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我國現代農業的全面推進,家庭農場作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一類,得到國家及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正在成為我國農業規模化發展的基礎性力量。從家庭農場的內涵與外延出發,通過追溯國營農場到家庭農場在我國的發展歷程,從制度變遷的角度深入揭示了我國家庭農場產生與演變的內在邏輯,分析了家庭農場制度變遷的動因和條件,并總結了當代中國家庭農場發展的主要特點與現狀。
一、何謂家庭農場
(一) 家庭農場的內涵
世界主要農業國對家庭農場的定義不盡相同, 俄羅斯《家庭農場法》從經營主體的角度認為:家庭農場是享有法人權利的獨立生產經營主體[1]。美國農業部《1998年農業年鑒》定義, 一個“家庭農場”應滿足以下條件: (1) 生產一定數量拿來出售的農產品, 可以被認為是一個農場而不僅僅是一個鄉下住戶; (2) 有足夠的收入 (包括非農收入) 支付家庭和農場的運營、支付債務、保持所有物; (3) 農場主自行管理農場; (4) 由農場主及其家庭提供足夠的勞動力; (5) 可以在農忙時使用季節工, 也可以雇傭少量的長期農工[2]。
中國國內學者對家庭農場的定義尚未形成統一的觀點, 但在關于家庭農場的主要特征方面形成了一定的共識, 如家庭經營、適度規模、市場導向、專業生產、家庭勞動力為主等[3-5]。也有學者從制度安排的角度考察了家庭農場的定義[6]。根據中國農業部的解釋, 家庭農場是指以家庭成員為主要勞動力, 從事農業規?；⒓s化、商品化生產經營, 并以農業收入為家庭主要收入來源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該定義從組織主體、經營領域、經營規模等三個要素進行了界定[7]。本文探討的家庭農場均指這一概念。
當前, 家庭農場的發展處于探索階段, 各地發展家庭農場的要素稟賦組合各異, 對家庭農場的界定標準也不盡相同。根據各地家庭農場發展的不同特征可以歸納出5種發展模式, 即上海松江模式、浙江寧波模式、湖北武漢模式、安徽郎溪模式和吉林延邊模式 (見表1) 。
5種家庭農場模式的發展是建立在當地家庭農場發展要素組合基礎上的, 這意味著對家庭農場的概念界定需要根據實踐情況而定, 既要保證宏觀層次上的導向作用, 又要照顧各地的實際情況。
表1 家庭農場5種代表模式[8]
(二) 家庭農場與小農經營
在眾多的研究中, 小農經營與家庭農場的關系始終是一個繞不開的問題, 主要原因在于各國人均土地面積的巨大差異。如聯合國糧農組織 (FAO) 就將小農經營歸為家庭農場的類別中[9]。董正華也認為在當代中國, 小農與農民兩個概念可以通用:“他們擁有的土地不管面積大小, 都可以被稱為家庭農場”[10]。但是辨析家庭農場與小農經營異同的關鍵點在于對小農概念的界定, 可以說這是一個世界性難題, 迄今為止國內外學術界對于“小農”概念的定義從來沒有準確地被規定過[11]?！缎屡翣柛窭追蚪洕鷮W大辭典》提到:“什么是小農?即使把我們地理上的焦點限制在易北河和亞得里亞海以西的歐洲, 并把我們時間上的焦點限制在過去的1 000年, 定義問題依然存在”[12]。
為更好地辨析中國小農經營與家庭農場的區別, 首先, 本文假設當前小規模農戶經營等同于小農經營, 在此基礎上, 我們比較小農經營與家庭農場的差異。值得注意的是, 有學者從家庭農場土地的流動性出發引申出“流動性家庭農場”概念, 即由于土地的集體所有屬性, 導致家庭農場與小農經營在土地所有權層面上的根本特征是一致的, 且前者是后者的一種延伸[13]。但就兩者的表現形式和表現特征而言, 家庭農場與小農經營有著天壤之別, 我們可以選取經營的規?；I化、商品化和社會化四個維度進行比較 (見表2) 。
表2 小農經營與家庭農場的四維度比較
從四維度進行比較的話, 小農經營無論是土地經營規模、專業化和商品化程度以及社會化程度都明顯難以與家庭農場經營相比。土地流轉機制下的土地集中形成的規模效應是家庭經營的基礎, 由此形成了以市場為導向的商品化趨勢, 而專業化與社會化的經營特征則降低著經營的管理成本。簡而言之, 流動性家庭農場是小農經營的升級, 這種升級已經出現了質的飛躍。
二、1983—2013年:家庭農場的緣起與演變
