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貿易戰背景下，中國官方的一舉一動都會被外界拿來做各種各樣的解讀，有時情形會被往最壞的方面想。比如，前些天李克強在普通高校畢業生就業創業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批示，守住不發生大規模失業的底線，被輿論解讀為，中國政府正在為貿易戰有可能造成的惡劣后果做最壞打算。
現正值假期來臨，大中學生走出校門。而就在一個多月前，共青團中央印發了《關于深入開展鄉村振興青春建功行動的意見》，提出未來三年力爭組織超過1000萬人次大中專學生參與暑期文化科技衛生“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當時許多自媒體和人士憂心忡忡地將這個計劃看作“國家計劃3年內動員1000多萬青年下鄉”，中國政府要在新時期開展新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我認為做這種曲解可能基于三個原因。一是不了解“三下鄉”的內容，加上將1000萬人次等同于1000萬人，便望文生義把它理解成“上山下鄉”。二是正如上述李克強批示所昭示的，眼下中國經濟遇到很大困難，擔憂國家為解決就業問題，效仿文革時期國家將知青遣送農村的做法，搞新時期的“上山下鄉”。之前有北京大學教授基于就業理由倡導“上山下鄉”，引起諸多爭議和批判。三是出于對“上山下鄉”的苦難歷史記憶以及對當下中國社會不斷回到文革狀態的憂慮。當然，不排除有人故意這么解讀和傳播。
歷史的教訓是要吸取的，中國政治的“左”轉現狀也值得警惕，但客觀地看，從共青團中央這份文件是得不出中國將要把1000萬大中學生驅趕鄉下進行所謂新一輪“上山下鄉”運動的。有人也許對我的說法不以為然，認為我沒有看出文件背后的“真實意圖”；還有人可能會說，之前北大教授提倡“上山下鄉”其實就是在為官方放風。文件背后的主觀意圖是一個很難猜測的東西。不過，不管出于什么理由，即使官方真有再來一次“上山下鄉”的想法，也注定是辦不到的。原因無他，時代不同，時勢變也。
文革時期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能夠發動起來并持續20多年的根由（“上山下鄉”其實在上世紀50年代就開始搞了）有兩個，一是毛澤東的個人魅力和權威，再加上學生的理想主義。那個年代的毛澤東是“神”，一句頂一萬句。所以，當毛澤東在1968年發出“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時，帶著去農村改天換地的理想情操，大中學生上山下鄉運動大規模展開。
歷史學家對于“上山下鄉”的真正原因，有兩種看法，即“就業壓力說”和“紅衛兵無利用價值說”。前者認為，由于文革導致當時很多工廠處于停頓狀態，城市無法安置2000多萬大中學畢業生就業。而讓他們仍滯留在城市，又無法繼續學業，后果非常嚴峻，須把他們趕到農村去。后者認為，毛澤東利用相對單純盲信的學校紅衛兵發起文革，打倒各級當權派，達到天下大亂目的后，無所事事的紅衛兵再繼續無法無天鬧革命被毛看成是于己不利的破壞力量，其作為工具的價值已使用完，因此需要盡快對紅衛兵做出處理。
在上述兩種現實的考量外，從思想角度而言，毛對大中學生到農村去接受鍛煉還應帶有一種消滅工農差別、城鄉差別和體力與腦力勞動差別即所謂“三大差別”的烏托邦想法。毛對精神力量以及政治實踐的強調和重視，使他認為要培養和造就革命事業的接班人，需要知識青年在革命的大風大浪中“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而到農村去，同工農相結合，是一條路子。對于當時的廣大大中學生來說，青春期本就激情澎湃，何況他們從小接受的是革命的烏托邦教育。所以，這種理想很容易使他們接受和響應毛的“到農村去”號召。
二，不能不提那個年代嚴酷的戶籍和單位制度以及城市公有制的一統天下。城鄉之間的戶籍差距不說了，那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等級森嚴世界；城市內部，不同城鎮之間也是不能隨意來往和流動的。戶籍之外，單位更是牢牢地將一個人的一生捆住，只要參加了工作，生老病死就由單位決定，沒有單位的人不但會失去基本的生活保障，而且流民也無法做，隨時都會被遣送回來，生命安全無法保證。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官方決定將大中學生送到農村去改造，他們就不能不去，因為他們已經失去了城市戶籍，無立足之地，無法在城市國有或集體單位就業，沒有單位管他們的生老病死。在那個普遍貧窮的時代，當一個人喪失城市的資格后，不去農村在城市根本沒有活路，而且政治上也不允許。因此，從此角度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又是被迫的。
然而，這兩個限定條件今日都不存在。不論當今領導人怎樣強勢，都無法具備毛澤東那種超凡的克里斯瑪人格，而現在也是一個理想褪色的時代，廣大學生都“實際”得很，用一句時髦的話說，都是精致的利己主義者，當然，眼界也寬廣得多。不排除少數人出于投機或其他原因會響應官方號召，但絕大多數學生是不可能跟風的。
更重要的是，現如今是市場經濟的天下。戶籍制度除北上廣深等少數幾個超大城市外，基本放開，勞動力全國自由流動，單位制度已被徹底廢止，私營經濟解決80%的就業，即使是國有企事業，也早已不是鐵飯碗。由此經濟和社會結構及制度所決定，就是毛澤東再世，將全部大中學停課，強制發送農村，學生也可用腳投票，除非把市場經濟和私人企業廢除，全面恢復公有制和單位制，然而，當真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這樣做，首先不答應的還不是蕓蕓大眾，而是利益集團，他們會第一個起來造反。因為他們是利益受損最大的。自由的市場體制他們不喜歡，但他們也不想恢復過去的公有制，目前這種半干預半自由的市場經濟，是最能確保他們利益最大化的。
所以，時代背景不同，即使有人要在政治上全面回歸文革，只要社會仍處于開放和市場經濟的條件和環境下，國家就不可能有能力動員1000萬大中學生去農村，搞第二次“上山下鄉”，哪怕是拷貝某些形式都做不到。何況，現在的農村也不是貧困的代名詞，完全不必擔憂團中央的“三下鄉”社會實踐會搞成“上山下鄉”。
團中央或者更上層的決策機構，當然也明白這點。其實，從團中央的文件看，大中學生的暑期“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不是一個新事物。按照官媒的解釋，該活動最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就有了，從1997年起，它開始成為多個部門協同推動的全國性活動，持續至今。換言之，它是一種常規性和限時性的活動（最多不超一個月），這與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特定歷史背景和經濟社會條件下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完全是兩碼事，沒有可比性。
我完全理解一些人由于政治原因對此事的憂慮，面對一些勢力將中國拉向封閉和往回走的現實，憂心忡忡，但我也認為，完全不必因此而自我嚇唬。經過40年歐風美雨的浸淫，雖然貿易戰會使得當局更強調自力更生，經濟和科技的內卷化更明顯，雖然當下“左”風陣陣，看似來勢兇猛，然而，當觸及社會主流群體的根本利益這個堅硬之核時，人們會明白是怎么回事的，到時會展示集體行動的力量。對此我比較樂觀。
注：作者是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FT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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