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G村的放鞭炮現象為例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的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曾強調：“要自覺把經濟社會發展同生態文明建設統籌起來，充分發揮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政治優勢，充分利用改革開放40年來積累的堅實物質基礎，加大力度推進生態文明建設、解決生態環境問題，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推動我國生態文明建設邁上新臺階。”
但，基于對鄉村的觀察發現，有些民俗活動卻與生態文明建設存在一定的“沖突”。
怎么講？
G村是一個偏于西南的村莊，該村一直以來就有一個傳統，過年過節時燃放鞭炮，且，之所以鞭炮放的絡繹不絕，“你方唱罷我方登場”，原因還在于家家戶戶之間還有攀比的嫌疑，看誰家的鞭炮放的響，燃放的時間長，以此來顯示某種符號學意義上的“富有”，抑或是強大（家族意義上的）。這樣的情況在春節期間尤其如此，大年三十全家在中午團年的時候幾乎可以達到2-3米內無法看到人影和建筑物。試想，這鞭炮到底放了多少？
當然，有一種情況除外，送葬的時候，鞭炮放的比較短。
我們可以這樣認為，但凡傳統節日，只要有燃放鞭炮的需要，該村村民幾乎不落下一個。為此，從另外一種意義上說，這也是一種文化的傳承性。
如果是一個村莊，其實也好理解，問題是G村只是該地區的一個濃縮版本，而擴大觀察范圍，在本省的H市也有類似的情況，比如說“炮龍節”就是典型，每當節日來臨，該地像被炸彈炸了一樣。硫磺燃燒的煙霧飄于空氣當中，久久無法散去。此外，從既存的文獻資料可以發現這樣一些對該節日地描述“···轟隆的炮聲震耳欲聾，空氣中彌漫著濃烈的火藥味，火把此刻揮動著，佛光寺前臨浦街已是一片火的歡騰，此時人群在這里歡呼著。”“一串串的電光爆竹，驚天動地脆響，為巨龍助威助興。”因此，炮龍節與鞭炮的關系也是緊密相連。
問題是，鞭炮燃燒會導致一定的環境污染，其大致上可以分為兩類：
第一，空氣污染。正如我們在上文所看到的那樣，習近平總書記曾說：“加大力度推進生態文明建設、解決生態環境問題，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推動我國生態文明建設邁上新臺階。”本文覺得，鞭炮所帶來的問題之一正是大氣污染。試想，如果人體大量的吸入鞭炮燃燒后的氣體后會是怎樣？“燃放鞭炮時會釋放出大量的有害氣體,比如二氧化硫（SO2 ）、二氧化氮（NO2）等，同時，二氧化硫進入大氣層后,氧化為硫酸（SO4）,在云中形成酸雨（酸雨被稱為“空中死神”）,能強烈腐蝕建筑物和工業設備；酸雨可導致樹木、森林死亡,湖泊中魚蝦絕跡,土壤營養遭到破壞,使作物減產或死亡。而二氧化氮會刺激人的眼、鼻、喉和肺；另外，還會形成城市煙霧,影響可見度；并且會形成硝酸小液滴,也產生酸雨。當然,在燃放鞭炮的過程中不止產生這兩種有害的氣體,像沒有燃盡的火藥以及剩下的灰塵都是一種污染。所以,在燃放鞭炮時所釋放的有害物質給空氣造成污染。”此解釋，幾乎是基于現代性意義上地表達，可以說非常清楚地概括出危害在何處。
難道當地的相關部門不知道這些危害嗎？答案或許是否定的。他們只是鑒于避免發生矛盾與沖突，選擇某種程度的“不作為”，“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地對待當地的此種傳統。同時，自己也是其中扮演參與者和受害者的角色。
進一步說，為何他們要采取這般的態度？我們可以結合江西的“殯改”案例來加以理解，當地強力推行火葬的時候，遭受大批網民的質疑和責問，同時，當地的一些老人因此而選擇“提前死”（自殺），從而能夠“保全身體完整性”（簡而言之，這背后的邏輯就是：“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所以“入土為安”是中國人的某種觀念，且保全尸體才能“輪回”又是一種帶著儒學精神的因果效應邏輯。同時，他們相信，火化后，身體作為實體就無法承載靈魂，靈魂也就不存在（他們追求的是“靈魂不滅”）。要知道，他們的文化認知與現實觀念是，“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人死曰鬼，鬼者歸也，精氣歸于天，肉歸于地”等）。