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現代百年來鄉村的受體角色，如今隨著宏觀環境的變遷，具有了相對向主體角色改善的可能性。當下在全國所出現的多種多樣的新農村建設現象，只有在某種程度上內含著鄉村主體性的因子，才稱得上為鄉村復興。這需要鞏固既有鄉村結構性的優良傳統關系，并接茬于現代組織制度的宏觀背景。具體而言，即提振農民組織，形成農民群體的主體性人格；重建鄉村系統，形成農村地域范圍的主體性實體。
相對于兩個歷史發展階段而言——一個是漫長歷史上傳統鄉村社會的自給自足式發展，一個是百年來現代化制度變遷對鄉村社會汲取資源的否定式發展——我們姑且將自2005年以來中央新農村建設發展戰略提出以后的中國農村發展趨勢，稱之為“鄉村復興”，這是建立在歷史變遷進程中一種否定之否定的提法。本文談談鄉村復興的主體性問題。
一、近現代鄉村從受體到主體轉變的可能性
中國傳統鄉村，作為人類社會與自然界共存相處的生態場域、生活場域和生產場域，具有自給自足的可持續的主體性特征。近現代制度變遷下傳統鄉村地位發生了變化，鄉村成了政府主導的工業化汲取小農剩余的主陣地，第二、三產業發展的成本轉嫁事實，使得鄉村成為一個受體，一個依附者：中華民國1927—1937年間工業化的黃金增長十年，是中國鄉村民不聊生從而發生動蕩并革命的主導性原因；新中國建立后集體化時期二元城鄉經濟結構和人民公社下的鄉村，成為建國后1978年以前初具雛形的中國工業體系汲取資源的客觀受體；改革開放30多年，廣大農村變成了資源資本化的一個拓荒地，青壯年農民從以前村莊生活的主人變為工業產業化勞動后備軍，老人婦女兒童“被剩余”在農村；廣大小農因其散漫和被動而高度依附于外界生存，一些村莊成了沒生機的“取水池”甚至是“干涸地”。
傳統鄉村作為一陽一陰、一快一慢、一發展極一穩定極的城鄉“對立統一”之陰面、慢面和穩定極，其真實的功能是為中國加入全球化體系的高速發展提供了穩定器；這樣的對立統一正是在世界性經濟危機蔓延之時中國還能穩定發展的真實經驗所在[1]。顯然，農村工業化和鄉村城市化的激進發展，其對鄉村的蠶食和破壞，正影響到城鄉關系里的陰與陽、快與慢、發展與穩定的各對矛盾之平衡，假若繼續下去達到一個臨界點，這些矛盾對立面突顯而統一面徹底失衡，則必然會最終釀禍于中國現代化經濟高速發展、中國社會穩定之本身，以及中華民族可持續生存本身。執政黨正是認識到“以城返鄉”、“以工哺農”的重要意義，在工業化中期之后財政實力增強的經濟保障基礎上，從戰略角度提出了新農村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并伴隨有各種惠農政策的落實。現代化背景下的鄉村復興建設，強調：新農村建設以及農村生態文明建設的本質，是鄉村特質增多而不是去鄉村化的結果，其核心是鄉村主體性的增強，即從對城市和工業的依附性轉化到與工業和城市相輔相成的、相對自主的地位上來。
顯然，基于新陳代謝之規律，“鄉村復興”并不是歸復鄉村傳統，因為時過境遷，任何事物并不能真正還原，而是內含了前面階段的特征又盡可能超越之的一種“復合”狀態。在當下要闡述鄉村復興及鄉村的主體性，其一是尋鄉村精神之老根，其二是接現實制度之茬：其根本，是恢復農耕文化的自立而包容的人文精神，繼承“向上之心強、相與情誼深”的中國精神[2]，接續祖輩生存之道；其枝干，則是融合了現代組織的表現形態，以此改掉鄉村社會散漫和被動的特點，并對接適宜的科學技術和相關有益資源。這種根本與枝干相結合、相統一的特征，即鄉村得以復興的“主體性”。它從“人”上來說，就是指當下農民在鞏固既有“中國精神”的基礎之上組織起來，其表現是產生了融合傳統與現代的農民組織；從“事”上來說，就是形成既對接鄉村外部社會和市場、同時真正以服務于農村生活生產為目的的鄉村系統。
