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般來說，在經濟發展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現代工業部門與傳統農業部門的差距，由此產生了城鄉二元結構。但近代以來中國城鄉二元結構的形成除這個普適性原因起作用外，還有著自己異質性的原因：中國社會的特殊發展道路產生了來自國外的工業文明與市場經濟的沖擊、中國計劃經濟體制的固化、前改革時代“級差式”和“分離化”改革措施的加速、后改革時代國有企業戰略重組的助推等四大外部推力。中國城鄉二元結構的演進經歷了四個特殊階段，在內容上形成了特殊的四重城鄉二元結構。推進中國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需要采取六個“三位一體”的特殊路徑。
關鍵詞:城鄉二元結構；中國視角；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路徑
自劉易斯1954年提出城鄉二元結構理論以來，國內外學術界共形成了四條研究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思路。第一條是古典主義思路。這條思路認為，農村存在著大量的邊際生產率為零的勞動力。劉易斯構建了一個二元經濟結構（兩部門）模型，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兩部門之間存在關聯效應：現代部門以低工資從傳統部門吸納勞動力——現代部門將利潤資本化并擴大部門規模——傳統部門的勞動力被不斷吸納，勞動生產率隨之提高，最終促使兩部門勞動邊際生產率相等。第二條是新古典主義思路。這條思路否定存在邊際生產率為零的勞動力。尤根森假定兩部門的勞動邊際生產率大于零，強調工農業的緊密關系。沿此思路，托達羅、梅因圖什、笛克斯特等在勞動邊際生產率為正的條件下，從城鄉就業的角度分析了二元經濟結構轉化問題。此后，庫茲涅茨、錢納里、盧卡斯將這條思路推向深入。第三條是城市經濟學和新經濟地理學思路。這條思路認為，城鄉二元結構形成的根源在于城市規模報酬遞增導致的集聚經濟，從而推動人口向城市集中。城市規模報酬遞增的原因，包括產業集聚、知識溢出、城市基礎設施的規模經濟。這些模型分析結果顯示，隨著人口及其聚集規模的擴大和農產品交易效率的提升，工業品數量或者說工業化水平將得到提高，城市化水平也將隨之得到發展。第四條是新興古典經濟學思路。這一思路研究了城市起源、城鄉經濟差別、最優城市結構層次與居民居住格局以及城鄉間地價差別等問題。高帆、秦占欣等則將這一視角推向深入：證明了二元經濟結構反差源于兩部門不同的分工水平、部門個人專業化水平、迂回生產程度和產品種類數；證明了隨著分工組織的演進和分工水平的提高，二元經濟結構轉變體現為一個工業化，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服務業的興起和城市化水平提高的過程。
第一條和第二條思路的開創性貢獻毋庸置疑，但古典主義思路卻先驗地假定存在邊際生產率為零的剩余勞動力；新古典主義思路雖放棄了此假設，但卻將市場完備假設直接應用于分析中，這些顯然嚴重背離中國的現實。第三條思路很好地解釋了城市的興起，人口向城市的聚集等現象，但其存在嚴重問題：一是站在城市角度來研究城市化問題，而非站在城鄉協同角度來研究城鄉關系問題，這是該理論的“先天不足”；二是報酬遞增假設的前提是人口流動雖有成本，但卻不受管制，而中國城鄉間人口流動受到嚴格控制，這是該理論的“后天缺陷”。第四條思路將城鄉二元結構研究拉回到了斯密開創的主流軌道——分工深化與市場成長。這一思路也許對西方世界的城鄉二元結構形成有較好的解釋力，但正因其對主流的回歸，而致使這一思路對近代以來中國城鄉二元結構的形成解釋乏力。由此可見，解釋中國城鄉二元結構問題，需要從中國實際出發，尤其從近代以來中國城鄉關系變遷的歷史出發，構建研究城鄉二元結構的中國視角：考察中國社會發展的特殊道路與過程，分析中國城鄉二元結構形成的特殊原因和內容，探尋中國特殊的城鄉一體化路徑。
1、近代以來中國城鄉二元結構的形成原因與過程
