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十年，我開始認真思考鄉村復興的意義，并做了大量的實踐。作為一位行動者，很榮幸在這里與大家分享，我帶領的中國鄉建院最近十年所做的“以村社內置金融為切入點的新農村建設及綜合發展”的新村復興實踐與思考。
鄉村復興的背景和希望
2003年，我決定離開《中國改革》雜志社去做鄉村建設。這是我人生的第二次大轉折。好不容易進城了，卻又回到農村去，這個抉擇是很艱難的，但卻是基于我認真思考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發展的大趨勢后所作出的職業選擇。因為，我覺得中國進入到了一個應該復興鄉村的時期了，這是我的一個大的判斷。
鄉村會進入一個“復興時期”，理由是什么呢？
我十年前發明過一個詞，叫做“中國拐點”。“中國拐點”說的是在中國加入全球化一般性制造業梯度轉移進程后，全球一般性制造業發生了拐點——“中國拐點”。具體來說，在中國加入全球化一般性制造業梯度轉移之前，全球是少數人為多數人搞制造；當中國加入全球化一般性制造業梯度轉移進程之后，全球一般性制造業由少數人為多數人搞制造，逆轉為多數人為少數人搞制造，全球一般性制造業過剩了、不賺錢了。如果把環境成本算進去的話，一般性的制造業是普遍虧錢的。
中國加入全球一般性制造業梯度轉移進程之后，也就是“中國拐點”出現之后，所謂亞洲四小龍之前的所有先發國家和地區的現代化“普世經驗”，即當發展中國家人均GDP達到4500美元的時候，農村人口會下降到15%以下的“普遍經驗”，可能就成為了謬誤。中國現在人均GDP超過8600美元了，農村戶籍人口數量依然有9億多，比改革開放初期還多出2億。
幾十年改革開放的實踐證明：那種認為人均GDP達到4500美元時，農民問題就基本解決（80%多的農村人口被城市化）的觀點是錯誤的。因為當全球一般性制造業出現“中國拐點”之后就出現嚴重過剩了，在工業化進程中的工人工資收益實在太低了，所以我們的工業化只生產了幾億農民工，卻無法產生幾億市民，我們的工業化沒有能力把農民工變成市民。據此，我認為中國農村在鄉鎮以下長期生活6億人左右是完全可能的，這是第一個基本判斷。
第二個判斷是，世界進入21世紀的時候，已經是以生態文明價值觀為主流的世界了。在生態文明主流化的當今世界，工業化、城市化這條路還能走多遠？既往的發展模式還能走多遠？我認為，未來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會隨著城鄉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均等化、技術進步、觀念的改變而改變，農村的價值會在生態文明價值觀主流化背景下體現出來。
第三個判斷是，隨著交通、網絡等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在城鄉逐步均等化，會導致“逆城市化”現象的出現。我所說的逆城市化不僅僅是人口，還包括產業。比如中國鄉建院總部就設在村莊里，但絲毫不影響我們的工作和生活，網絡和城市一樣快，交通更通暢，空氣比城市更好，吃得更便宜、更安全，住房和辦公條件更好、更實惠。未來會有更多的企業和機構把總部放在村莊里，所以全面出現逆城市化，將是一個與城市化并行的大趨勢。
第四個判斷是，農業和農村投資的比較效益已經到了一個低得不能再低的時代。上世紀80年代種30畝地、養30頭豬就可以是萬元戶，讓農民七口之家生活得比城市居民更好。而現在養30頭豬、種30畝地、收入幾萬元，三口之家其實都難以養活，很難維持家庭人口的簡單再生產和家庭經濟的簡單再生產，農民必須出來打工才能維持小農家庭不破產。在此意義上說，農業的比較效益已經低到不能再低了，農村資產的價值也已經低到不能再低了。比如，如果我是上海人，我在上海賣出300平方米房子，可以去農村把一個兩千畝地村莊買下來。
