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創下記錄電影票房記錄的《厲害了，我的國》中，有一個段落是關于扶貧的，表現的是扶貧工作的不易。在西藏某地，一位年輕女干部為了動員她聯系的貧困戶搬遷，跑細了腿，磨破了嘴，用了各種辦法，該貧困戶才同意搬。
對著鏡頭，女干部說起經過不禁掉了眼淚，感慨道：我才25歲，還沒結婚，我覺得就當了媽了。
在昨天的文章中，我談的也是扶貧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以及如何破解之法。在當前的扶貧中，真正讓干部感覺難辦的是兩類人，一種是心灰意冷，對生活改善沒有欲求的人，另一種是游手好閑，好吃懶做的人。
談到如何破解這個難題，我覺得抗日戰爭期間各根據地進行的“改造二流子”運動是一個有益的傳統資源。這個運動發源于陜甘寧邊區，華北抗日根據地、太行山根據地、晉西北根據地等都學習了這個經驗，取得了相當不錯的成果。
當前的社會情況和當年根據地初創當然有巨大的差異，扶貧中遇到的難纏對象也和“二流子”不能同日而語，將二者聯系在一起討論，沒有將其混同的意思，只是為尋得一些啟發。
根據相關研究者的總結，成功的“改造二流子”的經驗可以歸納為以下幾條：
合理界定“二流子”的邊界；
進行思想教育，營造社會氛圍，強化群眾監督；
發動群眾，幫助解決實際困難。
我們分別做個簡要的對照式分析。
第一點，改造“二流子”，首先要對何謂“二流子”做細致且合理的分析認定。那些沒有正當職業，靠偷盜、賭博、拐騙、賣淫、迷信等行為謀生的人，被定性為“二流子”；有職業，但同時涉足這些不良行為的，定位為半“二流子”；完全靠正當職業生活，但沾染了不良嗜好和習慣的，當做有“二流子”習氣的人對待。
分門別類之后，就可以對不同的人予以不同對待，從差異性出發，對癥下藥。
這給扶貧工作的啟示是，對貧苦人口也要仔細分析和認定，區分不同情況，給出不同的解決辦法。當前的扶貧也是要分析考評的，但僅限于收入狀況，低于一定水平即為貧困，超出該水平即為脫貧。這并不夠全面。
在貧困人口中，多數是因為居住地自然條件差、自身文化程度不高或者遭遇天災人禍導致的，比如家里有人大病一場，就可能陷入困難，多年無法翻身。這些貧困戶不是不想脫貧，而是不能。對這類扶貧對象，拉一把，幫著找一點門路就可以了，各級政府現在不缺資源，所以幫扶他們脫貧并不難。
有少部分貧困人口之所以貧困，是因為安于現狀、不求上進，以及好吃懶做、游手好閑。這類人是會抱著“我脫不了貧，你們就交不了差”的心態來跟扶貧干部博弈的，比較棘手，幫助他們脫貧比較困難。
對這一類人，有必要單獨區分出來，不應該跟其他貧困戶歸在一起，采取差不多的措施。對于他們，只從經濟層面幫扶是不行的，要針對他們單獨開發有針對性的辦法，直白點說，必須要胡蘿卜加大棒一起來。
第二點，在對“二流子”進行的思想教育，既包括正面感化，也有反面敲打，使其認識到當“二流子”是可恥的，促使其痛改前非、回心轉意。兩下夾攻，才會有更好的效果。
據資料，在太行根據地的武鄉，有個叫張小保的“二流子”，曾經因偷軍隊的鋪草被抓，左權將軍對他進行教育，教他認字學文化，后來張小保進步很大，參加了抗日自衛隊，在掩護群眾撤退時被俘，受盡酷刑都沒有開口。左權將軍稱贊他是“人民的英雄，革命的好鋼”。
這是正面教育成功的典型。
反過來，各地用黑板報等方式公布“二流子”參加生產的狀況，獎勤罰懶，形成強大的社會輿論壓力。
革命的文藝工作者創作了不少進步題材的新劇目，比如《捉懶漢》、《打巫婆》，在各地演出，《解放日報》發表過信天游《笑話二流子》，發動婦女兒童傳唱：“雞娃子叫來狗娃子咬，看那二流子過來了，快來看他那球樣子。……好好的莊稼你不種，常年像老鼠鉆地洞。爹娘養你不成材，你又抽洋煙又耍牌。……二流子你長得也像個人兒，為甚不好好地過年景？二流子二流子快回頭，勞動起來甚也不愁。”
夠狠吧？
在關于扶貧工作的宣傳中，我們看到的多是對產業發展、項目幫扶的強調，真正意義上的思想工作則不見蹤影。可以說，在扶貧中，對“要注重扶貧同扶志、扶智相結合”的要求落實是不到位的。
對于那些抱著“我脫不了貧，你們就交不了差”心態的個別人而言，如果沒有思想觀念上的徹底轉變，沒有在靈魂深處發生的革命，就會一直是政府的包袱，不會實現真脫貧。
“幸福都是奮斗出來的”、“只有奮斗的人生才稱得上幸福的人生”，領路人的這些話說得多么的好啊，理論資源和口號都是現成，為什么不運用呢？我覺得，不僅要正面宣傳這些觀念，還要從反面入手，讓“不奮斗的人生是可恥的”在群眾中扎根。
社會上有嘲笑貧窮的觀念，這是不好的，我們要反對。可恥的不是貧困本身，而是不勞動，不上進，是破罐子破摔、爛泥扶不上墻。
在鄉土社會，面子是很重要的，周圍人的眼光是很重要的。點對點的扶貧肯定不夠，要跟面聯系起來，要善于運用群眾給硬骨頭施加壓力。群眾監督的對象不僅是干部，也可以是群眾。有了這一手，工作就好開展了。
第三點，在改造“二流子”運動中，有一個口號，“把二流子動員到生產中去”。啥意思呢？是說要以合作互助的方式，把“二流子”帶動起來。
下面的記載出自《抗日戰爭時期晉冀魯豫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在 1944 年，遼西桐灘有一懶漢一個人往地里擔糞。大家就叫他參加互助，用毛驢送糞。結果，一兩天的功夫就給他送完了。到耕地的時候，大家不僅借給他農具，還放下自己手頭的活計，先給他家耕，因此他被感動了，想法也變了，干活也勤快了，最后還成了生產積極分子。”
干部直接幫助解決問題，和發動群眾一起解決問題，效果是大不一樣的。人要臉，樹要皮，在熟人社會，身邊人的帶動和感化作用是非常強大的。
在搞扶貧時，干部點對點對貧困戶，遇到等靠要型的人，干部經常束手無策；如果把這樣的人和好好干活、好好過日子的鄉親編在一起，共同勞動，由群眾中的積極分子來協助發揮帶頭作用，那么效果會明顯不同的。
通過以上三點的簡單分析，還是回到同一個結論：扶貧工作中有硬骨頭難以啃下來，跟單干有極大的關系，跟基層社會的崩解有極大的關系，只要善于把群眾組織起來，發揮群眾間的監督、督促、帶動作用，善于運用集體化、合作化的方式，那些所謂的困難就都不是困難了。
每當看到媒體渲染扶貧工作多不容易，干部的工作開展有多么艱難，我都不以為然。這不過是因為健忘，把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給弄丟了，不會做真正的群眾工作了，才遇到了今天的困境。回歸傳統吧，黨的技能包里有大把的好東西可以用啊！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行走與歌唱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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