這里所指的農民組織和鄉村系統，就是當代鄉村復興主體性的兩個特征。下面分兩部分闡述之。
二、提振農民組織，形成農民群體的主體性人格
以前的經驗總結中，我們多次談及“黨政主導、農民主體、社會參與”的農民組織動員機制。這里要強調農民主體的重要性，因為，若農民主體虛置或弱化，則黨政的力量會加重小農“等靠要”的受體特征，而社會參與的力量則會形成錯位、越位等問題。那么，分散而受動的小農如何成為主體？提振農民組織的具體的、長遠的經驗是什么？
首先，要加強農民組織中固有人情倫理與制度化建設的中和關系。鄉村群體的人情倫理關系是一個農民組織的內在固有結構；鄉村復興的主體性從人上來說，第一是鞏固了傳統倫理社會情誼關系，即“相與情誼深”的“情”的積極因素的發揚，大家的心氣能向一處使，并會相對地彼此包容和一致行動；第二是在倫理之上增加制度化的現代法理規則因素，即“團體對個人，個人對團體”的相互關系。“在此，團體要尊重個人，個人要尊重團體”[3]，否則，團體散了，累及眾人也害自己。農民組織建設中，既不能違倫理之情，也不能違法規之理。團體中和了情與理的積極因素，形成良性相處的關系，方能生成農民以倫理鄉情為內在機制、對外面對政府和市場的符合現代法規的主體性人格，具有集責任與權利于一體的合作權和平等權。離開了這個，幾乎所有的發展，均有可能是以汲取小農剩余、破壞鄉村環境、增加農民分化為后果的、不可持續的發展。這完全是合作社的法規制度與中國小農經濟社會基礎相結合的產物。
其次，把握農民組織核心圓團隊建設的規律。它離不開農村社區中在村的中堅農民，或叫相對德才兼備的能人的帶頭作用，這種人在村莊里大概會占10%左右。中國特色的農民組織，都與一個核心的代表人物分不開，稱為帶頭人。而且，一個好漢三個幫，此帶頭人又與幾個談得來的伙伴支持相幫分不開，稱為積極分子。一般人在研究或者參與農民合作事業的過程中，總是自然地想到農民組織因為要盡可能地照顧到眾多普通農民的利益，所以其組織特征應是均質型的，相對民主的。然而，實際狀況是：在我們所參與的諸多農民合作組織經驗中，幾乎每個合作社的成立和發展，都離不開一個相對無私的帶頭人及幾個跟隨他的積極分子。當時我們將合作社組建的重要經驗之一，歸結為一個好的帶頭人和幾個積極分子的互幫互助，把合作組織所涉及人員分為帶頭人、積極分子、普通社員，并總結出了合作社核心圓團隊建設觀點，提出帶頭人、積極分子和普通社員之間的辯證統一關系如何實現的對策，提出核心人物需要德高于才、德才兼備方能服眾、領眾的觀點。這是當時采用“外發促內生”機制并在無數經驗和教訓中總結的本土化規律。
接著，農民組織離不開內部傳幫帶機制，主要是在村年輕人或返鄉青年以及生力軍的遞進機制的形成。一個農民組織中基于村莊自然優化選擇的帶頭人和積極分子，往往在某一方面共性多一些，要么是伙伴，要么是同齡，要么是才智結構趨同，這不利于更多農民的參與和不同年齡段村民的優化搭配，也不利于應對嚴峻的市場形勢以及日新月異的科技發展。所以，幾乎所有存活相對長久的三年以上的農民組織，其組織內部結構中是老中青結合，傳幫帶的局面就會出現。有實力的組織，一般會引起本村年輕人的關注、參與，以及主動加入后的擔當。這些年輕人要么是過膩了城市燈紅酒綠生活或者嘗盡打工苦楚的返鄉青年，要么是不得已回鄉照顧家庭老小的人，也有從農民組織成員自身做起動員自己年輕兒女加入這個事業的。