現在上海300平方米房子的價值比一個承載農村幾千人生活的村莊的土地價值還要高，這是因為城市資產價格連續漲了數十年，而農村資產價格數十年非但沒有漲，甚至一直是下降的。這其實有點荒謬。所以，我認為未來農業和農村經濟的比較效益會迎來一個上升的階段，農村財產的價值也會迎來一個快速上升的階段。否則，我國經濟會因為內需不足而難以持續，甚至可能滋生系統性風險！
基于上述四個判斷，我得出一個總體的結論：鄉村會步入一個復興的時代。
鄉村復興的沉重和意義
在十多年的鄉村建設實踐中，我切切實實地感受到鄉村復興存在諸多理論、政策、體制、機制上的瓶頸，嚴重制約了鄉村建設健康發展及鄉村復興的進程。
一是工業化、城市化優先戰略經歷了數十年的體制化，農村的各種要素都源源不斷地通過體制力量虹吸進入工業化、城市化、全球化進程，甚至鄉村建設本身也是為工業化、城市化、全球化服務的。
二是以農村城市化為主要內涵的農村現代化戰略經歷了數十年的推進之后，“城市先進而農村落后的觀念”深入到了人們的血液。從規劃設計開始，鄉村建設就無時無刻不在走全方位的農村模仿城市的道路，以至于鄉村建設和鄉村破壞并駕齊驅而全然不覺的現象普遍存在。
三是由于政府財力雄厚，而且財政資源配置方式是以（部門）專項轉移支付為主，客觀上造成了鄉村建設中政府部門大包大攬的現象普遍存在，甚至鄉村建設變成了各地政府部門之間的政績工程、面子工程的大比拼，鄉村建設(包括扶貧)過程中以“形式主義、走群眾路線”來反對“形式主義”的現象普遍存在。同時，由于鄉村建設是系統工程，而政府部門相對各自為政，導致鄉村建設中的財政資源使用效率低下的現象由來已久。
四是鄉村建設中一些以防止腐敗而走程序的制度化腐敗和浪費已經司空見慣。任何一筆用于鄉村建設的政府部門支出（如農民建房的政府補貼或政策性貸款）都要走公開招標程序；而一旦進入招標程序，接下來有時就是“高級黑”了，沒有人會對此承擔責任，因為這樣的腐敗和浪費是“合法合規”的。
五是中國當下的農業制度（高度分散的小農農業）和數千年前的農業制度幾乎沒有顯著差別，以至于千千萬萬的小農長期陷于“小農生產積極性陷阱”，而無法追求農業生產性和經營性收入的增長，甚至越積極生產越貧困。
六是中國農村當下的財產制度和金融制度其實非常落后，農民的財產無法在任何一家金融機構里獲得抵押變現的權利，因此鄉村建設的過程永遠都是“活錢變死錢”的過程，沒法“死錢變活錢”。城鄉各種要素難以自由流動和交換，導致農村很難追求財產性收入的增長，各種社會力量參與鄉村建設和投資也不得不瞻前顧后、望而卻步。
七是幾乎所有農村孩子自上學的第一天開始，所接受的教育就是為了離開農村，即使是在大學里接受與農村發展相關的專業培養的畢業生回到家鄉，也不知道如何具體建設鄉村（包括規劃設計專業）。因此，鄉村復興存在真正的人才荒。
八是鄉村建設中重視硬件、忽視“軟件”建設的現象尤其嚴重，有90%的政府資金用于硬件建設，只有不到10%的資金用于采購“智力”“軟件”等。而沒有“軟件”支撐的硬件，再好、再新的硬件也只會變成新的存量。比如，農村的沼氣池、污水處理廠、農民集中上樓的安置房等就大量閑置。即使是經常使用的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設施，由于“軟件”建設滯后而無法正常使用的現象也十分普遍。
九是不少地方政府和基層干部片面理解“少數人先富起來”，依然依靠能人、強人、資本主導鄉村建設，而忽視農民及其組織在鄉村建設中的主體性作用的發揮。因此，不少地方的鄉村建設實際上異化為少數人的鄉村建設，背離了社會主義方向，加劇了農村社會矛盾。與此同時，這也導致了黨的基層組織在基層治理中的邊緣化。
十是農村環境治理的理念、方法目前存在根本性的認識誤區。比如，垃圾本是放錯地方的資源，是人的行為出錯的結果。現在治理垃圾的“村收集、鄉轉運、縣處理”模式，實質是鼓勵人的行為出錯，垃圾只會越來越多。好多地方的財政已經為此不堪重負，這是不可持續的環境治理理念和方法。
