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長期研究中國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法國學者，潘鳴嘯 (Michel Bonnin)在前言部分擬對這場運動發生的動機、發展的邏輯進行重構，對類似“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十年文革”的官方表述進行抽絲剝繭式的分析。序言還交代了著作的直接資料來源，和西方學者在此領域的研究成果。
上山下鄉，一場鍛造新一代的運動
1968-1980年間，大約一千七百萬城鎮中學生被遣送到農村去。由于這些年輕人原則上必須在剩下的大半生中自我改造成農民，因此這場有組織的重要人口遷移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發起的最徹底最根本的政治運動之一來進行的。由1955年至1966年之間已經分別組織過類似行動，不過范圍小得多，而且是在自愿基礎上進行的。在中國一般都將最初的幾次遣送宣傳成是毛主席的創舉，其實在當時情況下，是直接受了一種蘇聯模式的啟發，那是1953年赫魯曉夫提出的一項政策。然而，1968年起，在中國掀起的這場運動，從形式及規模上來說 ，在世界或在中國都構成一樁史無前例的事件。
這場運動對整整這一代城鎮青年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不僅打亂了幾百萬有關青年（大約占那一代人的一半）的生活秩序，而且影響到他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以及整個城市社會，甚至農村社會的相當一部分，因為迫不得已必須給這一大批外來者騰出地方。根據毛澤東的旨意，運動被納入“教育革命”總政策的范疇內，這就對當時的教育質量施加了極其負面的影響。連那些沒有被遣送下鄉的城市青年也深受該項政策之害。因此，這整一代人可以被稱作“失落的一代”。1966年掀起文化大革命之時正在讀中學的青年，在1968年及1969年大批下了鄉，他們對那特殊的一代尤其有歸屬感。在鄉下平均待五六年，有些待了10或11年，影響要比紅衛兵運動持久，這后一場運動固然是起非凡的事件，但為時甚短，而且是前后脫節的。然而，整個西方世界都聽說過紅衛兵與文化革命，但很少人知道遣送“知識青年”下鄉的運動。
幾個詞語的詮釋
先來介紹一些與這項政策有關的專有名詞，這可以使我們更清楚地認識它的來由、目的以及形式。不要忘記中國共產黨在歷史上就是在農村打天下的。其他國家大多數的共產黨主要依靠城市工人階級奪得政權，而毛則相反，他是依靠農民大軍和“農村包圍城市”。
早在1942年，中國共產黨就在延安紅色根據地（主要是農村）開始使用“下鄉”這個詞語，專指把年青干部及知識分子短期送到農村去鍛煉。1949年奪取全國政權后，準確地說是從1955年起，中共政府就號召城市中小學畢業生“到農村去”、“下鄉”或者“上山”。1956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提議的“1956-1967農業發展綱要”里，第一次將“下鄉上山”這一雙重詞語運用在這個意義上。這個詞語當時也同樣指把干部及知識分子下放到農村地區去。邏輯上說，倒過來的“上山下鄉”的說法只是在山區使用。1965年一場發展山區運動之后，這一詞語用得越來越頻繁，最后替代了另一個，成了泛指遣送下鄉的專用詞語。比如，1967年7月9日《人民日報》社論的標題就是“堅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正確方向”。1968年底掀起的大規模群眾運動也名為“上山下鄉運動”。將兩個詞語掉過來說，并不真的意味著要把遣送發展到高山上去，可能政府當局想借此突出運動的光榮高尚的英雄性質（毛的詩詞經常高調頌贊崇山峻嶺），同時也可以讓那既不好聽又不得人心的“下”不那么刺耳。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人們都是使用“下鄉運動”，本書也是使用這個簡單詞語。
