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今天推薦俠客島的一篇訪談。近日，中紀委點名曝光各地“村霸”典型的新聞，引起了廣泛關注，為了分析基層黑惡勢力、“村霸”產生的原因和根源，俠客島昨日與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員、長期研究農村問題的林輝煌博士進行了一番長談。
林博士曾經先后在祖國東中西部的十數個省份、五十多個村莊進行長期調查研究，累計調研時長超過800天。他的講述里不僅對“村霸”有直觀的觀感描述，也有對其生存土壤的分析和思考。
以下是林博士的講述實錄，俠客島進行了文字編輯。
現象
“村霸”現象在中國有多大范圍的存在呢？
就我個人的調研經歷來看，有“村霸”的村莊中，貧窮的、中等的、富裕的都有，但大多數還是利益比較集中的地區，如村莊內部富含自然資源（礦產、森林等），或者是靠近城市的城郊村，存在比較大的征地拆遷利益。換言之，“村霸”現象的出現，往往有其經濟基礎、利益基礎。全國有多少村莊存在“村霸”我沒有完全的發言權，但就我個人調研過的地方看，這個比例不到十分之一；但是必須要考慮到，我去過的村莊里有不少是貧困落后、人口外流嚴重的，而“村霸”大多數是要搶奪利益的。
這些“村霸”有不同的特征。華南一些宗族結構保留相對完整、家族觀念比較強的地區，“村霸”多少會和強勢的宗族有關；北方一些地區，和兄弟多少、家庭勢力有關；中部靠近長江流域的地區，由于村莊比較原子化，也存在一些主要依靠個人“氣勢”的村霸，比如身材魁梧、犯過罪、坐過牢，有這么一些共同特點。
當然，“村霸”不一定都是惡霸、地痞流氓，“霸凌”、“權力壓迫”也是另一種形式的“霸”，我們后面會說到。
我們知道，中央此次掃黑除惡，非常強調的一點是要深挖、清除其背后的“保護傘”。“村霸”背后當然也有。
比如，一些“村霸”本身就是權力擁有者，如當地的村支書或者村主任，他們在非法侵占公共利益的同時，還向更高一級的官員輸送利益尋求保護，那些貪圖“利益”的官員自然也就樂意充當“保護傘”一角。
也有“村霸”和權力擁有者有一定利益關系。比如有親戚、血緣關系，又或者權力者需要通過這些勢力達到一定目的——比如基層選舉時，參加選舉的候選人要依靠“村霸”來確保自己當選，又如需要這些人幫忙完成征地拆遷工作等，事實上和權力擁有者形成某種“共謀關系”。
當然，也有的“村霸”就是地痞流氓，或許沒有什么大的“保護傘”，但誰也不怕。這些“刺頭”，基層的管理者可能也不愿意理睬，放任不管，不去招惹；但這種不管不治，則成了另一種“保護傘”。
上一次我看了俠客島的推文，島友很多在留言中質疑這些“村霸”為什么最后受到的刑事制裁算不上很重。這跟基層法律意識淡薄，尤其是物證技術不發達、取證難有關。在制裁這些人時，往往需要大量的口供和人證；但基層的村莊，大家生活都在一起，村民有顧忌、不敢或不愿指認，擔心日后遭受打擊報復，導致證據不足從輕發落的事情也不鮮見。
“村霸”是如何產生的？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
原因
事實上，以“村霸”為代表的基層治理困境有深刻的結構性原因。
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發現，改革開放、分田到戶之后，八九十年代的村莊治理工作，主要有兩件“大事”：收農業稅、計劃生育。這兩件事都不容易，尤其是計劃生育，在南方一些宗族勢力強大的地區很難開展，經常遭到反抗，有時候村莊、鄉鎮里面就會默許甚至借助村當中比較強勢的人，以完成任務。