綜上，當下的鄉村建設，“千金撥不動四兩”很普遍，“四兩撥千斤”比較少見。靠外部輸血的鄉村建設普遍存在，靠內生動力為主的鄉村建設比較少見。然而，這并不說明鄉村復興沒有希望，恰恰意味著鄉村復興大有可為。鄉村復興對中國意義重大！
如果農村的土地、山林、房屋等都能夠通過內置金融村社聯合社體系建設，由農民自主實現農村資源資產的金融化、證券化、股權化、貨幣化過程，農民的財富就會增加數百萬億元以上的市場價值。這應該是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不二選擇，也是中國避免陷入日本式衰退、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決定性舉措！
如果通過鄉村建設和復興，農民增加了數百萬億市場價值的可支配財富，中國發展經濟的目的也就會真正回歸“滿足本國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國家的自主性就會大大增強，社會發展和社會和諧的水平將大大躍升。這對于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也將是決定性的舉措。
特別是當下，黨的基層組織服務農民和治理鄉村的能力的提升遭遇瓶頸，脫貧攻堅也處于拉鋸戰和攻堅階段，以內置金融為切入點的鄉村建設及綜合發展模式來推動鄉村全面復興，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
鄉村復興的路徑和方法
河南信陽郝堂村是我在2009年開始做的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示范村，2013年被評為全國美麗宜居示范村第一名，成為著名的休閑旅游村，村民的收入水平由貧困村一躍成為富裕村，村民生活水平讓不少城市人也頗為羨慕。此后，我們在全國建設了100多個各式各樣的示范村。從2016年初起，每月26日我基本都到郝堂村舉辦一期“鄉村復興講堂”，講如何復興鄉村。
當下鄉村存在的最大的問題是什么？我認為，不是中央財政沒有錢，我們比韓國的新農村建設時的條件好多了，韓國新農村建設的時候政府只給村莊一些鋼筋水泥等物質，讓農民自己去搞鄉村復興。現在的中央政府每年轉移支付鄉村復興的資金是2萬多億元，加上地方財政的資金就更多了。我們的問題是“千金撥不動四兩”。當然不可否認，鄉村建設做了不少的實事，但很多錢的確“打水漂”了。因此，如何去找到一個“四兩撥千斤”的復興鄉村的辦法來破“千金撥不動四兩”的局，這就是中國鄉建院的使命。
我認為，中國鄉村復興首要解決的就是內生動力不足問題，即如何建設和增強農民及其組織的主體性。我曾經去日本、韓國等國家和我國臺灣地區游學，那里農民的主體性和我們農民的主體性比較起來，我們的農民組織可以說幾乎完全沒有主體性。當下的農村社會實際上是一個無主體社會。我們必須重建農民及其組織的主體性，其中，土地集體所有制和村社制度是農民及農民組織主體性的基石。
而重建主體性最主要的就是恢復、充實和“激活”土地集體所有制，以及完善村社制度，從而重振村社。具體來說，我們要從五大方面增強農民的主體性：土地、組織、金融、社保和文化。
（一）王垸村：五位一體試點
能不能將這五個方面統籌起來增強村社組織的主體性，是我思考問題的一個起點。我開始做的時候，首先想到的是要把分散的農民組織起來，而以村社內部合作金融的方式重新組織農民是最省力的。于是，我就做了一個“以村社內置金融為切入點的新農村建設及綜合發展”的實現村莊復興的模式。
