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常有讀者通過不同途徑提出，希望聽一聽關于如何向《社會學研究》投稿的經驗心得。實際上，一篇文章從選題、研究、寫作到發表，是一個渾然一體、水到渠成的自然過程，文章要放置在作者的整體研究脈絡中加以理解。明白了文章的來龍去脈，也就理解了它的“歷史”與淵源，也就清楚了學術研究的路徑與走向。為此，《社會學研究》微信公眾平臺特設立“《社研》札記”專欄，邀請本刊作者以“札記”的形式分享所刊論文構思、寫作和修改的過程以及心得體會，以期為后來者提供啟發與參考。
《社會學研究》在微信公眾平臺開辟“《社研》札記”這樣一個專欄，是一個很棒的創意，也是一份學術功德。2015年12月26日，我正式向《社會學研究》投稿，文章最后刊發于《社會學研究》2016年第6期，題為《數字下鄉：農村精準扶貧中的技術治理》，值此“投稿一周年”之際，我也趁機回顧一下這幾年的研究歷程，理一理這篇文章及扶貧相關研究的來龍去脈，希望這篇小文對大家的研究與寫作能夠有所啟發。
一、博士選題與扶貧結緣
最初進入扶貧研究領域，純屬偶然。2014年下半年，單位決定派我去對口幫扶的貧困村擔任駐村干部，接手扶貧工作。當時我的在職博士正讀到二年級，適逢論文開題。突如其來的扶貧工作令我措手不及：由于需要長期駐村扶貧，而博士論文需要實證調查，另行選擇研究田野的可能性幾乎為零，我只能就地取材。
2014年11月6日，我正式駐村。山區行路難，從省城進縣，要在高速公路上奔馳大半天，從縣城進山，要再在崎嶇山路上顛簸搖晃一個鐘頭，一進一出，極耗時間。這徹底斷了我做其他研究的可能性。
有師友勸我：既然是在職讀博士，晚一些開題也無妨。但我不這么看，我信奉的做事哲學是：急事緩做、緩事急做。如果我不跟著大部隊一起開題，研究、寫作、答辯和畢業都會掉隊，越拖越被動，而且我當時剛剛進山駐村，觀察和思考最為敏銳，及時確認研究議題，便可以帶著問題有目的地進行觀察、閱讀和思考。因此，我決定按時開題。
一開始我并未聚焦扶貧，而是打算用扶貧的機會觀察鄉村干部，然而，由于扶貧事務繁重，準備時間不充分，而村干部研究簡直汗牛充棟，所以，一直到開題當天，我始終沒有找到研究感覺，總是覺得缺點什么。開題那天，我對著臺下師友一講，更覺得沒有味道，心里便打起了退堂鼓：連我自己都沒有感覺，這研究還做個什么意思呢？
我當機立斷：換個題目，就做扶貧。范蠡說：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既然上天在我博士開題前夕將我送到山里扶貧，那么，他老人家定然有他這么做的道理?？v觀學術界，扶貧開發的研究雖然眾多，但是基于長時段實證研究的成果尚不多見，況且誰又有我這得天獨厚的研究機會和觀察視角？我還是隨遇而安，接受上天的安排，專心做好扶貧研究吧。
二、數目字管理與技術治理
選定扶貧開發作為研究議題后，我開始反觀自己手頭的扶貧工作。
如今回想，那段歲月，真是折磨。當時盡管單位派我下鄉扶貧，但我依然兼任《學術研究》的工作。《學術研究》是月刊，共有哲學、政法社會學、經濟管理學、歷史學、文學五個，每個欄目一般常設兩名編輯，每人每年編發25篇文章，政法社會學包括政治學、法學和社會學三個學科，卻只有我一名編輯，每年編發50篇文章——我一個人實際上干了兩個編輯的活兒。
沒成想，下鄉扶貧我依然要干兩個人的活，前面兩批駐村干部都是兩人一組，輪到我，卻只有單槍匹馬，而且換崗的時間是年底，正面臨扶貧辦的年底大考核，所以扶貧工作，包括年初甚至上一年度的工作，我都得重新了解、理清，并且將之轉譯為考核數據。
年底了，手上負責的省社科年鑒工作馬上到截止日期了，再加上博士論文開題，這一下，扶貧事務、雜志編務以及論文開題，撲面而來。一個人，卻要干六份活兒，我的內心幾乎是崩潰的。
