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著悠久的、富有生命力的小農傳統，哺育了連續而輝煌的東亞農耕文明。在近百年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過程中，農業作為國民經濟的礎，為工業化、城市化和政權的現代化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不過糧食問題一直頭等大事。
1953年10月，陳云在全國糧食工作會議上說：“我現在是挑著一擔炸藥，前面是褐色炸藥，后面是黃色炸藥。”他想了七八種辦法，最后還是只能搞征購，搞統購統銷。這是基礎性的制度。統購統銷自然要求加快農村合作化進程，扭曲農產品的市場價格，并抑制農業市場的發展。1957年，費孝通在重訪江村的時候，發現糧食確實是在增產，但農民的生活水平反而不如以前，是在下降。他認為問題是在副業上。
從統計數據上看，集體化時期糧食產量增長速度并不比之后的分田到戶后要低多少。大包干之后的糧食增產，除了農民家庭經營的積極性之外，更有糧食價格、糧食進口、化肥、糧種、市場開放、農田水利等多種因素的作用，其背后核心的是“農民-國家”關系得到了調整。國家在向農民讓利。
不過，糧食問題多是出現長時段的波折。八十年代后半段糧食生產就出現了新的危機。1994年，趕上萊斯特·布朗(Lester Brown)提出了他那個著名的問題“誰來養活中國”，我們對農業問題被進一步簡單化為“糧食問題”；趕上中國分稅制改革，農民負擔達到了36%，農民終于起來打扁擔。
然后在世紀之交，三農問題成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并在2003年之后連續發布了十多個以糧食增產、農民增收（這兩個的關系其實不大），推進農業代化主題的一號文件。取消農業稅，提高主要農產品收購價格，推行糧食直補、農資綜合補貼、農作物良種補貼，糧食連年高位增產，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大幅度提升。農業的主要矛盾由總量不足轉變為供給側結構性矛盾。
玉米、水稻、小麥三大谷物普遍出現供大于求的情況，國產糧食庫存積壓。糧食進口完稅到岸價格低于國內市場價格。2014年-2016年進口糧食連續超過2000億斤（其中大豆1600億斤），而財政部卻不得不為糧食生產、保存、銷售的每一個環節都進行補貼。糧食市場調節、政府支持政策都亟待調整，在保證農民收入的同時，提高中國產品在價格上的競爭力。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我家農村的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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