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中明確提出“堅持依法自愿有償原則, 引導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有序流轉, 鼓勵和支持承包土地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流轉, 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在眾多主流媒體和專家學者的解讀中均提到“家庭農場概念首次進入一號文件”。但是準確地講, 無論是從理論形態還是實踐形態上, “家庭農場”并不是第一次出現[14]。政策文本所提及的家庭農場可回溯到“職工家庭農場”, 雖然其提出的初衷是挽救當時的國營農場, 但是其體現的土地權屬、經營規模、經營單位、產品導向等方面, 與當前對家庭農場的規范有著緊密聯系。之后, 勞動力的全面流動、土地流轉所引致產生的種糧大戶, 以及小農戶為增強其市場競爭力而成立的各類合作經濟組織, 并已在擴大生產規模、提高農產品生產的專業化水平、加強農業生產經營過程的現代化管理等方面進行著各種嘗試, 而這些均體現出當前所提出的家庭農場的主要特征。
(一) 強制的安排:職工家庭農場
在理論形態方面, 倘若是從中央有關文件和領導指示上來看家庭農場 (此處指職工家庭農場) 在我國的早期發展, 要追溯要20世紀80年代初。早在1983年8月中央主要領導視察新疆農場時就指出:“國營農場最大的問題, 一個是死, 一個是窮…… (國營) 農場與各專業戶之間, 通過經濟合同聯系起來, 農場成為專業戶的紐帶, 這樣農場就活了, 也可以說, 這是大農場套小農場。農場什么辦法也可以試一試, 干脆每戶劃50畝、100畝, 搞家庭農場?！盵15]1983年8月召開的全國農墾工作匯報會議決定“在國營農場中興辦職工家庭農場”[16]。1984年中共中央下發了《關于一九八四年農村工作的通知》, 其中明確提出“國營農場應繼續進行改革, 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 辦好家庭農場”[17]。這是家庭農場第一次出現在中央一號文件中。1984年9月農牧漁業部頒布的《國營農場職工家庭農場章程 (試行草案) 》, 從官方角度明確了職工家庭農場的概念:家庭農場是在全民所有制國營農場領導下, 以戶為單位, 實行家庭經營、定額上交、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這一時期的家庭農場是典型的“大農場套小農場”, 即在國營農場內發展職工家庭農場。國營農場中的職工家庭農場有以下幾個特點: (1) 它屬于全民所有制國營農場內部, 而不是外部。農場職工離開土地在場外興辦的企業不是家庭農場; (2) 它以土地為基本生產資料。家庭農場職工離開土地在場內興辦的第二、三產業不是家庭農場; (3) 它以家庭為基本單位, 自主經營, 自負盈虧, 定額上交農產品和利稅費[18]。
職工家庭農場的發展與20世紀80年代中國農村的改革密不可分, 自從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來, 農村生產力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 一舉解決了農民溫飽問題, 也為城市改革提供了大量農產品。但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國營農場的發展舉步維艱, 發展職工家庭農場成為調動國營農場職工積極性的有效手段。國營農場天然地具備了發展職工家庭農場的條件:充足的土地資源, 相對少的從業者和相對較高的機械化水平。這一時期, 職工家庭農場得到了較快發展, 據1984年8月全國農墾工作會議統計, 農墾系統興辦職工家庭農場已達23萬多個[16]。以黑龍江墾區為例, 截止到1985年3月, 全墾區家庭農場達到13.6萬個, 承包耕地2 128.9萬畝, 約占耕地總面積的84%, 參加職工21.5萬人, 約占農業職工人數的70%。全墾區約72%的大中型拖拉機和約77%的收割機及絕大部分國產農具以無抵押賒購方式轉讓給了職工[19]。1991年8月國務院發出《國務院批轉農業部關于進一步辦好國營農場報告的通知》指出:國營農場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 要作為生產經營管理的一項基本制度長期穩定下來。以此為標志, 農墾農業改革逐步穩定、完善并向縱深發展[20]。
如果將職工家庭農場看作是一種制度安排, 那么這種制度安排是在宏觀環境變化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推行) 的刺激下導致的強制性制度安排。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顯示出的巨大的生命力對國營農場經營制度的變遷產生了“示范”作用, 而職工家庭農場之所以是一種強制性制度安排而非自發性 (或誘致性制度安排) , 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國營農場國有性質決定了其需要政府這一強大外部力量對其進行干預, 以達到制度變遷的目標。因此, 職工家庭農場的發展是一個外部力量對其進行強制改變的結果, 政策在這一過程中的導向作用顯而易見。
