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住宅是城鎮白領階層最大的生活負擔，在農村則剛好相反，宅基地和住宅恰恰是我國農民最大的福利，是農民最值得驕傲的地方。
一、建房，改善貧窮生活
隨著工業化、城市化進程，農村中的青壯年勞動力大都外出打工去了，家里僅僅剩下所謂的婦女、兒童、老人的“386199”部隊。其實這種說法在一些地方并不準確。
在廣東云浮的霞村，有不少的青壯年婦女也外出打工去了，她們在城鎮也有就業機會，如在餐飲、服裝、鞋帽等行業。這些領域對女工的需求還要明顯多于男工，所以村里“6199”祖孫兩代的留守家庭不少，甚至還有在家留守的先生們。
但不管是“386199”，還是“6199”，農村的青壯年勞動力紛紛外出打工，日積月累積攢下來的錢一般都是為了建房，在村里建房。
建房，是農民改善貧窮的生活、獲取生活信心首先要做的事情。農民一般是自己建房，而不是買房（他們基本買不起房）。在幾乎免費的宅基地上建房，水泥、鋼筋、紅磚的費用（相當于建毛坯房），大約在600元~1000元/平方（逐年上漲）之間，因此，一棟占地面積100平米、三層、建筑面積為300平米的鋼筋水泥的樓房，建筑成本（不含裝修）大約在18萬~30萬之間。
裝修費用會有很大的區別，如果僅僅是簡單的線管、地磚、瓷磚、門窗和購置家電、家具，裝修花費在15萬元左右。所以，農村300平米建筑面積的樓房的全部建房費用花50萬元基本可以搞定，全部平攤下來大約就是1500元~2000元/平米。這筆費用對于大多數農村家庭是最大的一筆消費支出，但也是他們通過打工、經商可以咬牙承受下來的一筆巨款。
農民一-般是先把毛坯房基本建好，把第一層簡單裝修好，然后搬進去住，再一層一層裝修、完善。全部裝修完，要花很長時間，七、八年時間很常見。農民一般不可能等房子全部裝修完畢，才搬進去住。在霞村，除了個別特殊的貧困戶，大多數農民家庭都建起了樓房。
所以，單就住房條件，中國大多數農民家庭肯定要好于城市的一般居民和白領，這是一個基本的判斷。在城市，能夠住上200平米以上商品房或別墅的，只有極少數的富豪階層，大多數城市居民只能住兩房、三房的商品房。
縣城、中心鎮這樣的小城市，房價(毛坯房)平均在5000元/平米左右，在北上廣深這樣的一線城市，地段較好- -點的區域毛坯房、二手房的價格高達5萬/平米左右，有些中心地段房價甚至會超出10萬元/平米。
所以城市里的很多白領階層"啃老"就不奇怪了、“六個錢包”就不奇怪了，不僅他們自己辛苦的積蓄基本.上要被房地產“掏空"，而且還要連累父母。
這是目前城市年輕的白領階層特有的負擔、特有的痛苦。他們必須在城市工作，但要結婚、生活就只能選擇購房，基本沒有保障房、福利房可分。這樣一比較，農民因為宅基地免費的原因，住房就至少要節省4000元/平米，一棟300平米的樓房就要節省120萬元以上。
當然也有些農戶的樓房沒有300平米這么大的建筑面積，兩層只有200平米左右，這樣算下來也至少有80萬元的宅基地福利。試想，如果這一-筆;費用也需要農民自己支付，則可以肯定絕大多數農民建不起樓房、更住不起樓房，境遇肯定比城市的白領還要慘。
所以宅基地對于目前中國農民的福祉非常關鍵、非常重要。
二、福利，不能市場交易
中國農村宅基地的性質是一種“集體福利”，而非可以交易的商品。這種特殊的宅基地福利，來自于中國特有的土地集體所有制制度，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有明確的表述。這是中國建國后土改和農村社會主義革命最重要的歷史成果之一，是中國的“特色”、中國的優勢。
宅基地的所有權是集體的，但是使用權歸成員農戶(必須是農村戶籍)，并且是"一戶一宅”。由此，宅基地就一直是絕大多數農民的一種生活權利，凡中國農民，生而有之。
它在性質上是-種不可交易的集體的"福利”，而非排他性質的私人"財產權”，農民由此不用擔心住房所需要的土地問題，國家和集體為之提供了最可靠的政權保障，沒有人可以剝奪。這應該是中國憲法中"集體所有"最重要的精神之一。