運動涉及的年青人稱“知識青年”，縮略為簡稱“知青”。因為外國沒有這樣一類群體，所以有很多不同的外語譯法。根據中國官方規定的標準翻譯，英文是：“educated youth”，法文是有點兒別扭的“jeunes instruits”。這已經是一個約定俗成的專用詞語，非指有“知識”的青年總體，僅指那些去了農村安家落戶的，或者即將成行的。多絕妙的一個言辭生硬的政治宣傳術語實例！
50年代初期，該詞語出現之時，小學畢業就足以被當作“知識青年”。實際上，在那個時期，這個詞語主要是指在城鎮念過書的農村青年，國家鼓勵他們回鄉。可是，從1955年起，特別在1960年代，這個稱呼就擴大泛指城市青年了，政府企望說服他們中學畢業后到農村去勞動。打自這個時期，就有了兩類知識青年并存：“下”鄉知青和“回”鄉知青。本書中涉及后者較少，大部分篇幅是論及遣送城鎮青年的問題。
組織城市青年到農村去是自1955年一直到1980年。不過，我們不會詳細探討1955到1960這段時期，為的是將研究集中在1968年開始掀起的波瀾壯闊的群眾運動，嚴格地說就是從文化革命結束時起。雖然這場運動部分延續了先前的某些做法及慣例，但無論從它的規模、形式、動員口號，還是它在毛王朝晚期所起的作用來看，它實際上構成一樁獨特的歷史事件。
我們在這里要做的，就是孔子所稱的“正名”，因此也必須說清楚本書提到的“文化革命”的定義及時間界定。不是現今中國政府所提的“十年文革（1966-1976）”。假使說“文化革命”有所指，那只能是從1966年5月到1969年4月這一大約3年的時間，在此期間暴力斗爭導致了政府體系的部分崩潰，最后在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重新建立一個新政府，這次大會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的“勝利”（就是說結束了）。部分群眾的積極參與表現出這個時期唯一的“革命”一面。這場“造反”雖然是由毛鼓勵和操縱的，但也有自發自主的成分，因此不能將文化革命看成是一場簡單的政變或者派系斗爭。但是，在訴諸武力鎮壓完全降伏了紅衛兵，又在1968年底把他們都趕到農村去之后，1969年4月成立了新政權，一個新時期開始了：在此期間，派系斗爭尖銳無比，而且完全是在政權體系內部，最后以1976年10月逮捕四人幫告終，這在邏輯上可以說是一場政變。勝利者恰是1966年的失敗者。他們將兩個不同時期混在一起，統稱“文化革命”，目的不外是要把下列兩者全都釘到歷史恥辱柱上：一是文化革命中的反官僚造反行動（當然，那是錯綜復雜地與法西斯式暴力糾纏成一團），另一是1969-1976年間的恐怖鎮壓時期，其實更應該確立為毛“王朝的終結期”。這種詞義上耍花招倒真的是基于偉大舵手1974年10月發出的一條指示，認為需要再次掀起文化大革命。同時也構成了一個必不可少的因素，使鄧小平及其他黨內斗爭的贏家可以在1981年對黨的歷史重新作出評價，并將此定作神圣不可侵犯的真理。1970年代，老百姓未曾認可這種偷天換日的轉義。受訪者們主動跟我說他們是“文革后”下鄉的，這顯然不是指“1976年之后”，而是“從1968年底起”。1980年代兩種說法都出現在非官方的講話及文字中。 可是，1990年代以后，只見官方的說法強占了話語權并獨斷獨行，隨著而來的就是大肆刪減、歪曲篡改這個時期的歷史。所以我仍然使用包含原來意思的那個詞語，那是在毛及鄧小平先后為了不同的因由賦予它另一個意思之前。當我列舉資料出處時，如果涉及另一個定義的“文化革命”，就會把這個詞語放在引號里。最后，還要再強調一件事，就是好幾位西方學者以及流亡國外的老紅衛兵也都拒絕接受官方現在的這種斷定法。
運動提出的幾個問題