(二) 市場的力量:專業大戶和農民專業合作社
專業大戶是指從事某一種農產品生產、具有一定生產規模和專業種養水平的農戶。較之普通小農戶經營, 專業大戶的專業性生產和擁有較大規模的土地是其重要特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專業大戶與家庭農場還是有很明顯區別的, 主要表現為家庭農場的成立多需要經過工商部門注冊登記, 從而成為獨立的法人實體, 而專業大戶則不需要, 這表明了家庭農場與市場聯系的緊密性相對更強。另外, 在經營規模和勞動力來源等方面兩者也存在著較大的不同。農民專業合作社則是在改革開放后出現的新型農業經營模式, 直到2006年國家才出臺《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 其間經歷了30多年的發展歷程。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農民專業合作社本身以及與其相關的市場經濟發展不成熟, 政策供給難以在一個有效的穩定預期內持續開展。
可以認為專業大戶與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變遷是一個邊緣力量不斷壯大進而得到制度青睞的過程。專業大戶和農民專業合作社是在主流經營模式之外, 通過少部分人為適應市場經濟而產生的自發行動的結果。這明顯區別于職工家庭農場的制度安排, 因為市場是導致這一變遷的基礎動力, 且政策的出臺明顯滯后。專業大戶與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對于增進農民收入, 提高農業市場化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 尤其是兩者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外形成了一個可供選擇的經營方式, 對于農業經營方式的多元化發展, 并在宏觀層次上規避單一經營模式可能產生的風險, 也為未來的制度變遷積累了經驗。
(三) 市場與政策合力下的家庭農場
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 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制度紅利已經體現不明顯了, 多年來以工業化和城鎮化為主要推動力的經濟發展模式一方面帶動了宏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提高, 另一方面大量的農民轉移進城和土地閑置則造成了“土地誰來種”的尷尬局面。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快速發展, 可以為農村勞動力提供就業空間, 也為家庭農場的產生創造了條件[2]。
在2008年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上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 家庭農場再次進入頂層設計的視野, 明確提到“有條件的地方可以發展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專業合作社等規模經營主體”。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再次鎖定“三農”問題, 其中明確提出要鼓勵和支持發展家庭農場, 家庭農場在此文件中共出現了4次, 這是一個重要的信號, 即家庭農場已經作為重要的農業經營方式得到政府的承認和鼓勵。
從制度安排的角度來看, 不同于職工家庭農場的強制性安排和專業大戶與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誘致性安排, 家庭農場的實踐與制度供給幾乎相伴而行, 市場對家庭農場發展的導向與政策對家庭農場的扶持緊密結合。在當前中國農業經營方式處于十字路口之際, 迅速地以制度肯定與接納的手段探索家庭農場的發展前景, 這對于制度變遷而言是一種較為穩妥的選擇, 即從頂層設計的高度包容多元化多層次的農業經營方式有助于判斷何種方式或哪幾種方式組合更適合當前國情。市場因素是家庭農場和專業大戶以及農民專業合作社產生的共性特征, 但是家庭農場的優勢在于制度就能迅速跟進, 將其納入正式規制的軌道;有別于職工家庭農場的是, 家庭農場的產生動力來自市場而非政策要求, 這是保障家庭農場持續生命力的核心所在, 即生產者對市場的高度靈敏導致這一變遷帶有明顯的主動性。這樣, 市場導向保障了生產者的積極性, 而并行的制度安排則帶給生產者一個穩定的預期, 從而形成了內外力結合促成制度變遷的現實。
(四) 家庭農場與職工家庭農場的關系
