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王明珂有溫和的學者風度,偏愛做“邊緣”題目。80年代,在臺灣讀碩士時,他開始做古代羌人的研究,又把這個題目帶到了哈佛。1994年到2003年間,他走訪大陸西南羌族地區(qū),每年都從臺灣來川西,在羌族深溝里待一兩個月。
2008年5月,他的著作《羌在漢藏之間:一個華夏邊緣的歷史人類學研究》出了大陸版,“華夏邊緣”改為“川西羌族”。無幾何,汶川地震。那正是他長期從事田野調(diào)查的地方,他憂心如焚,寫了一系列文章向大眾介紹災區(qū)需求、待援村寨位置、當?shù)匚幕L土,非常動人。2009年,《尋羌:羌鄉(xiāng)田野雜記》出版,有超出知識界的廣泛影響力。當其時,書中描寫的建筑村寨有不少已不復存在,讀起來讓人悲欣交集。他寫道,這本書“不只為了紀念一些驟然消逝的過去,而更希望借著它來呈現(xiàn)羌族的獨特之處――他們?nèi)缫幻嬲\實的鏡子,映照著人們難以察覺的自我本相。”
羌族處在漢藏之間的華夏邊緣,這些研究涉及華夏、中國、中華民族的涵義,是復雜甚至敏感的問題。民族主義是否是當代中國無法回避的問題?有和平的民族主義嗎?理想的民族關系需要哪些前提條件?羌族的“毒藥貓”故事如何幫助我們反思網(wǎng)絡時代的抱團與暴力?在中國大陸,最近十年以來,學者一直在爭論民族政策的走向。有學者主張取消民族,代之以族群,也有學者認為必須堅持民族區(qū)分,社會經(jīng)濟地位差別要靠基于民族差異的民族優(yōu)惠政策來逐漸消除。
王明珂肯定民族劃分與民族識別的歷史意義,歷史上被當做蠻夷的西南民族,如今成為少數(shù)民族,這是無可置疑的進步。他也認為,以“民族”為單位分配資源,容易引起矛盾;如果不再以民族為單位區(qū)分福利與資源,過于強烈的族群認同或許能逐漸淡化。少數(shù)民族這個總稱,他則認為“少數(shù)”一詞沒有存在必要,多元民族不必區(qū)分主體或少數(shù),這樣也能彰顯各民族的不同需求與處境。他希望人們能由接受身邊的“異類”開始,逐漸克服對外人的恐懼和猜疑。
王明珂談了分析和回憶、洞見與故事,講到重寫長城史的必要性,談及對文化變遷的樂觀看法,有憂思,有懷想,始終嚴謹、親切、溫和,慢慢講一口臺灣國語。當記者說到想隨他探訪羌族地區(qū),觀察歷史人類學家的工作方式,王明珂哈哈大笑,“在田野里跟當?shù)乩吓笥言谝黄穑v起四川話,我可是另一個樣子了。”
一、五十六個民族已經(jīng)是活的火龍,需要建立別的認同來逐漸超越它
正午:現(xiàn)在大陸的民族關系有些新的變化,也受到國際局勢影響,學者間和大眾中也有爭論。您的看法是什么?
