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當代中國農村變遷的歷史考察和現實思考
從擺脫貧困到鄉村振興,是當代中國農村發展變遷的重大轉向。它結束了長期以來農業和農村發展服務于工業和城市現代化的需要、缺乏發展與現代化主體性的歷史從而讓農業和農村獲得了優先發展的權利。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農村發展變遷的歷史一直是圍繞著國家工業現代化的目標而展開的,這一歷史既表現為從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和改革開放后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制,也表現為從解決“三農”問題到“三農”現代化,還表現為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等。將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政策機制置于更為長時段的中國農村發展變遷的歷史進程中,以深化鄉村振興理論和實踐問題的認識和討論,深入思考當下鄉村振興行動中存在的思想觀念和政策局限,從而更進一步提升對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的認識和理解。
引言
鄉村振興是繼實施脫貧攻堅戰略之后中國農村社會發展和現代化建設的又一次戰略轉變。如果說自2013年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將脫貧攻堅作為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戰略任務來解決，那么，從經濟發展的層面看，當脫貧攻堅戰略目標基本實現，圍繞解決農村大量存在的絕對貧困而采取的精準扶貧策略已經取得了決定性勝利。然而，就農村社會的全面發展，特別是貧困地區基本生計脫貧之后的可持續發展來說，還面臨著從貧困走向富裕、從富起來再走向強起來的進一步轉變。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推進“三農問題”向“三農現代化”轉型的重要環節。十九大關于促進鄉村振興的戰略部署，作為重建鄉村，實現農村富起來、強起來的藍圖規劃和行動綱領，對新時代的農村發展與現代化做出了戰略安排。十九屆五中全會關于制定“十四五”規劃的建議，則進一步提出，在2020年消除絕對貧困的脫貧攻堅工作完成以后，要將脫貧攻堅成果與鄉村振興戰略有機銜接起來。圍繞這一戰略開展理論與實踐的討論，不僅是當下社會科學研究需要面對的重大政策議題，更是一個需要從歷史和現實兩個方面來認識和理解當代中國鄉村的發展變遷的理論話題。這要求我們必須用整體性的社會系統觀來看問題，即從時空關系的統一性角度，把鄉村看作是一個具有生產、生活、生態功能，由歷史和文化積淀與傳承而構成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符號體系，一個具有本體論意義的社會構成，而不是一個一個村落的集合或僅僅是作為農業生產空間存在的社會單元，并以此為方法論依據開展研究。
鄉村振興戰略所提出“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總體目標，把鄉村振興定位為以農村發展為主題的發展戰略，從政治導向和經濟與社會發展理念上，解決了新時代的農村發展，不再是農業農村發展服從工業和城市發展、附屬于工業化和城市化需要的統籌城鄉發展戰略，從認識論和方法論上改變了以往把農村衰落看作不可避免趨勢的觀念，政策思維“著眼于減輕農村衰敗過程中的‘陣痛’,以想辦法解決農村衰敗中出現的諸種問題為目標，表現為‘拾遺補缺’性的政策安排”的工業主義現代化局限。這一新時代的發展戰略，從本質上講，是把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看作是中國社會全面現代化的有機組成部分，通過城鄉融合發展體制和機制建設來解決農業農村發展困境，推動“三農”問題向“三農”現代化轉變。本文正是以這種發展理念的轉變為切入點，把對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政策機制的思考，放到更為長時段當代中國農村發展變遷過程中來認識，以歷史考察為依據，對當前鄉村振興中的理論和實踐問題進行討論，以求得對中國農村發展問題更深入的認識和理解。
一
近代以來的中國社會變遷，是一部在資本主義工業文明裹挾之下逐步工業化的被動現代化歷史，也是鄉村逐步淪為城市的附屬，農民逐步喪失其生活話語權和主體地位的過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1949年以前，資本主義在中國的擴張，主要是借助于帝國主義的殖民方式，通過商業和武力相結合，把中國社會由一個自成一體的農耕文明體系強行拖入資本主義工商業體系，導致農業社會的解體并造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濟社會格局。在此格局下，國家政治分裂，戰亂不斷，國民經濟體系陷于崩潰，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不僅在工業化上舉步維艱，農村也淪為城市和工商資本的剝削對象而極度衰敗，造成了空前的鄉土社會危機。新中國建立以后，面對國家積貧積弱、社會民生凋敝的現實，新生的人民政權將解決農村半封建社會遺留的土地制度作為突破口，把解決農村發展問題放在優先位置，在全國范圍內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這場運動從根本上解決了導致近代中國農村衰落的封建土地制度問題。這為鞏固政權，走一條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工業化道路的國家現代化奠定了重要基礎。