當前, 無論是農民專業合作社還是專業大戶或是家庭農場, 都是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基礎上演變來的。這種演變的過程不僅是經營規模的擴大, 還包括產品的市場導向和生產過程的現代化與專業化等方面, 而在國營農場中發展職工家庭農場本質上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國營農場中的表現, 職工家庭農場實際是有較大生產規模的承包大戶, 是大農場里的小農場[14]。因此, 從這個意義上講, 家庭農場與職工家庭農場有著很深的發展淵源, 兩者在產品的商品性這個核心特征上存在一致性 (見表3) 。
表3 職工家庭農場和家庭農場六維度比較
但是家庭農場與職工家庭農場在土地所有權和產品用途方面還存在一定區別。家庭農場土地集體所有, 職工家庭農場土地全民所有;家庭農場擁有產品的完全支配權, 職工家庭農場擁有產品的部分支配權, 部分產品要根據國營農場要求定額上交。但這并不妨礙本文將家庭農場作為職工家庭農場的發展的觀點:雖然兩者的土地權屬不同, 但從另一個角度講, 兩者都沒有土地所有權而只有使用權, 這是區別也是共性;在此基礎上, 職工家庭農場經營的土地屬全民所有理應上交部分產品作為使用土地的費用。因此, 筆者認為, 家庭農場的提法應該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職工家庭農場, 兩者在時間上存在連續關系, 空間上存在延展關系, 特征上存在共性關系。
(五) 職工家庭農場到家庭農場實踐演變
2008年中央一號文件中提及的家庭農場明顯不同于之前的職工家庭農場, “有條件的地方”這一提法意味著家庭農場發展的適用空間不再局限于國營農場內部而是擴大到全國范圍。這時涉及家庭農場的關切點和范圍已明顯有別于以往, 伴隨著實踐的不斷演進, 現階段的家庭農場逐漸沖破了國營農場這個外殼, 升級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這恰好構成了家庭農場“前世”與“今生”之間的分水嶺。家庭農場面對著不同的歷史境遇, 其自身也完成了內涵與外延的歷史嬗變[14]。
在實踐層面上, 可以將家庭農場的發展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 (1980—1990年) , 這一時期的家庭農場主要是指國營農場中的職工家庭農場, 主要目的在調動國營農場的生產活力, 也取得了較好的效果。據統計, 1984—1989年間, 全國職工家庭農場的數量由42.3萬個增加至116.8萬個, 農業總產值由11.811 2億元上升至65.834 9億元, 純收入由4.2153億元增長到35.255 1億元[14]。第二階段 (1990年至今) , 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發展和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的提升, 充分挖掘制度紅利成為農業發展的突破口, 由此新一輪的家庭農場發展大潮應運而生。但是不同于以往的是第二階段的家庭農場發展空間范圍不再局限于國營農場, 而是擴大到了全國農村。
時過境遷, 家庭農場早已不是國營農場的專利, 在土地流轉率較高的東部地區, 家庭農場在實踐層面已經取得了較大的進展。從1983年到2013年, 經過30年的發展, 家庭農場已成為職工家庭農場這一農業經營形式在新時期的重振。
三、家庭農場發展的制度動因與制度供給
家庭農場作為一種制度安排, 其制度動因和現實條件包括家庭農場發展的制度動力和制度供給以及具體的條件。
(一) 家庭農場發展的制度動因
1. 制度變遷的不確定性。
制度變遷本身是不具備確定性的, 即中國農業經營的方向是一個需要不斷探索才能最終確立的過程, 這就需要在制度漸進變遷的過程中盡量規避可能的風險。相較于歐美官方對家庭農場作出的規范性定義, 中國政府對家庭農場沒有給出確定的概念界定, 使用的是農業部提供的框架性說明。同時, 考察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 家庭農場并非作為單一的經營形式出現而是與專業大戶、農民合作社并列提出。以上種種都可以解讀為政府部門對于農業經營形式改革的探索, 是一個“試錯”的過程, 即多元化的經營方式雖可能造成管理上的不便, 但是對于制度變遷則是相對可靠的選擇。因此, 制度變遷過程中的不確定性是家庭農場出現的一個重要動因。如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出現并對其全國推廣一樣, 在去集體化的初期, 官方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興起保持“不支持、不反對”的態度, 但是在這一制度的優越性得到肯定后才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推行。
