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處于人均GDP達到17000美元的發展階段，旺盛的市場需求、互聯網新技術在農業農村的廣泛應用、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精神，共同為北京農業轉型、農村新型城鎮化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關鍵是要根據市場需求側的新變化，加快農業農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大力發展農村新產業新業態，培育城鄉相依的鄉村文明。
一、基本情況
北京的中產人群、集團客戶較多，中高端市場需求大。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達到較高階段后，人們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注重健康、食品安全、精神生活品質。早在2003年本市就提出發展都市型現代農業，經過十多年的發育成長，農村的新產業新業態呈現出蓬勃發展態勢。
（一）鄉村旅游、休閑農業提檔升級
2016年，鄉村旅游接待游客4547萬人次，實現收入42億元，人數、收入比5年前增長30%以上，比10年前增長1倍左右。產業形式拓展延伸，高端產品不斷涌現。星級民俗村210家，鄉村旅游接待戶1.6萬戶（其中星級民俗戶達到4691家）。特色業態645家，包括國際驛站、休閑農莊、采摘籬園、民族風苑、鄉村酒店、養生山吧、生態漁村、山水人家、葡萄酒莊、汽車營地等10種。北京旅游的四大市場板塊中，鄉村旅游成為促進旅游業邁上新臺階的最具發展潛力的板塊。
（二）利用閑置農宅、村莊發展服務首都功能的產業
這是近年來農業農村資源利用最顯著的變化。近郊、平原也有，如朝陽區何各莊村按照“老房+藝術”的理念改造農宅后發展文化藝術產業；大興區赤魯村把每個院子改造成鄉村酒店服務首都新機場。山區以密云區“山里寒舍”、懷柔區“國奧香居”為建設起點，到今年5月份全市改造盤活了789個院子發展民宿，其中整村盤活4個村、171個院子，零散盤活涉及 23 個村、618個院子，有效利用了存量土地，培育起富民產業。
（三）農業電商發展迅速
根據2016年零點調查公司的調查，全市農業電商3000家左右，其中企業電商占71%、合作社電商占29%。從產品來源看，85%的農業電商主要產品來源地為北京本地。從銷售端看，銷售地區以北京為主，遍布全國各地。30%的農業電商處于盈利狀態，其中鄉村旅游、休閑農業電商的盈利表現最好，均高于40%。
（四）會展農業創出品牌
2008年以來舉辦了園林、花卉、草莓、食用菌、種子、葡萄、馬鈴薯、蘭花、月季等全國性、國際性會展大會，擴大了現代農業的宣傳影響。一些富有地方特色的農業節慶、宣傳推介活動，如昌平農業嘉年華、平谷桃花節、大興梨花節和西瓜節、延慶冰燈節等，開耕節、開鐮節、油菜花觀賞、小麥收割等農事體驗和鄉村旅游特色活動69個，深受市民喜愛，參與人數逐年增長。2016年，全市農業會展及農事節慶活動共接待游客447.2萬人次，同比增長35.5%，實現收入2.4億元，同比增長42%。
（五）新的經營主體涌現
一是以遠方網陳長春、阿卡農莊江宇虹、沱沱工社董敏等為代表的互聯網人士起變革作用，依靠專業團隊經營農業。二是部分農民子女高校畢業后，有的還有出國留學經歷，返回農村與家人一起從事農業、旅游業，成為“農二代”。三是社會企業特別是一批本地企業家返鄉投資農業的情況增多。四是傳統集體經濟組織從事農業的理念方式出現變化，牽頭組建旅游合作社、農宅合作社等，通過合作社把企業與農民聯結起來。
二、新的特征
調研的60多個村莊或項目可分為老典型、新典型兩類。以密云區“山里寒舍”，懷柔區“國奧香居”“山里中國”，延慶區“山楂小院”“百里鄉居”，房山區“姥姥家”等高端民宿和昌平區阿卡農莊、平谷區沱沱工社農業電商、大興區宏福農業等為代表的新典型，克服了傳統農業面臨的自然和市場“兩個風險”，資金、人才“兩個短缺”的固有不足，源于新典型的四個特征，也是優勢所在。
（一）新產業形式——融合特色
一是從產業關系看。農業是產業融合的母體，新產業仍依托糧食、蔬菜、瓜果、畜禽、花卉、樹木、水草或生態等農業的本原。農商、農游、農養、農文、農教、農創、農園、農健、農科、農展、農節等融合層次顯著提高，產業形態豐富多彩。二是從城鄉關系看。這些根植于農的融合性產業不與城市產業爭原料和市場，二者錯位發展、互為補充，不存在誰吃掉誰的問題，奠定了融合性產業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二）新生產模式——以需定制