（一）西方二元結構形成的原因與過程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將城鄉關系變遷概括為“城鄉分離”→“工業化與城市化”→“城鄉融合”三個階段。“消滅城鄉之間的對立是社會統一的首要條件”，而城鄉對立，只是“工農業發展水平還不夠高的表現”，即“城鄉融合”的前提是城鄉分離，而實現條件是“工業化”與“城市化”的基本完成。實際上，西方世界城鄉關系的發展也符合這條道路。歐洲文明的發祥地——早期希臘城邦便是一個個獨立的經濟主體，外向型的海洋文化、便利的地中海交通和相對先進的民主體制催生了海上貿易的繁榮和市場的產生。隨著交易量不斷增大，專業化程度也在不斷提升，分工得以深化，市場不斷成長。而為了獲取商業利潤、降低交易成本，人口不斷向集市集聚，市場管理職能被逐步提出，這樣，真正的城市誕生了，城鄉的區別和分割也產生了。在此后的數千年中，古希臘、古羅馬模式對歐洲影響巨大，歐洲各國逐漸走上了城市發展、城鄉逐漸分離的道路。
工業革命的進行不僅大大加速了城鄉分離的過程，而且使城鄉分離的內容也發生了某些變化：城鄉分離的深度和延伸度不斷加強，從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向歐洲大陸蔓延；城鄉分離的驅動力由“城市手工業”轉變為“機器大工業”；城鄉分離的范圍突破歐洲，向美洲（包括拉丁美洲）、東亞、南亞次大陸等歐洲列強的殖民地和附屬國蔓延。美國、日本等后發國家由于搭上了工業革命快車，一方面加速了本國的城市化與工業化，推動了本國的城鄉分離；另一方面加入到推動其他國家城鄉分離的隊伍當中。這種城鄉分離的趨勢一直持續到20世紀50年代。從世界角度來看，在1800—1950年的150年間，地球總人口增加了1.6倍，而城市人口卻增加了23倍。以美國為例，在1780—1840年的60年間，美國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僅從2.7%上升到8.5%；在1870年美國工業革命開始時，城市人口占比不超過20%；而到1920年，這一比例快速攀升至51.4%。
隨著戰后美國經濟的一枝獨秀、西歐經濟的快速恢復和東亞經濟的迅速崛起，西方出現了城鄉融合的新局面。第一，西方國家政府的推動。西方國家的政府為了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本國居民生活質量的提高和出于選票的考慮，開始逐漸重視農村的發展、農業的進步和農民生活的改善。第二，勞動力流動帶來的農業地位的提升。相對較少的人口和快速發展的工業化導致農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這一方面帶動了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升和城市工業以及服務業部門的發展；另一方面，又凸顯了農業的基礎地位，提升了農民收入。第三，逆城市化現象的出現。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很多發達國家出現了城市擁擠、環境污染等問題，一些城市人開始厭倦城市生活，出現了城市“居住的逆城市化”；地租攀升、生產成本和交易費用不斷攀升導致城市中相當數量的制造業和服務業也開始逃離城市，出現了城市“產業的逆城市化”。西方國家依托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基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不久便走上了馬克思所預言的城鄉關系發展的第三個階段——“城鄉融合”。
（二）中國二元結構形成的特殊原因與過程
近代以來，中國城鄉二元結構的逐步形成不僅有與西方相同的原因，如市場成長、分工深化，更有近代中國特殊的原因。在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下，中國城鄉二元結構變遷走過了一條特殊道路。下面從近代以來中國城鄉關系變遷的四個階段來解析中國二元結構形成的特殊原因。
第一階段（1840—1949年）：國外工業文明與市場經濟的沖擊導致中國城鄉分離加速。
1840年鴉片戰爭后，隨著西方世界工業文明與市場經濟的發展，西方列強的商品和資本開始沖擊中國古老的農業文明和自然經濟，中國幾千年來城鄉差別甚小的狀況開始變化，城鄉分離加速。如果說1840—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1856—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對中國自然經濟的沖擊僅局限在沿海通商口岸、沿江和京津等地區，那么中國在1894年甲午戰爭中慘敗于日本并簽署《馬關條約》，則是對中國人的意志與城鄉關系的雙重摧毀。1899-1900年在山東、河北爆發的“義和團運動”可以反映這種外部沖擊的劇烈程度：一方面，義和團對西方宗教進行激烈對抗，僅1900年夏天，共有241名外國傳教士、教徒及家屬，2萬多名中國基督徒被殺；另一方面，義和團對西方工業文明和對固有城鄉關系的破壞進行強烈抵制，其團歌中“拆鐵道，拔線桿，緊急毀壞大輪船”就是最直接的寫照。進入民國以后，中國城鄉 關系進一步瓦解，中國農民受到雙重的掠奪與剝削：一方面受到外國資本的掠奪與剝削；另一方面受到官僚資本、買辦資本甚至民族資本的掠奪與剝削。