2. 小農戶經營有向家庭農場轉變內在動因。
農業的本質是動植物的生產和再生產, 農業活動的根本特征是利用有構造的生命自然力進而利用其他自然力的活動[21]。這種生產和再生產的過程受自然因素影響極大, 難以實現工廠化的人為控制, 這就需要農業生產者和經營者的身份盡可能要保持一致。在工業化和城鎮化發展初期, 農業勞動人口眾多, 人多地少的局面難以有效改變, 農業勞動力的綜合素質以及農業機械化水平較低, 這些因素都制約著家庭農場的發展。但是一旦出現土地閑置的情況, 農民對土地天生的靈敏性與規模農業發展的其他要件進行組合, 就會直接引發家庭經營規模的擴大。就這個意義而言, 家庭農場只不過是生產規模更大、商品化更高、農業收入更多的家庭經營方式。
3. 誘致性制度變遷是家庭農場的基礎動因。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 誘致性制度變遷指的是一群 (個) 人在響應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獲利機會時所進行的自發性變遷。研究表明, 新中國成立以來農村有效率的制度變遷主要是誘致性制度變遷[22]。就家庭農場的發展而言, 誘致性制度變遷中的“獲利機會”主要是指農村資源分配出現了有利于變遷的變化, 農村耕地資源的相對增加、農業與市場的密切和農業技術的提高與普及等現實條件都是家庭農場發展的誘致性變遷機會。較之于強制性制度變遷, 由于誘致性制度變遷屬于一種自下而上自發的變遷過程, 其變遷的過程更為溫和, 對既有制度的沖擊力更小, 變遷成功的可能性更高。家庭農場的發展是一種典型的誘致性制度變遷, 其優勢在于良好的外部環境且這種外部環境能感知這種變遷, 并迅速作出新的制度安排。
(二) 家庭農場發展的制度供給
1. 土地流轉制度是家庭農場發展的基礎因素。
農民工轉移進城催生了土地代耕、閑置甚至撂荒現象的出現, 但是在土地流轉政策不明確的情況下, 土地對農民生計保障的兜底作用會使其難以放心地將土地流轉出去, 因為大量的候鳥式農民工必須保證自己在城市找不到工作的情況下能夠回到農村通過土地維持生計。這樣, 大量的土地會以代耕或者短期出租的形式利用。這一方面造成了家庭農場經營者對承包預期的擔憂, 難以實現規模經營, 即使能夠實現短期的規模經營也可能因為對預期不明的擔憂而采取掠奪式的農業生產, 破壞土地資源;另一方面分散的土地產生了較高的田坎系數 (田埂面積占耕地總面積之比) , 從而造成土地浪費。發展家庭農場必然呼喚土地流轉政策的規范。當前, 土地流轉政策是建立在農村土地集體所有不變基礎上的, 而長期不變的農村土地承包制度則起到了農民工返鄉就業“蓄水池”的作用。因此對土地權屬的確認和對流轉期限的保障成為土地流轉政策的重點。2003年3月1日起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承包法》中明確規定了在平等協商、自愿、有償的原則下進行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 規定了流轉方式、發包方和承包方的權利及義務以及承包合同的制訂等方面。2005年3月1日起實施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管理辦法》進一步細化了土地流轉各項規定在實際中的運作方式。與此同時, 各地根據本地實際情況制定了符合實際的土地流轉規定, 主要內容是對土地流轉辦法的細化。以家庭農場發展成熟的松江為例, 2013年松江區政府出臺了《關于進一步鞏固家庭農場發展的指導意見》, 對土地流轉進行政策指導。松江區政府作為土地流轉的樞紐, 很好地協調了土地承包者和家庭農場經營者之間的關系, 解除了土地流出者和流入者對土地使用權歸屬和經營期限的擔憂, 促進了土地流轉的順利進行。
2. 社會保障制度促進了土地流轉。
中東部經濟較為發達的農村地區, 土地能夠順利流轉有政策性的因素, 同時也需要從農民生活保障體系完善的角度考察。農民預期收入不足給土地賦予了較強的社會保障功能[23], 土地對處于“鐘擺式”就業狀態的農民工而言能夠使其“進退有據”。千百年來, 土地始終是中國農民安身立命的依靠, 將土地的使用權在一個較長的時間段內流轉給家庭農場經營者意味著在這個期間內農民與土地的緊密度下降。緊密度下降的原因主要有兩個: (1) 流轉土地帶來的財產性收入與外出務工收入的總和遠大于只從事農業勞動的收入; (2) 城鄉勞動力流動渠道順暢, 農民能夠在一個時期內獲得大于只從事農業勞動收入的就業機會。而根據黃少安的分析, 農村土地使用權長期不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為農民在一個可預見的時期內擁有土地的所有權 (永佃制) , 這種政策性的保障也加速了農村土地流轉。