土地改革實現了“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目標。然而，要進一步解決“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辟道路”的問題，僅靠以個體化的小農為主的自然經濟生產方式是不可能實現的，也不符合新生的共和國的建國宗旨和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追求。1952年，全國范圍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后，隨著廣大農民(特別是貧苦農)所擁有的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的增加，農村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農民開始富裕起來，農村社會階層分化形成中農化趨勢。伴隨著中農化趨勢的則是在一些地方出現了一定范圍內“從中間向兩頭轉變的”新貧富分化現象：一方面是“土地財產向少數有余糧有余錢的農戶集中，”而另一方面則“有少數家戶因為勞力缺乏、疾病、災荒或者懶惰等原因而重新陷入赤貧境地”。土地改革后農村這兩種相反的社會階層分化趨勢，從本質上講，反映的是個體農業經濟的自然演化趨勢。但是，對以追求社會主義普遍平等的政治目標和盡快實現國家現代化的中國共產黨來說，土改后農村發展所呈現出來的這種局面顯然是背離了初衷。按照小生產的農業經濟會產生出“自發的農村資本主義”的思想邏輯，農村出現的土地集中和新貧富分化現象，引起了黨內高層的警惕。為避免個體化的小生產經濟自發產生資本主義，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批準發布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明確了國家發展的基本方針，是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為主體，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在農村，要變革生產關系，通過合作社這種“半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組織形式，將“占國民經濟總量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逐步地而又積極地引導它們向著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改造成社會主義經濟。
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所確定的“一化三改造”方針，明確了以生產關系的變革為導向，通過農業合作化這種“半社會主義”性質的生產關系變革，推動農村經濟社會發展走向社會主義，促進農村生產力的發展，讓對農業有高度依存度的工業和城市獲得可靠的糧食和其他工業原料保障,使其成為支持工業現代化的基礎。在這一路線的指引下，通過農業生產合作社這一組織形式，農民被組織起來，并隨著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人民公社化的實現，農村成為一個集經濟組織、政治組織和社會組織為一體的高度組織化體系。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由農村支持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國家現代化建設格局得以形成，并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針指引下，基本實現了國家的工業化。
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三十年農村社會變遷的歷史，可以說是一部以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的改變為核心內容的農村革命史，也是一個從半封建的小農社會和小生產的農業自然經濟轉向現代農業的社會變遷過程。在這其中，推進農村革命和現代化的動力主要來自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理想追求和以生產關系改變為核心的體制制度的變革。在經歷了土地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等一系列的制度性革命后，農村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計劃性的農業生產體制替代了分散的小生產經濟，集中統一的勞動生產和分配制度代替了自給自足的個體勞動，集體化的生活方式替代了以家庭為單位的個體化小農生活；以高度政治化和半軍事化行政管理為主要特征的社會管理體制，代替了傳統的村落自組織和半封建的家族、宗族治理。整個農村在人民公社這個政社合一的體制里被高度組織化，成為計劃經濟時代支撐工業化和社會主義現代化最重要的制度基礎。同時，人民公社制度也成為農村實行計劃經濟體制不可或缺的組織保障。