王明珂:我昨天演講就碰到一個狀況。有一位提問的學者,他說現(xiàn)在處在各國以民族主義競爭的時代,中國的團結(jié)一致非常重要,像我的研究這樣談太多邊緣和邊疆,反而會讓主體受到傷害。
他的具體問題,我現(xiàn)在想不起來,但我很明確地知道我的回答,這也是我對民族狀況的看法。以人類生態(tài)來講,今天中國的五十六個民族多元一體狀態(tài)比過去是進步的,我絕對肯定。過去,在華夏帝國和中原帝國的時代,中原帝國以長城把北方民族擋在外面,對南方民族就盡量地剝削、歧視——要知道,蠻夷跟少數(shù)民族差別很大,以前中原帝國將邊疆人群視為蠻夷,今日他們成為中國少數(shù)民族,當然今日比以前進步。
我們“覺今日之是”,當然也要“知昨日之非”,反省過去才能理解今天的進步,同時理解今天的不足,看下一步應該要往哪里走。大陸的民族政策、當年費孝通他們強調(diào)五十六個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五十年代的民族識別過程,這種貢獻是階段性的。下一步多元一體應該以十三億每一個人當做單元,不能永遠是以五十六個民族為單位。
大陸的民族政策確實帶來過很多好處。你看現(xiàn)在歐亞大陸中間的內(nèi)亞地區(qū),因為環(huán)境人類生態(tài)的緣故,從歷史上到今天都容易陷入部落主義資源競爭的局面,爆發(fā)嚴重的宗教、性別、階級戰(zhàn)爭。最近兩年大量難民奔向西歐,大量死在渡海及各國邊境。而在中國,是內(nèi)陸人跑去沿海打工,春運回家——多元一體有它的好處,把窮困的內(nèi)陸地區(qū)跟比較富裕的地區(qū)結(jié)成一體。但這還是階段性的,你終究還是要去解決內(nèi)陸經(jīng)濟和各方面問題。
二十世紀上半葉,從中華民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國族國家的過程中,有兩個路線在同時進行。一個是基于民族的國族建構(gòu),把漢滿蒙回藏以及一些還不清楚的民族弄清楚,看我們這個國族里面有多少民族。但大家往往忽略的是另一種國民建構(gòu),不是識別群體,而是把每個人教育為國家的國民。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也是國民教育一部分。在邊疆,邊民教育也是國民教育的一部分。
但中國人口多,那時文盲數(shù)量又大,沒辦法一下子通過國民教育去建立一個國民國家,那時是走了一條階段性的捷徑,識別各民族,用多民族聯(lián)合的方式來建立國族。我覺得終究還是要走上由個人的國民意識構(gòu)造國家的道路。
正午:您文章里也談到每一個個人的國民化過程,到最后是要讓個人有選擇自己民族身份歸屬的自由。譬如一個民族認同模糊的人,可以自由選擇成為漢人或其他民族。那這種自決在治理上可能會帶來危險,也有政策難度。
王明珂:民族身份選擇要跟別的政策配合。比如經(jīng)濟補助,補助的不是一個民族地區(qū),而是一個窮困省份,補助的不是一個藏族,而是低收入戶。如果在政治、經(jīng)濟、法律等各層面都不以“民族”,而是以國民為考量,讓民族認同能與許多現(xiàn)實利益脫鉤,那么民族認同自然不會那么強烈,你可能強調(diào)你的民族身份,也可能不強調(diào)。執(zhí)法、社會福利、繳稅政策,如果能跟人們的民族背景和出身背景無關,那么民族認同就會只在必要時成為人們情感上溫暖的窩。
我認為民族認同需要淡化。民族認同根植于我們?nèi)祟愖钤绲囊环N社會性。我們?nèi)祟愖钤绲纳鐣F體是什么?母親跟她的子女。甚至不包括父親,就是同胞的兄弟姊妹與母親,那是人類最基本、最原始的社會群體。族群性和族群認同就這樣衍生出來。它非常根本。其結(jié)果是什么?你明明是在別的地方受了挫折,經(jīng)濟上不平等的挫折、性別上的挫折,甚至宗教對立,但最后都會歸到在族群里尋求解決方案。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我在羌藏地區(qū)調(diào)查時,一直聽老一輩人講,以前牛部落、羊部落兩邊打得很兇,我一直搞不清楚,我以為就是兩個部落。又聽他們講“牛部落一個根根,羊部落一個根根”,意思兩邊血緣都不一樣,我就更相信那是部落了。
做了一兩年研究才知道,所謂牛羊部落的分別,主要是經(jīng)輪左轉(zhuǎn)或者是右轉(zhuǎn),那是藏傳佛教的兩個支派,黑教跟黃教。明明是宗教教派上的沖突,人們會想象成血緣不一樣的兩個族群之間的沖突。那你想想看,在我們熟悉的社會里也很普遍,明明是人們的經(jīng)濟挫折或者社會其他方面的挫折,有些人最后在本族群里找尋安慰,或者找異族發(fā)泄。
正午:那如果族群是這么根本的共同體,又怎么去淡化這種認同呢?
