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開放以來, 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經歷了1978年1984年收入爆發式增長、1985年1991年收入增長遭遇瓶頸、1992年1996年收入再次增長、1997年2003年收入增長反復以及2004年至今收入連續增長等幾個不同階段。總體來看, 雖然農村居民收入增長有快有慢, 但農村居民收入水平相對于改革開放之初已經有了很大的提升, 這主要得益于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鄉鎮企業成長、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以及國家政策的保障效果越來越好, 而“兩個百年”目標推進更是使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獲得了持久的動力等因素。相對于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 農村居民收入的絕對值還處于比較低的水平, 且收入增長的動力還不穩定,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仍不容忽視。站在新的歷史時期, 應通過推進農業產業化、提升農村經濟發展水平, 加快城鎮化步伐、加速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 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提高農民保障水平等措施, 推動農村居民收入持續增長。
中國的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 40年來中國農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農村經濟快速發展, 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快速增長, 已從1978年的人均133元增長到2017年的13432元。然而, 也應該看到, 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核心的農村改革, 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的內在動力已顯疲態, 增長的后勁不足已成為不爭的事實, 這造成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越來越大。農村發展的滯后、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的緩慢、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擴大, 已經越來越成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制約性因素。有必要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的演變和動力進行分析, 為后續解決好農民增收困境, 實現農民的可持續性增收, 進而不斷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奠定堅實的基礎。
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的演變
(一) 1978年~1984年農村居民收入爆發式增長階段
中國改革開放的改革篇, 其起點就是1978年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18位農民大包干的協議, 當年年底, 這一做法得到了中央的肯定, 被寫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農村經濟改革的文件, 由此開啟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到1984年,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全國各地農村已得到了全面貫徹, 成為農村生產的基本組織經營形式。這一改革, 將廣大農民從“大鍋飯”的低效率中解放出來, 既實現了農村生產力的解放, 也為農村居民收入的爆發式增長奠定了基礎。[1]到1984年, 我國糧食總產量已經超過了4億噸, 達到4.07億噸, 人均糧食產量390公斤, 看到了解決溫飽問題的曙光。同期的農產品收購價格指數出現了較大上升, 年均升幅達7.1%, 農業生產資料價格只上漲2.4%。正因為如此, 農民名義收入從1978年的133.57元增長到1984年的355.33元, 年均增速達14.06%, 高于同期城市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增長12.04%的速度。這一變化, 使得城鄉居民收入比從2.57:1降至1.84:1, 1983年甚至只有1.82:1, 這是改革開放40年中城鄉居民收入最接近的一年。農村居民收入在這一時期出現爆發式增長, 一方面得益于農村改革對生產力的解放, 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起點非常低, 實現快速增長的阻力較小。[2]
(二) 1985年~1991年農村居民收入增長遭遇瓶頸的階段
這一時期農村產業結構和農產品流動制度發生了劇烈變化, 農村居民收入增長遭遇第一次瓶頸。1985年由于農產品流通渠道建設落后于農產品產量的增加, 導致當年出現農產品滯銷的問題。尤其是農產品統購派購制度在實行31年之后的終結, 使農民需要通過合同訂購銷售農產品, 其市場價格沒有保證。與此同時, 取消農業生產資料補貼, 造成農業生產資料價格在這一時期出現年均7.2%的上漲, 1988年漲幅甚至達到16.2%。農產品收購價格下跌和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 直接導致農村居民收入增長大幅下滑。1985年~1991年農村居民收入名義從397.6元增長到651.99元, 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后, 農村居民收入的年均實際增長只有1.88%, 1988年更是只有0.29%。與上一個時期相比, 這一時期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的速度非常低。值得一提的是在農民增收困難的幾年里, 鄉鎮企業開始走上歷史舞臺, 1985年全國鄉鎮企業數量達到了1200萬家, 總產值更是從1985年的1709億元增長到1988年的6496億元, 占到當時農村生產總值的50%左右。這一變化, 為農民提供了179.7元的人均非農收入, 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農民涉農增收的困難。但與此同時, 城鎮居民收入增速達到了5%, 在此情況下,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重新拉大, 到1991年, 基本回到了改革開放前的水平。