具體來說，西方工業文明與市場經濟的沖擊造成了中國城鄉關系方面的五個變化：第一，農村自然經濟被破壞。從當時的進口貿易可以看出農村自然經濟被破壞的情況：進口貿易指數以1871-1873年為100，則1891—1893年為206.6，1909—1911年為662.3，1929—1931年為1964.2，60年間增長超過19倍。進口貨物中絕大部分是日用消費品，中國規模巨大的農民群體是其重要銷售對象。第二，進一步推進了城市與農村功能的區分。隨著城市手工業和輕工業的發展，城鄉分工速度加快，滲透到城市工商業的各個方面，城市對農村輻射作用和聚集功能開始顯現：工商業逐漸在城市集中，城市成為生產中心和貿易中心，沿海開埠口岸、沿江城市和京津等城市逐漸形成了覆蓋周邊農村的城市商業網；農村則逐漸成為城市原料提供地和初級產品加工地。第三，農業和農村手工業被納入城市體系中。城市工商業和對外貿易發展將農產品和農村手工業產品納入到分工體系和市場體系之中。一是以直接供應城市市場為目的的商業性農業和手工業得到長足發展；二是國際市場需求引發的農產品和手工業產品商品化日益發展。第四，城鄉間人口流動愈發頻繁。農村自然經濟的逐漸瓦解、開埠通商口岸的興起和交通運輸條件的改善，成為推動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的巨大力量，農村人口被逐漸納入到城市分工體系和市場經濟軌道之中。第五，城鄉差距加速拉大。回報率較高的城市工商業部門成為外國資本和民族資本的主要流向，而回報周期長、回報率低的農業部門則鮮有人投資，農業生產技術也長期得不到改善。城鄉之間分離趨勢明顯，差距加速拉大。
第二階段（1949—1978年）：計劃經濟體制固化了中國城鄉差距。
新中國成立后，經過國民經濟三年恢復，為快速實現工業化（尤其是重工業化），國家實施了工農業產品不等價交換、農業合作化、統購統銷和要素流動控制等一系列的城鄉關系政策與制度。這些制度形成了一個相互支撐、互為補充的完備的剛性制度體系，確保了農業對工業、鄉村對城市長期而巨大的貢獻，且這種犧牲農業的行為被制度和法律不斷固化。第一，工農業產品不等價交換政策。采取扭曲工農業產品相對價格和交換關系的政策，一方面提高工業品價格，另一方面壓低農產品價格，制造了不利于農業發展的貿易條件。1952—1990年，中國工業化利用各種方式從農業中取得的剩余總量高達11594億元，其在國民收入積累額中的比重在工業化起步階段就達到40%以上。1977年，中國農產品價格低于其價值至少34%，而工業品價格高于其價值至少19.6%，農民交售農產品少得、購進農業生產資料和生活消費品多付等三項共計335億元，相當于1977年國家財政收入的1/3。第二，農業生產集中制度。新中國成立后不久，隨著土地革命的勝利完成，全國開展了一場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目的是實現土地的社會主義集體所有，更好地支持工業化戰略。具體形式和組織方式開始是通過農業合作化來進行的，隨后是通過人民公社化運動進行的。第三，統購統銷制度。因為實施了不利于農業生產的“剪刀差式”貿易條件和強制集中生產的農業合作化制度，所以對農產品的出路也必須采取統一的強制性手段，即對糧食等農產品的統購統銷制度。1954年，《統購統銷命令》規定，“一切有關糧食經營和糧食加工的國營、地方國營、公私合營、合作社經營的糧店和工廠，統一歸當地糧食部門領導”；“所有私營糧商一律不許私自經營糧食”。。糧食、棉花、油料等重要農產品的收購量占總產量的比重長期維持在60%以上（見表１）。第四，包括勞動力在內的要素流動控制政策。通過戶籍制度及由此派生出與戶籍制度相配套的城市勞動就業制度、城市偏向的社會保障制度、基本消費品供應的票證制度、排他性的城市福利體制等，有效地控制了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在城鄉間的流動。