但是，我們也應看到，近三十年的中國所走的不同于西方國家現代化道路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其所取得的成就，既是一場偉大的創舉，也付出了巨大的制度成本和社會代價。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按照工農業分工的原則，農業作為基礎，實際上是為工業生產提供原料，為城市提供糧食和農產品保障，以及作為工業產品的市場而存在的。這樣的功能定位就注定了農業為工業提供廉價原材料、農村作為實現工業產品附加值的市場和為城市發展提供所需勞動力的人力資源蓄水池的依附地位，造成了極不合理的工農業產品“剪刀差”,極大地損害了農業和農民的基本利益，也決定了工業對農業、城市對農村的不平等地位。而農村社會被公社化的組織體制取代，“以政代社”,造成“國家政權過多地直接干預集體所有制經濟，侵犯了集體所有制單位的經濟利益”,用行政命令指揮農業生產，致使農村經濟低效率，農民普遍陷入生活貧困之中。
而從社會結構的變化來看，在人民公社這個集社會主義的政治體制、經濟體制和社會體制為一身的組織體制里，傳統的農村社會地緣關系固化為“公社這個具有極強地域性的組織”體系,并且阻斷了農村與城市和社會階層之間正常的社會流動，產生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獨有的“城鄉二元結構”這樣一種現象。這種自成一體的封閉的農村公社組織體制，使農村經濟和社會生活失去活力，也埋下了今天“三農”問題的種子。到人民公社解散之時，農村經濟落后，農民的生活貧困已經成為制約中國社會發展與現代化的主要因素。回歸農業生產的基本屬性，讓農民有更多的自主性從事農業生產、讓農村社會及人們的生活以更多的自組織性來擺脫過度行政化和他組織化的羈絆，就成為農村社會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面臨的新發展議題。
二
“十年文革”結束時，也正是中國農村發展面臨極度困難的時期。僵化的公社體制不僅使農業陷于制度困境，也使農民陷入巨大的生存危機之中。小崗村十八位農民冒死按下紅手印，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拉動了農村土地經營制度改革的序幕，也揭開了隱藏在人民公社體制之下的當代中國社會發展中的“三農”問題的蓋子。這一事件表明，固有的農村經濟和行政管理體制已經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時刻。而在農村實施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把由集體經營管理的土地承包給農民，作為一項突破當時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困境的政治選擇，它為廣大農村地區從舊體制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幫助農民擺脫貧困，走發家致富之路開拓了天地；同時也為農村社會回歸其本原發展規律，恢復農民在農業生產中的主體地位奠定了基礎。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證明，土地承包給了農民種地的自主權，激發了他們勞動生產的積極性，創造了“萬元戶”這樣一個令城里人羨慕的農村致富群體，農村活力得到空前煥發。發揮農業生產以家庭為單位的小生產方式的積極性，符合了農業生產的特點，創造出高于集體生產的生產效率，極大地改變了農村普遍貧困的面貌9；同時，又將固化了近三十年的農村社會重新激活，為中國的改革開放破了第一局。
隨著土地承包經營制的深入發展，以家庭為基本單位、農民為經營主體、與市場接軌的農村經濟體制逐步建立起來。土地承包制確立了農民在農業生產經營中的主體地位，解決了自人民公社成立以后一直困擾農業發展的農民生產勞動積極性的問題。它在堅持土地集體所有的前提下，讓農民從不合理的生產關系束縛中解放出來，使他們獲得土地經營使用上的自主性。但是，當農民進入個體經營的小生產狀態后，如何防止農村社會的原子化，以解決人民公社解散后農村社會的再組織化問題，以及如何建立有效的保護機制來防止個體化的小生產方式被市場化、工業化的經濟資本剝削和壓迫的矛盾逐漸暴露出來。同時，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后，如何恢復和發展農村社會風貌，使農村成為宜人宜居、像城市一樣具有生活價值的地方，也成為農村改革的決策者和執行者必須考慮的問題。
然而，鑒于實施農村改革之初，解決國家和農民面臨的經濟困窘難題具有壓倒一切的急迫性，“振興農業經濟”,以“打破了我國農業生產長期停滯不前的局面，促進農業從自給半自給經濟向著較大規模的商品生產轉化，從傳統農業向著現代農業轉化”,成為農村發展的中心工作。在這樣的形勢下，農村的社會與文化建設，必然讓位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戰略，“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管理體制結束之后的現代農村社會重建問題也就被擱置了。更為重要的是，如何在現代化的發展要求下重塑農民在農村社會文化發展中的形象和主體地位，使之成為“三農”現代化的承擔者、踐行者，這一問題在以經濟發展和農民增收為中心的農村發展理念主導下被遮蔽了。農村改革之初的這種局限，使得農業在初步擺脫了“文革”結束之初的窘境之后，又面臨著新的危機。這就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以家庭為土地承包單位的小農生產經營方式各自為陣，面對市場經濟競爭和資本的強大力量時，在沒有必要的社會保護機制和完善的社會支持體系的情況下，很快暴露出其固有的脆弱性，并使其生計方式受到嚴重威脅。而上個世紀80-90年代紅火一時的鄉鎮企業，也因為污染、能耗和產品質量等諸多方面的問題告別了歷史舞臺。這直接導致了大量鄉鎮企業破產和農民收入下降。