王明珂:我們要突破這種原始的人類社會性。我知道這當然是非常困難,因為它太根本。最好是我們建立別的認同,如職業(yè)、性別、區(qū)域、階級等等群體的認同,慢慢讓它們超越民族認同,這就是剛才講的,透過對國家、國民責任與義務等等教育,與在實踐中產(chǎn)生的國民認同。當然這將是很漫長的過程。
正午:大陸這邊,有些學者在提倡民族的“去政治化”,取消民族,改稱族群,也說是要強化中華民族作為整體的國民意識,逐步淡化族群意識。爭論得很厲害,少數(shù)民族學者反對得比較激烈,認為只有區(qū)分民族、保護區(qū)域自治權(quán),才能通向相對平等。
王明珂:對于民族“去政治化”,基本上我是贊同的。但取消“民族”代之以“族群”,我認為并不恰當。許多學者稱,當代中國各少數(shù)民族范疇是在近代國族主義下通過民族分類、識別創(chuàng)造出來的。我同意此說。但我曾作過一個比喻:這就是像用竹與紙扎一個龍,有一天這個龍在噴火,它變成一個活的火龍了。經(jīng)過這些年,藏族、羌族,各少數(shù)民族已經(jīng)變成活的民族體了,因此我們只能尋找方法去慢慢化解那種比較強烈的民族認同。
我認為,越在分配競爭資源時以民族為單位,民族認同就越強。在很多民族地區(qū)都看得到,不同民族的人分同一塊大餅,對立當然就強,尤其是少數(shù)民族知識分子和干部中。所以該慢慢地把背后的這個資源分配的動力取消掉。
群體認同常常跟經(jīng)濟動機、資源競爭分配有關,把它取消改換掉,是最簡單的策略。在新疆,如果你把一些維族家庭,不管是修車的、種田的、種水果的,納到兵團里,以兵團為單位在生產(chǎn)分配與獎勵上面彼此競爭,在這種激勵下,兵團人認同也許會超越民族認同。每個人可以有各種認同,地方認同,單位認同,公司所屬。如果把資源分享競爭的條件全部放在民族的情境里面,當然是會強化民族認同。
正午:怎么去塑造您說的這種國民呢?
王明珂:這個不能只是由上而下的提倡、教育、推廣。還需要從底下個人層面作自我改造,要每一個人,至少由部份的人開始,自我改造和覺醒,也以行動來影響身邊的人。如果人們經(jīng)常感覺這是一個公平、祥和社會,一個充滿機會的地方,以這個國家為榮,以作為其國民為榮,那么人們的民族和族群認同自然會淡化。但這是很漫長的過程,要從法律、從社會各個層面改良。
雖然如此,說實在話,作為族群研究者,我對人類是否可能真正認清自身的民族與族群認同,有時也會失了信心。美國就是一個相當失敗的例子,雖然說在法律及社會上人人平等,不計族群與民族區(qū)別,但美國族群問題是蠻糟的。主要因為它是一個強烈保護資產(chǎn)階級利益與安全的社會,而黑白族群問題與社會階級掛勾,因此成為難解的問題。歐洲的族群危機現(xiàn)在也因為移民問題而越來越嚴重。
總之,族群或者民族認同是人類很根本的群體認同,人們經(jīng)常將自身經(jīng)濟、宗教等各方面的挫折與恐懼轉(zhuǎn)移到族群或民族認同上,去猜疑、仇恨異族。
二、網(wǎng)絡群體就像過去的羌族村寨,邊界感強,尋找“毒藥貓”作為代罪羔羊
正午:您怎么看這幾年大陸的民族主義情緒?