我們知道，2003年之后農業稅取消，計生工作到現在也慢慢軟化、開放，其實村干部的分內之事就少了很多。但之后的另一個趨勢是征地拆遷興起，很多城郊村利益變得很大。這件事當然也不好做；同樣的邏輯，管理者不容易搞定的事情，一些灰色甚至黑色的勢力就崛起了。比如拆遷公司，就混進了很多這樣的勢力。坦白講，這股風氣到現在也沒有完全根除。
但我們很容易看到，這種表面“秩序”的維持，其背后并不意味著良性秩序的出現，反而侵蝕了基層的合法秩序和執政基礎，因此中央必須痛下殺手。
那么，為什么面臨治理問題，合法的力量反而無法觸及呢？
這就涉及另一個層面的問題：基層法治力量，尤其是警力布局的嚴重不足。我們知道傳統的中國鄉村依靠一些鄉土規范為管理，但隨著基層原子化，鄉土結構能起的作用式微，即使村子里有混混、惡霸出現，曾經有威望、管事兒的老人也不管，或管不了了。與此同時，合法的暴力體系（如警察），也沒有足夠的力量介入、難以及時有效地滲入農村進行管控。
我的博士論文是研究派出所的，我在基層派出所有過長期的蹲住經歷，知道他們是嚴重缺乏人手、完全忙不過來的。很多地方一個鄉鎮只有一個派出所，但人口可能有五六萬甚至十萬之多，而且派出所中有正式編制的甚至都不到5個人。鄉村結構又不像城市緊湊，人口分布非常廣，有時候一個山頭就住幾戶人家，日常出警怎么覆蓋得到？跟其他國家相比，我們人均的正規警力本來就相當少。因此，法律的力量、合法的暴力不足，也是黑惡勢力趁機興起的一個現實原因。
但說到底，無論是治理能力的弱化，還是基層法治力量的缺乏，其背后的深層次原因都是社會結構的變遷。社會結構在趨于松散、原子化、趨利化的同時，地方自我規范的能力并沒有跟上。在傳統良性約束力量缺乏的條件下，向“權錢”看齊就成了通行規則，一旦有利益出現，就很容易出現搶奪。這也就是為何會出現前述的“村霸”，以及“村霸”如何尋找保護傘的邏輯。
問題
所以，“村霸”不一定是每一個村莊都存在的具體現象，但以小見大，其背后折射出的問題卻是耐人尋味的：基層治理到底為何面臨困境、為何失效？為何基層政權建設不夠完善？
從學理上看，基層政權建設包含兩個方面：一是基本社區（農村或城市）實現自我管理，也就是真正實現基層民主；二是需要一個高效、廉潔、有力的官僚行政體系。前者可以保證民眾參與和監督公共事務的執行，然后與后者相結合，才能構成比較成熟的，既體現在地聲音和利益訴求，又可以上下貫通的成熟基層政權體系。
拿這個標準來看，現存的基層民主顯然是不能令人滿意的。我們看到許多地方的基層選舉在走過場，要么是大家漠不關心，要么是資源被強勢勢力甚至黑惡勢力壟斷，選誰不選誰，人民做不了主。
還有一些村，少數鄉村新富走上政治前臺，憑借較強的致富能力影響選民的投票意向，甚至還以承諾和捐贈的形式贏得多數選民的支持而當選，形成令人警惕的“富人治村”現象，“基層民主”變成了“基層選主”——普通村民只需要選一個主人，而無法進入基層治理，形成基層村莊的權力結構固化。
某種意義上，“富人治村”跟“惡人治村”的邏輯是相似的。富人可以用金錢手段來代替一些強制手段，甚至可能富人以前是惡人，但現在不需要暴力手段了，可以用金錢收買了。這種現象之所以值得警惕，是因為其表現出一種基層局部失控狀態。我們的基層黨組織不能只吸引能賺錢的人、強勢的人讓他們在經濟上“帶后富”，因為實際上根本帶不起來，基層黨員的政治性反而被過度的經濟性稀釋掉了。
因此，今天我們面臨的基層治理難題，其實是非常深刻的一道考題：如何在平衡中央與地方（涉及財權、事權等）的前提下，一方面讓自上而下的資源（扶貧、農業、社會服務等）、權力意志滲透下來，另一方面又真正解決地方的痛點和需求？