不僅如此，由于工業對農業巨大的效益差距，以及城市對農村的“抽水機效應”,導致農業勞動生產率增長出現停滯，農村家庭收入增長率遠低于城市,大量農村勞動力流入城市產生出農村空心化、耕地拋荒和“三留守”人口現象。因而，進入21世紀后，以家庭為單位的承包經營體制，在洶涌而來的市場化和城市化大潮面前變得后繼乏力，陷入新的發展困境。長期存在而未得到解決的“三農”問題，開始轉化為“三農”危機。“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呼聲，與蓬勃發展的工業、日益現代的城市形成鮮明對照，將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的農村發展問題再一次歷史地提了出來。
顯然，面對復雜的局面，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戰略已經不能適應農村發展提出的新要求和新問題。農村發展何以可能，如何發展 2004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再一次將提高農民收入、解決“三農”問題看作“不僅關系農村社會進步，而且關系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的重大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這標志著改革開放以后一段時間內，改革發展重城市、輕農村，重經濟建設、輕社會建設的片面追求工業化、城市化的戰略，開始轉向以工促農、以城促鄉，將解決農村發展問題放在優先位置的戰略。在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新改革思路的引導下，“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成為推動農村發展戰略轉型的新思路。
“新農村建設”作為農村社會發展的新戰略，將“生產發展、生活寬裕、村容整潔、鄉風文明、管理民主”作為建設目標，克服了長期以來以發展經濟為中心解決“三農”問題的局限，以更為廣闊的社會發展視野看待和解決農村發展面臨的經濟貧困、村莊衰敗、鄉風不振、基層渙散等問題，形成了全面解決“三農”問題的系統發展新格局。在“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框架內，新農村建設明確提出要糾正以往城鄉發展戰略中對農村取多予少、犧牲農村利益來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城市現代化的片面性，通過實施“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加快改變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滯后的局面”。在全面取消農業稅、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等一系列政策方針的加持下，農村發展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支持。特別是全國范圍內取消農業稅，標志著依靠農業積累支持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時代的結束，中國告別了農業社會，進入全面工業化時代。重新調整工農關系和城鄉關系，推動“三農”問題向“三農”現代化轉型，“成為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重大而艱巨的歷史任務。”
新農村建設開啟了中國工業化時代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新階段。作為由國家主導的破解“三農”困局，重新塑造工業化時代農村社會的新形象，促進“三農”現代化的戰略工程，采取了政府推動、財政補貼、以工補農、資本下鄉、產業扶持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來解決城鄉差別、貧富分化和擴大等問題，以彌補農村在基礎設施、社會事業、基本公共服務、教育醫療保障等方面的短板。這一系列舉措和實踐，對推動城鄉公民權利平等，促進農村特別是東部沿海農村的小康建設和“三農”現代化，發揮了重大的作用。但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東、中、西發展的梯度差異，使新農村建設帶來的變化也存在極大差距。其中，中西部農村大量存在的貧困，尤其是以“三州、三區”為代表的西部深度貧困地區所面臨的普遍貧困問題，成為影響中國現代化進程和“三農”問題解決的主要問題。
在這里，我們應該看到，中國的工業化是在成功地避免了貧困人口向城市大規模聚集、而把窮人留在了農村的基礎上實現的。解決農村貧困問題，既是彌補工業對農業、城市對農村的剝奪而采取的補償政策，也是建立公平公正的現代社會、實現平等發展的應有之義。而新農村建設的推進，從現實政策的邏輯來看，也只有在解決了貧困問題之后，才能實現其所確定的目標。否則，不僅不能有效解決城鄉貧富差距的矛盾，而且會使農村社會地區間和人際間的貧富分化加劇，造成欲速不達的后果。由此，通過扶貧開發和精準扶貧消除農村貧困，創造平等公正的發展局面，來推進中國農村的重建和“三農”現代化，就成為實現新農村建設戰略目標必須解決的關鍵議題。