王明珂:我覺得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也是我最近在研究的,就是網(wǎng)絡傳播下的人群認同和相關的猜疑、仇恨與暴力。
最近我一直在提醒大家,族群或民族認同造成人與人之間的對立、猜疑以及對外人的恐懼,這是人類社會中一直存在的,但最近這些年,網(wǎng)絡傳播給人際關系帶來的沖擊,導致人群間的仇恨、猜疑與暴力,正在以人類歷史上從未有的速度傳播。
過去羌族是村寨社會。村寨人群可以算是一個族群,通常一個村寨的人認為大家都是一個血緣。他們內(nèi)部也很緊張,大家競爭那一點點資源,然而他們更需要合作保護這個資源,因此他們對外界人群非常恐懼與猜疑。這是又有內(nèi)部緊張又有外在壓力的群體。過去,一個村寨的人去下游的鄰近村寨,就會被罵作蠻子,其鄰近村寨的人也一樣,又被更下游的人群罵作蠻子。
我發(fā)現(xiàn),網(wǎng)絡世界中也存在“村寨”,就是激進網(wǎng)絡社群。也是一個個邊界分明的認同群體,彼此間的語言暴力非常嚴重。恐懼與暴力通過激進網(wǎng)媒社群傳播,歐洲的國家邊界原本已經(jīng)趨于消失,現(xiàn)在又明確起來。
網(wǎng)絡社群間的互動,經(jīng)常情緒多于思辨。譬如,網(wǎng)絡里流傳一些“懶人包”,因為網(wǎng)絡上信息量太大,所謂懶人包就是你可以只花5分鐘、10分鐘快速得到解答的信息包。這樣,網(wǎng)絡社群和過去對外信息匱乏的“村寨”無別。
網(wǎng)絡上發(fā)表言論的人,社會背景是隱藏的。一個平日非常保守的大學教授,在網(wǎng)絡上可能發(fā)出非常激烈的言語,hate speech。網(wǎng)絡上的仇恨語言、群體霸凌、以及畏懼被霸凌,就讓很多人越來越依賴網(wǎng)絡群體。在臺灣年輕人中這叫做 “同溫層”,想法類似的人組成網(wǎng)絡社群,一個人作為它的成員,需要去附和并服從社群里最核心的那些價值,大家想法相同,你若有不同想法,就會被踢出去,或者被霸凌。在這樣的群體中,就像過去的羌族村寨,避免被他人霸凌的策略之一便是參與他人的集體霸凌。
正午:所以“網(wǎng)絡村寨”和一般的網(wǎng)絡共同體的差別在于,網(wǎng)絡村寨是很像過去的羌族村寨那樣的群體,有敵意和危機感,緊密團結(jié)在一起反對周邊其他人?
王明珂:對。網(wǎng)絡世界及現(xiàn)實世界的恐怖分子,平日可能都生活在恐懼與猜疑中。我們應該共同思考,網(wǎng)絡及現(xiàn)實世界的恐懼與猜疑是怎么來的,如何相互牽連。