借助互聯網把傳統農業的產后銷售變為產前預售、前置投入變為輕資產運行。如阿卡農莊，為CBD和金融街的450余家企業以及近4萬個家庭提供農產品。按每棚10萬元租金企業年初預先支付，農莊按企業需求有計劃組織生產，農產品全部歸企業。每棚收入比傳統的銷售方式提高了4倍，農產品流通損耗率由15%～20%降到3%左右。如談判溝通、訂貨選貨、組織生產、下達指令、作業檢驗、質量控制、客戶反饋等每個環節都通過互聯網進行，把農業生產每道工序變為標準化流程管理。
（三）新要素組合——開放供給側
專業人才的進入優化了投入要素結構，新產業的智力、技術、資本密集度顯著提高。一是人才多種，每個專業團隊集聚包括生產、策劃、設計、營銷、管理、餐飲、文創、培訓等各類人才。二是先進技術應有盡有。立體、無土栽培、節水、保溫、防疫、信息化等新技術和生產方式的運用，促進農業產量、價值量多倍數增長。產學研結合緊密，很多農園成為市級、國家級實驗基地、試驗基地。每畝地、每斤農產品、每個民宿院、每場文創活動，包含的知識信息、技術水平、資金投入都比傳統農業和農村產業高很多。
（四）新合作方式——多主體共生
企業、集體經濟組織、農民都是重要主體，缺一不可。他們之間的利益關系不是分割的一次性的，而是共生可持續的。如，延慶區“山楂小院”民宿項目，農民投資約30萬元改造自有院落，委托遠方網運營，每單收入按照業主40%、管家30%、村集體5%、企業25%即時分割，農民三年可收回投資成本。企業負責產品設計、營銷、培訓，業主負責投資、維修，管家負責餐飲、清潔、接待，村集體負責大環境整治、安全保障、應急處置等，多個主體合作辦成一件事。
三、效果意義
從改革開放以來農業農村發展的歷史過程來看，這些新產業新業態由點到面擴展，其效果和影響非凡，既反映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求和趨勢，又說明站在城市認識農村、站在市場發展農村、站在全局支持農村這些理念的正確性。
（一）培育城鄉相依的鄉村文明
城市集聚生產要素，創造現代成果，但也伴生了交通擁堵、大氣和水污染、生活節奏緊張、人們心理焦慮等“城市病”。每年有4500多萬人次“下鄉”，休閑度假、放松心情、回歸自然、體驗野趣。據遠方網統計，其客戶80%是30至45歲的中產階級親子家庭，20%是小企業團聚和會餐；冬天和霧霾天的民宿院更緊俏。在這種需求之下，專供優質農產品、精神文化產品的新產業新業態應勢而生，鄉村價值被人們重新發現，鄉村文明再次獲得審視。
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城鄉關系是相互依存、互為一體、渾然有機、血肉聯系、誰也離不開誰的“夫妻關系”。城市文明與鄉村文明相伴共生，才構成完整的首都文明。2016年農業產值占全市GDP比例雖為0.52%，但少數不等于小數，農業還提供1億元的生態服務價值。城市讓生活更美好，必須要有美好的農村做依靠。推動“三農”發展，不僅僅為“三農”自身，也是為全市全局作貢獻；不僅僅為230萬農民說話，更是為2200多萬市民著想。
調整農業農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是從城鄉關系上說，繼續堅持服務首都、富裕農民的方針，大力發展鄉村旅游、休閑農業等新產業新業態，加快提檔升級，出發點是為城市服務，落腳點是農民受益。二是郊區要為首都核心功能作貢獻。要從服務首都出發，市民有需求、增強核心功能有需求，農村有優勢，必須加快發展步伐。
（二）促進都市型現代農業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北京農業進行了四次調整：1985年全面改革統購統銷政策出現農民賣糧難，提出發展商品性大農業；上世紀90年代中期北京農產品供求由賣方市場轉為買方市場，1997年提出發展六種農業（籽種農業、精品農業、觀光農業、設施農業、加工農業、創匯農業）；2003年提出發展都市型現代農業；2014年按照疏解非首都功能要求，對農業實施調轉節措施。為什么要調整？就是因為北京農業的生產成本高、農民文化技能不高，再搞傳統農業沒有優勢。所以要減少傳統的種植業、養殖業，大力發展融合性產業，即都市型現代農業。
較之傳統農業，新產業新業態具有人才、資金、技術、生產方式、運作模式等優勢，按照市場需求改造傳統農業，可進一步做大做強都市型現代農業。一是農產品增值。新產業新業態用村莊來構建融合平臺，展示各種農產品、自然資源、農村資源，原來銷路不暢的山貨、野果、野菜等，變成游客的喜愛，比照旅游產品、文化商品出售，售價比原來提高好幾倍。二是對土地的耕作管理更精細，按照有機、綠色、環保的要求組織生產。三是農業的技術水平更高。先進的、實用的技術和生產方式廣泛應用，生產效率極大提高。這些都使農業的產業鏈價值鏈延伸擴展。
（三）提供了農村新型城鎮化的另一種方向路徑——田園綜合體