阿馬蒂亞·森關于可行能力剝奪的理論認為，可行能力的被剝奪之所以被視為貧困的重要原因，是因為它會使窮人無法把握住發展的機會而失去基本自由。新農村建設所確定的目標和政策措施，對于一部分處于絕對貧困狀態的農村群眾而言，是力所不逮的。許多支農惠農政策，由于區域間和人際間政策環境的差異，更多地是讓那些擁有更多“可行能力”的地方和個人受惠，而非那些受功能性缺陷影響的社區和個人獲益。甚至在某些極端的情況下，少數地方的新農村建設出現“馬太效應”,少數有能力、有資源的個人或地區借助于新農村建設的政策而更加富裕，那些缺少話語權，而受資源、能力限制的地方和個人則無法從中獲益。
因而，要實現“三農”問題的現代化轉型，實現城鄉協調發展的新農村建設目標，就要將扶貧開發和社會救助結合起來，對深度貧困地區或處于絕對貧困狀態的人們進行賦權，即通過國家投資基礎設施的開發式扶貧，增加貧困地區的發展機會，創造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局面，縮小區域間的發展差距，來解決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同時，對處于絕對貧困中的家庭和個人進行幫扶和救助，通過增加他們的可行能力來解決“能力強的人、條件好的人受益多，貧困者受益少”的政策“差序”問題。基于這些深層次、復雜性的原因，制定一種綜合性扶貧開發政策，就成為中國政府實施貧困治理國家戰略的基本要求。
正是在此背景下，2011年頒布的《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把反貧困戰略的目標具體化為兩個層次：其一是解決貧困家庭和貧困人口“兩不愁三保障”的問題，使他們的生活水平達到“溫飽”；其二是解決貧困地區生活質量和收入水平不高的問題，縮小與發達地區的差距。按照“處境最差者受益最多”的社會正義原則，這兩個層次的目標，就是要確保“貧困地區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幅度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務主要領域指標接近全國平均水平，扭轉發展差距擴大趨勢。”而為了保證扶貧開發戰略能夠落實，國家從2013年起，對扶貧方式做了重大調整，“開始把扶貧策略從區域扶貧轉向精準扶貧”。通過建立精準扶貧工作機制，把脫貧攻堅瞄向貧困村和貧困戶，“將貧困戶和貧困村有效識別出來，并建檔立卡”,“深入分析致貧原因，落實幫扶責任人，逐村逐戶制定幫扶計劃，集中力量予以扶持。”而2015年中國政府則進一步將“脫貧攻堅”轉為“脫貧攻堅”,明確要求到202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隨著2020年這一目標如期實現，全國832個貧困縣，9899萬貧困人口全部脫貧，中國政府運用政治動員、制度保障和社會行動的方式，“充分發揮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打贏了脫貧攻堅這一解決“三農”問題、推動“三農”現代化的關鍵一戰。
歸納起來，以國家動員、舉全國之力的宏大布局，開展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反貧困決戰，幫助中國實現了近一億貧困人口擺脫絕對貧困。這一成功為實現“三農”問題向“三農”現代化轉變奠定了基礎，也為實現工業化的中國開展農村社會重建創造了適時的條件。而鄉村振興作為現時代中國農村發展的又一歷史任務和持續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目標，則成為在脫貧攻堅成果的基礎上，完成中國農村社會傳統向現代轉型的戰略要求。因此，早在2018年，中央就開始布局鄉村振興戰略，制定了《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的行動方案。然而，隨著脫貧攻堅戰略目標的實現，如何使所取得的反貧困成果轉化為鄉村振興的戰略資源和經濟與社會基礎，則面臨著一系列的現實挑戰和理論困境。認識并超越這些障礙，實現脫貧攻堅向鄉村振興的過渡，也就成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在新時代構建農村社會發展新格局時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
三
脫貧攻堅解決了在不擺脫貧困的前提下農村何以發展的基礎性問題，而鄉村振興則面對的是在完成了工業化的背景下，農村社會如何重建、如何實現“三農”現代化的問題。2018年9月，習近平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指出，要把鄉村振興戰略作為新時代“三農”工作總抓手，“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對于這一農村社會發展的藍圖規劃和任務目標，從認識論和方法論的角度看，鄉村振興作為實現“三農”現代化轉型的關鍵階段，既面臨著如何解決脫貧攻堅遺留下來的問題，將脫貧攻堅的成果鞏固和發展下去，使之成為農村重建的基礎，也需要探索包括農業農村“物”的現代化、“人”的現代化，以及鄉村治理現代化的路徑和方法，建構與工業化和城市化社會相協調的現代農業和農村社會。按照這一認識論和方法論的要求思考鄉村振興與“三農”現代化的問題，我們需要從社會發展與社會建構的理論與政策視角，對其中一些關鍵性問題進行分析與探討。