3. 城鎮化政策促進了家庭農場發展。
土地是財富之母, 更是農業發展的基礎。在經過30多年的高速發展后, 工業化和城鎮化引發的非農就業人口增加直接導致農村土地出現大量閑置, 這為農業規模經營提供了最基礎的要素。由于農村勞動力出現大量的非農就業, 越來越多的土地流轉使得適度規模生產的家庭農場成為可能。這些農場由此達到自家勞動力充分就業的規模, 一反過去因土地稀缺而處于“勞動力過剩”或“就業不足”的狀態[2]。在中國家庭農場發展較好的地區也大多是城鎮化水平較高的地區。以上海松江家庭農場的發展為例, 2013年松江的城鎮化率就達到了84.31%, 全區家庭農場發展至1 267戶, 經營面積15.02萬畝, 占全區糧田面積的90%;其中種養結合60戶, 機農一體175戶[24]。而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推進反過來也需要更多優質農產品, 這就間接帶動了家庭農場的發展壯大。城鄉一體化進程將大大促進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發展, 這一方面可以進一步推動農村勞動力職業分化, 促進土地流轉與集中;另一方面也可以滿足家庭農場的雇工需求, 推動農業的商品化、產業化經營[6]。因此, 不難得出一個結論, 那就是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多地少的國家發展家庭農場必須以工業化和城鎮化為開拓力量。
4. 職業農民和社會服務體系是家庭農場發展的支撐。
家庭農場的發展離不開職業化農民的成長、農業機械化水平的提高和社會綜合服務體系的健全。這些因素為家庭農場的發展提供了主客觀的準備。農業生產的特性直接決定著家庭農場的生產者和經營者盡可能一致, 而農業的周期性特征則將家庭農場的經營者和土地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職業農民的出現和發展適應了家庭農場的要求。家庭農場以家庭成員為主要勞動力則要求其必須具備借助機械化的手段。以上種種都要求家庭農場的經營者盡可能地將農業生產和經營作為一種職業而不是兼業農民。
農業機械化水平的提高和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健全為家庭農場的發展提供了外圍支撐。家庭農場生產對象的復雜性和風險性決定了家庭農場的發展必須依賴綜合的手段, 包括政策支持、機械化生產以及包括農業保險在內的社會服務等。在中國中東部家庭農場發展較好的地區, 平坦的地形條件配合較高的機械化水平對于提高農業生產率起到了重要作用。而社會化服務體系能夠降低家庭農場與市場的交易成本[25]。優質的政策供給和社會化服務為家庭農場的發展提供了很好的保障。這樣以家庭農場發展為核心的農業發展體系也會逐步建立, 農村土地得到整治, 機械、農藥、化肥、種子、保險等農業服務行業也能得到較好的發展。
四、中國家庭農場現狀
當前中國家庭農場的發展除了具備一般意義的特征之外還表現出了中國自身的特點, 這些特點反映著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狀。
(一) 土地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
土地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是中國家庭農場發展的基本特征。作為土地流轉的對象, 農村土地的所有權為集體所有, 家庭農場經營者流轉而來的土地只有使用權而沒有所有權, 這是與西方發達國家家庭農場實行土地私有制的根本不同點。但是土地私有與家庭農場的發展之間沒有必然的正相關關系。土地私有的最大制度優勢在于家庭農場的經營者能夠充分保證經營的穩定性和持久性, 對于保障農業生產, 促進農業良性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但是土地私有化并不是家庭農場發展的必要條件, 法國和日本兩國家庭農場發展的經驗表明, 土地使用權的流轉能夠以更小的代價實現土地流轉[26]。家庭承包經營權長期不變的政策保證了土地權屬關系的穩定, 正如黃少安所指出的, 在維持現有基本土地產權制度不變的前提下, 無論是在經驗上還是在邏輯上, 在法律嚴格保護下的無限延長的土地經營權, 與所有權的含義并沒有什么差別[21]。這一判斷可以理解為當前農戶承包集體土地的經營權在法律保護下基本等于土地的所有權, 而農戶流轉到家庭農場的經營權是有期限的, 逆向而言, 在一個可預見的時間期限內, 家庭承包的經營權 (所有權) 還是要回到農戶手中的。基于此, 可以得出“農地私有化只是土地流轉和集中的充分條件, 而不是必要條件”的結論, 即土地私有化有助于土地流轉和集中, 但是土地流轉和集中不僅只土地私有化這一條道路。在中國這樣一個農業大國, 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對于穩定農村發展農業有著極端重要的意義, 不能因為需要發展家庭農場而廢除土地集體所有制。
