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不平等影響個人選擇，是說在不平等的條件下，富裕群體對機會的系統性壟斷會導致對窮人獲得機會的系統性排斥。當窮人的機會被極大地壓縮，“尊重窮人的選擇”這條原則從正面講是一種天真的愿景，從負面講則是一句冰冷的推辭。
為窮人提供更多選擇的機會，甚至去說服他們改變原有的生活軌跡，這并非不道德。相反，用“尊重窮人的選擇”的理由甩手不管，才是扶貧人在責任上的逃避。
“尊重窮人的選擇”是扶貧中幾乎毫無爭議的原則。一旦貧困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同時窮人又拒絕做出改變的時候，“扶貧”就會變得無奈，努力去扶貧似乎也就喪失了其正當性。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的基斯·佩恩（Keith Payne）教授主要從實驗心理學角度探索貧困和不平等問題，他在著作中大量展示搜集到的各種各樣的貧困案例。
佩恩的叔叔生活在一個垃圾場邊上的倉庫里。冬天的夜晚，氣溫接近零度，他的叔叔就躲在倉庫角落的煤爐邊上度日。佩恩與父親去看望叔叔，并且說服叔叔到佩恩家住。但是叔叔堅持不住進佩恩家的房間，而是選擇住在佩恩家豬圈改造的倉庫里。佩恩的叔叔每天靠芝士吐司和威士忌為生，后來他還是回到了在垃圾場的住所，59歲那年，他因為肺癌在垃圾場結束了生命。
佩恩筆下的叔叔是個貧困潦倒的悲劇案例，其命運毫無疑問是自己選擇的結果，叔叔拒絕了佩恩爸爸的“扶貧”救助，在他得知自己患上肺癌時，甚至又拒絕醫生的建議，選擇繼續酗酒走完人生。
世界上有很多佩恩叔叔這樣的人，他們的行為給那些支持“窮人有選擇自己生活方式的權力”的人們提供了實證經驗，也讓很多“扶貧人”在遇到這種情況時無奈地止步。
我在河邊村的扶貧工作遇到很多形式不同但性質類似的例子。
我不解地發現，一位單身農戶，凡是各種集體的活動都積極參加，但如果鼓勵并幫助他建設客房，他就很不積極。我對同事說“這是他的選擇，我們沒辦法”，因為其他人日夜努力建設客房、增加收入的行動明顯不是他的選擇。
有一次，我給一位農戶說：“你每天騎著摩托車到外邊跑，一天掙不到100元，除了油費和摩托車的折舊，沒有多少錢，你把客房好好收拾了，把屋外的環境改善了可以掙更多啊。”他聽了笑笑，也做了改進，但是依然每天往外跑。
住在村口的那戶，用建房的貸款搞別的，房子到現在還沒建起來，而他三個兄弟的客房和餐飲收入一年有好幾萬，他卻虧本很大。我見到他說：“你看，你沒掙到錢吧！”他說：“明年我一定掙到。”他沒有算過，到了明年，他的三個兄弟總共掙的錢估計都要超過十萬，他咋能一下就搞到十幾萬呢？
這幾個農戶的行為選擇顯然不符合經濟學家的理性假設，因為他們不是選擇明顯有可能掙更多的錢的活動，而是做了非理性的選擇。
這些真的是他們自己的選擇嗎？事實上，面對佩恩叔叔的結局，不論是堅持“扶貧”的人，還是堅持“尊重他們的選擇”的人，幾乎都認為故事是一個悲劇。那為什么在針對“是否”或“如何”阻止這個悲劇發生上，會有不同的觀點呢？
我們假設社會中每一個人的生活都和佩恩叔叔一樣，那么就不會有人認為佩恩叔叔的案例是一個悲劇。問題是，當大多數家庭都在舒適的房子里度過冬季，佩恩的叔叔卻在垃圾旁艱難度日。河邊村多數人家都有很好的木樓，而且都能從中得到可觀的收入，而有的村民還沒有住房，這個時候就出現了“誰是窮人”的問題。
這個問題直接涉及到了我們對待不平等的價值取向。世界上的任何議題都是政治化的，可以分出左、中、右的觀點差別。但是不同政治取向的人在對待不平等的問題上卻出奇的一致。因為不平等不僅直接傷害了窮人，它引發的社會問題也讓富人直接受害（如綁架、謀殺等）。更重要的，是不平等問題產生的社會裂痕對每個社會成員都造成了永久傷害。
無故而對社會進行破壞性報復的人，來自長期處于社會底層的比例要遠遠高于上層人群。即使很多生活在歧視條件下的兒童成年后沒有出現違法或破壞性行動，但其幼年期所處的惡劣環境以及在富家孩子優越條件反襯下形成的心理陰影，將伴隨他的一生。在很多情況下，不平等的反差和心理傷害還會對他產生反向激勵，使得這些人更加冷漠、自私、不擇手段。
很多貪官在有權力的時候不擇手段，貪得無厭，對社會發展造成極大的破壞。而他們在審判的自我陳述中會講到自己出身貧寒，是黨培養了他們，他們辜負了黨和人民的期望。貪污和腐敗在不平等程度高的國家比不平等程度低的國家往往更為嚴重，中國人講“窮養德，富養志”，說窮人容易缺“德”，而富人容易喪“志”。這并不是對于貧富的道德評判和對窮人的歧視，而是客觀地呈現在不平等條件下人的行為取向。