在市場經濟的改革過程中，對于不斷分化的農民，宅基地的性質究竟是"集體福利”重要呢，還是“財產權”重要?這是一個需要回答的棘手的問題。
為此，在不同的地區，如"城中村”、城郊結合部、純農區，就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能搞"一刀切”、搞經濟學的本本主義，簡單地認為能夠交易、能夠抵押的“財產權”一定就比"集體福利"更好，就一定需要把所有的宅基地改革為私人性質的"財產權”，在農村直接取消掉最重要的宅基地的"集體福利"權。
“集體福利”的好處首先是公平，它保障了中國村莊社會的和諧、穩定。在各地鄉村，無論是富裕戶，還是貧困戶，宅基地的面積一般差別不大。這種看似尋常的“集體福利”對于村莊內“弱勢”的貧困戶尤為重要。
在霞村，可以看到一些貧困戶正是由于享有了這一“集體福利”，而能夠居住在較好的住房之中，盡管建筑比較粗糙，但相當寬敞，擋風遮雨完全沒有問題，而且帶前后院子。貧困主要是表現在家具、家電等用品和衣、食、行上面，而不是“住”。
由此可見，中國農民的貧困其實是有底線的，他們一般不可能貧困到“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的悲慘地步，也不可能貧困到只能住“貧民窟”的巴西、印度的流浪漢的地步，這是中國近代歷史巨大的進步。
第二是比較穩定。“集體福利”特征決定了宅基地一般是不能交易、不能抵押的。這種特征容易被一些經濟學家詬病，這是因為他們并不理解“福利”的優勢和特性，也不理解現代發展的全部內涵，簡單地在“福祉”與“財產權”之間劃等號，搞市場“原教旨”主義。
其實所有國家的“社會福利”都是穩定、普惠、不能交易的，典型如北歐福利國家，這些幸福指數最高的國家的各種“社會福利”眼花繚亂，但公民只有分享權、使用權，而沒有“財產權”，個人的福祉是主要通過“社會福利”來實現的。
因此，宅基地作為農民特有的一種“集體福利”、“村莊福利”需要屏蔽在市場之外、交易之外并不奇怪，這不會并降低宅基地的功能和意義。
正因為如此我國所有的農民，尤其是村莊里的貧困戶才可以安安穩穩地實現“兩不愁、三保障”。沒有什么村霸、巨賈可以巧取豪奪農民的這一“集體福利”。
即使有個別村霸有此賊心，由于宅基地的“非交易”特征，自然就切斷了各種巧取豪奪之動機；同時即使有個別農戶要想變賣宅基地和房產，由于集體和國家嚴禁宅基地私下交易，也就泯滅了其投機、賭徒之沖動，從而保障了中國絕大多數農村家庭的安全、穩定，也保障了村莊土地資源的整體性、結構性，為科學、持續的村莊規劃、村莊治理創造了基礎條件。
所以，中國農村宅基地的“集體福利”的制度設計非常有遠見，中國國家的奠基者早就瞭望世界、遠望未來，其智慧與胸襟令人嘆服，這在發展中國家是無法復制的。它對于中國過去的穩定與增長至關重要，可以解讀“中國奇跡”；對于中國將來的穩定與發展同樣至關重要，足以披荊斬棘。為什么要改呢？
改革應當深刻理解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該改的、能改的我們解決不改，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
為此《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物權法》的各種修正、貫徹都應當十分領會、十分尊重憲法精神，都應該接駁前輩的智慧，“不該改的”就堅決不該，“該改的”就與時俱進。有時，堅持“不該改的”更困難，更考驗智慧、信心和意志。
作者系華南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華南師范大學“三農”與城鎮化研究所所長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人民食物主權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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