”？縣一級的權力和縣委書記的權力有什么區分嗎？到底怎么去定義它？這是一種權力還是兩種權力？如果是兩種權力，那么這兩種權力的來源是什么？它的授權方式是什么，運作方式是什么？它的權威性體現在什么地方？自由裁量權和選擇空間有多大？我們都考慮得比較少。我們經常在含混的意義上同時使用和解說“權力”這個概念，其實是在自我混亂研究進路。所以說我感覺我們對問題的認識也罷，研究也罷，確實還顯得比較粗糙。比如就干部提拔來說，我們會發現有一個一般的規律：從副縣長干到常委，干了兩個常委職務后到常務副職，常務副職后當副書記，副書記然后當縣長再到書記。這種現象是普遍的，因此顯得很正常，研究者不會去深究，但是若仔細去體會下，則可能會發現其中的一些奧妙。常務副職（常務副縣長或副市長）是個特別忙的職務，大家可以去網上看看每個縣市政府的分工，常務副職的分工和分管是什么？這是一個特別忙的而且特別具體，同時權力也比較大的職務，很多部門都要向他請示，他處理的業務范圍非常廣。當常務副職變成了副書記，則意味著什么呢？縣委副書記是個儀式性很強的職務。管穩定？但是穩定還有政法委在管；管農業？但是還有管農業的副縣長；管黨務？有組織部、宣傳部和統戰部三個常委部門；群團工作似乎又太虛了一點。你說他到底在管什么？我想表達的是，從一個特別忙的職務轉到一個比較清閑的職務，從一個特別具體的職務轉到一個相當抽象的職務，從一個特別熱鬧的職務轉到一個相當冷清的職務，意味著什么？如果你個人已經把自己視為準縣長或者市長，那是不正確的，你不一定必然能當上；但如果你顯得比以前還要謙虛低調，那也不行，開常委會的時候，書記、市長、副書記坐在這邊，其他的常委坐在另一邊，在公開報道的時候，書記、市長、副書記是單獨報道，而其他的常委則是一并報道，副書記和其他的常委已經劃開，進入了更高一層。組織和同僚都在觀察他是否“居官得體”，你此時能不能耐得住寂寞？能不能壓抑住欲望？如何平衡書記縣長之間的關系？從具體的工作崗位換到抽象的工作崗位，你的腦子會有機會空下來，會更多考慮一些抽象的、概念性的問題；從事務堆中脫開身，禮儀性、程序性的工作內容將培養前所未有的體悟、經驗和氣度。從常務副職到副書記再到市長，這名干部就會成熟很多。所以我們要體會到黨在培養干部的過程中，在體制和慣例當中，蘊含大量寶貴的、真正管用的經驗。再比如縣委常委會怎么開的？常委會的議題是怎么遴選的？常委會和縣政府常務會議、縣長辦公會之間有什么區別？又有什么聯系？我們研究中恐怕很少考慮過這些，但是所謂的治理，指的恰恰不就是這些嗎？諸如此類的大量的、微小的行動和技術，由于大量、長期、反復出現和被使用，而最終成為一個戰略型結構即治理結構。研究手段更加精細化的目的，是使得縣域治理的行動和結構能更加清晰完整地呈現出來，盡量將此前無以名狀的東西勾勒出來，力圖把那些在縣域實踐中司空見慣的、熟視無睹的，長期以來被認為是“官腔”和政治語言的現象、行動術語化，賦予和挖掘其理論意義，例如“干部”“黨性”“常務”“常委會”“領導小組”“現場會”“培養、考察、選拔”等等，在一系列中國基層社會獨有的日常習語、日常現象、日常行動術語化的基礎上形成較為完備的、有很強說明和解釋能力的概念體系，用以真正定義和解釋中國現實。這是中國治理研究的進步，也是基于中國經驗的學科建設的進步。
更進一步地說，古語說“郡縣治，天下安”這個話沒錯，但是道理是什么呢？或者說這句話和我們所說的“基礎不牢，地動山搖”是一樣的吧？郡縣是底層的、基層的，那是基礎，基礎搞不好樓是會塌的，這近乎于一個常識，為什么這個常識被我們如此重視，成為治國的金科玉律？或者我們這樣講，支部建在連上，支部為什么建在連上，它不建在班上，它也不建在團上，它為什么要建在連上？因為建在連上是合適的，有內在的合理性，連是一個最合適的基本治理單位。就像行政村長期作為農村的基礎治理單位，是因為社會邊界、經濟邊界和行政邊界在行政村層級上完全統一，血緣、地緣、業緣三種關系在行政村高度融合，所以它成為最適合的一個基本的治理單位。但是現在隨著形勢的變化，生產要素的流動、人口流動和產品的流動已經打破了這個邊界，所以我們開始討論行政村是否是唯一的合適的基礎治理單位。那么，“縣”也是這個樣子，古代的縣和今天的縣，是否具有同一個意義？古代的縣的治理意義是什么？今天的縣的治理意義又是什么？古代的縣的治理內容和今天的完全不一樣，古代講無為而治，那是一個理想狀態，而今天始終是趕超戰略，我們有明確的國家戰略，但在古代很難想象會有個國家戰略。市場分工協作完全突破了縣域的范圍，經濟管理和社會治理縣級單元在一些地方出現模糊。現代的縣域治理的地位、意義是否和古代、和一二十年前是否出現了很大的差別？我們似乎一直被“郡縣治，天下安”這句話所折服，但是當前需要進一步地深入發掘它的時代特征和意義。
作者系山東省委黨校文史教研部副主任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華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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