我有一段在鄉鎮工作的經驗，還有10年左右在公益組織做農村扶貧的經驗。第一個試驗點我選擇的是自己的村莊王垸村。我帶10萬元“種子資金”回去引導村民做資金互助社。王垸村里有漁場（集體的），原來是承包出去以后收回7萬元，每年每個老人分300元。我和村干部建議由我出10萬元，村集體出資25萬元，每個老人出2000元，組成一個養老資金互助社。我的10萬元和村里的25萬元資金的收益分配給老人以吸引他們參加，這叫“資金互助促發展，利息收益敬老人”。
村民可以從養老資金互助社里貸款，前提是先存款后貸款，貸款的利息收益分配給老人。這樣一個老人一年就比以前多分好幾倍，而本金還在。村里當時覺得這個方案還不錯，一拍即合，我就協助村莊把養老資金互助社建起來了。開始的時候只有80多個老人相信，開業的資金規模只有87萬元，當地信用社貸款的年利率是14.4%，而當年產生的收益就超過10萬元。第一年人數不多，每人分了500元。第二年資金規模翻番了，人數也翻番了，每人分800元。去年我回去的時候給村莊的老人分紅，每人分900元。
當然，我也有一套管理機制，這些老年人8人一組，組成貸款評審小組，由理事會最終決策。也就是說，理事會最后放貸款都必須由8人小組通過評審之后才能進行，這樣就解決了貸款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比如有些年輕人向老人小組提出貸款申請，老人覺得他們不吸毒、不賭博、不干壞事，才把錢貸給他們。貸款者如果不還錢的話，村莊下一次調整土地就不給他們了，也就是把成員權作為抵押。如此操作下來，目前這11年來沒有一筆壞賬。
王垸村的試驗證明：有了村社內部的養老資金互助社——內置金融之后，農民的主體性就增強了。一是農民重新組織進入了村社，有的老年人差幾個月滿60歲，還要到派出所改身份證加入進來。二是村社組織有了力量，過去村兩委基本服務不了農民，現在村社內置金融以后就可以充分服務農民了。村社有了信用體系，比如農民要肥料、飼料等時，村社就可以代購，村社服務村民的工作就可以開展起來。三是村民土地承包權或集體成員權等也可以做實，可以抵押貸款了。
村社內置金融接受農戶土地承包權或集體成員權抵押貸款的這個做法，其實回應了兩套話語：一是回應了以賀雪峰教授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土地制度話語，即讓集體成員權和農戶承包權抵押貸款權，照樣可以在土地集體所有制背景下實現。二是回應了以厲以寧教授為代表的科斯主義土地制度話語，即不搞私有化也可以實現集體成員權和農戶承包權抵押貸款。所以我想，賀雪峰教授不會反對我，因為我雖然實現了土地抵押貸款權，但沒有破壞集體土地所有制；厲以寧教授也不會反對我，因為我雖然堅持集體所有制，但依然讓農民的承包權、集體成員權用來抵押貸款。這也是我這個實踐派必須要做的！
土地、組織和金融要素相糅合后，再一個要素就是社保。我認為，我們國家每年給農民幾百元錢是一種社保，那么在村社內置金融產生收益以后可以給老人們分紅，這其實也是一種“社保”，是社區共同體的“合作社保”。當然，這只是第一步，后面我還會探討如何把這個社區共同體“合作社保”的功能進一步發展。
接下來便是社區共同體的“合作社保”功能帶來了文化改變。有了村社共同體為村民服務，我們把“鄉賢”文化找回來了，把傳統“孝道”文化找回來了，把“合作”文化找回來了。我的感受是，改革開放以后，農村文化整體上其實是大倒退的。小農是有依附性的，當小農依附于家族共同體時，家族共同體下就生長出了傳統文化。當小農依附于村社共同體時，就有了毛澤東時代村社共同體內長出的合作文化。到了鄧小平時代，農民變得“原子化”了，農民無所依靠、高度分散，這樣的農村也生長出對應的文化，比如笑貧不笑娼、自私自利等。
農民只有生活在共同體內，農村才可能生長出優秀的文化。在沒有共同體一盤散沙的農村，五千年文化中間最糟粕的東西，就會像腫瘤一樣膨脹。農村優秀文化不是吹出來的，也不是寫出來的，而是從共同體里長出來的。當農村有了好文化，農村善治也就有了希望！