希望籍著本著作能讓讀者對下鄉運動有個總的認識，為此我不僅揭示發起運動的領導人的公開或隱蔽的動機，與他們為達到目的為所使用的手法，同時也會展現他們的這些決定在整個社會上引致的后果。通過對這場運動做的總結，我們會闡明集權政府的局限性以及跟毛式烏托邦臆想正相反的結果。該項政策于1970年代末中斷，那時也是經濟改革的開場時期，在分析此政策終結的時候，我們會再三思考這個時期社會與政府關系中出現的變化。
西方及中國學者先后研究過該項政策的動因，他們都只停留在經濟與人口層面。不可否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從1950年代初起，就別樹一幟，采取一系列行政措施限制城市的發展：建立嚴格的戶口登記制度以便控制人口流動，把農村出身的中小學畢業生遣返回老家，又將為數驚人的干部、專家，甚至城市出身的年青畢業生遣送到農村及邊疆地區去。如此，中國就成為第三世界少有的，或者說是唯一的擁有一種效率頗高的制度，能夠控制農民大量流入城市，甚至還可以組織一場群眾運動，讓城市人倒過來下到農村去。該項政策的全部，尤其是遣送知識青年到農村去這一措施，被描繪成第三世界國家可以學習的榜樣，至少可令他們深刻思考一番，因為這些國家都面臨極度城市化以及缺少專門人才促進農村發展之類的問題。
那么，下鄉運動的真實情況是否與這個榜樣相符呢？在提出及執行一項如此特殊的政策中，經濟動機和政治意識形態動機各自的重要性在何處？縮小城鄉差別，乃至知識分子與體力勞動者相結合，是這場運動經常用來夸耀的目的宗旨，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在西方，特別在大學生中，引起了某種狂熱。政府宣傳中申明的這些理想事實上又如何促進這場運動呢？而運動是否又促使了理想的實現呢？在這種情況下，提出城市青年必須接受農民的再教育是什么意思？難道領導人懷有其他的政治或意識形態動機，而在公開講話中說得含糊不清嗎？
上述僅僅是將會擺出的問題中的某幾則。中心問題將是知識青年在農村的真實經歷，他們之間的關系、和農民、干部的關系，還有他們的勞動生活。至于其它的，那會是有關運動的終結及后果。下鄉運動進行了25年之久，因何理由在1980年突然壽終正寢呢？這場運動在中國社會、政治及經濟上留下了什么印記？它應該在中國當代歷史上占一個什么位置呢？
今天已經有可能來總結一下這場運動了。要想完成這個總結，只能求助于一個跨學科的方法，因為下鄉運動本身是一種錯綜復雜的現象，形象地說，它處于社會生活多方面交聚的十字路口。如果不提及中共乃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不觸及有關城市及農村經濟的問題，特別是就業問題，那就不能進行研究。下鄉運動同時也是一種政治現象，處于政府與社會兩者關系的正中央，還作為不同領導派別內部斗爭的賭注。此外，由于城市青年要融入農村環境中，因此涌現出社會學及心理學方面的問題，知青在現實生活中精神上受到的沖擊亦牽扯到中國的精神文明史。另外，下鄉運動實際上是一次重大的人口遷移，那么它的結果，就像原因一樣，應該以人口學的觀點來分析。最后，不要忘記，這么重要的一場社會運動自然孕育出一批豐富的特殊語匯，有官方的，也有民間的，那就該是詞匯學家們的研究范圍了。
研究的資料來源
對這類課題進行研究的困難不僅僅因為它是多面的跨學科的，同時也因為到手資料的可靠性存疑極大。運動開展的時期恰好是中國操控新聞登峰造極之時。當時，沒有人講求“客觀”（包括統計數字的真實性），那是一個被疏忽甚至是被批判的概念。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筑在社會政治現實的幻覺基礎上的：由工人及其盟友貧農組成的人民團結在無產階級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和偉大領袖毛澤東周圍，與人民的敵人作不遺余力的斗爭，大踏步地邁向社會主義現代化。這個政府一直以來就禁止社會學研究，包括一切有關他們自己的歷史的研究。在毛去世后，尤其是在鄧小平1978年底一手操縱的實用主義大轉變之后，上述情況有所變動。跟著那幾年，中國部分開放了，開始公布一些統計數字，包括某些回顧，社會學重新出現在教育研究科目表上。然而，政治制度基本上原封未動，變化的局限性很快就顯現出來，很多研究課題仍然是碰不得的。直至1990年代初，研究下放知識青年去農村的運動還屬于禁忌范疇。即使從那個時期以來，這個話題依然“敏感”。容許研究，但不能進入國家研究計劃。