一個人在路上撿到100元，如果他是窮人，會傾向偷偷拿走，而對于富翁而言，他甚至懶得去拿。我們的社會則將拿走別人掉的錢看作是“不道德”。雖然貧富的境遇對于一個人的影響是復雜的社會問題，在客觀上并不存在由于貧富差異而必然出現某種社會后果，但是不平等導致的傷害卻是必然的，而且不平等對窮人和富人的傷害最終可能是一樣的。
“尊重窮人的選擇”在原則上并無錯誤。然而真正的尊重并不是簡單地問他們愿意做什么，而是要了解他們所處的環境以及他們為什么做出特定的選擇。也就是說，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他們陷入自我破壞的惡性循環。
佩恩研究發現，人們在不平等程度高的國家（如美國）做出錯誤選擇的頻率遠遠高于不平等程度低的國家（如加拿大）；像佩恩叔叔這樣的人在高度不平等的州（如肯塔基州）的比例高于在不平等程度低的州（如衣阿華州）。社會不平等影響個人選擇，是說在不平等的條件下，富裕群體對機會的系統性壟斷會導致對窮人獲得機會的系統性排斥。
當窮人的機會被極大地壓縮，“尊重窮人的選擇”這條原則從正面講是一種天真的愿景，從負面講則是一句冰冷的推辭，扶貧者止步于“尊重”這個道德屏障就形同于把窮人推向深淵。一旦一個人陷入到惡性循環，事實上就很難將他拉出陷阱，但這不是扶貧者退讓的理由，因為幾乎沒有人一開始就會選擇淪落和落后，長期的淪落會讓人逐漸形成與此相應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反過來又會加劇落后狀況，這就是所謂的“福利破壞性循環”。
真正的扶貧是要打破這個循環，核心任務是使窮人和富人擁有同等的權利和機會，當權利和機會不平等時，扶貧人不應該拿著“尊重窮人的選擇”的道德原則去鼓勵窮人在原有的軌道上重復，而應該拿出不同于窮人生活和生計方式的方案去扶持他們。
在很多時候，這些外來的方案不是窮人的主動選擇，而是扶貧者“強加于人”，所以實施起來好像不那么道德，但是如果我們不給窮人提供不同的機會、想法、方案，那讓他們去選擇什么呢？
佩恩講了一個與這個議題有關的個人故事。他的女兒發現了一種能嚇唬父母的游戲——爬到床或沙發的邊上，然后把自己摔下去，她知道總有人會接住她，因為她從來沒有被真正摔過。佩恩知道自己不斷接住女兒只能鼓勵她繼續這樣做。但是佩恩覺得與其用不接住她這樣冰冷的方式回應她的冒險，不如讓她相信，在這個世界上，當你有風險時，會有人幫助你。佩恩希望通過積極的幫助把她的預期循環推到正確的方向上。
我們很難把這個案例泛化成為教育子女的樣板，但是用幫助而不是拒絕引導人做出正確的決策，可能是改變世界較好的方式，這也從側面為扶貧的正當性做了辯護。
河邊村村口那位男主人經常光著膀子坐在沒有完成的大房子里，看著其他家往來著客人。有一次，他對我說：“李老師，我今年把甘蔗弄了就建房子！”聽了他的話，我突然覺得當初讓同事“尊重他的選擇”實際上是掩蓋我面對他的無能，而非真正尊重他的選擇，因為我對于他要去做什么一無所知。
他身患重病，債務累累，堅持不蓋房是要先掙錢還債，他說不蓋房并非他真的不想蓋。如果我們當初想辦法幫他蓋起來，他也會有客觀的收入，不會像現在這樣困難。
任何人面對風險都會選擇自己熟悉的路徑去規避。窮人生活最大的問題是日常的困難和危機不斷，他們的行為主要受更加急迫和重要的原因的驅動，他們會用手頭最好的和時間最短的方式應對危機。“尊重窮人的選擇”聽起來是那么的溫柔體貼、通情達理、富有道德，但問題是可供窮人選擇的機會很少，他們了解的機會也很少。
當初我和村民商量蓋啥樣的房子，村民都說要蓋磚混房，可他們沒有住磚混房的經歷。我說這里白天熱晚上冷，下雨還多，磚混房不通氣，會夏天熱冬天冷，和同事“逼”他們建木樓，不要蓋磚混房的。現在村民都說木樓好還能賺錢。當拿到錢的時候，村民終于感覺到他們“被選擇”的意義了。
為窮人提供更多選擇的機會，甚至去說服他們改變原有的生活軌跡，這并非不道德。相反，用“尊重窮人的選擇”的理由甩手不管，才是扶貧人在責任上的逃避。
真正的扶貧既不是強加給窮人一些簡單的所謂的“方案”，也不是以“尊重窮人的選擇”為由來掩蓋扶貧者的無能和冷漠，而是讓貧困之人真正享有平等的權利和機會。
作者簡介：李小云，中國農業大學教授，小云助貧中心發起人，南都觀察特約顧問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南都觀察家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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