村社內置金融試驗，把土地、組織、金融、社保和文化等都統籌考慮于村社共同體之中，農民和農民村社共同體的自主性就回歸了。
（二）郝堂村：新農村建設樣板村
2009年9月，我把王垸村的成功經驗帶到河南信陽的郝堂村。郝堂村所在的信陽市是我們國家農村改革試驗區，是按照一個很有名的經濟學家的頂層設計方案進行的改革。這個改革簡單來說，就是把農村土地進行確權頒證到戶以后，農民拿產權證可以到銀行去抵押貸款。當農民拿到了土地產權證到銀行去抵押貸款時，銀行其實并不認這個產權證。我去信陽黨校講課，當地官員問我這個問題如何解決？我說村社內置金融后，農民土地承包證就可以在村社內置金融抵押貸款了。這樣，我就在當地官員的引領下走進了貧困的郝堂村。
進入郝堂村，我最開始依然是做養老資金互助社。我帶了5萬元，政府給了10萬元，7個鄉賢一人出2萬元，這14萬元“公益”資金的收益用于老人。最開始只有15個老人入社，每人2000元。3個月以后到了小年分紅的時候（臘月二十四），每個老人分了330元。這個互助社一建立起來，土地就可以抵押貸款了。養老資金互助社越辦越好，第三年100多個老人人均分配700多元。
由于郝堂村內置金融試驗非常成功，當地官員問我能不能就在郝堂村做新農村建設試驗？我強調一點，那種集中多個村的幾萬人安置在一個所謂的新型農村社區，鬧得“雞飛狗跳”的鄉村建設，一定不能搞。我還和當時的平橋區書記“約法三章”：水利、修路、中心學校建設、農民建房貼息這些由政府出資；行政工作由政府負責；技術工作則由我組織來的專家負責，不管多大的干部來了，也不能就技術問題隨意指手畫腳。
郝堂村開展新農村建設的第一件事是把農民拉出去參觀學習。第二件事是在村里搞垃圾分類，垃圾分類在其他地方可能要花一兩年才能做好，而在郝堂村一個半月就搞定了。一般的村子要開會，發錢給村民也開不起來；郝堂村一說開會，齊刷刷地立馬都到了。可見，組織起來的農民和分散的農民就是不一樣。
第三件事是村社集體土地“收儲”。政府給了郝堂村148畝新農村建設的集體建設用地指標，村民根據自己參與做的規劃，第一期需要從村民手上收儲83畝土地，一畝土地流轉到村集體里面搞建設，最貴的2.4萬元/畝，最便宜的1.8萬元/畝。第一期收儲土地83畝需要170萬元，村莊沒有錢就從內置金融里貸款，成立村集體的“土地銀行”。村里啟動基礎設施建設實施規劃，83畝儲備土地的價值就展現了，現在郝堂村集體建設用地的價格是40萬元/畝。
郝堂村的新農村建設，不僅使農民富裕起來，也使集體經濟呈爆炸式增長，而之前這筆收益基本都被開發商拿走了。現在村社有了內置金融以后，土地的增值收益歸農民分享。郝堂村（包括周邊村道路/學校/水利）整個建設政府共投資了3200萬元，郝堂村村集體至少投資了4000萬元，前前后后收儲300多畝土地，現在還有110多畝儲備地。郝堂村村民從2011年開始建房子，一共花了8000多萬元，2013年項目結束時成為全國示范村、旅游村。為什么迄今村民還在投資？正是因為“活錢變死錢”后，“死錢又能變活錢”，這就是金融的力量。
（三）全國試點：內置金融村社的體系化
中國鄉建院從郝堂村出發向全國發展，新農村建設樣板村現在做了大概20多個。鄉建院的實踐也在不斷改進，原來是在單個村做內置金融，現在是以縣為單位做內置金融村社聯合社體系，再借助大數據整合更多的政府和社會資源。形成聯合社以后，就產生了真正的屬于農民的“合作銀行”，真正的屬于農民的供銷社和電子商務部，真正的屬于農民的保險公司、產權交易所。
比如，有的村莊成立了“苗木銀行”，農民把苗木當做存款使用，內置金融合作社可以拿這些“存款苗木”去做市政綠化工程。有的村落則成立了“房屋銀行”，農民把破舊的房子當存款存入內置金融，存的時間越長收益就越高。珠海有個三農村，用內置金融收儲的集體建設用地建設企業，企業直接把總部放到村里，企業部分職工及家屬也可以住到村里，而用集體建設用地造的房子，企業職工付個首付就可以入住，還可以在內置金融按揭貸款。