直接的資料來源
既然書面資料的可信程度如此低，本人對付的辦法就是盡可能地自己多方尋找，然后再多方考證。開始的時候，主要依賴口頭資料。自1970年代中期起，做了大量的采訪，毫無疑問這就形成了最重要的資料來源，因而對知識青年的親身經歷有了深刻的了解。許多專家，尤其是美國專家，在當時都是有系統地組織這類資料收集，而我正相反，都是偶發性的。一次，遇見了一些偷渡去香港的前知青，他們引起了我對這個問題的興趣。在兩位住在該英國殖民地會說漢語的法國青年的陪同下，與這些偷渡者進行了長談。他們給我講述了親身的經歷，尤其是在農村那段時期，使我大為震驚，同時也深受感動。1975年那個時候，就像“竹幕后面”發生的所有事情一樣，外界對下鄉運動所知甚少。我跟這些老紅衛兵談論西方世界，特別談到1968年5月那一代人的政治理想和社會經歷，他們都很感興趣。我們決定合作共同編一本關于中國城市青年下鄉經歷的書，采用集體訪談的形式出版。那一系列訪談記錄正是我的研究的初始，也是眾多資料之一。
集體訪談并不經常用在社會學或口述歷史上，但可以作為一項社會現象調查的極佳切入點。社會的問題就是集體的問題。另一方面，正像某位口述歷史專家指出的，一項研究開始的時候，人們總是在摸索，因此不一定會提出最有意義的問題。在集體訪問中，參加者之間互相討論，這倒有助于填補開頭的不足。當然，我也覺得很有必要參考其它的資料作補充，在某些情況下，還需要求證從這些采訪中得到的信息。時間過去很久了，我發現我們的受訪者提供的事實本身，就連他們作出的判斷也都正確無誤。宣傳中的知青模范使用當年生硬的千篇一律的語言宣讀壯烈誓詞，而我的受訪者借助真實的事例作出見證。在這兩者之間，我從來未曾猶豫過，那些年輕人沒有理由對著我們這些陌生人用幾個小時去撒謊。我信得過他們，不僅是因為他們態度誠懇，而且也因為他們的表現以及讓人感受到的出自內心的情感，我覺得在他們這種情況下那是合情合理的，可能也是有代表性的。本人愿意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充分利用這種“情感共鳴”。
我顯然不能滿足于第一批集體訪談，那時只有7位前知青參加，而且他們同屬一個朋友圈子里的，經歷和看法都不差上下。因此，1978和1979年，又分別單獨訪問了18名老知青（其中一位后來還當了其他知青的帶隊干部，還有3位當年是農民，跟他們打聽那時候村里人是怎么看城市青年的。
全部采訪都錄了音。訪談過程是半誘導式的，都是從一份統一的問卷開始，然后根據對方的回答，再加上許多別的問題。訪談分兩次（有時三次）進行，間隔幾天，每次3個小時左右。問題都是關于下鄉運動的事情經過，也會問及他們當年的感受，和訪談之時對過去的經歷有什么想法。也會詢問是什么驅使他們到香港來。除了3位農民中的一位，所有從廣東出來的都是非法偷渡。兩位上海老知青和浙江帶隊干部在香港有親屬，所以是合法申請來港的。
曾經有人說逃亡香港的大陸中國人都對共產制度極度反感，假如把研究建筑在訪問這些人的基礎上，就會得到歪曲事實而沒有代表性的結論。時至今日，已不再值得對這類說法去做詳盡的反駁了。如同Lucian Pye，我也一樣可以觀察到，在香港接受訪問的中國人遠遠不是拼命講壞話給自己國家抹黑的，面對外國人他們倒經常將生活中最陰暗的一面淡化，那是出自民族自尊感，也是害怕別人不相信他們的話。這些采訪構成了西方學者研究的基本材料，在此基礎上于1960-1970年間完成了有關當代中國的最優秀的著作，而且是最經得起時間考驗的。