其實我現(xiàn)在關注這些問題,跟我以前做的羌族“毒藥貓”研究有關系。在過去村寨生活里,大家一邊對外面的世界有恐懼,另一邊,村寨內(nèi)部也有緊張關系。這類村寨通常邊界非常嚴明,在人群認同上講究血緣純凈。他們認為女性可能帶來污染——女性是從外面嫁來的,“不是內(nèi)人又不是外人”,常常都是這種人變成代罪羔羊。羌人會講,村里面總有一兩個女人會弄法術,晚上變成動物把人家害死,讓走夜路的人摔到懸崖底下摔死。這在西方叫做女巫,在中國南方叫放蠱的女人,在羌族地區(qū)就叫“毒藥貓”。
這種現(xiàn)象在人類社會非常普遍。在認同很封閉、又講求邊界分明的群體中,對外界恐懼,對內(nèi)又因為各種資源競爭而有一些內(nèi)在矛盾時,化解矛盾的方法就是找個代罪羔羊。他們心目中其實有兩種毒藥貓,內(nèi)部毒藥貓與外部的毒藥貓,內(nèi)部毒藥貓是外部毒藥貓的一種化身。人們懼怕外面龐大的惡勢力(外部毒藥貓),就找身邊的毒藥貓出氣,認為她跟外部敵人有連接,集體施暴于她,化解恐懼,也凝聚內(nèi)部。中國人常說“無內(nèi)憂外患,國恒亡”,就是這種恐懼聯(lián)結(jié)。
邊界強的群體就會有毒藥貓的現(xiàn)象。所以我反而覺得羌族蠻可愛的,他們一邊閑言閑語這些毒藥貓,另一邊他們又講這樣一句話,“無毒不成寨”,說一點沒有毒也不行。羌族好像在暗示我們,就是我們有時候需要接受一點毒,那這個世界會好很多。不要那么強調(diào)純凈、要求絕對。
最簡單的解決方案是,我們不用要求一個人接受異教徒、異類、異民族,人們可以試著接受身邊的自己人,被認為是異類的自己人,不要那么追求純凈。如果遜尼派穆斯林能接受十葉派穆斯林進他們的清真寺禮拜,這會是個好的開始。不用以世界大同為目標,而是從身邊的人開始,先接受你親近的”異類”。
三、要反思歷史和歷史的寫法,少數(shù)民族才能成為驕傲的中國人
正午:大陸在八九十年代還經(jīng)常提“龍的傳人”,說中國人是黑頭發(fā)黑眼睛黃皮膚,后來有變化,因為五十六個民族好多都不長這個樣子。又有苗族學者不斷地講蚩尤大戰(zhàn)黃帝,論證蚩尤是華夏先祖之一,如今,“炎黃子孫”這個概念也不大提了。什么是中國人,“中華民族”的歷史基礎或者認同基礎在哪里,成為一個問題。
王明珂:對,這里有些歷史知識與現(xiàn)實間的斷裂。大家都關心怎么去界定中國。其實我覺得,矛盾就在于我們沒有建立一個真正有反思性的歷史認知。不管歷史里有多少good, bad, and ugly,都要在反思基礎上建立宏觀的歷史意識。現(xiàn)在許多流行的歷史知識都無法與當前中國現(xiàn)實相配合。我現(xiàn)在看到人用“歷史上的少數(shù)民族政權(quán)”這種詞形容遼金元。這是很莫名其妙的,過去中原帝國的歷史上,哪有什么少數(shù)民族?