一系列制度和政策阻礙了中國“三農”的發展，導致城鄉分離和分割的局面日益加深：一是農業相對衰退和農村商品經濟萎縮；二是工農業比例關系遭到破壞，工農業聯系被人為割斷，工業化被限制在城市范圍內獨立運行，而沒有帶動農村的繁榮，工業化創造的成果沒有改善城鄉之間的關系；三是城鄉二元化政治和二元社會結構形成并固化；四是城鄉差距繼續被拉大。若以1952年為100，1979年工業總產值指數達1734.4，其中重工業指數竟高達2991.6；但同期農業總產值指數只有249.4。同時，工業化建設對農業剩余長期、巨大數量的攫取，使廣大農民常年生活在貧困狀態之中。1980年，在總共529.57萬個農村基本核算單位（生產隊）中，人均年收入低于50元的有145.17萬個，占總數的27.41%，即全國四分之一以上的農民終年不得溫飽；人均年收入低于100元的基本核算單位達391.69萬個，占總數的46.55%（不包含人均收入低于50元的生產隊），即全國有將近一半的農民剛剛溫飽。
第三階段（1978-2003年）：前改革時代“級差式”發展方式和“分離化”改革措施加速了中國城鄉分離與對立。
筆者將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至2003年“科學發展觀”提出的改革階段稱為“前改革時代”。前改革時代“級差式”發展方式和“分離化”的改革措施加速了中國城鄉的分離與對立。“級差式”發展方式是通過拉大收入差距來激勵人們的致富欲望，從而刺激經濟發展的方式，這種方式因為采取激勵型發展而引致了中國經濟長期較快發展。“分離化”改革措施是指在前改革時代，有能力的人從一般人群中分離出來先富起來；擁有特殊資源的地區通過政策先富起來；與市場結合緊密的行業首先發展起來。在城鄉關系方面，“級差式”發展方式和“分離化”改革措施則表現為城市利用自身優勢和國家優惠的改革政策先富起來，由此加劇了中國本來就存在的“城鄉二元結構”。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城市化水平遠遠落后于工業化水平。亨德森將城市化速度的滯后作為中國城市發展中的第一項重要特征加以指出：中國城市人口的年均增長率僅為3.5%左右，明顯低于其他發展中國家經濟高速增長期5%-6%的城市人口增長率，當中國的城市化水平為46%時，與中國有著相同實際人均收入的代表性國家的城市化水平已達到55%，發達國家的城市化水平則達到70%—85%。2010年，中國第二、三產業所占GDP的比重已經接近90%，但城鎮人口所占總人口的比重卻只有49.68%。換言之，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城鄉融合速度遠遠低于工業化發展速度，中國有更多的人不能充分分享工業化帶來的好處。
第二，城鄉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由于改革初期的制度復歸效應（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對最早土改制度的復歸）、價格政策和技術進步在提高農業生產率進而帶動農民增收方面起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使得1978—1984年城鄉收入差距呈現縮小趨勢；這6年間中國農民年均增收達到16.5%，快于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長速度（僅為12.2%）。1983—1984年，城鄉居民收入比下降到1.8。此后，改革重點逐漸轉向城市，農村經濟制度復歸帶來的增長效應逐步釋放，農民收入增長率下降，甚至出現了1989年的絕對負增長（-1.6%）。1985—1994年這10年間，農民收入年均增長僅為4.35%，而城鄉居民收入比開始拉大，1989年為2.3，1994年為2.9。隨后，中國迎來鄉鎮企業大發展時期，城鄉收入比連續４年下降，從1994年的2.9下降為1998年的2.5。但此后城鄉收入差距持續擴大，自2004年達到3.21后，便一直徘徊在3.2-3.3左右。
第三，城市內部的“二元社會”開始形成。在時間方面，城市內部二元社會分割體現在不同身份的人享受城市公共服務的先后有嚴重區別；在空間方面，體現在城市中大量“城中村”的出現；在勞動力待遇方面，體現在勞動力市場上的種種分割和歧視；在生活方式方面，流入的外來勞動力（主要是來自農村的勞動力）與城市戶籍居民之間存在巨大的生活方式的差異。
第四階段（2003年至今）：后改革時代城鄉關系出現既統籌又分離的趨勢。
