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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巧蓉等:農村貧困戶等靠要思想剖析與破解路徑

[ 作者:黃巧蓉?劉洋?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19-01-22 錄入:王惠敏 ]

——基于益陽市河壩鎮精準扶貧調研

摘要:在脫貧攻堅戰的決勝階段,貧困戶的“等靠要”思想成為精準扶貧深入推進的最大障礙。調研發現,“等靠要”思想主要表現為:把扶貧視為“獨角戲”、把扶貧誤解為福利、以窮為榮。該思想依賴主要源于貧困戶樂于安逸、政策有利可圖以及干部失職。在精準扶貧中,“等靠要”思想極易導致貧困戶返貧、比窮風氣盛行和扶貧資源浪費。只有通過思想教育和村規民約“軟硬兼施”、通過精英干部和致富能手進行能人引領、通過教育“硬件”和“軟件”完善進行教育扶智,才能真正激發貧困群眾的脫貧內生動力,促進精準扶貧提質增效。

關鍵詞:“等靠要”;精神貧困;精神扶貧

我國的扶貧開發工作始于上世紀80年代,隨著農村改革的深入推進和扶貧力度的不斷加大,貧困人口大幅減少,取得了矚目成就。但與此同時,由于貧困人口數據是來自調查樣本推算后的逐級向下分解,長期以來存在實際貧困居民底數不清、情況不明的盲點,具體的扶貧項目也不可避免會粗放“漫灌”,針對性不強,低質低效。

因此,完善傳統扶貧機制,提高扶貧精準度勢在必行。2015年,“精準扶貧”被正式提出[1],成為打贏脫貧攻堅戰、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戰略思想。相對于粗放扶貧,精準扶貧更強調“對癥下藥”,即基于不同貧困現狀,將資源有針對性地聚焦,從而變“大水漫灌”為“精準滴灌”,提高扶貧工作的效益和質量。此外,鑒于在傳統救濟扶貧模式下“返貧”現象較為嚴重,培養貧困群眾的脫貧意識與能力也是當下精準脫貧攻堅的重要方向[2]。通過教育與文化扶貧以及經濟扶持,推進扶貧與扶志、扶智深度結合,精準扶貧旨在最終建立有內生動力、有活力,能夠讓貧困人口自己勞動致富的長效機制[3]。

1 “等靠要”問題現狀與原因探析

為了更全面深入地了解精準扶貧工作在基層的開展現狀,筆者于2018年8月期間來到湖南省益陽市河壩鎮政府扶貧辦。在親身從事扶貧開發工作的過程中研究發現,盡管如今精準扶貧的大力推進讓群眾的物質匱乏得到了極大的消除,但與此同時,人們的“精神貧困”卻成為了當下脫貧攻堅的最大障礙。在河壩鎮,部分貧困戶不愿自力更生,“等靠要”思想較為嚴重,視政府的幫扶為理所當然,表現出好逸惡勞、坐享其成的不良心態。

在對河壩鎮河心洲村的貧困戶進行結對幫扶工作滿意度電話調查的過程中,筆者了解到,這種“等靠要”首先表現為把扶貧視為“獨角戲”,扶貧干部一定程度“被綁架”。村民劉某某無房,但收入已脫貧,其老婆和孩子也已進城,可仍理直氣壯地要求在村內有房子,還威脅說如果沒有就絕不簽字脫貧,就對幫扶工作一萬個不滿意,要把幫扶干部搞下崗。這種毫不感恩地對外索要、“倚窮賣窮”的心理境況令人咋舌。

此外,更有村民把扶貧誤解為福利,把政府當成福利院。某村民王某某今年72歲,已基本喪失勞動能力,但其三個兒子卻均以國家有幫扶政策為由,認為其父脫貧是國家的事,以已分家為借口,對父親在經濟上、生活上不管不問。為賺政府的“便宜”,反而賠了親情、丟了良心,這種已完全“變味”的扶貧讓人心寒。

與此同時,以窮為榮、騙取政策扶持的不良風氣也悄然蔓延開來。在河壩鎮,個別群眾絞盡腦汁胡攪蠻纏、不擇手段來威脅干部,只為當上貧困戶享受政策,更有甚者上演感人戲碼,妄想憑借“悲慘”境況博人眼球、不勞而獲。在一次電話采訪中,對方自稱生活極其困難,急需政府幫助,談到動情之處不禁哽咽起來。可在后來整理檔案和走訪調查中我們了解到,政府實際去年已幫其全資建新房,可該村民后續仍一分錢一份力不想出,企圖倚仗政府過上好日子。大力扶貧,結果越扶越懶,豈不痛哉?