脫貧攻堅向鄉村振興轉變面臨的挑戰
脫貧攻堅是舉國家之力解決盤踞在“三農”現代化道路上的絕對貧困頑疾而采取的政治舉措，它體現的是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在政治動員、行政化組織、自上而下的推進等一系列黨和政府的政治、經濟決策的推動下，中國解決了困擾近億人口的貧困問題，為“三農”問題轉向“三農”現代化掃清了最大的發展障礙。這不是僅靠農民的自發性或市場經濟下的現代化能夠完成的巨大社會工程，而是需要政治智慧、經濟實力和行政效率相結合，通過強有力的行政干預才有可能取得成功。然而，正如社會發展理論所指出的，任何改善人類狀況的社會工程，都會在其取得成就的同時產生新的發展問題。因為，按照斯科特所說的“度量的政治學”原則，追求“清晰和簡單化的設計”是國家對社會干預的原則。然而，規劃設計和實施的標準化和簡潔化，往往會遺漏掉社會復雜性的細節或獨特性，造成某種工程學后遺癥。不過，若要以此來否定以國家視角來制定和實施改進社會狀況的社會工程的必要性和價值，卻是有偏頗的。
從社會發展的視角看，改善人類狀況的社會行動既包括基于經驗的自發性活動，也包括由精英組成的政府的有計劃的改進。無論何種行動，其內部動機都包含了理性的計算和基于其具體時空關系對(社會)生活的想象兩個方面。它們都與其當下面對的社會事實密切聯系，并受到認識和實踐的制約。所不同的是，國家視角下的社會行動具有全局性、戰略性與政治性的動機，并與一般性、科學性的要求相結合。但與此同時，以宏大的政治敘事和精準度量的科學規劃為基礎的國家戰略，也會因其追求普遍一致、確定性和清晰行動的邊界而忽略細節與獨特性，導致某些社會失調現象的發生。而底層視角下的社會行動則是基于地方性知識和自發性而產生的，它注重細節，具有特殊性和經驗性的特征，符合人的日常生活期待并具有穩定性，同時也會囿于當下利益的計較或傳統的知識(經驗)而帶有局限性，陷入狹隘的草根情懷而變得盲從和非理性。總體而言，社會發展視角下的國家項目，對于改善人類狀況是不可缺少和重要的，但是其所固有的缺陷也需要由地方性知識所主導的自發性民間行動去彌補，以這兩方面的合力來推動的社會發展，可以改善單方面行動所造成的不利局面。這正是今天我們倡導包容性發展應該持有的態度。
從當代中國農村發展的歷程看，如果說新中國成立以后，從“土改”建立耕者有其田的農民土地所有制，到合作化、集體化和人民公社化最終完成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國家實行的是用政治意識形態及上層建筑的革命和生產關系變革來解決農業生產力落后、農村貧困問題，為工業現代化奠定可靠農業基礎的社會發展戰略，那么，改革開放后實行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所產生的農村發展效應，則代表了底層行動與國家改革發展戰略相結合的成功實踐。而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代，國家實行的脫貧攻堅戰略，用舉國體制的國家行動來解決農村貧困的千年頑疾，則是基于實現了工業化之后的中國農村發展面臨的瓶頸：如個體化的農業耕作，原子化、空心化的農村社會與工業化、城市化的現代社會不相適應，二元體制造成的城鄉不平等等方面的問題。這些問題僅靠底層行動已經無法解決，需要以政府干預的方式才能突破困局，實現農村的發展和現代化。脫貧攻堅行動的目標如期實現，正是體現了國家干預社會發展的必要性和有效性。但是，正如前所述，國家視角下的社會發展戰略所體現的整體效率并非完美無缺。在政府的強干預策略下，脫貧攻堅行動中內生發展動力不足，在扶貧政策的政治杠桿作用下“等靠要”思想行為取向被強化，靠打工經濟和非農化產業路徑來維持農業生計和農村生活造成的“棄農”化發展，導致“三農”問題的農村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的調整與重構并未完成，體現農村生活價值和內涵的文化重建與復興還有待時日。概言之，鞏固脫貧成果，增強農村的生存力、發展力和持續力成為影響、制約后脫貧攻堅時代農村社會發展的基本矛盾，也是挑戰鄉村振興戰略的重大問題。要應對這些挑戰，化解發展中的矛盾，繼續國家視角下的干預政策顯然難達鄉村重建的目的。尊重農業生產和農村生活的特征和規律，發展底層視角，賦權農村發展，培育內生發展動力，運用地方性知識，活化歷史傳統和自然與文化資源，豐富農村社會的文化內涵和內容與形式就顯得尤為重要。通過這些行動形成自下而上的底層行動機制和內源發展能力，實現與自上而下的國家發展戰略的碰撞中對接，產生出國家視角與底層視角相融合的包容性發展新格局，應該成為鄉村振興的政策導向和基本策略。
實現鄉村振興的社會環境與文化條件
鄉村振興是中國全面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宏大戰略的基本要求，也是推進傳統“三農”轉型現代“三農”的關鍵環節。它不僅僅是農村社會發展的需要，也是二元分割的城鄉社會向城鄉融合發展轉變的新型現代化的要求。作為一項系統的社會發展工程，它需要解決的問題既來自鄉村自身的發展訴求，也受制于社會環境和文化條件的外部因素。認識和分析這些因素，改善鄉村振興的社會文化環境，就成為實現農村現代化目標的必要條件。