筆者將2003年“科學發展觀”提出之后的改革時代稱為“后改革時代”，在后改革時代，中國城鄉二元結構表現出既統籌又分離的趨勢，呈現一些新動向。具體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國家強化實施城鄉統籌發展政策但改革累積效應使城鄉差距擴大。在后改革時代，國家在處理城鄉關系中城市偏向的政策有所改變，尤其是在2008年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做出《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之后，更是將“三農”問題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由于改革累積效應和城市既得利益集團的影響，城市偏向的政策還很難改變。就改革的累積效應看，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累積，城市的優勢越來越明顯，在城市的投資效益與生活舒適度越來越高，城市偏向的政策轉變很難帶來城市偏向的行為轉變。就城市既得利益集團的影響看，當一個改革所帶來的利益是確定或可以預見但又有限時，改革的設計者、政策的制定者就會將不屬于自己的利益集團的群體排除在改革之外，剝奪部分人參與改革的機會和權利。在中國城鄉關系上，表現為深化的改革措施一旦要降低城市居民的相對福利時，則城市利益集團就會對政府施加壓力以進行政策調整，或者對利益均等化改革進行抵制，或者將農民從改革獲利群體中排除出去。
第二，國有企業戰略重組使農村資源向城市集中再次助推城鄉分離。從企業角度看，大城市由于擁有基礎設施、知識人才、信息等方面的優勢，一直被企業所青睞，企業向城市的集聚未曾停止，城市逐步成了企業總部的所在地——總部經濟由此誕生。在后改革時代，中國從政府與市場兩個方面都加快了國有企業的戰略性重組步伐，出現了一批企業“航空母艦”。企業“航母”的出現有利于中國企業提高國際競爭力，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也有積極作用。但從城鄉關系角度看，這一趨勢必然導致中國城鄉分離被強化。一方面，原來在農村和小城市的一批企業，尤其能源化工企業陸續搬進大城市，把促進經濟發展的因素也帶進城市；另一方面，把農村的生產要素，尤其是原料帶到城市郊區加工。從某種程度上說，國有企業的戰略重組導致了資源富集區農村的凋敝。從現實看，一是中國大城市集中了大量的大型企業集團。在2002—2011年的10年間，進駐北京、上海等20座大城市的中國500強企業多達679家（見表2）。二是部分經濟大省和企業大省已經形成了多個企業集聚的中心城市。部分經濟大省已明顯形成了“一省兩核心”的城市經濟圈，如山東的濟南和青島，浙江的杭州和寧波，遼寧的沈陽和大連。而部分企業大省甚至形成了“多核”的城市經濟圈，如江蘇除南京和蘇州外，還有江陰和無錫；廣東除廣州和深圳外，還有佛山和東莞等。
第三，人力資本和知識資源向城市集中導致農村發展再次受限。經過前改革時代二十多年的發展，中國城市已取得了相當的發展，城市中有待遇較高的就業機會、較廣的個人發展空間、優質的教育和醫療資源，尤其重要的是城市中較高品質的生活和城市人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對農村人，尤其是農村年輕人有巨大的吸引力，必然加快農村人力資源向城市的集中過程。這些人雖幾乎沒有農業生產經驗，他們流向城市不會對農業生產造成直接影響，但卻有可能造成城鄉關系的繼續分離：隨著擁有知識的青年勞動力逐漸離開，農村中剩下的都是老人和兒童；流出的青年人即便無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他們也不愿意再回到農村中去。這樣，農村的人力資本無法累積，農村的后續發展缺少動力。
2、近代以來中國城鄉二元結構的內容擴展
（一）近代以來中國二元結構的擴展過程
中國城鄉二元結構內容的特殊性在于它不僅僅局限于二元經濟結構的層面，而是滲透到政治、社會、文化等方面。近代以來中國城鄉二元結構擴展的路線圖如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城鄉二元政治結構→城鄉二元社會結構→城鄉二元文化結構。
第一，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形成與擴展。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西方國家的商品、資本及其所承載的工業文明、商品經濟文化和市場經濟邏輯開始沖擊中國傳統的農業文明、小農經濟文化和自然經濟邏輯。隨著一次次戰敗后國門逐步洞開，中國商品市場逐步擴大（見表3）。城鄉間維持了幾千年的模糊邊界被逐漸劃分開來，城鄉分離趨勢越來越明顯，程度也越來越深。1870年后，官僚資本和民族資本也加入到分離中國城鄉的隊伍中。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的10年間，中國民族資本有了長足發展，城市經濟進一步壯大。民國時期，官僚資本、買辦資本、外國資本三股資本勢力繼續沖擊原本就脆弱的中國城鄉關系，城鄉進一步分離。農村逐漸成了城市工業部門的生產要素來源地，也是城市工業部門產品的去路之一。這樣，中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逐步形成。這時雖然出現了城市人和鄉村人的差別，甚至在農村中的士紳階層也逐漸壯大，但城鄉二元結構則主要局限在經濟領域，并未向政治和社會領域擴展。