這是融合了鄉村倫理情誼特點的、農民組織內部可以良性繼替的可持續運轉模式。其實，真正做到家的，是在農民組織發展到具有一定經濟、社會、文化資本實力的基礎上，從娃娃抓起，從青少年抓起，從開展本鄉本土的中小學生夏令營抓起，從在校大中專院校的大學生夏令營抓起，有意識地發現、培養農民組織的生力軍和后備隊。這是一種著眼于長遠的積極參與機制。近現代以來體制內教育大都以脫離三農、趨向于城市工業而開設；鄉村復興關于人方面的主體性，假如從長計議，則是人才培養先行，鄉土地方性教育先行——這是重大策略。
三、重建鄉村系統，形成農村地域范圍的主體性實體
鄉村從依附到自主發展的過渡，還體現在鄉村系統的實體發展方面。
關于鄉村復興的主體內容，我們在以前諸多文章中均有論述，比如“人民生計為本，合作組織為綱，多元文化為根”之不同層次的歸納；再比如“健康農業、合作農民、可持續發展的農村”之不同類別的歸納；以及“歸心園、從田居，復興鄉土社會支撐體系”之不同視角的歸納。[4]這些歸納均有一定的合理性。此處主要從現實經驗出發再歸納來充實之，認為：只有“從日常生活生產著手，從鄉村系統重建著眼”的鄉村復興，才具有可持續性。這種歸納注重了鄉村生活生產諸方面的綜合整體推進，而不是單一專門的項目推進。只有不同層次不同類別的相輔相成、相形相隨、相和相傾、相呼相應，鄉村特質的增多才會是一個體系性重建，鄉村的自主性才會有一個相對成長的空間。從某種程度上說，鄉村的自主性，就是以鄉村為本位、以異于城市化生活方式為目標且呼應之的系統發展。以下談兩點。
第一，鄉村系統重建，是以某項實體發展為突破口，一個逐漸積累不斷完善的滾雪球似的發展過程。
以山西永濟蒲韓社區協會10年發展歷程為例。基于當地大面積黃河灘涂地的種植業以及果林業的多樣化發展，以鄭冰為首的鄉村能人開辦了農資店，她聯合了6家農資店一起開展統購農資業務。要了解農戶在農資方面的具體需求，她們不但走村串戶了解社員日常生活需求；而且在動員村民跳舞之中加強彼此相互了解，在此過程中產生了18個在鄉村中有威望的輔導員。這些輔導員在開展工作中有三個特點：一是“相與情誼深”式的暖人心服務，以戶為單位的綜合便民服務，充分了解社員們的農藥、化肥以及其他生活日用品的多樣需求，在這基礎上徹底走鄉土式的群眾路線。二是“向上之心強”式的樹新風引導，比如只有具備這些條件——“做垃圾分類，參與文藝活動，孝順父母，夫妻關系好，正確引導孩子、不打罵孩子”等的農戶，才能入社。三是對組織紀律的自覺執行，形成按規矩辦事的行為習慣。輔導員不能在社員家里隨便吃飯、不能隨便接受社員贈物等紀律歷來嚴格執行，因為他們明白只有這樣執行，一個組織才能具有可持續發展的根據。在經常家訪（俗稱串門）的過程中，在知道農民們需要什么之后，再根據需要統購或者開展其他工作。于是，以鄭冰為代表的永濟蒲韓社區協會業務，經歷了一個長達10余年的累積式發展進程：從農資統購到日用品統購；從統購到與外部力量合作進行農村資金服務，再到社員內部資金互助；從經濟業務再到如今培訓業務的全面發展——干事班、輔導員班、技術大課、專業技術課、生命禮儀班、心靈手巧班、不倒翁班、兒童興趣班、經紀人班等。整體來看，其發展邏輯即經歷了一個這樣的過程：從當初的農資統購業務到如今的集農村社區經濟發展和社會公共服務為一體的相對完善的系統的建立。
第二，鄉村系統重建，也是以鄉村生活為本位的、繼承傳統的實體發展。