年底扶貧的主要工作是數據和檔案工作?？h扶貧辦負責推動并落實省扶貧辦的考核要求，扶貧干事反復向我講述建檔立卡的重要性，它對于考核、原單位排名方面的意義。所謂建檔立卡，要給貧困村及其貧困戶都建立一個扶貧檔案，并且將扶貧對象、扶貧過程和扶貧結果系統化地轉述為考核數據，考核要求不僅要有紙質材料，而且還要將這些材料電子化，錄入扶貧考核系統。為了要將考核數據趕出來，我只能日以繼夜地做材料、填數據、錄系統。
這段心力交瘁的經歷促使我思考：建檔立卡和數據考核，不就是黃仁宇所謂的“數目字管理”嗎？那么，扶貧開發中的數目字管理是否符合黃仁宇的初衷？它是否又提升了治理績效？學術界現有的文獻，對此似乎沒有明確回答，因此，有必要對之深入探究。
其次，渠敬東、周飛和應星三位老師曾在《中國社會科學》2009年6期發表了一篇長文《從總體支配到技術治理——基于中國30年改革經驗的社會學分析》，我天天干的這些活兒不都是技術治理嗎？這篇文章關于轉型的過程寫得特別好，但技術轉型之后是否完全擺脫了總體支配的特征？技術治理與總體支配的關系又是如何？不如我用扶貧的材料談一談。
再次，我們通常認為中國的很多統計數據失真，但是縱觀學術界的研究，多數研究要么是從歷史分析來反推數據真偽，要么是從價值立場上批判數據造假，但是卻幾乎沒有研究從真實的社會過程出發，探究數據生產的社會再生產。而我觀察到的經驗事實正好可以為這個問題提供一些答案。
基于以上三點，我重寫了開題報告。開題師友聽后很感興趣，也給予了較高評價?；仡^來看，我第一次開題盡管有文獻與實證的基礎，但是我的研究問題并沒有找到一個有效的切入點，甚至是為了發問而發問，這樣的問題自然不接地氣。而在第二次開題中，我的研究發問源于真實的社會生活，親身經歷又扣動了我的知識儲備，最終，現實與理論的張力逼迫我自動思考，催動我不斷深究，因此，只有同時根植于現實生活與學理脈絡的研究發問，才富有生命力和創造力。
三、寫成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申請書
開題之后，我繼續思考如何深化、細化研究設計，適逢國家社科基金申報。我想：反正人在山里，博士論文左右要做，不如試試申報個國家社科，摟草打兔子，萬一中了呢？
我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是開題報告的延伸，但我對它做了“項目制處理”，具體如何操作，我有一套指導理論，這就是我在《學術論文寫作指引》中提到的“學術市場”理論。
簡單說，每一個研究者都是學術生產者，既然是生產者，就必須考慮其所生產的學術產品在整個學術市場中的需求與供給。學術市場同樣遵循價值規律：暢銷的不一定都是好的學術作品，但是好的學術作品一定是暢銷的，甚至洛陽紙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是一種學術市場的檢驗機制：初審中的5份匿審意見，實際上代表了一般意義上的學術讀者對項目價值的基本判斷。
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就像學術界的風險投資，作為一個融資者，最為關鍵的是，你得說服評審專家：為啥你的研究值得投資！具體來說，第一，你的研究是有價值的，理論上說沒有人會為無效的課題投資（有些看起來無效的課題實際上符合某些再分配部門的決策價值）；第二，你的研究是具有獨創價值的，就好像發明微積分很有價值，但是牛頓和萊布尼茨已經做完這工作了，所以，最好你應該站在巨人肩膀上往繼續前走，研究具有獨創價值的課題；第三，你能夠實現這個獨創性研究，如同把人送上月球令人夢寐已久，但只有你提出可行性方案，人家才愿意投資。