在扶貧調研的持續深入中,我們越來越感受到貧困戶“等靠要”思想依賴的嚴峻性和根治“精神貧困”的緊迫性。因此,筆者嘗試以河壩鎮生產生活現狀為切入點,深入探究“等靠要”思想的產生原因。

1.1貧困戶樂于安逸

1.1.1較低物質水平限制思維發展

截至2017年,河壩鎮共有貧困人口1367戶3534人。以農豐村為例,39%的農戶家庭年人均純收入不高于2800元,多以水稻種植和魚蝦養殖為生。這種以傳統生產模式為主的經濟形態使得人們對土地存有天然的依賴,生活模式始終如一[4],個人主觀能動性的發揮對生活水平的提高作用微乎其微。同時,較長期的貧困易使人產生聽天由命的無力感,人的斗志被消磨,更不愿努力去改善生活。

此外,“農忙干、農閑歇”的生產生活方式根深蒂固于農民的觀念中,使其逐漸養成自由散漫的勞動態度,安于現狀,固步自封,自我發展欲望不強,因此也將脫貧看作政府的任務,“等靠要”思想由此產生。

1.1.2低受教育程度致使發展動力不足

受過一定教育、有一定的文化基礎的人思維開拓的潛力大,更容易接受并學習新鮮事物。然而在調查中我們發現,在河壩鎮個別地區,“讀書無用論”[4]仍被一些人所認可,適齡兒童入學率較低。同時多子多福的生育觀念致使家中普遍孩子較多,而長期的貧困又使家庭難以擔負起上學的費用,最終孩子只能被迫輟學。但在嚴重滯后的教育條件下,貧困家庭的孩子由于文化素質較低,也僅限于從事低技能要求的低收入工作,陷入貧困的惡性循環,久而久之在無力改善的生活面前就固化了得過且過、不思進取的人生態度,在脫貧中也表現出“等靠要”的消極思想。

1.2政策有利可圖

1.2.1救濟式扶貧助長依賴思想

起初,我國的扶貧模式主要以救濟式扶貧為主,為貧困人口無償送糧送衣送錢[4]134。然而,這種出于人道的“輸血”救助卻引發了新一輪的“貧血”。究其根本,資金和物資“簡單粗暴”的直接輸入只能滿足貧困戶的暫時需求,短期內緩解其生產生活困難,而對于提升其脫貧致富的能力并無實質性幫助,甚至會使貧困群眾因生活被政府“一手包辦”而喪失自力更生的發展動力,反而助長了“等靠要”的心理依賴。

1.2.2持續疊加的優惠政策讓群眾不愿“將就”

近年來,隨著脫貧工作深入開展、國家財政投入力度不斷加大,持續、疊加的優惠政策讓部分貧困群眾產生了誤解,對未來幫扶政策預期更高,認為政策只會越來越好,補貼肯定越來越多,只要愿等就會賺到更大的“便宜”。以河壩鎮某村貧困群眾可享受的危房改造補助金為例,它已從早前的每戶四千多元逐漸增長至每戶兩萬多元,很多村民自然而然就抱著坐等它繼續走高的念頭,不愿“將就”于當下的優惠力度,甚至不再愿意出力賺錢。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的優惠扶持政策反而滋生了“等靠要”思想。

1.3干部失職

1.3.1干部渙散無力

在當下河壩鎮的扶貧開發工作推進中,部分基層領導干部帶領群眾致富的意愿不強烈且缺乏科學的工作方式,擔當和闖勁不足,工作標準不高,“不想為不敢為不善為”,存在應付現象[5],未能從根本上為貧困群眾解決實際困難,因而很難調動群眾的積極性。