為了補充有關人士表達自己觀點的口頭見證，還使用兩種書面資料來源：公開發表的見證文字及文學作品。移居在西方、香港與臺灣的一些中國人發表了不少內容豐富的第一手材料。至于以西方語言寫就的，主要參考Michael Frolic、梁恒以及岳黛云收集的資料。1980年代，在中國也出現了一些脫離宣傳范圍的回憶錄之類，多數刊登在文學雜志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兩組系列對談錄，由著名作家收集整理，其中有些是訪問老知青的。這些作家懂得如何向受訪者保證不登出他們的真實姓名，從而讓他們把心里話都講出來，一個外國學者是很難做到這點的。那都是關于強奸或非法活動等事例，一般只有參與者或者很親近他們的人才會了解到。這對社會學特別有意義。在林林總總的見證材料中，“創作談”以及作家或知名人士寫的自傳也不可忽略。“創作談”在中國是一種專門的體裁，也會以匯集的形式出版。文學作品的后記也經常是這樣一種體裁，結合了自傳體及對文學創作與使命的反思。
我還借助了1980年代在中國發展得蓬蓬勃勃的“報告文學”，它在當時填補了在報刊上應出現而沒出現的一大空白。某些小說作家有時也醉心于創作報告文學，但經常是“專家”作者寫的。而經常選擇下鄉運動為題材的作家中，最著名的應該是肖復興，他自己本身就是老知青。1990年代陸續出現了其它的報告文學，其中有些涉及相當敏感的題材，像四川鄧賢的作品。
下鄉運動激發出大量的文學創作，一般是知青和老知青的作品，他們的文學創作志向早在農村時就已經開始了。這類文章我們仔細閱讀過一百多篇。大多數情況下，都是真正的寫實主義 ，就是說既不是“社會主義寫實主義”，也不是“革命現實主義”。自1978年起，有些知青在經過了幾年沉默不語或被迫講假話之后，心中升起一個愿望，要把自己和同伴們的生活歷練寫下來。這是凝聚了一代人的文學，在其出現之初，與報道或目擊記不差上下。當然，想在社會科學上利用文學材料，必須將真實與文學手法分得一清二楚。在中國還得分辨是否屬于宣傳。即使在1978年之后，“為了說出一句真話，有時候只好用一句假話來鋪墊啊！”其實，當熟悉了中國革命時期文學的那老一套陳詞濫調的時候，就很容易從作品中剔出為迎合某些不得已的公式套話而寫的那些篇章或段落。可幸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不得已已經日益減少。為了分清哪些是寫實的，哪些不是，可以看文學批判以及作家自己寫的針對批判自我辯解的文章，他們會闡明自己想表達什么。直接詢問作者是個好法子，問問他們是哪些生活體驗給了他們靈感，從而寫下了哪些篇章。這也正是我所作的，與好幾個作家談過話：阿城、孔捷生、梁曉聲、芒克、張承志、張抗抗、張欣辛和趙振開（北島）。然而，判斷一部文學作品是否有代表性，或者至少是否直接來自現實生活體驗，最好的辦法就是與其它的資料作個對比。總體上，我認為那些作品中描繪的下鄉運動和從采訪中得到的印象大致吻合，因而就肯定了我已經獲知的確實是無虛無假。文學作品中有大量的生活描寫以及人際間情感關系的細致分析，這些在采訪中是得不到的。當然，在這些材料中我只摘取了其它資料所證實了的，或者向作者本人查證過的。這樣，幾乎每列舉一項文學資料，就可以援引一段訪問或談話記錄，但是文學作品的措詞比較感人，讀者也可以去查原文。1990年代下鄉運動繼續不停地激發出新的文學著作或電影作品，其中有的是由已經移居海外的作家寫就或者拍攝的。
談到老知青的見證及訪談，自從1990年開始，情況有所變動。從那年開始當局慢慢地容許，有時也鼓勵人發表有關下鄉運動的回憶，不過必須得在限定的意識形態范圍內。出版的第一部集子以及舉行的第一個展覽都明顯地享有官方的贊助支持。這種寬容也許是想對1989年血腥鎮壓民主運動作出補償的一種現象，然而卻引發各種各樣的書籍文章與電影制作的猛然激增，到了1998年運動30周年之時達到了頂點：報告文學、長篇短篇小說、回憶錄、老知青（包括還留在農村的）的訪談錄、詩歌集、歌曲集、日記，甚至還有當年的愛情書信集、照相冊及電視片集。
