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往往會把窮人對“脫貧方案”的遲疑視為“麻木”，認為他們不想脫貧。但如果換一種情境，有人勸你去投資股票，估計不少人也會遲疑。難道他們不想致富？我們這些城里人端著“鐵飯碗”，一旦沒了這個碗，也沒有土地，處境可能比農民還困難，我們怎么能理直氣壯地去教育農民如何脫貧？
有一次，在我扶貧的河邊村里，一個北京來的朋友看到村里很多公共空間的臟亂差，隨口說了句，“他們窮還是因為懶啊！”我笑了笑，說：“我在北京看到很多至少是中產階層集中居住的家屬樓，樓道也是臟亂差，你說他們也很懶嗎？”
一說到村里的工作，很多人都會說“要發動農民一起干，這是他們的事”。我剛開始在村里的時候也這樣想。
最初，我組建了“河邊發展工作隊”，希望成員能作為骨干為村里做事。但時間久了，事多了，很多人就不來了。后來我又組織了“河邊青年創業小組”，還是希望有一批人能為村里的建設做事。
在河邊村的建設中，村民的確做了很多義務勞動。但是組織集體義務勞動有一個難題——只要有人不來，很多人也會說“他們不來，下次我也不來了”。前面說到的“工作隊”和“小組”最后都不了了之了。
反過來想，我們住在城市，如果沒有市政服務，每天社區的人都去每家每戶找人搞衛生，一次可以，經常做可能嗎？難道說城里干凈是因為城里人勤快，農村臟亂差是因為農村人懶惰嗎？很顯然，城里干凈是因為有市政。那么，城市有市政，為什么村里不能有“村政”呢？我們這些被服務得很好的城里人，為啥到了農村就高高在上地指責村里人懶惰呢？
這幾年扶貧工作熱鬧，農村里可以看到各種各樣的標語。有的彰顯政府扶貧的決心，如“精準脫貧，不落一人”；也有彰顯愛心的，如“扶貧濟困，你我同行”……也有很多如“人窮志不短，政策不養懶漢”、“扶貧不能等靠要”等這樣激勵窮人脫貧的。
仔細想想也有意思，假如我自己很貧困，有人來幫我，我會不想脫貧嗎？“要你脫貧變成我要脫貧”這句常常掛在很多人嘴上的話，邏輯到底是什么？
一次，一個基層干部朋友說：“李老師，現在扶貧不好搞，老百姓難搞得很，你給他養豬，他說不要，讓他脫貧他都不脫。”
我說：“養豬能脫貧嗎？勞動力增加成本，再遇到非洲豬瘟，賣都賣不出去。”不能想當然地讓農民脫貧。
我剛到村里時，有人說：“李老師，你搞不出啥新產業，辦一個公司來搞冬瓜豬。”于是我和農民商量，他們總體的反饋并不積極，表現得“不想脫貧”。后來我發現，真正的冬瓜豬就是一家一頭，兩頭滿山跑，生長很慢，個頭也小，一旦規模擴大，勢必要用飼料。規模大了，吃的不一樣了，豬病就來了。
外界往往會把這種對“脫貧方案”的遲疑視為“麻木”，認為他們不想脫貧。但如果換一種情境，有人勸你去投資股票，估計不少人也會遲疑。難道他們不想致富？我們這些城里人端著“鐵飯碗”，一旦沒了這個碗，也沒有土地，處境可能比農民還困難，我們怎么能理直氣壯地去教育農民如何脫貧？
當然，我們不能搞“農民本位”，不能說他們不需要外部的支持，他們需要。我做扶貧二十多年，最近到很多地方看，包括我自己扶貧的村莊，變化很大，精準扶貧扶出了成效。2012-2018年，8000多萬貧困人口脫貧。難道說這8000多萬人全都在幾年里由懶惰變成了勤快？真是那樣的話，估計會是全世界社會學家最感興趣的案例了。
十九世紀美國作家阿爾杰（Horatio Algerde）的小說描述了數百個由貧窮到富裕的故事，主人翁無論開始多么貧困，到最后幾乎都依靠他們的內生動力和不懈的努力擺脫了貧困，這些故事的核心含義是一個人的命運主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上，這就是至今都在影響社會大眾觀念的所謂“個人努力脫貧的模式”。在類似觀點的影響下，一旦遇到貧困，我們自然就會認為窮人之所以貧困是因為他們懶惰，缺乏內生動力。
但是我們忽視了美國案例的特殊性。建國前的美國，大量英格蘭、愛爾蘭和其他地方的窮人來到北美，那里沒有國家，沒有社會，最重要的是沒有財富和財產的差異，還沒有形成剝削，沒有教育和醫療的差異，大家在一個起跑線上。在這種背景下，致富當然取決于個人努力。美國建國之后的幾百年，移居北美的白人幾乎都成了富裕的人，這就是所謂的美國夢。
在一個初始基礎和機會平等的條件下，個人的努力的確是致富的函數，但是為什么美國的黑人的富裕程度普遍低于美國的白人？哈佛大學著名的經濟學家阿萊斯娜（Alberto Alesina）在她的《美國和歐洲的反貧困》一書里對此作了明確的論述——美國的憲法明確保護白人和富人的產權和利益。
“貧困是個人的失敗”這一論點是美國白人在特定條件下基于自身經驗的認識，這一認識并不符合美國的其他族群，因為這些族群是在白人的權力和財富以及資產積累以后才逐漸到達美國的。相比之下，拉丁美洲沒有實現類似美國那樣整體富裕的成就，難道說拉丁美洲大量的世世代代的窮人都是懶惰嗎？大量的研究認為，在拉丁美洲的初期，資產占有并不平等，這導致了拉丁美洲的貧困。