第二，城鄉二元政治結構的形成與固化。新中國成立后，為了配合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國家戰略，在勞動力流動方面國家制定了嚴格的戶籍制度，將公民分為農村戶籍與城市戶籍，對人口在城鄉間的流動、城市招工范圍、農轉非的途徑等做了極其詳細的規定。一方面將農民釘在土地上，強制他們完成為城市工業部門和城市建設提供積累的任務；另一方面將廣大農民享受城市較充裕的糧食供給、較高的工資與福利待遇、較完備的公共產品提供的權利剝奪了。同時，戶籍制度還帶來了空間、歷史差距、二元部門和社會地位四重鎖定效應（見圖2）。即使農民再有管理國家的能力，也沒有渠道進入公務員行列，更不用說通過自己的努力成為有領導職務的公務員。這樣，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農民為國家工業化戰略做出了巨大犧牲與貢獻，但卻不能享受與他們的貢獻相匹配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而且隨著時間的發展，戶籍制度不斷被完備，不斷被強化（見表4）。由此，中國城鄉二元政治結構完成了由形成到固化的過程。
第三，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的產生與表現。伴隨著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不斷形成與深化，計劃經濟下城鄉二元政治結構的逐步形成與固化，中國城鄉二元社會結構也逐漸形成。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城鄉居民享受社會保障的水平存在較大差異。近代以來，在中國享受社會保障就是城市人的專利，將農民排斥在外。新中國成立后，這種狀況并沒有多大改變，1951—1966年，國家陸續制定和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革命工作人員傷亡褒恤暫行條例》、《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病假期間生活待遇試行辦法》、《工人、職員退休處理暫行規定》、《關于改進公費醫療問題的通知》、《關于改進企業職工勞保醫療制度幾個問題的通知》等一系列政策法規，在城市建立起了水平雖低但卻完備的社會保障體系，但農村卻幾乎是一片空白。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社會保障也未能實現城鄉一體化。其進步只在于：農村社會保障從無到有，城市社會保障錦上添花。以醫保差距為例，2011年，三項基本醫療保險制度覆蓋了95%以上的城鄉居民，參保人數增加到12.95億人。其中，新農合參保8.32億人，城鎮居民醫保參保2.16億人，職工醫保參保2.47億人。但是，新農合與城鎮居民醫保和職工醫保的質量和水平差距是巨大的。二是以教育機會不平等為代表的城鄉機會不平等問題十分突出。教育擴張并不能導致教育機會分配的平等化，相反，只要處于優勢地位的群體還有可能去提高他們的教育機會，教育機會不平等就會維持，這就是關于教育擴張與教育不平等之間的著名假設——最大化維持不平等假設。不幸的是，中國的現實印證了這一假設。中國重點大學農村學生比例自1990年起不斷滑落，如北京大學農村學生所占比例從1978—1998年的三成落至2000年以后的一成，清華大學2010級農村生源僅占17%。三是農村居民通過努力成為城市人和富人的渠道不暢通。在計劃經濟年代，這條渠道因為戶籍制度等的鎖定效應，幾乎是封閉的。改革開放之初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社會輿論對成功的評判標準較為單一，即致富，那時農民通過興辦鄉鎮企業、進城打工、考取大學等方式致富或進入城市，規模很大，渠道暢通。但現在這條道路似乎被割斷了，城市人和鄉村人分野明顯，雖然身份轉化的制度障礙減少了許多，但是轉化的渠道卻不順暢，農民成為城市人或富人越來越困難。