具體來說,個別黨員干部只將精準扶貧當作完成任務,滿足于開會部署與上報材料,并未真正沉下心來走訪了解貧困群眾的真實需求。例如,河壩鎮個別干部在為農戶開展技能培訓的過程中只關注辦的期數與參與人數,反而根本沒有真正去了解研究農戶亟待解決的問題(如水質改善問題)、最想學習的東西(如“漁光互補”項目與稻蝦套養技術),因而農民參與積極性不高也是情理之中。

此外,部分干部在扶貧開發中僅憑起初的一腔熱血隨波逐流,缺乏統一完善的規劃,后續保障不到位,也逐漸使貧困戶喪失自力更生的脫貧信心。如河壩鎮個別干部號召農戶利用

好資金學技術搞特色種植,最初一心只想著推廣,可待農戶種植后便撒手不管,既沒有技術跟蹤服務,又缺乏積極有效的市場引導,最終產品難以與市場經濟銜接,只剩下財政包袱,嚴重打擊了農戶的生產積極性。

1.3.2政策宣傳不到位

在對河壩鎮老河口村村民進行幫扶工作的滿意度抽查中,有高達45%的貧困戶反映不知道駐村工作隊的存在,有55%反映幫扶干部一年內走訪次數少于3次。據此我們可以看出,在駐村幫扶與結對幫扶工作中,個別工作隊成員和結對幫扶干部工作態度不端正、責任意識不強。而干部的“不作為”不可避免會導致群眾對扶貧政策不知曉或產生誤解,從而認為“被扶貧”是天經地義,自己只需“等靠要”。

在具體幫扶工作開展中,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也是一大障礙。由于思想重視程度不夠和工作作風不扎實,河壩鎮部分駐村干部不駐村,駐村幫扶演變為“走讀式”幫扶,甚至存在對村內貧困現狀并不清楚的尷尬情形,在村內宣傳扶貧開發政策的工作職責更是難以落實。同時,在對貧困戶的采訪中我們發現,個別結對幫扶責任人把純粹發錢發物等同于幫扶,在臨近檢查時急忙給貧困戶送去米和油,根本未曾認真履行責任人應盡的職責。這種只局限于傳統救濟的幫扶極容易讓貧困戶產生誤解,以為政府的“輸血”扶持是理所應當,有困難就找政府,自己根本不需出力。

2 “等靠要”思想對精準扶貧的影響

現如今,在脫貧攻堅戰的決勝階段,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以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在物質匱乏得到極大消除的同時,人們“等靠要”的“精神貧困”卻成為了精準扶貧的最大敵人。

2.1貧困戶坐吃山空,更易返貧,形成惡性循環

個別“等靠要”思想嚴重的貧困戶,習慣了坐享其成,甚至靠扶貧發放的物資為生。在物資用完后,他們不工作也不耕種,就完全等下一次救濟。然而,這種扶貧只會“越扶越貧”,資金越多貧困戶反而越容易被“慣壞”——其戰勝貧困的意志被消磨了,改變現狀的信心泯滅了,手腳反而被“禁錮”了。在這種情況下,貧困戶不思進取,以消極的心態參與脫貧,未形成自我發展的綜合素質與內生動力,即使形式上“被脫貧”,其最終的結局也只能是返貧,為精準扶貧工作的有效開展埋下隱患。

2.2不良比窮風氣盛行,不利于自強自立的社會氛圍的培育

“等靠要”思維發展到一定程度,表現為群眾以窮為榮、不愿脫貧摘帽。在個別地方,一些扶貧資源的錯位讓“等靠要”的“懶漢”反而被“獎勵”,成為村內被艷羨的對象,這對村內傳統的“勤勞致富”觀念有極大的沖擊,不可避免引發盲目跟風。結果部分群眾把扶貧誤解為 “我是貧困戶就得多給點”,不僅自身缺乏脫貧主動性,而且見不得別人受幫扶,甚至胡攪蠻纏、爭先恐后騙取幫扶,結果滋生了人人哭窮、爭當貧困戶的不良風氣,極不利