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發展條件相對平等，引發了市場改革下千千萬萬農民生活的改善。不能說改革開放之前農民懶惰，改革開放之后他們突然就勤快了。貧困并不是因為他們懶惰。
河邊村是一個地處深山的瑤族村寨。2015年我第一次到村里，第一印象就是村里沒有一棟磚混房，全村房屋都是沒有窗戶的破舊木房，進村的的路是八公里的曲折土路，開車要40分鐘，雨季來臨時就無法通車。那年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4303元，45%來源于農業，其中27%來源于甘蔗種植。由于地處亞洲野象的棲身地，野象群不斷侵害甘蔗，經常造成當地甘蔗絕收，而由此得到保護區的補償每畝只有700元，正常情況下，每畝甘蔗收入可達2000多元。
河邊村屬于少數民族村落，很多人不會講普通話。由于語言等方面的限制，村民很少出遠門打工，只是在山下做一些零工，2015年，村民每天的打工收入大致在80-100元，但并非每天有活干。而同年村民日常開支高達總支出的41%，小孩的教育支出高達25%。在低收入的條件下，現代消費文化不斷推高農戶的實際支出，致使相當多農戶依靠債務維持消費。現代性的福利要素如教育、醫療等又繼續構成農戶的剛性支出內容，加之農戶傳統的支出，使得河邊村農戶陷入了“三重性”（低收入、高支出、高債務）的貧困陷阱。如果讓我呆在這個村里，我估計會是最貧困的農戶。
我到山下的村子調研，外面的人說，“你在那里扶貧啊？河邊寨子的瑤族可是懶啊”。可是當我們真正了解這些村落的基本情況時，又有多少理由認為他們的貧困是因為懶，因為愚，因為沒有志和智呢？
我看到村里的人每天都在忙碌，早上六點就出去找豬食喂豬、砍甘蔗等等，有時甚至還會半夜去割膠。婦女到其他的村去收西瓜，需要在溫棚悶熱的環境下作業。河邊村的婦女們下山去做零工，主人家不管飯也不管油費，她們早上五點多就得騎車下山，在大棚里干到天黑，一天掙得100元。
村人常說，“找錢太難，不會找”。他們習慣將掙來的錢稱為“找來的”、“苦來的”，這一地方化的表達事實上非常準確地描述了他們的狀態——對他們來說，掙錢是一件很難的事，需要花精力去“找”，從別人不屑于去干的工種中尋求一份工。即使是能“找到錢”，換取到了低廉的報酬，也要比尋常人付出更辛苦的勞動。
河邊村有28戶家庭存在教育支出，2015年平均教育支出占家庭總支出的20%。在教育支出最多的10戶人中，只有兩戶的家庭純收入（扣除生產性支出）減去教育費用后還有結余。家庭純收入減去教育支出后，結余負數最大的那一家人，因其2015年虧本過多，家庭純收入已是負數。2015年全村醫療戶均支出4233元，人均花費1141元，醫療費用占農戶家庭總支出比例為17%。這其中共有16戶家庭因病、意外有過住院或手術開支，占總戶數的29%，所花費用占醫療總支出的37%。
全村沒有一個富裕戶，沒有一間像樣的房，他們的境遇是因為懶惰？事實上，他們的貧困深深地嵌入到了現有的制度里。類似河邊村村民這樣的“窮人”，無論進入就業市場，還是從事任何創收活動，都難以和其他人競爭。在一個日益不平等的社會，雖有馬云這種憑個人取得巨大成功的樣板，但是整體上講，窮人和富人遠遠不在一個起跑線上。窮人依靠個人努力而致富的難度越來越大，市場可能惠及窮人，但是市場不是窮人友好的制度。從某種角度講，“貧困是因為懶惰”是一個謊言。
劉易斯（Oscar Lewis）的《貧困文化:墨西哥五個家庭實錄》、班費爾德（Edward C. Banfield）的《一個落后社會的倫理基礎》、哈瑞頓（Michael Harrington）的《另類美國》，通過來自墨西哥、意大利和美國等不同社會的經驗資料，共同構筑起貧困文化的概念架構。劉易斯在他題為《貧困文化》一文中指出，“貧困文化一旦形成，就必然傾向于永恒。棚戶區的孩子，到6-7歲時，通常已經吸收貧困亞文化的基本態度和價值觀念。因此，他們在心理上，不準備接受那些可能改變他們生活的種種變遷的條件或改善的機會”。
很多人將這一研究觀點簡單地移植到貧困的研究中，一般化地將貧困視為窮人個體和文化的責任，認為貧困是因為窮人的懶惰，愚昧。“等靠要”幾乎成了主流的批評窮人的話語。
任何一個社會都有個體的失敗，個人的努力無疑是獲得財富的必要條件，但是并非充分的條件。貧困個體責任和貧困文化論忽視了制度和結構在財富、資產、教育和機會等方面存在巨大差異條件下對貧困的決定性影響。這一理論也同時弱化了我們追求一個平等社會所應肩負的神圣責任，轉移了我們推動制度變革的注意力。
大規模的脫貧攻堅的成就恰恰說明了消除制度性因素在減貧中的作用。針對貧困戶的教育、醫療和住房的“三保障”就是從制度上消除貧困的具體案例。而脫貧攻堅，難也恰恰難在如何繼續推進制度的變革，從而建立一個公平的經濟社會制度。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南都觀察家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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