當然， 將表達當事人觀點的全部資料與官方報刊雜志上的文章做個對照是必不可少的步驟。后者在許多方面甚至是無可替代的。在我們的研究中，有關純粹歷史的那一部分，就很難只依靠訪談，因為當事人的記憶有限，很少人能記得住事件的準確日期，有時還把不同事件的發生時間順序顛倒。但是另一方面假如有人說:“報紙上是這么寫的，那就是真的”，那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要表示懷疑，何況在中國當時的情況下。
當時，談到下鄉運動，報刊雜志的任務并不是報導事實，而是動員有關人等。各種出版物都充斥著模范知識青年的輝煌事跡，以及老百姓如何熱烈歡呼堅決支持運動的文章。但是，如果熟悉了這些宣傳的運作，而且可以與其他資料對照一下，也就能在其中找到有用的信息。譬如，報刊上年復一年，一而再、再而三地揭發“一小撮人”的某些“錯誤思想”，使我們不得不想到那一小撮其實就是大多數，尤其是當看到這完全符合我們搜集的資料所反映的情況。此外，報刊雜志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工具，使人們了解政府政策的演變過程，官方公布的被遣送知青人數，等，當年政治及政府文件從來也不會公布原文（只有幾次，也是在報刊上），也從沒有公布過任何專門的統計數字。因此，我讀了幾百篇關于下鄉運動的文章，都是發表在有限的幾份報紙雜志上，而且直到1978年才準許外國人查閱，《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兩大報，兩本理論月刊《紅旗》和《學習與批判》，另外還有電臺廣播，地方報刊以及新華社的電報稿（已譯成英文，主要由下列兩家通訊社發表：BBC的Summary of World Broadcasts. The Far East以及FBIS的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Daily Report,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1978-1979年以后，在中國涌現出大量的雜志與報紙，外國人可以接觸到其中很大一部分。我查閱了這類報刊上的一大批文章。那些文字雖然還沒有擺脫宣傳職責，但比起前一個時期更能反映現實。必須提及香港的報刊，無論是日報或是月刊，在我所研究的時期中，都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它們發布傳播了有關中國的“真實”新聞，這倒真是虧了這個城市享有的自由以及大陸與這個前殖民地之間的特殊聯系。
在基本的資料來源中，還需提及自1980年代初期起在中國發表的多種官方回顧統計材料。我查閱了大量有關1949年以后的人口、就業及教育統計資料。而關于遣送知青的資料，地方統計材料在報刊上發表，或者在一些科研文章中有所透露。然而，直到1987年，才偶然地在一本有關就業問題的統計冊里發現兩張圖表，相當詳細而系統地標明1962-1979年間知青下鄉及回城的人數。這些新到手的數據并沒有影響我對下鄉運動的看法，反倒令分析更精確更有說服力。
國社會科學學者出版涉及該課題的研究文章及著作一直拘囿于重重限制，但從1990年代初起，逐漸解禁了，其它的有關下鄉運動的官方統計資料因此也就公諸于眾了。有些學者因而得以接觸到過去從來未見過天日的國家或者地方的統計資料匯編，然后引用在他們的著作中。最重要的兩部統計集是由直屬國務院的知青辦公室分別在1973年和1981年內部發行的，在這方面是最有權威的。以上提過的1987年出版的統計集明顯地是從1981年版本抄錄出來的。另外兩部今天能找到的統計匯編提供了各省分有關下鄉運動的數字。其中之一的《中國人口》匯編由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在1988-1990年間陸續出版，一個省一本分冊。每一分冊的第六章是闡述人口遷移的，包括下鄉運動，可是除了個別的例外(特別是有關廣東省的那一本)，一般都不太嚴謹。最有價值的是“省志”，每個省都有幾十本分冊，整部巨著系列從1980年代末期陸續出版。有關勞動問題的分冊里有一章專門論及下鄉運動。即使不同省份的省志精確度也有很大的區別，而且可惜含勞動章節的分冊直至今日只出版了大約一半，這個系列使用價值相當高的，因為資料詳細，其中不僅有知青下鄉及返城的具體數字，還有這場運動的費用支出以及行政措施的演變。詳細地讀這些省志就可以看出，盡管當時有總的中央指示的限定，但在地方層面仍然存在可轉圜的余地。