改革開放以來，北京農村城鎮化有三種模式：中心城村莊征地轉居，實現農村城市化；近郊部分村如豐臺區草橋村、朝陽區高碑店村、昌平區鄭各莊村，經過村莊自主改造，農村與城市融為一體；遠郊小城鎮上世紀90年代試行過解決“藍印戶口”吸引外埠人員投資、居住，近年來實施42個重點鎮建設，蓋樓房、建廣場、造景觀，但小城鎮整體沒有發展起來。究其原因，一方面大城市“虹吸效應”顯著，根本原因在于沒有形成基于內生動力、體現鄉村特色文明的產業形態。
未來北京農村小城鎮可能出現三類：居住型、產業型、居住和產業復合型。不管哪種類型，推進新型城鎮化，要堅持以人為核心，解決好農民的出路和退路，提供就業與社會保障，實現城鄉基礎設施一體化和公共服務均等化。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培育宜居宜業特色村鎮，支持有條件的鄉村建設田園綜合體。田園綜合體的產業形態就是集循環農業、創意農業、農事體驗于一體的融合性產業。它既能隔離空間布局，避免城市“攤大餅”式發展，又是一個居住區、產業區。人口、產業的自然集聚，就可能形成由小村到大村、由農村社區到特色城鎮的自然演變過程。近幾年，密云區司馬臺村、懷柔區轉年村、延慶區千家店鎮、房山區黃山店村等新產業新業態發展起來的村莊、鄉鎮，展現出特色村鎮的雛形和新型城鎮化的方向。
（四）促進生態涵養區全面小康目標實現
生態涵養區是北京市率先實現全面小康目標的短板。按照2015年底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1160元作為認定標準，全市共認定低收入農戶72632戶、156173人，低收入村234個，其中約83%的低收入農戶、95%的低收入村集中在山區或半山區。受到區域功能定位限制，到底該發展什么產業，實現“生態涵養區不是不要發展，而是要更好、更高水平、更可持續發展”目標，一直困擾著生態涵養區。生態涵養區的鄉鎮企業在2004年左右隨清理工業大院和企業改制基本退出，為涵養水源水稻種植退出；采礦業在2008年奧運會前大面積關停，養殖業隨著2016年全市劃定禁養區面積5202.3平方公里也退出不少。
生態涵養區傳統產業大規模退出，當地農民增收乏力。從歷史經驗看，農民增收的根本出路在于產業發展。改革開放以來，農民人均純收入以兩位數增長的有三個階段：1978年至1996年（除1986年、1989年增速是個位數以外）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興辦鄉鎮企業和放活農村商貿服務業，使得農民人均純收入以年均17.6%的增速高速增長；2001年至2004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11.2%，主要是農民外出務工的工資性收入增長；2007年至2014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11.3%，促增的因素包括都市型現代農業、鄉村旅游發展、新農村建設、平原造林生態環境建設、建立社會保障轉移性收入增多、全面推進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股份分紅增多等。2016年農民人均純收入22310元，其中工資性收入占75%、經營性收入占9%、財產性收入占6%、轉移性收入占10%。工資性收入保持穩定并有回落跡象，從事傳統農業的經營性收入在降低，來自政府補貼的轉移性收入逐年增加但潛力有限，增收的希望寄托在通過產業發展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務工收入、參與經理管理收入上。
從調研情況來看，有新產業新業態的村，收入情況普遍較好。房山區黃山店村面積20.2平方公里，村民500余戶約1600人，過去曾是靠天吃飯的窮山村。2001年起開始石灰石開采，2008年關停礦山，2009年以來實施生態修復、旅游培育，2012年“7?21”暴雨后異地選址重建新村。村集體將舊村360余處農宅全部有償收回后，按照每院約30萬元投資改造后委托遠方網經營民宿業。獲益部分雙方對半分成。2016年村集體獲得收益450萬元，為村民提供了200余個就業崗位，月工資2000～4000元不等。另外，村集體經濟通過資產運營的收益也與村民分紅。公司扣除成本后凈利潤約100萬元，達到了雙方共贏的收益配比。
作者系北京市人大常委會法制辦綜合處處長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北京農村經濟2017第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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