第四，城鄉二元文化結構的存在與強化。城鄉二元文化結構自中國城鄉差別形成之初就存在了，并在數千年中變化甚小。但在1978年開始進行市場化取向改革后，中國城鄉二元文化結構則呈現加速分離的趨勢。一是城市市場經濟文化和農村自然經濟文化的差異逐漸擴大。改革開放后，西方市場經濟文化逐漸滲透到城市人的生活中，人們的自主理念、競爭理念、創新理念、開放理念逐漸形成。這與農村自然經濟文化形成了鮮明對比，在中國農村，尤其是中西部地區的農村至今仍是依賴理念、同情弱者的理念、封閉理念在人們意識中占據主導地位。二是城市人思維方式和鄉村人思維方式的差異明顯。一個形象的說法是：在中國現階段，“城市人偏好關注自己的明天，而農村人喜歡關注別人的昨天”。即由于市場經濟的發展，城市人的生存壓力很大，要不斷考慮自己明天如何發展、在哪里謀生；而一定程度的自然經濟存在使農村人生存壓力較小，有更多的時間去議論別人，談論是非。三是城市人和鄉村人生活方式的差異逐漸擴大。城市居民越來越崇尚健康、休閑、享受型消費，他們運動健身、休閑娛樂、出境旅游、購買奢侈品，而對于中國絕大多數農民，這樣的生活方式還很遙遠。
（二）中國四重城鄉二元結構的內在作用機理
從整體上看，中國城鄉二元結構在內容上的擴展，經歷了由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到城鄉二元政治結構，再到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直至城鄉二元文化結構。那么，中國城鄉二元結構的四方面內容之間的作用機理是什么呢？我們可以從時間、空間和關系三個方面進行分析：
第一，四重二元結構在時間上不是完全繼起的。城鄉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四個二元結構的擴展在時間上并不是完全先后繼起的，四個過程
雖然有相互重疊的部分，但產生和發展在時間上又不完全重合。可以說，城鄉二元經濟結構貫穿中國城鄉關系發展的整個歷史階段；城鄉二元政治結構則是新中國成立后由于實行以戶籍制度為代表的計劃經濟體制所造成的特殊的、比別的國家更加明顯的城鄉對立局面；城鄉二元社會結構則是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和政治結構共同起作用的結果；城鄉二元文化結構則處在一個不斷被強化的螺旋式累積增長通道之中。
第二，四重二元結構在空間上是并存的。一方面，在中國的每個地區、城鄉關系演變的每個階段，四重城鄉二元結構幾乎同時存在；但另一方面，在不同地區，四重城鄉二元結構又不是完全一致的，其中有些二元結構在這些地區占主導地位，而在另一些地區只是處于從屬地位。如在中國現階段，東部發達地區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東部地區的主要任務是破解城鄉文化二元結構，推進城鄉文化一體化。而西部地區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還十分嚴重，西部地區的主要任務是統籌城鄉經濟發展，推進城鄉經濟一體化。
第三，四重二元結構在關系上是互動的。城鄉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四個二元結構互為條件、相互促進，形成了比較穩定的格局。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居于基礎性地位，從物質基礎上決定了其他三個二元結構的形成和發展。城鄉二元社會結構則是在城鄉經濟、文化、政治二元結構聯合作用下，所表現出的中國城市和農村、城市人與鄉村人在社會發展上的二元差異。城鄉二元政治結構是由于實行計劃經濟體制而引致的中國比其他國家更為突出的體制性二元結構，對其他三方面二元結構也起到了強化和固化作用。城鄉二元文化結構是中國特殊城鄉二元結構形成的文化和哲學根源，而且城鄉二元文化也是四重二元城鄉結構中最頑固，最難以轉變的一個。中國傳統的小農文化、自然經濟文化已經深深地滲透到每位國人的意識中，并且世代相傳。可以說，時至今日，相當一部分城市人和絕大多數農村人本質上仍信仰自然經濟文化，思維方式受這種文化影響，行為方式自覺不自覺受這種文化支配。而且，不同于經濟、政治和社會，文化的穩定性和傳承性決定了其轉變的困難性和滯后性，中國小農文化和自然經濟文化轉變的困難與滯后又會使城鄉經濟、政治和社會二元結構的破解面臨更大的困難和不斷反復的危險。
3、中國城鄉一體的特殊路徑