我還是認為要“覺今是而昨非”。比如,長城史就需要重寫。
還歌頌長城的偉大,這是不適宜的,我們可以把長城史寫成一部,在內(nèi)外人群的努力下,長城由防御工具變成今天國際觀光景點的歷史,那當然是一個進步的歷史過程。在那種歷史知識下,我們就應該更能理解北方民族攻打長城的努力,對這種行動有同情的理解——他們不得已而攻打長城。另外要注意一些被主流歷史忽略的現(xiàn)象,像中國歷史上有一些記載,很窮的匈奴部落會越過長城來投降,中國這邊很窮的奴仆也會越過長城加入匈奴,所以這不僅是民族問題,還有階級在左右人們跨越長城的行動。我寫《游牧者的抉擇》,其實是強調(diào)人的行動抉擇最后讓長城慢慢地瓦解,成為今日觀光景點。這樣的歷史,我覺得更能夠團結(jié)游牧民族,草原民族,漢人。
我們一定要建立一種對過去有批評、反省的歷史知識,包括批評以前的長城史,才可能讓中國各民族的人都成為驕傲的中國人。我們要去重新回顧那個歷史過程,知道過去是不對的,“昨非”,才知道今天的好處,才能面對西方那些所謂的“中國民族近代建構(gòu)論”。
承認中華民族就是被建構(gòu)的,又怎么樣?我在民族地區(qū)的大小城市,都常在晚上看見一大群人跳廣場舞,跳得很高興。如果這是近代中國國族建構(gòu)的結(jié)果,那我們?yōu)槭裁床怀姓J這種建構(gòu)呢?
中國近代國族建構(gòu),以及相關的歷史建構(gòu)過程,事實上深受西方政治與學術影響。第一,近代中國民族國家建構(gòu),是受到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全球競爭和侵略影響,不得不進行的自我防衛(wèi)式的建構(gòu)。第二,建構(gòu)的工具,那些人類學、民族史、體質(zhì)學、語言學,以及民族概念、民族主義等等,都是從西方學來的。
我們需要建立一個歷史論述,承認過去王朝歷史過程中所有的美好與丑惡,再看近代建構(gòu)五十六個民族的世界及國內(nèi)背景與過程,這對于后現(xiàn)代主義對中國的解構(gòu)應是個合理的抗辯。我認為,近代中國國族建構(gòu)并不是誰先有一個藍圖。并沒有官方或?qū)W術界的藍圖,而是在整個世界性的民族主義以及西方學科知識影響下、在中國的歷史經(jīng)驗造成的現(xiàn)實下,自然而然地發(fā)生的。
譬如,《古史辨》運動的重點不在于學者懷疑那些神話性的歷史,而是在于有那么多人加入去爭論,這代表一種渴求,渴望有一個真正可信的歷史來凝聚中國國族。后來安陽發(fā)掘,那些所謂科學方法建立的歷史受到重視,因為它正好填補了《古史辨》參與者的渴求。以科學的史學,科學的體質(zhì)學、語言學,構(gòu)建蒙古人種、漢藏語系等人群概念,共同慢慢把中華民族這樣的概念越來越清晰化。我所服務的史語所,本所前輩如李濟、傅斯年、黎光明、凌純聲等,都曾參與中國國族建構(gòu),但他們只是不知不覺地參與這個建構(gòu)過程,當時甚至有很多邊疆非漢族知識分子也參與這國族建構(gòu),將本族群建構(gòu)為國族中的 “少數(shù)民族”。
我寫了幾本關于“華夏邊緣” 的著作,我希望它們能得到少數(shù)民族知識分子的重視。譬如,《羌在漢藏之間》,我藉這本書告訴我的羌族藏族朋友,以前當?shù)馗鞔逭⒉柯溟g相互敵對的人類生態(tài)。那樣的過去并不是一個理想國。
四、民族差異不是本質(zhì)性的,不該成為暴力與歧視的藉口
正午:構(gòu)建中華民族就涉及到如何對待內(nèi)部差異的問題。
王明珂:近代中華民族構(gòu)建的背景很簡單,在帝國主義全球競爭之下,全世界的古老帝國原本模糊的邊緣邊界都受到了挑戰(zhàn)。在帝國主義國家的全球資源和市場競爭下,只存在明確的國家邊界,不再有模糊的邊疆。便是如此,在英、法、德、俄等國在中國周邊競奪資源的情勢下,晚清中國精英也積極地呼吁并且建立自身的國族國家,劃定、宣稱國家疆界和國民人群。
我仍認為,人們應該對自身的民族認同、文化、宗教,有反思性的認識,勿被民族的根本情感左右。要認識人類文化及宗教現(xiàn)象之后的人類生態(tài)本質(zhì),勿為文化及宗教所掌握。
我不認為民族差異是本質(zhì)性的,是人們無法脫逃的,更不是彼此對立與歧視的藉口。民族與文化都是人類社會的建構(gòu),人應當有能力認識自己的社會建構(gòu)。
回到民族識別的時代背景。當時中國已經(jīng)在外在的帝國主義壓力下,非常急速地在清帝國的框架下成立了一個國族國家。當時采用的是一種類似“批發(fā)” 的方法,以多民族共同建構(gòu)一國族的方式來建立國族國家。這樣建立了多民族國家后,它階段性的任務達成了,但因為以民族作單位,有一些內(nèi)在缺陷也慢慢地浮現(xiàn)了。如今大家該思考這個歷史脈絡,共同思考下一步應如何讓中國這人類生態(tài)體系作內(nèi)部調(diào)整而更進步。
無論如何,我認為改變的步調(diào)應該緩,緩進改變,從反思刻板的文化概念、歷史觀開始。我只是一位學者,我能建議的便是從觀念與知識改變做起。
正午:少數(shù)民族常常被塑造為野蠻落后,又能歌善舞的刻板文化形象。這是近代以來在文明等級和進化論影響下的現(xiàn)象,是啟蒙以后的事,還是古已有之?