同樣的，首先，數目字管理問題是黃仁宇關于中國治理問題提出的重要問題，是理解中國治理問題的關鍵線索之一。其次，既有的研究可以分為有效性視角和真偽性視角，而這兩個視角都有其局限性，有效性視角將數目字視為社會治理的窗口、被動的社會后果，不免窄化了數目字管理的社會能動過程，而真偽性視角將數據解釋成政治的后果，但很有可能過度歸因，容易引發“陰謀論”，研究數據再生產問題必須將之置于真實具體的社會過程，因此，我的研究設計以農村扶貧開發中的數據生產作為線索，把數目字管理放置在一個具體的扶貧工作情境中，系統闡釋數據是如何被生產出來的，同時進一步研究這些數據又具有何種治理價值，以期檢視社會治理中關于數目字管理的技術與理念問題。最后，我的扶貧機會為我提供了實證研究的便利，與此同時，我建構了一個觀察和理解數字再生產機制的研究框架，將數字再生產的過程分析為三個層級：上層的規劃設計、中層的指導推動、下層的貫徹落實，它們分別對應著省扶貧辦、縣扶貧辦和駐村干部，圍繞這個研究框架，再進一步延展出整個項目的具體落實方案。
四、閱讀、觀察與思考
開題和立項之后，我重新閱讀文獻。帶著問題閱讀文獻與寬泛閱讀大為不同：當閱讀者沒有明確研究目的時，他的閱讀只能跟隨作者的研究視角，亦步亦趨（非貶義）；相反，帶著自己的研究目的閱讀，研究者會更有針對性，而且會時刻反思自己的研究經驗與所讀文獻有何不同，以及如何在新的理論類型或者內涵上做出研究推進。
閱讀促進觀察，提升觀察的深度與針對性。但同時，觀察不能局限于閱讀視野，不能停留在自己的研究議題上，而最好進行總體性觀察——總體性觀察也為我的博士論文后來能夠順利轉換和提升研究視角提供了基礎，具體而言，不管是什么材料，都盡可能地收集，以期對現實生活形成一個盡可能完整的原貌認知?，F實生活是一個系統的、縱橫交錯的生態過程，只有體察原貌，并形成一個系統性的原貌認知，才能更為充分和真實地理解局部性議題。
我那時獨居在村委會辦公樓——辦公樓是我們單位出資修建的，窗外是連綿不斷的山野，耳畔是汩汩不絕的山泉，頗有些隱居山野的意趣。山中獨居的日子最適宜閱讀、省思與寫作，尤其是晚上，山谷出奇地安靜，打開電腦，信馬由韁地寫字，想到哪里，寫到哪里，寫累了，倒頭就睡。
年底考核結束，馬上過年，山里下起雪，一番忙碌后，山谷更加安靜。迎面吹來瑟瑟寒風，我開始享受在山路上踽踽獨行。信步慢走，很多有趣、鮮活的概念逐漸在腦海中浮現，比如，我給這個又是技術治理、又是數目字管理的東西取名“數字技術”。
慢慢適應扶貧工作、遠程編輯與田野研究的節奏后，山野生活逐漸有了浪漫氣息。春節后，山嵐轉暖，各種我叫不出名字的山花開了，我拎著相機邊走邊拍。有一次，走到后山，結果邂逅了一株全身雪白的梨樹，身邊沒有伙伴，嫻靜地站在一個不起眼的山坡上，晶瑩剔透，不染風塵，簡直有些遺世獨立的意思，可惜的是，相機竟然沒電了。
五、克服“樸素的經驗主義”
2015年6月19日，我掛職結束，在山里一共待了8個月。從山里回來，我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博士論文寫作過程中。我當時很擔心自己過分沉浸在田野之中，陷入“樸素的經驗主義”——研究者不經系統檢思，便直接呈現沒有充分理論加工的田野研究。
如何克服“樸素的經驗主義”？我的做法是：把魚熬成湯。
老子說：治大國，若烹小鮮，做文章也是如此。越是好的食材，烹飪的工藝越不能省。飯店招待客人沒有直接把生魚生肉直接端給顧客的道理，即使是三文魚片，也要精心處理。
如果說實證材料是魚，那么理論貢獻就是魚湯。做實證研究不能把魚洗干凈了就算完事了，一定要把魚熬成湯，而且要熬出鮮味來，雖然最后魚湯看不到魚，但卻充分吸收了魚的營養與鮮味。要把魚熬成湯，即將實證研究做出理論性來，至少要具備三個要素：事理導向、構建框架、融合實證。
首先，就學術研究的認識論功能來說，實證研究是知識取向的，而不是信息取向的。信息取向的文體是新聞報道，而學術研究一定是為了增進我們對社會生活、客觀世界的認識，學術研究者不僅要把事實描述清楚，還要把社會事實背后的結構、機制和道理說明白，既要“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比方說，蘋果落地人人都知道，可是牛頓卻把“蘋果你咋不上天？”這個問題背后的物理學原理揭示出來了，也就是萬有引力定律，這才是知識貢獻。