首先，談談以鄉村生活為本位的實體發展。承上段所言，在經濟發展和社區公共服務的良性關系建立基礎上，以經濟發展服務于鄉村社區生活，幸福生活才是根本。一句話，活在當下，活在鄉村，服務當下，服務于生活才是真。再以蒲韓社區協會發展為例。在服務當下、服務鄉村生活上，在先搞好生活再搞好經濟上，他們有一套極其周全的建立在實踐經驗基礎上的日常規劃：對老人，有不倒翁服務——打太極、戲迷班、上門服務和互助服務；對小孩，有夏風童趣——舞蹈、音樂、畫畫、木工興趣班、夏令營、紡線、織布、繡花、木工手工實踐課堂；在生態家園方面，進行垃圾分類、公共空間美化、家庭衛生合格比賽；此外，還在公共基礎設施方面動員社員出義務工，建立愛心團隊義務打井、鋪沙石路。針對3685戶的服務，其中首要一條是學習。當有社員問“學習能干什么，又不掙錢”的時候，輔導員會反問：“那么掙錢又要干什么呢？是否一定會帶來幸福？”此外，給協會帶來經濟收益的資金互助業務，形成了主要服務于內部社員的制度：借2000元的，無占用費也可以無擔保人，借5000元是5厘，借1萬以上是1分，農戶不用的閑錢則存在合作社里。
其次，再談繼承鄉村生產傳統的實體發展。繼承鄉村傳統生產生活樣式，并結合現實市場需求以發揚廣大，鄉村為本位的生活才會因根深而枝繁葉茂。以蒲韓社區協會的紅娘手工藝項目的發展史為例。輔導員們在社區農戶走訪過程中，發現隨著上了年紀的人陸續離世，當地傳統手工藝棉布紡織技術瀕臨失傳。于是，他們決定繼承并弘揚此項傳統技術。當地政府得知這一項目后，在一風景名勝區協調了一個免費的攤位給他們。在擺攤過程中，他們發現社會上普通的買者和賣者間的不信任關系造成了假劣產品的盛行，覺得不能為了賺錢而丟失本來的項目意義，“好貨還得識貨人”，于是，就退掉了那個攤位。后來在一些NGO的幫忙下，外部訂單增多，“訂單至上、圍著訂單轉”的發展，既令大家每天都疲于應付忙亂不堪，又來不及去搶救農村老人的手工藝技術，所以也不行。經過了諸多的教訓和經驗總結，協會紅娘手工藝項目組制訂了2013-2015年的發展規劃：為了生產好兒童服裝、各式背包、床單、被罩、各式棉布襯衣，要真誠定時拜訪社區約100位老藝人；要用心采取不同方法，尋覓社區有生活情趣的中青年并組建多種手創興趣小組；要愛心引導社區兒童參與各小組手工創作，并培育興趣課堂6個，小學員約120個；要協調參與婦女康樂的社區互助活動；協調參與有機聯合社土壤轉化的社區互助活動。這就體現了有條不紊，以我為主，統籌此項目與他項目之間的關系，統籌生產與傳幫帶的關系。
結語
綜全文所述，近現代百年來鄉村的受體角色，如今隨著宏觀環境的變遷，而具有了相對地向主體角色改善的可能性。當下在全國所出現的多種多樣的新農村建設現象，只有在某種程度上內含著鄉村主體性的因子，才稱得上為鄉村復興。這需要鞏固既有鄉村結構性的優良傳統關系，并接茬于現代組織制度的宏觀背景。具體而言，即提振農民組織，形成農民群體的主體性人格；重建鄉村系統，形成農村地域范圍的主體性實體。我們參與的河南省靈寶市以“弘農書院”為平臺的鄉村復興試驗，也是立足于這種農民組織的發展和鄉村實體的系統化發展。
注釋：略
作者為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何慧麗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綠葉》雜志201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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