內置金融村社重新把農民組織起來，把資源資產資金集約經營起來，讓產權實現和交易起來。資源變資產，資產變股權，資金變股金，村民再變股民。這樣，農村資源資產的市場價值就出來了。當許許多多的村民組織起來，農民的需求量集合起來，農民就有了市場話語權，可以和供銷商議價，甚至可以“改造”供銷商。
這些年農民為什么富不起來？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農業產業的收益都被資本家拿走了，土地的級差地租都被老板拿走了，供銷商業利潤分不到，金融服務收益更是無從談起。而當我們讓農業產業收益重新回到農民手中，級差地租收益回到農民手中，供銷商業利潤回到農民手中，金融利潤回到農民手中；不僅農村可持續發展實現了，“合作社保”能力和水平也大大提高。
中國鄉建院首先對村莊進行分類，進而對不同的村莊采取不同的建設辦法。我們認為，30%的村莊將會成為中心村，要研究的是農業農村的服務業化。現在已經出現逆城市化的趨向，比如企業下鄉、人口回流、鄉村旅游等，這意味著到農村居住生活和工作有很大的市場。10%的村莊將會成為城市的一部分，要研究的是農民如何抱團進城，而不是被城市“化”掉。還有60%的村莊將會逐步空心化，要研究的是農業現代化的模式和方法。比如，通過內置金融的方式把資源整合起來，通過土地銀行、房屋銀行等將土地指標進行交易，搞現代農業主體再造，發展現代農業。其中，土地的問題、組織的問題、金融的問題、社會保障和文化的問題，必須作為一個整體去考慮。農民和農民組織的主體性增加以后，農村的面貌自然會煥然一新。
新形勢下土地會向哪里集中呢？一般有兩個選項：一是向資本集中，二是向村社集中。農業部要搞地主制，鄉建院要搞村社制。我認為，絕大多數的農民會選擇鄉建院的服務，土地向村社集中。按照賀雪峰教授的觀點，農村是穩定器和蓄水池。考慮到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未來，我們把農民再組織進入村社，而土地向村社集中一定比向地主集中要好，上述60%的村莊因此也是有希望的。廣大高校、科研機構等知識分子如果都參與到鄉村建設中，專心致志地把服務三農的產品做好，鄉村復興就會更有希望！
當然，中國鄉建院的服務是有價的，我認為有價才能把服務做好。鄉建院成立不到5年，完全靠市場養活自己，去年的收入超過了3000萬元。我們到大學、科研機構和基層政府部門挖人，經過培訓上崗服務后，他們都很有成就感。鄉村建設的市場非常之大，預計中國鄉建院十周年的時候，應該有不會少于500名員工。由中國鄉建院帶頭，現在很多地方也成立了各式各樣的鄉建院。所以，從市場需求判斷，鄉村復興也是有可能的。
我們一直擔心農民愿不愿意組織起來的問題，答案其實是肯定的、明確的。農民是愿意的，關鍵是要找到組織農民的有效方法，組建有效的農民組織；而村社內置金融就是一種組織農民的好方法，內置金融村社聯合社就是農民希望的一種好的組織形式。
中共十九大以后的鄉村復興格局
中國鄉建院在全國17個省200多個村莊的鄉村復興實踐證明，以村社內置金融為切入點的新農村建設及綜合發展，是“四兩撥千斤”的鄉村復興之法，既能提升農民生產生活品質，又能為農民創造財富；既能促進全面小康，又能助力中國夢的實現。我是堅定的鄉村復興派和行動者，對中共十九大后形成以內生動力為主的鄉村復興格局高度期待。
（一）振興鄉村的基本法則
其一，如前所述，振興鄉村的首要任務是重建農民及組織的主體性。而重建農民及農民組織主體性的重點在于：第一，以土地集體所有制為基石的農民村社共同體重建，是鞏固和提升農民及農民組織主體性的捷徑。第二，村社共同體內置合作金融是激活村社共同體的捷徑。村社內置金融是將農民再組織起來、將資源資產資金集約經營起來、讓財產權實現起來和交易起來、讓成員權信用發達起來的最好辦法。第三，將農民村社共同體主導的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完善起來，是追求農民市場權利最大化的捷徑。