(二) 帶有一定的探索性
家庭農場在新中國已經經歷了30多年的發展, 但是21世紀之前的家庭農場更多地局限于國營農場, 范圍擴大到全國農村的家庭農場是一個新的研究課題?？疾烀婪ㄈ斩碛⒌葒? 對于家庭農場均有著較為明確的定義。但是迄今為止, 學界與官方并未形成對家庭農場統一的概念, 農業部2013年對全國家庭農場調查的指標成為官方界定的唯一參考, 而全國各地興起的家庭農場也千差萬別, 各地根據本地實際發展家庭農場形成的5種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當前的家庭農場發展帶有一定的探索性。
(三) 規模較小
城鎮化的推進能夠促進農村人口轉移, 從而空置出更多的土地進行規?；a。但是目前中國的城鎮化平均水平僅為51%左右, 而在中西部地區這一比重更低。當前中國的城鎮化處于加速推進期, 城鎮化率與發達國家相比仍處于較低水平, 這就從根本上制約著中國家庭農場經營規模的擴大。
根據農業部的調查, 截止到2012年底, 中國家庭農場共87.7萬個, 經營耕地面積達到1.76億畝, 占全國承包耕地面積的13.4%, 平均每個家庭農場有勞動力6.01人, 其中家庭成員4.33人, 長期雇工1.68人[27]。據土地資源網 (中國) 公布的信息, 2010年美國的農場約有220萬個, 農場占地面積為3.72億公頃, 平均每個農場的面積為169.16公頃[28]。中美人口密度和城鎮化水平的差異直接影響著兩國家庭農場的規模。
(四) 地區發展不平衡
發展家庭農場的條件決定了家庭農場發展的不平衡, 就目前5種模式而言, 除吉林延邊模式外其他4種均處于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城鎮化率較高的長江中下游地區 (安徽郎溪、上海松江、浙江寧波、湖北武漢) 。家庭農場的發展與城鎮化水平的發展密切相關。相關數據顯示, 在非農就業率較高、城鎮化水平較高的地區家庭農場發展的水平也較高 (見表4) 。
表4 不同地區土地流轉比[29]
(五) 發展水平不高
西方發達國家的家庭農場有著強大的工業實力、較高的城市化水平和高素質的職業農民為其提供源源不斷的支持。較之于西方發達國家, 中國家庭農場的發展仍處于較低水平。
家庭農場是以家庭成員為主要勞動力的經營方式, 這意味著家庭成員必須借助社會化的力量組織生產經營活動, 這對家庭農場經營者的素質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經營者不僅需要掌握基本的農業生產技能, 能夠以市場化的思維經營管理農場。因此, 家庭農場在本質上是一個以農業生產為主的市場化組織。當前, 中國農村勞動力的主力軍是20世紀50、60后群體, 豐富的小農戶經營經驗和匱乏的現代化管理理念在這個群體身上相互交織。
農業勞動生產率是家庭農場發展的重要指標, 發展家庭農場組建現代化的農業生產經營體系的主要目標就是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 如果家庭農場與一家一戶的小農經營勞動生產率相差無幾那就失去了發展家庭農場的意義。以美國為例, 僅占美國人口1.8%的農民不僅養活了近3億美國人, 而且還使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農產品出口國, 世界各國糧食進口總量的一半來自美國[30]。目前, 中國只有吉林延邊和上海松江的家庭農場勞動生產率能夠比肩歐美國家。
五、結語
本文首先綜合考察中外家庭農場的概念界定, 在對比小農經營和家庭農場特征的基礎上參照農業部的相關解釋和學界的不同觀點, 分析了家庭農場的基本特征?；仡櫫思彝マr場在中國的發展歷程, 兼敘專業大戶和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的制度安排特征, 尤其是從職工家庭農場到家庭農場的演變, 筆者認為當代家庭農場是職工家庭農場這一農業經營形式的重振, 兩者存在發展脈絡上的連續性。就制度變遷而言, 職工家庭農場和專業大戶與農民專業合作社變遷的誘因較為單一, 市場與制度未能及時形成促進發展的合力, 而家庭農場則從發展之初就基本實現了誘致性制度變遷下的制度供給, 從而實現了有效率的農業經營制度變遷。內部天然的變遷動機與外部制度供給促成了家庭農場這一制度安排的實現, 分析家庭農場發展的具體條件和現狀則能夠明確其發展的方向, 進而有助于調整現有的政策供給, 促進其健康發展。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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