(三) 1992年~1996年農村居民收入再次增長的階段
1992年鄧小平南巡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又一個重要時間節點, 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在這一時期出現了兩位數增長, 農村經濟也得到很大改善, 農村居民收入增長在這一時期重新恢復, 從1992年的738.9元快速增長到1996年的1926元, 農民名義收入年均增長22.4%。然而, 由于同期的經濟過熱十分突出, 通脹率達14.1%, 在扣除價格上漲因素后農村居民收入的實際年均增速為7.9%, 依然是1983年以來農村居民收入增長最快的階段, 特別是1996年農村居民收入13.12%的實際增速, 成為整個改革開放40年中最高的年份。這一時期農村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長, 有利于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 加之農村土地承包再延長30年的政策, 解除了農民后顧之憂, 帶來了糧食、水產品和水果16.5%、3.1%和19.6%的產量年均增長。中國政府實行的糧食部門專營糧食收購政策以及1994年和1996年先后兩次提高糧食收購價格, 也為農民增收提供了條件。最大的亮點來自于農民通過鄉鎮企業獲得的非農收入, 這一時期鄉鎮企業從業人員達到了1.3億人, 人均獲得的非農收入也從1992年的272.9元增長到1996年的714元, 大大推動了農村居民收入的增長。
(四) 1997年~2003年農村居民收入增長反復的階段
這一時期農村居民收入增長不復前一時期的好年景, 而是出現了反復波動, 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一方面, 在2000年以前, 農村居民收入增速急劇下降。從1997年的2090元增長到2000年的2253.4元, 年均增速則從14.1%下降到4.1%。特別是1997年的增速一下子從13.12%降至5.9%, 到2000年時更是只有2.1%, 突顯出中國農村經濟發展已經遇到了很大的問題。這其中農產品增產不增收的問題依然突出, 1998年糧食總產量5.1億噸的歷史新高并沒有帶來收入的增加, 反而是在隨后幾年, 農產品價格出現了7.1%的年均漲幅。加之同期的農業生產資料價格降幅只有2.8%, 直接導致農民減收129元。鄉鎮企業也在東南亞金融危機后面臨出口困境, 且其管理、技術等方面的先天不足在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中頹勢盡顯, 對農民非農收入增加的貢獻率進一步下降。[3]另一方面, 在2001年以后, 農產品產量下降幅度較大, 2003年只有4.3億噸, 持續3年減產, 比1992年的產量還要低, 在此情況下, 國家通過保障農民對土地承包經營的權利等方式, 保障農產品價格, 推動了農村居民收入在2001年出現4.2%的名義增長, 扭轉了增速下滑的趨勢, 2002年、2003年又先后實現了5.5%和4.3%的實際增長, 農村居民收入重新進入增長趨勢。與此同時, 雖然這一時期鄉鎮企業經營困境沒有得到根本好轉, 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速度加快, 使農民的工資性收入增速達到了8.6%的實際水平, 為農民增收提供了強勁動力。[4]
(五) 2004年至今農村居民收入連續增長的階段
在經歷了前一時期農民增收的反復之后, 從2004年開始, 我國農村居民收入保持了良好的連年增長態勢, 到2017年, 連續14年農村居民收入都實現了增長, 從2936.4元一路增長到13432元, 年均增速達到8.8%。這一時期的農村居民收入增長, 不僅持續時間長, 而且相對穩定, 在2009年和2014年順利跨過5000元和10000元大關, 農村的貧困人口進一步下降至3046萬人。然而, 令人憂心的是, 雖然農村居民收入實現了“14連增”, 但城鄉居民收入比在2004年處于3.23:1高位的情況下, 一度在2009年時達到3.33:1, 城鄉貧富差距過大成為突出的社會問題。雖然這一時期農村居民收入的實際增速低于改革開放初期, 但由于是在更高水平上實現的增長, 實在不易。這主要利益于中央對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視, 連續15年出臺一號文件關注農民增收問題, 并先后出臺了取消農業稅、促進農民轉移就業、提高農產品價格以及出臺多種農業補貼等政策, 這也是改革開放以來, 國家對農業農村投入最多, 農民得實惠最多的時期。但從長遠來看, 農村經濟的薄弱基礎沒有得到根本改善, 農民增收的基礎尚不牢固, 而且農民增收高于城市居民增收經常出現波動, 還需要有更加科學、完善的增收保障機制。[5]
二、改革開放40年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的經驗教訓
(一) 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的主要動力
從改革開放40年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的發展演變可以看到, 在不同時期起主要作用的動力不同。一是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是改革開放初期快速提升農村居民收入的主要動力, 通過農村生產關系的調整, 使當時農村生產力得到最大程度的釋放, 農民生產積極性和農業勞動效率都得到前所未有的迸發, 使農村居民收入快速增加。二是鄉鎮企業的成長和之后長期進行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 是1984年以后直到新世紀之初農民增收的重要原因。鄉鎮企業的出現, 使農村剩余勞動力第一次獲得了非農收入、工資收入。其后, 深圳、廣州、廈門等東南沿海開放城市對廉價勞動力的巨大需求, 使農民工開始大量涌現到城市, 農村、農業就業人口則大量減少, 這為農民帶來了大量的工資收入, 占到農村居民收入的比重也從1997年的24.6%上升到了2016年的40.6%。三是國家政策的保障效果。在進入新世紀以后, 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增強以及穩定糧食生產等農業生產的迫切需要, 政府自2004年以來連續15個“一號文件”, 對“三農”工作保障政策進行了明確, 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特別是取消農業稅, 加大良種補貼、農業機械補貼等政策, 也提高了農村居民收入的底線, 在農民實際增收上起到了兜底作用。[6]四是“兩個百年”目標的推進, 保障了農村居民收入的可持續增長。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 為之實施的精準脫貧攻堅行動和深化農村體制機制改革, 使農村改革、農村經濟發展有了更加系統、協調的發展, 對于后續農民增收的穩定性具有極大保障作用。