于艱苦奮斗、自力更生的良好社會氛圍的營造。

2.3浪費扶貧資源,與國家脫貧攻堅大政方針背道而馳

在目前的貧困人口中,除了一部分確因喪失勞動能力等無法實現自己脫貧以外,有相當一部分貧困群眾是屬于一味“等靠要”,主觀上缺乏自我發展動力的“精神貧困戶”。扶貧資源是有限的,放任這類人享受扶貧政策就是對扶貧物資的浪費,一定意義上就是對真正需要幫扶的貧困戶的不負責任。這不僅對扶貧開發工作的推進造成極大阻礙,而且與國家的脫貧攻堅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大政方針背道而馳。

3 “等靠要”思想的破解路徑

鑒于部分貧困戶好逸惡勞、坐享其成的不良心態已嚴重阻礙到精準扶貧的有效開展,如何斬除這種“等靠要”的思想依賴,建立有內生動力的長效機制已然成為當務之急。因此,筆者基于實地調研,針對破解“等靠要”思想在此提出幾點思考。

3.1“軟硬兼施”

3.1.1通過思想教育進行軟性疏導

過去傳統救濟式扶貧只注重貧困戶物資上是否匱乏,一定程度上卻忽視了其精神上是否貧瘠,結果導致個別扶貧成為越扶越懶、越懶越窮、越窮越扶的惡性循環。因此,扶貧一定要先扶志,否則永遠扶不起來。我們要通過思想教育引導貧困群眾擯棄把貧窮當資本來“等靠要”的思想,激發其勤勞致富、自強自立的內生動力[6],真正變被動救濟為主動脫貧。

而在具體操作層面,我們要摒棄“速決戰”思想,貧困群眾思想上的轉變絕非一蹴而就的,做好思想教育工作是一場拼毅力與耐心的“持久戰”。我們可以通過正面的榜樣帶動與反面的警示教育相結合的方式來進行宣傳教育,通過公告欄[7]、報紙、電視等媒介弘揚主動脫貧摘帽先進典型的事跡,并同時曝光“等靠要”的反面典型案例,營造“勤勞致富光榮,坐等靠要可恥”的良好社會氛圍,從而充分調動貧困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使其在脫貧中不做旁觀者、不當局外人,增強其內生發展動力,最終真正走上自主發展、可持續發展的致富道路。

3.1.2通過村規民約進行硬性約束

完善獎懲機制等規章制度也是引導群眾不等不靠的一大途徑,尤其是在面對個別無法做通思想工作的“等靠要專業戶”時,對其實施強制性的村規民約更是勢在必行。例如在獎懲機制中,一方面針對勤勞肯干、自力更生的貧困戶給予一定的種養殖補助、務工補貼、產業項目傾斜等獎勵資金或政策紅利;同時另一方面建立健全懲處機制,嚴格依據評定標準甄別出賴在政策“溫床”上“等靠要”的貧困戶,并對長期不支持村兩委工作、不加入村級產業合作社生產經營的懶漢,實行暫停享受低保、村集體分紅等適當的“斷奶”舉措,用經濟制約斬斷其不勞而獲思想。

3.2能人引領

3.2.1精英干部帶頭,提高責任意識

基層領導干部作為直接與貧困群眾打交道的群體,其責任意識的強弱直接影響到扶貧工作開展的實效。因此,首先要加強考核力度,罷免懶政怠政的基層干部,并可以選派具有一定基層工作經驗的精英骨干到貧困村、難點村擔任村黨支部書記,努力實現扶貧開發與基層黨建交融互動。與此同時,要切實提高結對幫扶干部的責任意識,杜絕“走訪不走心”現象,徹底轉變過去單純送物資的“輸血”式扶貧方式。這就要求責任人首先要入戶摸底來全面掌握幫扶對象的基本情況,針對其致貧原因探討脫貧方案,然后在宣傳扶貧政策的基礎上,積極協助幫扶對象爭取政策、遴選項目,再精準實施技能培訓、大病醫療、助學幫扶、產業項目覆蓋等政策扶持,有針對性地為貧困群眾補齊短板,激發其享受惠民政策的感恩之心,增強其自身發展動力與脫貧信心,最終真正實現“造血式”扶貧。此外,黨員干部在履行職責的基礎上同樣也不能大包大攬,為片面追求早日脫貧目標而無底線地出資出力,否則這只會助長“等靠要”的不良習氣。