省志，以及中國學者在1990年代出版的著作，都豐富了我們了解下鄉運動的重要資料來源：國家或地方政府編匯的內部政策及政府文件。直至那個時期，我們得到的這些文件仍然是零七八碎的，是從下面兩種途徑找來的：當年官方報刊偶爾轉載的簡述、暗喻或段落，以及臺灣專門機構的出版物，有用是肯定的，但很不完整，而且并不總是可靠的。1981年，知識青年辦公室將1962年以后所有關于下鄉運動的重要文件輯錄成一集。這部“內部”選編（“內部”的意思是普通老百姓無權過目），我倒獲得一份，它成了研究中央政府的政策以及知識青年辦公室具體執行情況的主要依據。
工作的最后一個原始資料來源由兩部分組成，一是1979年2月及9月自己從北京民主墻用相機照下來的大字報，另一是文化革命與1978-1979北京之春期間流傳在民間的部分非官方小報。
間接的資料來源
直至1990年代中期，間接資料的特征仍是在西方及臺灣學者進行的大量研究與中國公布的寥寥無幾的有關材料之間形成的極大反差。1987年以前，對中國社會學家及歷史學家來說，深入研究下鄉運動仍然是禁區，他們也不能在公眾雜志上發表這方面的文章。然而就在那一年，一篇介紹下鄉運動歷史總結的15頁長文發表了，收在由幾位中共黨史御用專家撰寫的評價“10年文化革命”的匯編里。這可能就道出了筆者在1989年初發表的那篇文章引人注意的原因。那一年，一本膽大包天的雜志刊登了它，6年后出版的《中國知青事典》又提到它，并說它“產生很大反響”。該文是介紹我的博士論文提出的幾個結論，其實在此之前已經在香港的一本月刊《爭鳴》上發表過第一個文本。看來那是在中國公開發表的第一篇關于該課題有獨立見解的文章。某些老知青見到一個外國人舍棄僵硬的語言來探討與他們息息相關的那場運動的動機及意義等問題，受到了鼓舞，開始反思自己的經歷，并著手也對這個問題進行學術性的研究工作。首先，他們完全有理由認為，他們比一個外國學者有更好的條件來研究這場運動。其次，他們看到這個課題絕對具有學術研究價值。最終促使了他們向當局施加壓力，希求沖破研究這段歷史的禁區防線。因此，后來在中國出版的頭兩本運動歷史中都引用了我的文章。杜鴻林似乎是第一個在1990年底完成他的著作，可是到1993年才能成功地出版。他在該書的序言里解釋了延誤的原因：“知青問題一向被認作是敏感而棘手的問題，它關聯到社會的安定。有關部門提出要淡化 知青 概念，建議有關知青的書要暫緩出版”。杜鴻林出書一拖再拖，就讓另一位作者火木，搶了頭陣，在1992年出版了一部下鄉運動史，更具有科學性，而在意識形態上并不那么“謹小慎微”，該書的結論竟然是我的文章中摘錄出來的一段。1994是轉折性的一年，重要標志為一部既生動，內容又豐富的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歷史的出版，由史衛民和他妻子何嵐編寫，他們兩人再接再厲，1996年又出版了一部全國生產建設兵團歷史。在此同時，他們還與他人合作編撰龐大浩瀚的《中國知青事典》（前已引述），主要負責撰寫軍墾農場及國營農場部分。這本事典材料豐富，相當全面地描繪了整個運動。事典的另外兩位作者，劉小萌與定宜莊，后來出版了一部中國知青史，分兩冊（一為文化革命前，另一為文化革命后）。這部著作是迄今為止有關整個下鄉運動的最重要的一部。兩位學者的研究結果對本書，特別是第二部分，有著很重要的啟發及參考作用。在此一年前，出版了一本1955年到1981年的運動歷史及同一時期的大事記，可以看作是官方或半官方。作者本來是知青辦公室的干部，像主編顧洪章，他本人就是原知青辦的副主任。他們用一張夾在書中的活頁，公開表明得到勞動部（事實上是勞動部分配給他們這項任務的）、新聞出版暑、宣傳部以及中共黨史研究中心的審核。這兩本書都很重要，不僅因為講述了對運動的準官方評價，而且還因為作者當年能接觸到知青辦公室的所有檔案，所以他們提供了有關運動歷史中政府那一方面的珍貴詳細的訊息，其中包括官方文件及行政運作、負責人會議記錄、領導人的講話和統計數字。因此，他們在書中列舉的各省的統計就成了我們所掌握的最完整的一組數字。