其二，振興鄉村的本質目標及關鍵著力點在于，提升農民生產生活的品質。我們的口號應該由“把農村建設得更像農村”升級為“建設未來村、共創新生活”，既要保留優良傳統，又要面向未來而創新。讓農民生產生活的品質甚至比城里人高，農村才有希望，這就是鄉村建設的本質！而其實現的關鍵著力點在于人的建設，也就是建設有品格和品位的人——懂得尊重自己、尊重別人、尊重自然。鄉村建設的根本目標是通過人的建設來實現的，人的建設的關鍵又是組織建設。新農村建設，好山好水好文化固然都很重要。但我以為，鄉村民俗、旅游、休閑中最重要的“資源”，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離開了“人好”，其他條件再好也沒有意義。
其三，振興鄉村，是對鄉村復雜系統梳理、修復和激活的過程。鄉村復雜系統包括生態系統、生計系統、人文系統、治理系統和基礎性支撐體系（包括金融）。在當下農村產品、產業和資金總體過剩的背景下，知識增量投入其實比資金增量投入更有效。新鄉村建設需要不同專業背景的、有經驗的人組成團隊，為復雜系統的修復與激活提供綜合性“組織鄉村、建設鄉村、經營鄉村”的解決方案，并協助農民及農民組織主導實施。
其四，鄉村規劃設計主要是農民和農民組織自己的事情。鄉村的硬件規劃設計建設要以“三生共贏”（生產、生活、生態）為基本原則。鄉村的基本組織制度、基本經營制度、基本治理制度等軟件規劃設計建設，要以堅守土地集體所有制、村民共同富裕和黨的領導為基本底線。鄉村發展建設和治理的規劃設計，一定是專業的人協助農民及農民組織依據一定的原則、底線和規律自主創造的過程。那些給農民一個規劃設計文本后收錢走人的鄉村規劃設計服務，對農民的鄉村建設來說幾乎沒有意義。把城市建設的一套規劃設計服務與管理辦法套用到鄉村建設，也是不靠譜的。鄉村建設需要在地化的綜合服務供應商，是一個長期落地式、陪伴式的過程。
其五，破解鄉建“千金撥不動四兩”難題是王道。新農村建設必須探索“四兩撥千斤”的鄉建方法。道路、水系等是農村各種系統有效運行的硬件基礎體系。鄉村的組織體系、信用體系和產權交易體系等，是鄉村各種系統有效運行的軟件基礎體系，甚至是更加重要、更加稀缺的基礎體系。村社內置金融將農村農民的組織體系、信用體系和產權交易體系建立起來，農民能夠自主將資產資源資金集約經營起來，產生強大的內生動力，振興鄉村自然就可“四兩撥千斤”。
其六，學習型村莊是經營村莊的捷徑。對于至少30%的村莊而言，建設村莊就是為了經營村莊，而新的生產生活是經營村莊的基礎條件之一。鄉村建設既要留住優良的鄉愁，更要勇于創新符合生態文明價值觀的生產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學習型的示范村正是經營村莊的捷徑。
其七，把鄉村建設成開放的價值創造平臺，會收到事半功倍之效。不同主體（全社會所有主體）能夠在這個平臺上創造價值，實現價值共振。新鄉村是各種要素（包括集體成員權）可以自由流動的村民共同體，村社內置金融是支撐村社要素（包括成員權）流動的基礎。封閉的鄉村一定不是新農村，而是沒有前途的鄉村。
其八，鄉村建設服務專業機構要有情懷和信仰。信仰就是“為人民服務”。延安時期的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單槍匹馬在農村建立起黨支部、農會、根據地，為游擊戰爭和人民戰爭提供大后方，正是因為有信仰。“技能+信仰=事半功倍。”我認為職業化的專業鄉建機構，最好的體制就是“社會企業”。
其九，當今的鄉村建設基本是縣委書記的鄉村建設，縣委書記必須懂得鄉建并且親自抓。因為鄉村建設是對復雜系統的修復和激活，除資金外，涉及組織、制度、體制、政策等，也只有縣委書記才有能力進行資源整合和優化配置。對于不懂鄉村建設的縣委書記，專業的鄉建服務機構必須對其進行培訓后才能啟動雙方的合作；否則，搞的極可能又是農民集中上樓式的鄉建面子工程。