近代以來的中國社會變遷史，是一部以工業化和城市化為主要內容，農業農村不斷被邊緣化的歷史。新中國成立以后，國家把農業置于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位置，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協調農業與工業、鄉村與城市的關系，在促進農業農村發展方面做了大量探索，推進了農業農村的進步。然而，在一個貧窮落后的農業國追求現代化的歷史背景下，為了快速實現工業化，國家實行的趕超戰略，必然把有限的資源更多地投向城市和工業，對農村則“取多予少”,讓農村扮演了工業發展原材料供應基地和工業化所需勞動力調節蓄水池的角色。這使農民利益、農業農村發展受到極大的損害，造成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三農”問題。在這個意義上，“三農”問題是“一個人口膨脹而資源短缺的農民國家追求工業化的發展問題”。為了改變國家一窮二白的落后面貌，也迫于國際環境的壓力，維護國家的獨立統一和新政權的穩定，國家制定了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方針。這一方針明確了工業現代化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優先地位，也導致了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平等的二元分割社會結構的形成。
改革開放以來，黨和國家雖然采取了大量加快農業農村發展的措施，努力改善落后貧窮的狀況，但是，農業農村的邊緣地位并未得到根本性改變。其中，在20世紀90年代，剛剛從土地承包與鄉鎮企業興起中恢復和獲益的農村經濟，在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大潮的沖擊下，再次陷入困境。到21世紀初，“三農”問題亮起紅燈，進一步暴露出農業農村發展面臨的深層次危機。扭轉農業發展頹勢，重建鄉村社會，成為進入工業化中期的中國必須加以解決的重大發展問題。從2004年起，國家的農業農村政策開始調整，探索城市反哺農村的新的發展道路。在此背景下，2006年中央一號文件做出了關于新農村建設的決定。“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實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改變了傳統的以犧牲農業為代價來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現代化發展策略。然而，“三農”問題是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產生的問題。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現實不是靠“朝發夕至快車”策略就能改變的，歷史形成的“三農”問題也非一日之功可以解決。
進入新時代，國家政策持續發力，在脫貧攻堅任務目標實現后，再實施鄉村振興、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戰略，以此作為解決“三農”問題和實現城鄉融合發展的總抓手，為從根本上扭轉農業農村邊緣弱勢地位做出了政治決策和新的社會發展決策。然而，在戰略目標已確定的條件下，如何實施這種戰略規劃，不僅存在行動策略方法的選擇和內容與形式的確定等操作性問題，還需要改變社會環境和文化氛圍與之不相適應的地方。其中，鄉村文化的現代化對實現鄉村振興的戰略目標，更是一項基礎性和根本性的任務。
作為一個孕育和生長了本土文化的社會空間，鄉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既是文化傳承和文化創新的土壤和根基，又是構建鄉村生活價值和意義的文化符號系統。發揮鄉村文化在農業農村現代化中獨特的功能，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具有特殊的意義。特別是在中國工業化完成以后，城市更多地是受外來文化影響的現代性場域，而不具備保留并發展傳統文化功能的情境下，鄉村的文化傳承意義，就不再局限于農村社會的文化重建，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中國現代化的文化走向，成為影響全面建成現代化社會之后的中國本色的文化戰略問題。因此，要充分理解文化作為一種建構社會秩序的意義系統和賦予人們生活價值的符號體系，它的存在與傳承、創新與發展對中國走自主發展現代化道路的意義；要更深入全面地認識鄉村振興對中國本土文化由傳統向現代轉變，以及通過這種轉變來推進城市與鄉村、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融合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面現代化的戰略意義。
對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過程中理論和實踐問題的再認識
第一，從社會認知和意識形態方面的障礙來看，長期以來，工業中心主義的發展理念，把農業工業化、農村城市化看作是歷史必然趨勢的線性現代化觀念主導下的社會發展觀，深刻影響了人們對農業、農村和農民的社會認知。農村是一個貧窮、落后、不文明，沒有活力也不時尚和現代的社會空間，農業則是一個既不能帶來豐厚報酬，也不能為GDP增長做出主要貢獻的行業，而農民更是一種地位低下、不體面、職業地位和身份模糊、沒有職業前景和未來價值的低端勞動者。這種三農觀，不僅污名化了農業農村的價值，貶低了農民的社會形象，影響了農民的職業化發展，而且影響了很多政治、經濟和文化精英對農業與工業、鄉村與城市關系及其發展的判斷。重工輕農、重城市建設輕農村建設的傾向在許多地方的經濟社會發展實踐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著。