其次，當研究者試圖把社會事實背后的事理解釋清楚的時候，他必須能夠發展出一套完整的理論分析工具，而不僅僅是一個孤零零的概念；否則，就變成“套用理論”，而“套用理論”則只是幫助原理論的創作者進行二次宣傳，而并沒有發展出一個有效的、真正與之對話的理論工具。比如說，很多人做“社會資本”，就只是簡單地分析某某與某某的關系就叫做社會資本，然后這些社會資本都有啥表現，而這些社會資本又有啥“社會功能”，然后就得出一個“社會資本好”的結論。
最后，融合實證，也就是說，理論最后必須回到實證材料，實證與理論不能“虛合”，而要“實對”。理論絕不是虛頭巴腦的、不接地氣的、玄之又玄的存在，而一定是一套與現實具有親和性的、能夠關照現實但又不拘泥于經驗的思維框架，一套能夠給人們提供準確認識和理解這個社會的視角。從這個意義上說，理論與經驗一定是相互匹配的、相互融合的。怎么樣才算理論與實證融合呢？理論必須是能夠從實證來，再到實證去，形成一個思維的閉合循環，而不是一條單向度的思維射線。有些研究者試圖自上而下地建構實證理論，往往會上得去卻下不來，它最后就變成一個思維的簡單演繹，甚至只是套用了一個簡單概念，盡管從那套概念的視角來看，總能發現與之匹配的部分經驗材料，但從整體上看，卻越看越矛盾，越看越糊涂，很多直接套用西方某某理論的文章多數都有這毛病，如果你非要“觀察出”一套你事先預設的經驗結果，最后自然只能是自證預言。
因此，在博士論文的寫作過程中，我始終都在想著如何從事理導向、構建框架、融合實證這三個層面來努力。但是，一個人的思維和視角總有其局限，學術研究有另一個特點：它是一項集體性事業，閉門造車是行不通的，一定要不斷地與師友、同行交流，聽取別人的反饋意見。為此，從山里出來后，我便到處開會，尋找向同行和前輩“訴說”的機會。我分別在組織社會學工作坊（北京）、社會學年會（長沙）和消費社會學研討會（廣州）上講過自己的部分研究，說的結果不重要——文章至今都未發表，重要的是過程，通過向同行陳述說，研究者一方面可以及時捋清思路，另一方面由于現場講述的互動是即時的，那些更容易引發對方反饋（贊同、質疑或追問）的內容，多半是研究的理論生長點，這樣一來，我也更加容易尋找和確認自己研究的邊際貢獻。
經過與同行師友、導師的多次討論之后，我反復更換博士論文的寫作框架。最終，我的研究問題改為：精準扶貧為什么瞄不準？這樣一來，我實際上已經偏離了我的開題計劃。但我認為開題的思路不應該隨便放棄，開題報告既然經過了開題師友和社科基金評審專家的認可，就說明它是一個真問題，值得我花時間將它寫成一篇學術論文。這時，我想到了《社會學研究》。
于是，我一邊撰寫博士論文，一邊研寫這篇文章。我一開始并沒有著急投稿，原想精雕細琢。然而，2015年底，中央扶貧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以前扶貧工作會議從沒有這么高的規格，我原本以為較為冷門的扶貧研究，一下子變成了熱門話題，于是，我不得不加速前進，趕緊寫作、投稿。
六、三輪修改
2015年12月26日，我將文章寫成初稿《數字下鄉：農村扶貧開發中的技術治理》，正式向《社會學研究》投稿，到2016年第6期刊發出來，整個周期大約為1年。
第一輪初審意見來自責任編輯聞翔博士。他一方面肯定了我的研究問題和分析架構，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具體的修改意見，主要包括幾個方面：第一，對結論進一步充實；第二，補充相關對話文獻；第三，修改文章的表述語詞，統一用語，刪除不規范的提法；第四，斟酌各級標題。
按照修改意見，我重新明確了與黃仁宇對話的三個要點（技術與權威的關系、信度問題、效度問題），然后，我重擬了標題，添加了第三級標題，把文章的結論重新寫了，闡明了總體支配與技術治理的關系，數字技術的普遍性，并從現代性的角度點出了重量輕質的問題。再有，我把全文的詞句重新調整了，把那些口語化的、表述不到位的、語氣不夠客觀的、無關緊要的、文件性的都刪掉或改寫?；旧?，這相當于對全文進行了重寫。
實際上，每一輪修改我都試圖對全文進行整體性修改。因為整篇文章是一個有機整體，牽一發而動全身，如果只是單純地針對審稿意見進行局部修改，整篇文章就會像是打上了大大小小的補丁，阻塞文脈，甚至佶屈聱牙。我的文章發表后，有同學說“讀來很順”，這正是源于我在每一輪修改中都嘗試對文章進行整體性修改。