中國“三農”問題的實質是農村生產要素太分散，尤其在廣大山區，村莊規模狹小，農民居住分散，土地經營分散，教育、醫療衛生等資源布局分散。因此，在一定意義上說，城鄉一體化的過程就是農村生產要素集中的過程。在中國要采取六個“三位一體”的路徑，即“三位一體”的農村城鎮化路徑、“三位一體”的新農村建設路徑、“三位一體”的教育一體化路徑、“三位一體”的農村勞動者就業與居住路徑、“三位一體”的醫療衛生資源布局路徑、“三位一體”的城鄉一體化載體路徑，將農村分散的生產要素逐漸向市、縣、鎮集中，提高農民享受人類文明發展成果的水平，推進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
第一，“三位一體”的農村城鎮化路徑。“三位一體”的農村城鎮化路徑就是“大縣城—大鎮—大村”路徑，即擴大村子、鎮子、縣城的規模，提高村、鎮、縣城的人口密度，夯實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的基礎。一是擴大縣城規模，強化縣城對村鎮的輻射滲透能力。二是繼續并鎮，擴大鎮的規模，壯大遠離城市的鎮的經濟實力。三是合并村莊，擴大村莊規模，改變農民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促進農民之間的互相交換，提高商品交換率。同時，按照市場經濟規律，加速農村的土地流轉，發展規模經濟，提高農村生產要素的聚集效益與資源配置效率。
第二，“三位一體”的新農村建設路徑。“三位一體”的新農村建設路徑，就是對“不適宜生存和發展的農村”采取逐漸移民搬遷和生態建設的措施；對“只適宜生存但沒有發展潛力的農村”尊重市場機制選擇，經過一段時間一些村莊發展成為新農村，一些村莊被別的經濟主體所兼并（山東南山村、江蘇華西村兼并周圍農村就是典型案例）；對“既適宜生存又有發展潛力的農村”政府采取重點投資、重點建設的辦法，把它們逐漸建設成為具有優勢產業或特色產業、能吸引周邊農民就業的社會主義新農村。
第三，“三位一體”的教育資源集中路徑。“三位一體”的教育資源集中路徑，就是“鎮辦小學—縣辦初中—市辦高中”的路徑。山區農村不具備辦好現代小學的條件，把農村有限的教育資源向城鎮集中，提高城鎮的教育質量。由政府補貼讓農村孩子到鎮所在地上小學，到縣城上初中，到市政府所在地上高中，形成“鎮辦小學、縣辦初中、市辦高中”的教育資源布局。這樣，既讓農村孩子享受現代教育資源，又從根本上推進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
第四，“三位一體”的農村勞動力就業與居住路徑。“三位一體”的農村勞動力就業與居住路徑，就是農村“三分之一的勞動力及其家屬到外地就業與居住、三分之一的勞動力及其家屬在縣城就業與居住、三分之一勞動力及其家屬在鎮政府所在地或大村就業與居住”。通過這一路徑，可以從根本上解決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中的農民比較穩定的就業與居住問題。
第五，“三位一體”的醫療衛生資源布局路徑。“三位一體”的醫療衛生資源布局路徑，就是“鎮辦衛生所—縣辦好一所具有較大規模與一定水平的醫院—市辦好一所現代化中心醫院”。這一路徑具有以下兩點優勢：一是改變目前在新農村建設中出現的“村村辦衛生室，鎮鎮辦衛生院”，既浪費醫療衛生資源，又不實用的現象；二是提高當地市縣醫療水平，解決農民舍近求遠到省城醫院看病難的問題。
第六，“三位一體”的載體建設路徑。“三位一體”的載體建設路徑，就是“企業—產業—產業集群”三位一體的產業發展模式。“三農”問題的解決和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的實現都需要一個支撐平臺，這個平臺就是產業。“三農”、“農民”、“農民收入”、“產業”四者之間的邏輯結構是：“三農”問題的關鍵是農民，農民問題的關鍵是收入，收入問題的關鍵是就業，就業問題的關鍵是產業。有了產業農民就能就業，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而企業的聚集會帶來產業的興旺，形成特色優勢產業，特色優勢產業鏈的延伸又會形成一個產業集群。
作者簡介：白永秀（1955—），男，陜西省清澗縣人，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市場經濟理論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學術月刊》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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