3.2.2致富能手帶動,吸引群眾參與

產業帶動、能人引領是破解部分群眾“等靠要”思想的有力舉措。通過發展產業,一部分吃苦耐勞、有創新思維的農戶帶頭致富后,能夠產生良好的榜樣帶動效益,成為其他貧困戶脫貧路上的引路人,激發他人內生致富動力,進而吸引其積極主動加入產業扶貧行列,學習技術、努力打拼、自力更生,最終逐漸走向富裕。以種植中藥材為例,普通農戶種藥材完全靠天吃飯,沒有技術含量,而且只注重數量,不追求質量,因而導致藥材收購價格波動很大,農戶種植積極性很受打擊。但與此同時,有機中藥材的價格卻能比一般中藥材高出20%以上。然而要實現這潛在的巨大收益,需要土壤改良、田地管理等資金、技術、人力各方面的前期投入,普通農戶對此束手無策,因而這只能依靠目光長遠、勇于邁出第一步肯出資出力的創業致富帶頭人[8]。隨著“龍頭”的有機中藥材產業逐漸做大做強,普通群眾看到靠譜的賺錢門路,自然會萌生自我發展動力,積極加入有機種植行列而擯棄“等靠要”的念頭。此外,讓農戶通過流轉土地、自身勞動力或資金等入股企業,由本地龍頭企業、合作社帶動其一起致富也是提高貧困群眾積極性的有效措施。

綜合以上,致富能手的帶動作用在貧困地區不可小覷。因此,我們可以大力開展貧困村創業致富帶頭人培育項目[9],努力挖掘有創業意向的人員,對其進行創業意識、創業能力、扶貧帶動能力等方面的培訓,并為其創業活動提供跟蹤服務,由他們來吸納和帶動貧困戶參與生產,最終實現大范圍脫貧致富。

3.3教育扶智

對于貧困戶來說,一次物質上的幫助只是一次“輸血”,但“輸血”的次數畢竟有限,而且一旦停止“輸血”,最終還是會陷入“貧血”的困境。因此,我們強調“扶貧先扶智”,要培養貧困群眾自身的“造血”技能,而這就要靠教育。

在教育扶貧領域,我們首先注重教育“硬件”的扶貧。一方面,我們要充分利用資金為貧困地區精準辦學,提高基礎教育普及程度和辦學質量,努力保障貧困適齡兒童接受良好的基礎教育,提高其綜合素質和文化知識水平,以期阻斷貧困代際傳遞。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精準扶持職業技術類學校的創建和發展。職業教育作為向社會輸送技術人才最直接的途徑,是解決貧困地區人口就業最有效的突破口[10]。例如,在農業條件好的地方開展特色動、植物養殖培訓,在旅游資源豐富的地方開展特色廚藝、手工藝、園藝培訓等。圍繞優勢產業和基本公共服務需求,因地制宜培養特色技術人員,這有利于極大提高貧困地區人口素質、就業能力和內生發展動力,最終助其實現脫貧致富。

與此同時,教育“軟件”水平的提高即師資力量的匹配與教育觀念的培養也是勢在必行。首先,師資力量的匱乏是導致貧困地區教育水平落后的關鍵因素,如何破解“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成為了制約其教育發展的難題。針對此,我們可以通過改善鄉村教師編制、提升鄉村教師待遇、多渠道引進師資力量來保障教師數量,同時通過大力支持城鄉教師互動溝通、促使本土教師強化自身學習來改善教學質量。而對于貧困地區落后教育觀的更新,這是一項更長期更艱難的工程。我們要通過廣泛的宣傳教育讓群眾擯棄“讀書無用”的愚昧思想,真正了解到教育是走出“代際貧困”惡性循環的有效途徑,是社會階層實現向上流動的重要階梯。

教育扶貧是細水長流,絕非一蹴而就。我們要通過教育培訓不斷提高貧困群眾的文化知識和專業技能,培養其脫貧能力,激發其脫貧斗志,最終真正實現脫貧致富。

作者簡介:黃巧蓉(1964—),女,博士,中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劉洋(1998—),女,中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2016級思想政治教育專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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