(二)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仍不容忽視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集中反映了我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 這也成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一個現實阻礙。改革開放40年來,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依然明顯的原因較多, 一是農民增收基礎遠沒有城市居民增收基礎牢固。農業生產“靠天吃飯”的本質沒有改變, 特別是在以農戶為單位的農業分散經營狀態下, 農業規模效益、專業效益無法得到提升, 農業依然是盈利能力差的脆弱行業, 加之農業保險普及率低, 導致農民的增收不具備穩定性。二是農民非農收入獲得渠道較窄。時至今日, 作為農民手中最大的財富———土地、宅基地和房屋依然無法貨幣化, 使農民獲得財產性收入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而農民進入城市就業又受到眾多限制, 極大地制約了非農收入增長。三是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過快。與主要農產品價格多年比較穩定的情況相比, 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過快, 削弱了國家相關農業補貼政策的效果, 也加劇了農民農業生產的風險, 降低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7]四是城市發展導向削弱了農村經濟發展潛力。優先發展城市的戰略, 使農村經濟發展總是扮演著配角, 各方投入遠遠不能滿足農村經濟發展的需要。基于這些原因, 農村居民收入增長以及與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差距, 絕對值并沒有縮小, 反而是越來越大, 嚴重影響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質量。
三、未來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的對策建議
(一) 推進農業產業化, 提升農村經濟發展水平
當前農業生產受不可控因素影響較大, 農民增收具有不確定性。應轉變農業生產模式, 調整農村經濟結構, 以產業化為導向, 提高農村經濟發展水平。一是加快農村土地流轉。改革開放40年的經驗表明, 農戶分散種植只能解決溫飽, 無法為農民增收提供保障。應進一步深化農村改革, 制定完善的農村土地流轉制度和程序, 推廣規模化、集約化、農業生產模式, 提高農業生產效率, 增加農村居民收入水平。二是加大對農業龍頭企業的培育和引導。不僅要發展農業生產龍頭企業, 而且要發展農產品深加工龍頭企業, 不斷延伸農業產業鏈, 豐富農村居民收入的來源渠道。三是加快農村產業結構調整。引導農民從單一的農作物種植轉向畜牧業、林業、漁業等綜合養殖種植, 降低農業生產風險。各地政府應根據本地特色和資源稟賦, 有針對性地發展其他產業, 打破農村居民收入單一的格局, 進一步提高農村居民收入水平。
(二) 加快城鎮化步伐, 推動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
多年來的經驗表明, 農村居民收入增長快的時候, 往往是非農收入增長快的時候。僅僅依靠農業生產提高農村居民收入水平比較困難。應堅定地推進城鎮化, 讓更多的農民進入城市成為市民。[8]一方面, 要深化戶籍改革, 將附著在戶籍上的就業、社會保障、教育等功能剝離出去, 為城鎮化和農民進城掃清障礙。只有這樣, 才能讓農民真正融入城鎮生活, 成為真正的市民。同時, 對進入城市的新市民, 加大教育培訓力度。可以采取提供補助等形式, 鼓勵社會機構辦學, 開設針對農民的文化水平和科技水平要求都不高的實用技能培育, 提高進城農民就業的機率。另一方面, 要深化農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 針對農民手中最有價值的農村土地使用權、宅基地和房屋出臺相應制度, 既確保農民手中的土地和房屋可以實現貨幣化, 又為農民進城后在還沒有就業以及難以就業時提供一份保障, 讓農民放心地接受城鎮化, 進而加快推進城鎮化。
(三) 完善社會保障體系, 提高農民保障水平
為了讓農民沒有后顧之憂, 一方面, 要提高農民社會保障水平。農村的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 保障水平不高, 這是造成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重要原因。因此, 應進一步豐富農民的社會保障內容, 逐步使其與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保障體系, 防止出現農民家庭“因病返貧、因教育返貧”等極端現象。通過完善的農村保障體系, 讓農民可以放心地進行創業等活動, 不斷為農民增收提供可能。另一方面, 要提高農業保障水平。雖然在過去40年間先后取消農業稅、給予多種農業補貼, 但對于靠天吃飯、極其脆弱的農業生產而言, 現有的保障水平還需進一步提高。應加大對農業保險的推廣力度, 由財政部門成立專項基金, 開展農業保險補貼, 避免農民出現因氣候災害而返貧的現象。同時提高農業補貼水平, 鑒于農業生產收入的高風險, 在現有農機、糧種補貼的基礎上, 制定農村居民收入保險制度, 對農村居民收入給予兜底。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價格月刊2018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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