第二輪修改意見來自匿審專家。我自己做過很多刊物包括《社會學研究》的匿審人，我也讓其他專家做《學術研究》的匿審人，相對來說，我算是比較清楚匿審人的工作狀態和心態。一般來說，匿審人多數就是期刊的老作者，而多次審稿的匿審人一般都是水平較高并且比較負責任的期刊作者。很多作者抱怨匿審人意見嚴苛，多數是這幾種情況：有些是作者水平的確沒有達到發表水平；有些是作者與評審人的意見出現正常的分化——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上的認識分歧很正常；有些則是匿審人的確拔高了評審標準——《社會學研究》作為頂級刊物，對于頂級刊物有更高的要求，其實也是正常的，而且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根據不同的情況，有時候編輯會做相應的權衡與調整，而作者能做的，就是不斷修改、改善與提升自己的文章。
具體到我這篇文章，《社會學研究》的兩位匿名評審對于選題和論點都持肯定意見，但就具體的研究聚焦、理論框架和論證過程則提出了不同程度的修改意見。在第一份意見中，匿審人提出了四條修改意見：第一，理論框架不夠清晰；第二，在中觀解釋機制上，文章還需加強提煉水平；第三，案例的寫作還需改善；第四，行文和寫作安排上還可以進一步緊湊。在第二份意見中，匿審專家也給指出：第一，關于總體性支配的概念需要斟酌；第二，進一步明確研究的問題意識；第三，理論對話要更加聚焦，第四，一些實證材料的運用需要規范表述；第五，一些不規范、不到位的表述需要糾正。
我把這兩份匿審意見打印出來，仔細研讀，然后思考如何進行有針對性的修改。首先，我把題目改成了《數字下鄉：農村精準扶貧中的技術治理》，也就是說，我把原先題目中的“扶貧開發”改成了“精準扶貧”，因為數字技術與精準扶貧息息相關。其次，我第一稿中其實有兩條行文線索：一個是總體支配與技術治理的關系，另一個則是國家信息能力與數字下鄉問題，根據匿審意見，我決定刪除第一條線索，專注于第二條。
在前面兩稿中，我自己也感覺文章的理論框架的確不夠明晰，于是，我重新明確了數字下鄉的內涵，并且提出了“數字在地化”、“數字系統化”和“數字邏輯化”這三個維度，來具體支撐數字下鄉這個概念，而在數字再生產問題上，我將省扶貧辦、縣扶貧辦、村干部和駐村干部四個行動者的邏輯置于多重發包的數字生產體制中進行考察，把這種扶貧治理中多方參與的治理分歧展示了出來：在多重發包的數字體制中，各方治理行動者的目標和激勵有所不同，這導致了數字失真。最后，我補充了匿審意見提出的參考文獻，刪改了不規范的表述，在經驗資料的書寫上進行了更加細致的處理。
我非常感謝匿審專家的認真負責，對于絕大部分修改意見我都虛心接受，并且根據匿審意見，重寫全文，做了詳細的修改說明。當時我面臨博士論文答辯，正在進行博士論文的最后修改，一邊修改《社會學研究》的文章，一邊寫博士論文，一邊還在更新《學術與社會》的微信專欄，期間曾經病倒過一次，我平時很少生病，上一次生病還是2012年。我開玩笑說，我每次生病，四年一遇，逢閏年而病。
經過焦灼的等待，我終于收到了第二輪匿名評審意見。經過第一輪修改，文章的理論框架、中層機制和經驗闡釋已經相對比較成熟。匿審專家也表示了肯定。這一輪的修改意見主要集中在“問題的提出”和理論延伸等問題上，針對這一輪的修改意見，我重寫了第一、二部分，并且對其他部分進行了相應調整。
從投稿到最后發表，經過以上三輪大型修改，文章大致就定型了，在此之后，根據編輯部的意見，我又做了進一步的調整、完善、潤色，至此，文章基本通過了審稿。經過這幾輪大改，我的論文已經“面目全非”了，但是在這一遍一遍的修改過程中，我學習、領會到了很多?；仡^看來，一篇文章最終能夠發表，修改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尤其對于我這種初次投稿的新人來說，最好要有歸零心態，把每次修改都當成新寫一篇文章。而且，越改到最后，我的心里越踏實，有幾次我甚至感覺：即使這篇文章不發表，通過這幾輪修改，我也已經收獲滿滿了。