除了這些特別的研究之外，我也比較有系統地查閱了在中國出版的有關我所關注的那個時期里的就業與人口（主要是人口遷移）的研究結果。
專門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臺灣雜志，特別是Issues and Studies，定期刊登有關下鄉運動的文章。最重要的是他們轉載中共中央的內部文件。
西方資料來源主要是兩部精湛不磨的著作，使我獲益匪淺。首先是美國學者Bernstein，他在1971-1973年間收集了許多書面材料，還在香港訪問了不少人，在此基礎上，于1977年發表了他的研究成果。他的研究集中在1968年下鄉運動初期，也論及到文化革命前知青下放。他的著作是在運動結束之前完成的，當時能接觸到的資料很有限，他的研究自然會受到影響。這應該是我們之間對問題的判斷有差異的主要原因。不過，他的豐富資料與分析，乃至提出問題的清晰尖銳，都令該著作成為本課題的重要參考。其次是德國學者Scharping。由于他不是以英語寫作，他的觀點幾乎沒有在德國以外的地方被人引用過，但也是功不可滅的。Scharping研究1955到1980年期間全部有組織的青年遷移。他探討的范圍不限于文化革命后的下鄉運動，也涉及到以前的知青下放、農村出身的畢業生回鄉問題，以及1955-1960年期間調動近2百萬年青農民去邊遠地區開荒的大事件。但是，念及遣送知青下鄉的人數如此龐大，他的著作中也就把下鄉運動放在了顯著地位。Scharping下了很大功夫去編寫澄清遣送人數及與運動有關聯的各種經濟和人口統計數字。可惜，他所依據的1980年前的資料不都是可信的。但是，由于他很仔細地研讀官方報刊，并加以慎密的思考，所以最終能清楚地闡述遣送下鄉政策的演變及其政治與意識形態背景。
除去上述兩部大作，大量的有關下鄉運動的文章在重要的國際漢學雜志刊登過。特別需要提出其中具有特殊意義的兩篇。1978年底1979年初，Anne Mclaren和Thomas Gold 在上海親眼目睹了知青游行示威，然后分別執筆寫下了他們的所聞所見。Stanley Rosen的著作側重于文化革命期間的廣州紅衛兵知青，盡管偏離我們著重關注的那個時期，但也有相當的參考價值。在此也應該特別提到Anita Chan，Richard Madsen和Jonathan Unger三位學者的研究成果。他們當年專門研究廣東省的一個村子，訪問了下放到那兒去的知識青年與該村的農民（這些人后來都逃亡去了香港），然后進行了深入探討。他們研究的主要課題并不是知青，但我們仍然可以在他們所列舉的各種著作文章中找到關于那些年輕人當時生活及思想狀況的極有價值的資料。盡管當年我們對各自的研究都不知悉，然而巧的是有幾位年青人是我們共同的受訪者，這是以后才發現的。
近年來，一些美國學者，其中有些是從中國大陸去的移民，能在中國進行大規模的有代表性的抽樣調查。涉及問題有社會階層分析、城市人的生活狀況及他們如何獲取學習機會及理想工作，或者關于下鄉運動本身，這對研究1960-1970年代無疑很有幫助。由于他們的研究是追蹤某些人一生的經歷，因此有時有可能提供對當代歷史研究有價值的資料。可是，面對這些大規模調查的結果，必須持有一定的謹慎態度，有兩個原因：一方面，對歷史的一知半解可能會對調查的原意產生負面影響；另一方面，今天在中國很難找到合適的人以認真的態度來進行這類廣泛的問卷調查。“調查者”為了賺取金錢，匆匆忙忙直接把問卷填好交來，我們領教過幾次了。此外，對某些人來講，有些話題至今仍然太敏感，他們不可能毫無顧忌地來回答問題。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愛思想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