第二，與這種污名化三農觀相一致的是，在一些激進的工業(城市)中心主義者心目中，農村、農民消亡和農業工業化將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趨勢，用工業(人工智能)技術替代體力勞動的農業生產工廠化，將最終形成一個統一的城市化工業技術社會，并使農村不復存在。在這種技術主義現代化的發展觀看來，當代的科學技術發展所引發的以人工智能和生物技術為代表的科技革命，正在打造一個無以倫比的技術“利維坦”來統治和支配人類社會。而從邏輯上講，人們對技術的依賴和順從是有可能用技術手段來實現的。用科學技術改變農業生產的形態，使農業生產流程成為人為控制的工廠生產的過程，變成機械化、自動化和無人化的“流水線”,農民則成為這個流水線上的工人；把人口集中到城市，使人脫離農村的閉塞和狹小的生活空間，改變其生活方式以實現人口城市化和現代化；而通過人工智能和生物技術的大規模使用，則能夠加速生產的集中和規模的擴大，促進農業的產業化與資本化。總之，振興鄉村和重建農村社會在相當一部分持城市發展中心論的人看來，仍然是以城市為中心、以工業為主導的社會工程，是一個農業農村依附于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過程。
第三，與上述發展理念相聯系的是，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過程中，受生產主義農業觀的影響，許多地方仍然沿襲傳統工業化和城市化的路徑，把鄉村建設看作是一個農業產業化的機遇。用產業發展代替社會建設和社會發展，視鄉村振興為商業利益驅動的經濟建設項目和逐利空間，其結果不僅有可能使鄉村振興陷入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產業擴張的陷阱，而且可能導致鄉村再次被各種商業資本或利益集團割據而碎片化，造成農業農村發展的“商業殖民化”。在實際的操作層面，一些地方借鄉村振興戰略把近三十年來弊端頗多的城市發展的房地產化引入農村，大搞“拆村合并”、“農民上樓”和鄉鎮建設樓宇化運動。也有的不顧生態環境條件限制大搞產業開發，或者盲目搞旅游休閑農業，對基本的農業生態和農業對國家的戰略保障功能造成破壞。這些做法，不但損害農民的基本利益，也對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
第四，要實現鄉村全面振興，還要解決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中面臨的內生動力不足，依靠上級政府出規劃、出政策、出資金來發展的路徑依賴問題。如前所述，脫貧攻堅是在舉國體制下取得的成就。它在體現制度優越的同時，也因為政府的行政強干預措施而造成解決農村發展問題自上而下的路徑依賴，使“等、靠、要”的懶人懶政思維在一些基層工作中成為一種體制性的現象。這些依賴性限制了人們的眼界和行動能力，使人們把發展和改變的希望寄托于外部力量的介入和外部資源的輸入，而無法進行自我審視，探尋內生發展的方式。在這樣的心理態度支配下，一些基層干部和群眾將鄉村振興看作又一次政府救助和財政投資的機會，爭取上級資金支持和項目投入成為開展鄉村振興的主要方式和工作思路；而大多數貧困地區在實現脫貧攻堅任務和目標后，對如何鞏固脫貧成果，缺乏有效抓手，僅僅停留在靠組織外出務工、設置公益崗位、低保救助等比較簡單的增加個人和家庭收入的方法上，沒有形成自主發展的底層思維和積極介入的行動方案，從而難以與鄉村振興的國家戰略相對接。克服這些發展的依賴性，鞏固脫貧成果，增強農村的“生存力、競爭力、發展力和持續力”,成為向鄉村振興過渡的關鍵議題。
最后，在落實鄉村振興、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過程中，如何認識鄉村振興和“三農”現代化的價值，仍然存在諸多需要從認識論和方法論層面加以解決的問題。拋棄把農業農村看作是依附于工業體制或者滿足城市經濟擴張需要的片面性，用全面系統的觀點認識鄉村振興的意義和內涵，把農業農村的發展與現代化從城市主義和工業主義的迷思中解放出來，依舊受到思想觀念和方法轉變的困擾。為此，我們必須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農業農村的發展和現代化的歷史經驗，超越建構式的“三農”問題意識局限，按照“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總體戰略要求，用工業和農業、城市和鄉村、東部和西部協調平等發展的發展正義觀去認識和理解“三農”現代化作為全面現代化有機組成部分的重要性。要從思想認識上摒棄就鄉村論鄉村，把農村問題化、污名化和邊緣化的觀念，充分認識農村作為自足的社會系統在中國社會現代化和國家復興中的地位，充分認識鄉村作為具有獨立社會價值和文化符號系統的生產、生活和生態空間，其“三生”功能在“五位一體”總體戰略中的不可替代性。在實踐中將被懸置的“總體性”目標重新找回來，并在實際工作中將總體性戰略操作化為具體的發展規劃和工作方案。在這種總體性思維下開展鄉村振興，使之與脫貧攻堅成果有效對接，完成農村從貧困走向富裕、從富起來走向強起來的歷史變遷，應該成為開展鄉村振興理論研究的方法論原則和基本要求。
（作者系云南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哲學博士，主要從事社會福利理論、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的研究；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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