七、開物成務
文章發表后，引起了一些關注和討論。目前學界精準扶貧研究多數側重政策應用性，而我的文章側重理論性，同時基于長時段的田野調查，對精準扶貧做了反思性的檢視，這種理論性、檢思性可能正是引起同行關注的原因。此外，一些朋友還對文中“數字下鄉”的提法及其解釋機制很感興趣，可能因為這個概念與他們在實際調研中的經驗能夠產生一些共鳴。
我的這篇小文只是拉開了帷幕。盡管從實踐和宣傳上看，精準扶貧已經非常熱門，但是關于精準扶貧的理論研究卻仍有很大提升空間。放置在整個歷史長河中看，精準扶貧典型反映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治理特征，要求數字考核、精準對接等等，這些特征不僅體現在扶貧領域，而且體現在其他社會治理領域，甚至事業單位、高校等領域，這也是一個現代性問題。歸根結底，學術研究就是及時而又準確地把握時代的脈動，并能有效地將其理論化，為我們理解這個時代提供必要的觀察視角。對于精準扶貧的研究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我的研究只是拋磚引玉，希望今后有更多更好的研究盡快跟進。
中國人信奉“盡人事、聽天命”，我的碩士論文研究的是農村消費，博士論文我原本想“擺脫”農村，可是兜兜轉轉，最后還是被安排到深山老林中扶貧。可見，人算不如天算?，F在回想起來，好像冥冥之中，一切早有安排。
人類無法左右其生活的際遇，從來不曾掌握洗牌的資格，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下一輪能摸到什么牌，唯一能夠做的就是打好手中的牌，隨機應變，隨遇而安。
這些我們不能左右與掌握的結構性際遇，也恰是社會科學需要感知、理解與揭示的，社會科學研究者永遠做不成“上帝”——一個冷眼睥睨眾生的局外人，我們首先應該反觀自己的生活，體察自己的人生，利用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與想象力，以便于更充分和徹底理解我們的時代與社會。
做學問的最終目的，用孔子的話說，就是“開物成務”：找到世界的根本，確立人生的法則。這個終極目標就像浩瀚夜空中的北極星，也許高遠而難以企及，但是向著星空的光明前進，這個追索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享受與修行。
2016馬上舉起作別的右手，我也站在人生軌道的十字路口，即將從期刊編輯轉為高校教師，開始新的旅途。學路漫漫而修遠，愿與同道者共勉！
祝大家新年快樂！
作者簡介：王雨磊，1988年生，社會學博士，華南理工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興華學者。在《社會學研究》等刊物發表文章十數篇，研究領域為：扶貧開發、社會保障、關系與社會資本，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扶貧開發中的數目字管理研究”。曾任《學術研究》政治學、法學和社會學編輯，微信公眾平臺《學術與社會》（W-Scholar）的創始人與運營者，筆名“石頭”，微信專欄《學術論文寫作與指引》即將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結集出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號 社會學研究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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