王明珂:這反映由中原王朝時期到近現(xiàn)代的變化。在明清,中原對西南邊疆的描繪通常都是透過蠻夷圖冊、百苗圖這類圖冊,主題是男的,蠻夷男子,都很粗壯,有時候畫得細一點,手上的毛都看得見,這是典型的蠻夷圖像。可到近代,我們看到的少數(shù)民族大部分圖像是能歌善舞的美麗少女。這是很大的反差。這背后展現(xiàn)的是主體人群對邊緣人群的偏見,程度與性質(zhì)不同,值得我們反省深思。
五、不能糊里糊涂跟著文化走,文化總在變遷中
正午:歐美話語討論中國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時的一個聚焦點是,少數(shù)民族的漢化是否是個政府工程。
王明珂:我完全沒有辦法接受這種看法。我看不出有一個政府謀略計劃在有意推行漢化。
真正的漢化,是發(fā)生在最基層的人跟人的面對面之間。我在《羌在漢藏之間》那本書中提出一個比喻,在《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中我將它衍伸為一種研究方法。這個比喻是,如同燃燒一個木桿,一半已經(jīng)燒完了,一半還沒燒。我們可用它比喻學者們對漢化的看法。有一些學者注意木桿已燃、未燃兩邊的截然不同,那邊是胡服胡語,這邊是讀經(jīng)書、用漢姓,因此他們認為漢化是客觀的事實。許多反對這種漢化論的學者,則像是在說:燃燒過的只是表皮,其內(nèi)部仍為木質(zhì)。我所提出的漢化研究要旨,是注意那木桿中間正在進行的燃燒作用。所謂的燃燒作用,就是一個木分子跟它鄰近的木分子之間的互動,激烈氧化作用。譬如,在過去川西北的北川,一個小村落里,幾個家族之間,彼此就是我批評你,你批評我。說鄰居家過端午過得完全不對,就是因為他們家祖母是蠻子,我們家可是湖廣填四川過來的。而這個村落的人到下游的村落去,又被下面村落人罵成是蠻子。而這個村落的人到下游的村落去,又被下面村落人罵成是蠻子。也就是說在這種非常緊張的日常生活里,“一截罵一截”,每個人為了保護自己,去罵別人蠻子,去攀附漢人的生活習慣,這樣逐漸推動漢化。
這便如同,一只蝴蝶裝成一片枯葉,一條毛毛蟲偽裝成一條蛇,模仿強勢的危害者,為的是追求一個更安全、優(yōu)越的社會存在。漢化,我認為就是在這樣的細微過程里慢慢推進的。
正午:用火燒棍子這個比喻,是否也在說,一個木棍只要開始著火,就幾乎無法阻擋呢?
王明珂:不一定,也許會燒到一定時間火就熄了。我不認為漢化無止境。《后漢書》講西南蠻夷時說“其侯王頗知文書”,它的統(tǒng)治階層能讀漢文的文書。這說明,漢代時漢化力量已經(jīng)推到岷江上游人群的社會上層。如果漢化是這么大的一個力量,能無止境推進,那為什么到今天那邊還有藏族、羌族?其實我田野調(diào)查時從老年人回憶知道,直到20世紀上半葉,還是一樣,漢人的知識就到社會上層而已,到村寨下層就消失了。
在另一方面,自古以來不知道有多少羌人變成了四川人。文獻記載很清楚,岷江上游的人像 “燕子”,一年定期到成都平原打工,這個傳統(tǒng)早在漢代就有了。人們不停到四川平原打工,直到某一天家鄉(xiāng)村寨沒有地盤支持其生活,他就不回去了,就變成四川人。其實所謂羌族地區(qū),其人口跟四川這邊的人口是不斷相互流動的。溝中地盤有限,一家中多的弟兄就流到四川平原,特別是都江堰那一帶。川東的漢人移民,為了逃難逃荒進去岷江上游山區(qū)村寨,只要有空的地盤,他們便融入村寨社會里。
很多學術概念和詞匯,對自稱為少數(shù)民族的人來講,不見得有利。人類學發(fā)展出來一系列關于文化的概念,譬如“多元文化”,其實我并不贊成那種刻板的文化觀念。像汶川地震以后,整個羌族震后的文化重建依賴于一種刻板的文化印象。
很多人類學家到現(xiàn)在還認為,如果脫離了“文化”就沒有人類學了。但有些人類學者缺乏對文化的批判性理解。比如羌族災后重建的房子,一定要蓋成像原來村寨的形式,認為那是羌族文化。卻沒有想到,這種文化其實是資源競爭非常緊張的人類生態(tài)下的產(chǎn)物。周圍的村寨可能就是敵人,在那種人類生態(tài)下,房子就緊緊聚在一起,墻體很厚:為了防衛(wèi),窗口小,但又希望多得到一點陽光,所以里面開口大。
不去思考這種文化現(xiàn)象背后的人類生態(tài),只認為那是一種需要堅持下去的文化傳統(tǒng),這類荒謬的事就很多。
臺灣以前有過類似的事。那是至少二十年前的事了,蘭嶼原住民,當時住島上一種半地穴式的房子,挖下去大概一公尺多不到兩公尺,上面用茅草蓋起來,臺風很厲害,那樣子可以躲風,而且那邊太陽很大,住半地穴比較陰涼。但平常那里雨水也多,其實是蠻不舒服的,很潮濕。