如果這道問題沒有有效的解答方案，自上而下的資源、權力意志難以有效滲透到村莊一層，這時候基層就會留下權力的真空，“強勢群體”，非法、灰色的力量可能就會產生，用以解決基層內生的不確定乃至不穩定因素，維持某種表面秩序。
事實上，這種權力和治理的真空，不僅僅會造成惡霸的問題，群眾身邊的“微腐敗”、資源使用的無效性和浪費等也都與此緊密相關。因此，“村霸”雖小，映照出的卻是國家治理體系與基層民主銜接失衡的大問題。
啟示
說了這么多，細心的讀者可能會發現一個問題：為什么會有權力真空？村級組織、機構發揮的作用呢？
是的，前面所言的失衡，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基層黨組織渙散。
傳統鄉村結構變遷是一個歷史性的必然過程。這是發展的“病”，“病”就會“痛”。但在這個過程中，權力出現真空，是因為沒有力量來真正替代原有傳統組織、鄉規民約的作用。事實上，直到今天，如果你去跟一些上年紀的村民聊天，他們會說，以前黨員在村里發揮相當大的作用，但1980年代以來，不少基層尤其是村級黨組織，都已經如中央所言，“軟”“散”“亂”，失去了生命力。
在此背景下，基層黨員的自我認同感弱化，相應地，群眾對基層黨員的認同也弱化了。以前是“有困難找黨員”，現在反而不信任他們了。這就提醒我們，必須反思基層黨建工作開展的實效性問題。在我過去的調研中發現，一些基層黨建工作花了錢、做了宣傳，但其實是在“空轉”；看上去玩得很紅火，進村下鄉，好像跟群眾在一起，但只是形式上“在場”。
事實上，如果真正要治理地方基層的這種村霸、黑惡勢力，黨最值得信賴，也最應該仰賴的，首先就是基層的黨組織。黨組織運轉得好，其優勢自不必說，基層黨員可以參加選舉成為村干部，從最草根、最基層的視角去收集民意、了解民情；利用各級黨組織的垂直條線，上級、中央可以收到傳導上來的民意，從而利用這個組織體系了解地方、社區，基層民主才能和行政體系形成良性銜接。
因此，如何把我們這么多年積累下來的黨組織的制度優勢和組織優勢，在基層真正盤活起來，是真正關鍵的一道問題。
基層治理要真正運轉起來，不是僅僅投投票、走個形式就完了。我們需要的是真正的治理效果。鄉村怎么留得住人？如何讓更多的人參與到公共事務的管理當中？
舉一個小例子。西部的一個省份，有一個項目是給每個村莊10萬元搞一些村莊建設，但前提是村莊要成立理事會，必須多次討論、開會、集體決定，理事會成員同時去銀行，才能取用這筆錢。我看到他們開會的現場，有討論，有吵架，但這是件好事，意味著村莊被盤活了，民主真正轉起來了。通過鄉村振興的計劃，如果真正能盤活村莊內部的青壯年力量，把他們發展成黨員，由他們主導并且參與到鄉村治理當中，與黨組織建立緊密的互動關系，目前基層治理與上層意志脫線的問題就有了解決的可能。
說一千道一萬，只有依靠制度化的設計、可操作性的配套措施（比如在基層建立良好的黨建、財政和教育醫療等體系），才能夠把基層村莊變成有公共利益的、吸引人的場所和空間。這樣下來，自然會有人投入治理的熱情，形成良好風氣，從而內生出基層自治的可能，形成有能力的行政官僚體系，遏制住黑惡勢力的生長空間。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IPP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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