同時，我們在《殯葬改革的困阻在于現代性與鄉土性的沖突》（原載《南都觀察》，2018-8-1）一文當中著也重談到了鄉土問題，“一方面，為了考慮土地的使用，傳染性疾病的遏制、節約木材等目的，國家推行火葬；而另外一方面，為了保全尸體、不毀掉自己的身體等，群眾加以反抗。這樣的張力背后，是觀念的沖突，也是利益的沖突。”而將這樣的邏輯與思維放在本文當中所談到的燃放鞭炮問題上也適用。一方面，當地有這樣的傳統與習俗，是人類學意義上的儀式感，也是布迪厄所說的實踐感，通過燃放與聲音從而達到氣氛制造與情感共鳴等，另外一方面，政府為了避免引發沖突而對其“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從而減少因此而造成的干群關系緊張。何況，在當前這一點對基層社會治理又格外的重要。但凡爆發沖突，出現規模性的抗議，則“一票否決制”就會用來治理地方干部。那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此形成，大家一團和氣。因此，在G村乃至當地這片區域，鞭炮繼續被燃放，空氣繼續被污染。
其次，噪音污染。事實上，噪音污染對人體的危害也非常大。有研究指出：“燃放鞭炮所發出的噪音對我們的生理和心理都有很大的影響。它不僅會損害我們的聽力,還會損害人的心血管系統；它不但影響人的神經系統,使人急躁、易怒,還會影響睡眠、造成疲倦等。”因此，噪音所引發的問題并不比空氣污染所導致的呼吸道疾病等輕多少。
此外，根據個體性的經驗性來說，當“你”處在放松的狀態時，突然一聲鞭炮響，繼而是接二連三的爆炸聲，震動云天。卻，“你”只能忍受，忍無可忍時“你”或許會投訴，但有用嗎？你只好關好門窗，降低聲音分貝，防止空氣中的有毒物質飄入家中。
其實，從經驗性上升到理論性來看，歸根結底，出現這類鞭炮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原因就是該地區現代性不足。相反，如果是現代性較強，經濟發展較好，社會文明程度比較高，這些問題還存在嗎？或許，那會就沒有人去放鞭炮了，或采取替代性物品來表達某種情感。比如，婚禮過程中用戳破氣球以發聲來代替鞭炮的效果（當然，這也會造成污染）。
無論是采取何種方式或物品來替代，抑或是讓這類不文明、污染環境的情感性表達繼續發生，其與現代性都是背道而馳。正如我們在上文中所說的那樣，一方面，為了達到效果和表達情感而導致空氣污染與噪音污染，這就會形成彼此互害與對他人健康的集體性不負責，且，用習俗來掩蓋非文明的行為內容，或者是忽略了這些問題。所以，氣氛的制造或情感表達雖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要注意方式。另外一方面，作為制度層面的管理者，違背生態文明建設的宗旨，選擇政治彈性的方式以執行意志，與現代性的要求作出不合作的姿態，采取“不聞不問”的態度面對這種傳統的民俗，進而就會導致群體誤認為這是一種被默認的政治行為（而不僅僅是民間行為）。正如一位村民所說的那樣：“我們也覺得不好，看到大家都在放，也沒人管，我們也跟著放。”所以，缺乏對環境的治理是當地之弊。
這兩個維度所呈現出來的正是兩種沖突，是鄉土內容與現代性在沖突，是當地與整體性的全局狀況（在H身、Y省，以及G村所在的臨省等基本上沒有這樣的情況）在“沖突”。
要治理這種情況，我們認為，其不會如殯葬改革那般的艱難，畢竟它不關系到“死亡”意義上的身體問題，也不關系到土地問題等，而是健康、環境與可持續發展的問題。所以，既要加大對保護的環境，加大對文明過節的宣傳力度，也要加大政府的監督力度，采取獎罰制度與群眾舉報的方式來加以遏制，還要加大對銷售鞭炮的商家進行管理。于新權威主義的范式下，循序漸進而不是激進性地治理該問題，久之，必然會出現文明城市的景象。
最后，本文想說的是，“放爆竹是中國傳統民俗，已有兩千多年歷史，相傳是為了驅趕一種叫年的怪獸。”但，步入全球化與現代性的時代，要遵循科學與文明的方式來對待民俗，否則我們和2000多年之前的古代社會又有什么區別呢？此處，突然想到一句話，“當前的問題，不是現代化不足，而是封建殘余的過多。”所以，聯系到G村，這句話錯了嗎？沒錯。
作者系桂林理工大學公共管理與傳媒學院教師
（桂林理工大學公共管理與傳媒學院碩士研究生宋小金對本文亦有貢獻，特此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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