其十，只有在“三起來”充分實現之后，鄉村振興的重點放在生產和產業發展上才有意義。在生產和產業過剩的大背景下，所謂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或產業發展優先的鄉村建設，很容易掉入小農生產積極性的陷阱，往往勞民又傷財。通過創建內置金融村社新型組織體系，“把農民組織起來、把資源資產資金集約經營起來、把產權交易起來”，“三起來”后的產業發展才是有市場競爭力的發展。農民生產的積極性是由其收入所決定的，農民組織和地方政府應牢記，千萬不要盲目刺激農民直接搞生產。
（二）宏觀和微觀層面的改進
中共十九大后，如果我國在宏觀和微觀層面做進一步的改進，相信會迎來鄉村復興的嶄新局面。
從宏觀層面來講，重點要在以下方面下功夫：
一是財政制度要改革，中央關于三農的轉移支付體制要改革，專項轉移支付為主的體制應該改成一般性轉移支付為主的體制；財政資金直接投入項目為主的扶持方式，應該改成直接投入支撐農村產權實現的合作金融體系建設為主的扶持方式；財政資金補貼項目以補為主，應該改為以獎為主；財政資金使用的部門事后審計為主，應該改為人大在項目過程中的監督監察為主；財政投入硬件建設為主，應該改為硬件和軟件并行，多多采購專業鄉村建設機構的專業化服務；財政資金使用過程中的招投標制度一定要做系統性改革，清除制度性腐敗和浪費。
二是教育科研要改革，要面向三農發展和鄉村復興培養人才，與農村發展相關的專業要在參與鄉村復興的過程中辦學和科研，有些專業要在鄉村落地生根式地開展教學和科研，涉農大學及專業都辦在城市的局面要改變。
三是引導鄉村建設（包括扶貧）要走職業化、專業化的道路，鄉村建設中“無牛使、狗耕田”的現象一定要有所改變。四是從政策法規和體制上為市民下鄉參與鄉村建設，以及為城鄉要素自由流動掃除一切壁壘。五是實施農村業態多元化戰略，農村網絡和交通便利化已經為農村業態多元化創造了一定的條件。六是堅持共同富裕和社會主義的大方向。七是建議有中央政治局常委親自抓鄉村復興工作。
從微觀層面來講，重點要在以下方面下功夫：
一是始終把村民及其村社共同體的主體性建設放在鄉村建設的第一目標位置，并由村民村社共同體主導鄉村建設。
二是普遍引入鄉村建設專業服務機構為鄉村建設提供系統性、陪伴式服務，進行分類指導和協作。
三是以政府財政資金為種子，以村社內置合作金融為切入點，構建農村“內置金融村社聯合社”新型農民組織體系，完善村社共同體內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和村社共同體成員的民主自治制度。支持農村產權（包括集體成員權）在內置金融中抵押變現和有償退出，內置金融為市民下鄉“長期租用”農民財產提供“按揭貸款”服務，破除城鄉壁壘。
四是以“三生共贏”為鄉村建設的基本理念，環境治理以村社為基本單元，推廣以村社為邊界的“小閉環”循環利用為主的環境治理模式，做到垃圾不落地、污水不出村。
五是鼓勵和扶持城市社區內置金融消費合作社和農村內置金融生產合作社結成互惠互利聯盟，促進農業制度的升級和農村農業的服務業化。
（本文原載于《探索與爭鳴》2017年第12期，原標題為《中國鄉村復興的背景、意義與方法——來自行動者的思考和實踐》）
作者系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云山杰出學者，中國鄉建院院長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鄉村建設研究（微信公眾號）2018-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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