政府幫他們蓋了一些水泥房子,結(jié)果蓋了之后他們不要住進去,因為太熱,熱得受不了。人類學家就批評,說政府根本沒有留意原住民文化和當?shù)貧夂蛱攸c,原住民由于文化習慣的影響,愿意住舊式房子。政府就挨罵。結(jié)果,過了一些年,許多人家住進水泥房子里——因為空調(diào)便宜了。
兩年前,蘭嶼那邊有一家人要開一個便利商店,也是一堆人反對,說破壞了當?shù)氐拇緲忝耧L和文化。這是很莫名其妙的文化概念。就仿佛我們這種都市人的傳統(tǒng)文化,放在故宮博物院里也就行了,而少數(shù)民族或者原住民,他的傳統(tǒng)文化就得每天在生活里面去踐行,這是沒有什么道理的。而少數(shù)民族、原住民,從主體人群這邊接受了刻板的文化印象,有時也跟著附和被建構(gòu)出的民族文化,在社會鼓勵下去踐行這些文化。
什么是文化?我們舉一個例子,羌族祭山神,現(xiàn)在他們有時還祭山神,說那是重要的民族文化。這個文化背后的意義其實是強調(diào)地盤。我們有我們的地盤,你們有你們的地盤,我們祭我們的山神,你們祭你們的山神。如果兩個寨子人群的關系密切,他們還共祭一個更大的山神。所以這文化跟當?shù)厝祟惿鷳B(tài)關系密切;了解這是一種人類生態(tài)產(chǎn)物,那么就能理解文化變遷。講到人類生態(tài)與文化變遷,我以前做田野時,蟲草一根兩塊錢,四五年前,蟲草漲到了四五十塊錢一根,再加上岷江上游退耕還林,農(nóng)地資源不能利用,采蟲草變成非常重要的經(jīng)濟活動。這么貴的蟲草,誰還管傳統(tǒng)的村寨地盤?新的理由是,那都是國家的地盤,不是某一村寨的地盤。沒有人再尊重地盤。再加上很多村子已經(jīng)離開山上,搬到河壩。人類生態(tài)改變,山神也就不祭了,這文化也逐漸消失。
幾年前,我的羌族朋友毛明軍跟我說,“去年祭山神只有我爸爸一個人走到神山底下。” 我聽起來感覺很悲哀、難過,但這是無可奈何的。整個人類生態(tài)變了,只有老人還記得這個東西,懷念它。
我們要對文化有反思性、批判性了解,文化是讓我們不知不覺去行動的一套規(guī)范。社會要延續(xù)自身,也是延續(xù)資源分配體系,這跟社會階序權(quán)力有關。所以會產(chǎn)生文化,讓人不知不覺地行為,這些行為又強化整個社會生態(tài)結(jié)構(gòu)。若我們?nèi)院锖康馗髁魃鐣缍ǖ奈幕撸陀肋h是社會文化的奴隸。
臺灣很多原住民和大陸少數(shù)民族,都常常因為接受主流社會賦予他們的刻板文化印象,比如打獵、吃蟲、吃蛇等等,而實踐這些文化,這些文化實踐反過來又強化主流社會對原住民及少數(shù)民族生活落后的刻板印象。
正午:羌族本地知識分子對您的書是什么評價呢?
王明珂:可能各人的看法不同。我的羌族老朋友們,對于我的著作讓羌族受重視,當然感到很高興。我以前有一次跟羌族朋友喝酒,喝了很多白酒,喝得非常醉。有一位羌族朋友就說,“為羌族干杯!” 那時我已經(jīng)做了五六年田野調(diào)查,覺得收獲很多,我特別感激,感慨,我就說,只要是為羌族干杯,我一定得喝。我一口就喝了。結(jié)果后來他們動不動就要我為羌族干杯。
他們是少數(shù)民族中的少數(shù)民族,希望被重視。我當初給過他們的許諾,便是讓全世界都知道羌族。
作者簡介:王明珂,1952年生于臺灣,1992年獲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學位。現(xiàn)任臺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特聘研究員,2014年起為中央研究院院士。長期從事羌族及西南少數(shù)民族研究,以及北方游牧社會研究等等。著作包括《華夏邊緣》、《羌在漢藏之間》、《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游牧者的抉擇》、《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等。
中國鄉(xiāng)村發(fā)現(xiàn)網(wǎng)轉(zhuǎn)自:正午故事 微信公眾號(原創(chuà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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